道德决策的认知神经基础

道德决策的认知神经基础
刘耀中;唐志文
【摘要】Morality is an important basis that maintains the human society. It covers life, politics and econo- my, etc. however, the moral decision -making mechanism has plagued by controversy. It is especially insufficient to interpret the moral mechanism only through reasoning and behavior analysis, which has caused incongruence of views. Restriction of research tools and techniques has triggered inadequacy of the research of the brain, the basis of moral thinking.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may provide new guides and feasible technological analy- sis for the moral decision - making research. Based on cognitive neuroscience, researchers have put forward various assumptions. This paper offers a discussion of the existing moral decision - making views, intending to provide some bases for the morality researchers.%道德是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重要基础，涵盖生活、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

但是道德决策的机制一直饱受争论。

人们仅仅通过思辨和行为分析推理道德机制尤显不足，导致观点迥异难以统一。

而且在研究手段和技术的限制下，对道德思维产生的基础——大脑研究不足。

但是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则为道德决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可行的技术分析。

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者们提出了各种类型的假说。

文章对当前存在的道德决策神经观进行了论述，以期为道德研究者提供一定依据。

【期刊名称】《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11)003
【总页数】6页(P37-42)
【关键词】道德;神经;情绪;直觉
【作者】刘耀中;唐志文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32;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842
传统上认为，道德决策是基于理性下的，经过充分的理性分析得到的结果。

科尔伯格认为，道德决策需要一系列的推理过程，他们认为人们在道德判断过程中遵循的是理性思维，通过思考假设和检验假设得出合乎伦理道德的决策。

也就是道德决策中，都要有意识地参与，是在有意识的前提下进行的。

这就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道德决策理性理论，但是随着对道德决策研究的深入，这一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

2001年Haidt在美国《心理学评论》上发表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1］一文声明，道德决策是一种无意识的、快速的、自动的过程。

例如，在人们听到“三鹿毒奶粉”的问题时，人们立即意识到这是不道德的，不需要严谨的推论与推理过程。

此后研究者开始重视道德决策过程中的无意识部分。

在道德决策中有很多理论都包含无意识成分。

如Damasion(1994)的躯体标识假说(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Grafman等人(1995)的结构事件复合框架(Structured－eventcomplex framework)，Blair和 Cipolotti(2001)的社会反应逆转理论(Social response reversal)，Premack和Woodruff的身心同一理论(Theory of mind)模型，Haidt的社会知觉模型(SIM: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1］，
Greene 的双加工理论(DPT:Dural－process theory)［2］，Moll等人(2005)的
事件特征情绪复合体系(event－feature－emotion complexes)。

不管是Haidt的SIM模型，还是Greene的DPT理论，或是其他理论(SEC，EFECs)，都涉及到情绪和情感因素，大脑中腹外侧前额叶(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VMPFC)是与情绪处理相关的一个重要区域。

历史上著名的案
例就是在1848年，美国一名铁路工人，由于意外大脑被一根铁棒插穿，损害了VMPFC区域，导致性情巨变。

在没有受伤之前，这名工人有责任心，热爱工作，遵守公共道德，秉性温文尔雅，决策适宜。

当VMPFC损伤后变得脾气暴躁，不负责任，决策易变而且不道德行为增加。

导致最显著变化的就是情绪加工能力受损。

一般来说VMPFC受损的个体，其人格会发生变化，缺乏同情心，理性决策能力下降。

因此道德决策与人类的大脑有重要的相关，但是由于受到研究手段和技术的限制，人们对大脑的了解不多。

但神经科学的发展，则为人们的研究视角提供了新的起点。

道德决策研究中，很多研究者基于当前的认知神经科学提出了大量的假说。

本文拟对各种类型的假说及发展进行论述，以期为道德研究者提供一定的依据。

Damasio(1994)发现VMPFC受伤的个体智力正常，能够识别社会情境，但情绪
发生了变化，在实际生活中无法做出合理的决策，表明病人对这些社会情境信息无法加工，无法辨别利弊。

因此他们认为情绪能帮助人们进行决策，据此提出了“躯体标识假说”(SMH)。

SMH认为，躯体变化会影响决策加工，当个体面对正在发生的事及回忆时身体状态会发生改变，进而会影响决策加工。

躯体状态包含“初级诱发物”和“次级诱发物”，例如看到一只狼(初级诱发物)自发引起躯体状态改变，也可能是因为想到一只狼(次级诱发物)而引起。

在这个过程中杏仁核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杏仁核的情绪记忆功能会记下这种躯体状态，并进行快速的反馈。

VMPFC
反应比较缓慢，要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

当人们再次经历发生的事情时，情绪能作为一个标识，为我们做出最快的决策。

道德决策过程中情绪同样会影响决策结果，
在决策的过程中也会激发情绪因素，通过情绪做出最快的道德决策。

Bechara等
人发现正常的被试在风险决策中，其皮肤电都会发生变化，并能够意识到最好的决策，如果VMPFC受损，却无法意识到最好的决策，导致理财投资中每每失败［3，4］。

SMH框架可以用来解释PFC受损病人出现的行为障碍，这一框架整合了认知和情绪因素，并且在神经心理学和临床中都得到了结论［4，5］。

但是SMH框架不
能解释PFC亚区［6］在道德决策中的作用。

Blair和Cipolotti受到Rolls等人的反应逆转范式的启示，为解释
OFC(Orbitofrontal cortex)受损病人社会行为障碍而提出了社会反应逆转模型。

Rolls等人研究发现，OFC受损的被试在执行反应逆转任务时，出现更多的不当行为［7］。

该假设认为病人的反社会行为是由于行为反应难以改变，特别是当行为产生不利结果的时候，病人很难控制，灵长类［8］和人类脑损伤［9］研究表明
存在社会反应逆转现象。

Blair等人比较OFC受损的病人发现，OFC受损往往会
导致出现反社会人格现象，对他人更具攻击性与冷漠。

在表情再认任务中，对生气和厌恶表情难以辨识。

因此Blair等人认为OFC是一个行为抑制脑区，但是这一
系统不等同于暴力脑区(violence inhibition mechanism:VIM)，VIM损伤不会发展成精神变态，仅仅增加了攻击性［10］，但OFC强调的是杏仁核对道德社会化的影响。

但是这一模型同样不能解释其他脑区发生病变时的不道德行为，例如，颞叶和前PFC;同时不能解释社会知识在道德决策中的作用;虽然双侧杏仁核损伤导致病人面部表情再认障碍［11］，但研究中仍然没有证据解释仅仅因为杏仁核受损，导致道德行为变化的现象。

早期额叶和颞叶病变会导致不道德的反社会行为［12］，并产生人格变化，这是
由右PFC和颞极病变引起的。

Lough等人通过Theory of mind(ToM)任务研究
发现，OFC双侧、前颞叶及杏仁核出现萎缩的病人，虽然智力水平正常，但道德
决策却出现异常。

他们认为道德决策需要一定程度的抽象推理能力，而个体脑区病变导致ToM机制与正常的执行功能发生了分歧，同时Tempini等人研究发现，
一些额颞病变的个体会出现人格的改变。

对自闭症和Asperger's综合征病人研究发现，ToM机制受损的个体其正常的道德认知出现异常。

ToM能解释一些道德行为障碍中道德认知因素对道德决策的影响，但是不能解释社会知识、情景信息和动机在道德决策中的作用［13］。

SEC体系认为PFC具有储存事件序列知识的能力。

事件序列知识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用以指导知觉信息和确保活动能按照正确的目标执行，例如听音乐会或参加舞会。

SEC体系强调人们对事件发生时情景信息的抽象化及组织事件进行的时间序
列分析，大脑中PFC区域储存了不同类型的事件内容［14－17］。

在临床和神经影像学研究中都发现，不同的PFC亚区涉及不同的社会认知和情感表征(VMPFC)，例如，新颖和多任务时间序列(anterior PFC)，超量学习序列(posterior PFC regions)，目标导向活动。

这一框架明确了道德认知的影响，据此假设PFC储存了社会知识和时空信息，但SEC框架不能解释PFC区域如何与其他相关区域联合作用，共同做出道德决策的。

社会直觉模型(见图1)是由Haidt在2001年提出的。

在研究道德决策时，他发现
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很多被试在做出决策后，却无法解释做出决策的合理理由，也就是“道德失声”(Moral Dumbfounding)，因此他认为影响道德决策的原因是
来自于一种无意识的、快速的、自动化的直觉，道德决策的核心内容是直觉加工，是一个情绪驱动过程。

SIM不仅仅关注意识层面的道德决策，同时也考虑了无意
识层面的道德决策。

SIM强调决策过程中直觉因素，特别是情感反应，提出了注
重实证研究的道德决策模型，为道德决策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

(1)道德决策的社会直觉模型包含了6个过程，首先是直觉决策，这一过程是无意
识过程，迅速且不需认知努力，道德失声就发生在这一阶段。

有时候人们会基于直
觉决策过程直接进入社会劝服阶段;(2)经过最初的直觉决策后进入事后推理，这一
过程中人们需要找证据来支持先前的直觉判断，是基于意识下的需要认知努力的过程，在不断的假设与验证中形成新的道德决策。

当逻辑推理与直觉判断相冲突时，由于直觉决策力量较弱，人们会形成两种态度:一个是理性的语言表达，另一个是
直觉的判断，或者回到直觉决策过程，这时基于多个角度下，个体会产生多个相互冲突的的直觉，最后的道德决策有可能受到最强力的直觉影响，也可能通过理性逻辑分析做出决策;(3)当达成道德决策后就进入了理性劝服，这时人们通过向他人征
求意见和建议，讨论自己的道德决策，从而劝服别人。

这一过程是基于新的情绪上的，并不能提供大量的有逻辑性的证据。

然后再进入新的判断。

因此，社会直觉模型下的道德决策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循环过程。

这一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工作记忆、情景类型、冲突大小、内隐态度、文化特征，等等。

Greene通过fMRI对道德决策的神经机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8－26］，而且比Haidt的 SIM 模型更加符合最新的道德决策研究。

Greene的双加工理论认为，道德思维有两个各不相同的过程:一个自然的受到情绪反应所驱动的直觉决策过程;一
个受到认知加工控制的认知加工过程。

Greene(2001，2004，2008)等人使用两难材料研究道德决策，他将实验材料分
为三类。

第一类是个人情感道德困境(personal moral)，Greene等人将个人情感道德困境的内涵定义如下:(1)该困境必须能引起严重的身体伤害;(2)某一类人要承受这种伤害;(3)这样伤害是决策者导致的，是故意的。

这三个标准中都包含一种思想，即“我会伤害你”。

不符合的则为第二种实验材料，亚个人情感道德困境(impersonal moral)。

第三类实验材料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的普通决策困境。

代表
亚个人情感道德困境和个人情感道德困境典型的例子就是电车困境和人行桥困境。

电车困境是指，一辆失控电车飞速通过一岔路口，前面的轨道上有5个工作的工人，岔道上有1个。

电车正驶向这5个工人，千钧一发之际你可以通过变轨，使
车转向另一条铁路撞死1个工人进而拯救5个人。

人行桥困境是指，你和一个胖子，正站在天桥上，一辆失控的列车朝5个毫无察觉的人冲去。

如果有人跳到车轨上就能阻挡电车，但你的体重太轻，无法阻挡列车，如果把那个胖子推下去就能阻挡火车前进。

这样胖子就会死掉，但其他5人将会得救［2］。

很多人在电车困境下都会选择改变电车方向“舍一救五”，作出功利性决策，而在人行桥困境中不愿意推下胖子被称为道义性决策。

Greene通过fMRI研究发现，功利性决策激活了背外侧前额叶(DLPFC)，而道义性决策激活了腹内侧前额叶(VMPFC)，颞上回和杏仁核及边缘系统［24－26］。

Greene认为出现上面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在个人情感道德困境中激活了更多的情绪反应。

道义性决策的过程中产生了更加强烈的情绪体验，这一过程主要受直觉加工控制，属于道德的直觉决策过程［1，27］，在功利性决策中更多的是认知控制加工(理性控制)，也即是Greene等人提出的双加工理论(见图2)。

它基于以下几个假设:(1)道德决策存在两种加工过程，即认知控制和直觉情绪(intuitive emotional);(2)道义性决策触发情绪加工，而功利性决策受到认知加工控制;(3)当有害的行为离我们较远时，并不能激活情绪加工。

因此，功利性道德决策过程是基于认知的、计算的，［22］使人们更加赞同这些行动。

相反，当伤害是直接的时候，就很容易激活人类的情绪反应，并依此做出道义性决策。

不管是功利主义还是道义主义，结果都会激活人类的情绪，只是功利主义者在道德决策过程中更加容易受认知加工控制。

按照Greene的观点，直觉加工过程似乎要早于认知控制过程，但是直觉决策激活的脑区更多。

而且通过对Greene的研究材料分析发现，道德两难困境中的个人情感道德困境和亚个人道德情感困境界定不清晰［28］，实验项目生态效度不高，因此其研究结论的外延性受到了质疑。

以上的陈述表明，道德决策的神经机制不仅仅局限于PFC，而且边缘系统和其他
脑区都有参与。

Moll(2005)为克服很多理论框架存在的局限性，提出了事件特征
情感复合体系(event－feature－emotion complexes:EFECs)来解释道德决策。

道德决策过程中包含了道德认知、情景信息等。

EFECs体系主要包含三个维度:结
构性事件知识(structured event knowledge)，在PFC中事件表征和事件序列与
上下文相关(context－independent)表征是一致的;社会知觉和功能特征(social perceptual and functional features)，在前后颞叶皮层用来表征与上下文无关的知识(context－independent);中枢动机和情绪状态，与边缘回和边缘旁回结构的上下文无关的激活一致。

以上脑区在临床和神经影像学中都有证实，而且都与道德决策和行为有关。

道德是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在不断变化的时间和空间中，人们不断地做出道德选择。

人们在做出道德决策时，会根据自己的情形、他人的行为对自己的道德行为不断地调整。

在SECs中PFC脑区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构造基于情景的社会和非社会知
识体系［14］。

例如类似日常事务的这种知识，储存在PFC中部和后部，在DLPFC中储存的是较难直接预测的事件知识。

像制定计划、规划未来这种长期目
标和多复合事件储存于前PFC脑区，通过整合分离的事件任务，完成复杂逻辑关
系的目标。

最后，腹内侧前额叶对社会认知和情绪事件会给予优先保证，进而社会刻板印象和态度最先出现。

在你快速浏览你喜欢的报纸时，你的关注点在毒奶粉和蒙牛陷害门上时，大脑开始处理大量的与社会有关的直觉信息，信息的处理依赖于复杂的特征和语义知识［29］。

神经影像学和神经心理学研究中发现存在很多与上下文无关的特征表征。

当人进行内隐和外显的道德评价时，需要提供有效的社会知觉特征和基于环境的功能特征。

社会知觉特征包含面部表情、韵律、身体语言和手势等，这些信息被储存在STS脑区［30］。

社会功能特征对从不同社会情境中提取的与上下文不相关的
信息进行编码。

语义障碍和异常活动的研究表明，这一区域损伤会导致个体心理异
常［31］。

道德决策中需要对事件知识、语义信息及知觉特征进行检索和表征，如果在道德决策中忽略了个体的道德和情绪，那么道德的内涵就荡然无存。

道德决策中边缘回和边缘旁回负责监控基本的情绪与动机状态，中枢动机系统是动机的基础神经结构。

中枢动机系统负责区分基本的情绪，例如恐惧和厌恶。

几个边缘区域通过与PFC
相互作用对道德行为产生影响［32］。

EFECs模型中，中枢动机系统通过整合PFC与边缘系统对道德决策产生影响。

例如，PFC皮层表征系统会使个体注意到
存在的一些伤害，中枢动机系统产生焦虑不安的情感，会鼓励你帮助那些痛苦的人，以便减少这种焦虑情绪，进一步整合理性认知控制机制和情感竞争机制。

在道德决策中情绪因素会直接影响道德决策，基本的情绪来自于知觉、想象和回忆，其中典型的道德情感包括内疚、同情、尴尬、羞愧、自豪、蔑视及感谢;一些道德
情感依赖于情景，例如，厌恶、惊恐和愤怒。

而道德情感又与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社会现实有关，受到社会偏好、期望等影响，在道德决策中，情感需要整合三个系统。

最近通过fMRI研究道德决策发现不同的道德问题激活了不同的PFC亚区、
边缘回、边缘旁回及前颞叶皮层。

道德价值观和道德情感都会直接影响内隐和外显的道德决策。

在抽象的道德推理中，PFC通过抑制情绪反应进行认知加工。

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为我们了解大脑内部工作机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道德决策研究从科尔伯格理性主义模型不断演化到神经模型，通过神经学实验获得了大量道德决策的脑机制证据，提出了众多的理论模型。

但是这些研究还存在很多缺陷，没有对影响道德决策的因素进行分析，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还要不断地加强对道德决策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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