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爱歌的人文旨归

《圣爱歌》的现代人文旨归
冯希哲
方越先生呕血千言，用“三秦一枝笔”的才情与思考浓缩一曲《圣爱歌》，引致中外武则天“粉丝”的交口称赞本为情理中的事。

他向来乐善好施，平日里喜为他人做嫁衣，究竟让多少人享尽其文字之功妙，自己说不清，别人也只记住了其妙笔生花，着实了得。

如今，《圣爱歌》一出，总算为大半辈子的舞文弄墨生涯有了个交代，可喜可贺，不然“三秦一枝笔”的美誉岂不让人惋惜，也替朋友了却了一桩心病。

实际上，方越先生创作《圣爱歌》走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借古歌行体非己专长，选材又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佳话，何况武则天早在史学家、文学家，或思想家、政治家，甚至流言家那里，是常说常新的老话题，加之传媒手段的不断宣解，给再度创作无形中制造了庞杂的障碍。

历史掌故如同文学作品，阅读立场不同结果便有异，正如鲁迅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如此题材无疑是双刃剑，要出新行路难，不出新则可能被湮没而一无是处。

我着实替先生捏了一把汗。

好在《圣爱歌》是人生体验和生活阅历的提纯，虽操笔挑开的是武则天的历史沉案，为重释历史，实际融入个人见识，自然有自己影子在，也不至落于俗套。

岂料《圣爱歌》首唱即鸣，在“国际武则天研讨会上”得中外学者激赏，恰应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说法，释去了此前的担忧。

于此诗，击掌拍案者有之，扼腕叹奇者有之，嫉妒期羡者有之，一时间人们重提唐女皇佳话，颇有些风势。

成功的《圣爱歌》，成功在新世纪肇始的“国学讲史”热中，便有了特殊的价值，与那些如火如荼热捧起的学术“超男超女”相形，多了涵蕴，正是“浮尘一片”，《圣爱歌》“俏梅独笑”。

《圣爱歌》以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用文学方式着眼空留“无字碑”之武则天“奇女子”历史佳话的再解读，表明了作者清醒的历史人文意识，以及现代价值观与历史对话的可能。

《圣爱歌》似乎旧瓶装陈酒，实则包蕴了丰富的人文关怀，其思考的力度既可穿透历史，拨开云雾以见端倪，亦为今人开坛一章，述道德古风之新说。

一言以蔽之，情、理、意三个维度支撑起了《圣爱歌》的价值体系。

所谓情，是指《圣爱歌》还原了历史本来面目的同时，以平等、开放的叙事立场，再塑一代平民女皇之形象。

作者并没有从一代女皇的视角去结构，而选择了抒述夫妻情与才女情之“奇”，从武则天与人生命运的抗争切入，填补了那方任后人评说的“无字碑”，缘情发
感，依情见理，用情写人，借情评史。

“从母礼佛养心性，饱读诗书质伶俐。

”,“有缘识得春风面”,“同气相求心相随”，但“自古宫门深似海，惊涛骇浪多风雨。

”作者在复杂矛盾斗争中把武则天与高宗李治之间的“奇情”叙写得细腻感人，凸显出他们之间爱情之不易之可贵。

随后，作者从夫妻恩爱、平等、体贴等角度，渲染了“承恩感恩恩义重，魂牵魂绕魂魄依。

士为知己死不惧，以心伴君影不离。

”的“夫唱妇随”的夫妻情，并借“鼎力助君整朝纲”，“易帜革命开新篇”的历史视角交代了武则天作为女子“文武兼能辅大政，侍君治家理万机。

”之“奇情”与“奇才”，使人物形象陡然新于同类题材文本。

因之，可以说情构成了《圣爱歌》的肌肤，使诗意充盈了人性的关怀。

理的融入是作者在建构起的历史时空中，弥散出现代人对历史情境的现代人文关怀。

除了对主人公爱情及生活的平等意识观照之外，作者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用现代人的眼光评述了武则天于朝政处置中一系列不让须眉之明君作为，包括其治吏、科举公开选拔人才，以及身后“无字碑”等，褒赞了武则天可贵的民生意识、平民意识、开放意识，以及卓绝识见与不凡政绩，彻底颠覆了历史曾经男权意识主宰的历史境遇中，强加给武则天的“不忠”、“盗国”、“红颜祸水”之谬见，给予了“巾帼男儿平起坐”，“上承贞观下开元，大唐盛世终归李。

”的客观历史评价，既入情更见理，以文学方式还原了“奇女子”武则天在奠基开元盛世过程的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

由此可见，《圣爱歌》并非简单为武则天翻案，而是以历史真实为原则，寓思辨于叙事，阐释了现代开放的历史观念。

所谓意，简言之即“意趣”。

作者长诗一卷，未落于儿女情长的老套，而是出陈立新，以高古清雅的格调，建造起一方现代“无字碑”。

这尊“无字碑”既包蕴了清醒的历史态度，更体现了平等、开放的现代人文关怀，从人性的深度开掘了历史陈话，“奇”字立骨，夺人魂魄，还原历史本相的同时建立起阔大的历史观。

这正是《圣爱歌》的文学价值之所在，亦为其深邃的思想意蕴之所藏，同为其现代历史观之体现。

长诗《圣爱歌》也存有不少的阐释与解读空间，大凡经典作品皆如是。

故有人将其与《长恨歌》相提并论，这点我不敢苟同，甚觉有拔苗助长之嫌。

乐天《长恨歌》一唱千年，既挽救了一段传奇，繁衍出《长生殿》等名篇巨文，为后人留下常说常新之文学母题，其艺术之成熟，融浪漫与现实于一体，臻成浑然而经典化，创造出中国叙事诗的神话。

尽管《圣爱歌》取材同为大唐历史佳话，且血脉相连，如出一辙，只是一个做了红颜祸水的祭品，一个挽狂澜奠基国势而带上女国贼的帽子，在体式、篇章等艺术技法上也形近一般，但不能不承
认《长恨歌》就是《长恨歌》，切不可误断，《圣爱歌》的用韵、章法、句法尚存推敲空间，尚需在历史的不断阅读中进一步接受拷问以得到确认。

倘言此有厚古薄今之疑，那倒不是，《圣爱歌》的现代人文价值观终究站在了21世纪，这恰是《长恨歌》“恨”之所在。

两个作品同源史话，又处在新一轮历史重读热中，当引起学人关注。

读史可使人明鉴，文明的高度进步必将催生对历史的回眸。

文史古而来之难分，读史可作文读，读文可见出史来，无论读史还是作文，高界最终要比的就是思想。

历史文化热潮扑面，有人以为如此盛景昭示出启蒙时代已到来。

是否处于启蒙时代，还要在纵观历史中看独立人文思想的高度与广度，定夺尚须时日，但透过于丹讲《论语》，易中天讲史这些文化现象看，除了闻到只有这个商品意识无孔不入的浮世才能孕育“文化虚假神话”的味道之外，看见的只有那极度煽情的翻译式阐说，究竟有无人文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在其中？实在不敢恭维，启蒙那就更难及其了。

同为历史母题，《圣爱歌》估摸难让方越成为于丹式的名人，更难让他的生存境况因此而改头换面，要上名人富豪榜就更是天方夜谭的事情了，但《圣爱歌》对历史的现代文学反思方式，及其所洋溢出的人文思想却具有启蒙意味，此举实在难能可贵！
（冯希哲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陈忠实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硕士生导师、教授、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