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系升鼎之徐家岭九号墓M911铜升鼎年代考辩

徐家岭位于河南省淅川县（如图1），该处墓地于2007年被列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为研究楚国历史、诸侯国的兴衰、等级的表现以及楚国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充足的资料。

九号墓是徐家岭墓地中所占空间最大的墓，墓中保留的随葬品多为级别较高的精品，所以推测九号墓是徐家岭墓地中占主要地位的墓葬，此次研究的对象M9：11铜升鼎就出土于九号墓中（如图3）。

一、徐家岭九号墓
徐家岭九号墓的墓口长14.10米，宽12米，墓底长560米，宽482米，墓深12米。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共挖出4件青铜鼎、3件青铜鬲、2件青铜尊缶、2件青铜浴缶，以及簋、鉴、盘、區、盆、斗，数量均为1件。

鉴于该墓的规模较大，墓中的随葬品等级较高，并且发现了车马坑，可以说明九号墓墓主的等级较高。

另外，在徐家岭九号墓出土的有铭文的铜器一共有5件。

[1]217其中有两个薳子受升鼎，一个为标本HXXM9：9，另一个为HXXM9：18，这两件升鼎出土都已经损坏（如图2）。

[1]174
由于这两个带有铭文的薳子受升鼎没有具体的断代说明，与M9：11的关系也仅维系于徐家岭九号墓内同批出土；所以，对于M9：11铜升鼎的年代研究需要立足于鼎本身的器型特点与纹样特征，找到有典型性的标型器进行对比。

二、M9：11铜升鼎的年代初探
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受到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与审美习惯，在青铜器上表现为不同的器型与纹样特征，这些器型的特点在同一时期具有一些相似性，这些相似性常常表现在青铜器的各个组成部分。

例如：
青铜鼎的鼎耳与口沿的衔接处；鼎耳是否外侈以及外侈的程度；鼎耳的大小以及鼎耳是否具有纹样装饰。

除此以外，青铜鼎的足高以及鼎腹的深浅都对青铜鼎的外形具有十分明显的影响，从而可以区分出不同的青铜鼎的器型特点。

另外，有的相似之处隐藏在铸造的工艺之中，但同样能够从细节之处被人们所发现。

因此，分析青铜鼎的器型特点与纹样特征，可以对徐家岭九号墓M9：11铜升鼎的年代进行大致推断。

青铜鼎是青铜器中礼器的一种，在我国夏朝时就已经出现，当时的铸造工艺比较粗糙，器型较小，胎体较薄，
楚系升鼎之徐家岭
九号墓M9：11铜升鼎年代考辩
文/徐子佳
摘 要：徐家岭位于河南省淅川县，在丹江口水库淹没区，后来因为水库中储水量的减少而被外界发现，经历了一次盗掘。

在1990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淅川县博物馆对徐家岭墓葬进行发掘。

本文的研究对象M9：11铜升鼎就属于徐家岭的九号墓中出土的青铜器。

淅川县博物馆编《淅川楚国青铜器精粹》中将九号墓中的M9：11铜升鼎的年代划定为春秋晚期，笔者认为这一划定略显宽泛。

通过分析M9：11铜升鼎的器型特点，比对标型器，寻找异同，确定该鼎的年代在春秋中期偏后（略早于公元前 605年，不晚于公元前558年）。

关键词：徐家岭九号墓；M9：11铜升鼎；克黄鼎；王子午鼎
图
1 徐家岭地理环境图
主要的装饰纹样为乳钉纹、云纹、弦纹。

到了商代晚期的时候鼎耳变大立于沿上，还出现了柱足。

此时的装饰纹样出现了兽面纹、回纹、动物纹。

西周时期青铜鼎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即西周前期与西周后期。

在西周前期，尤其是在昭王-穆王时期，青铜鼎的足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足与底接触面变大，具有向蹄型足演变的趋势。

到了西周后期，青铜鼎的鼎耳逐渐外侈，腹从口沿向底斜收，蹄型足已经发展成型。

这一时期的主要纹样为窃曲纹、云雷纹、环带纹、垂鳞纹、瓦纹。

到了春秋时期，青铜鼎依旧保持着蹄型足和耳外侈的特点，其口沿宽于腹、而且出现了分铸法，使得青铜鼎的结构变得更加丰富多样。

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继承了春秋时期的基本样式，鼎耳与鼎足都具有明显的春秋时期特点，同时生活用具类青铜器逐渐发展起来，但青铜鼎仍旧是重要的礼器。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鼎的主要装饰纹样为蟠螭纹和蟠虺纹，有些青铜器上还出现了宴饮人物、水陆攻占图等记事性的图像。

青铜鼎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在秦汉时期逐渐失去重要地位，其丰富华丽的纹样装饰也逐渐消失，出现光素无饰、较为简洁的特征。

通过观察M9：11铜升鼎的造型特点与纹样特征，（如图4）结合各个时期青铜鼎器型与纹样特点，可以对研究对象的年代进行大致推断。

M9：11铜升鼎通高31.8厘米，口径29.8厘米。

其主要特点为：鼎耳为长方形立耳外撇，折沿，方唇，侈口，束腰，蹄足，腰部附四个兽形饰，从鼎耳、鼎腹、鼎足的样式来看属于西周晚期之后才出现的风格特点。

M9：11铜升鼎的装饰纹样主要是蟠螭纹和垂鳞纹。

蟠螭纹位于鼎耳处以及鼎的腰部；垂鳞纹在鼎的腹部。

[1]174以上提到的蟠螭纹、凸弦纹、垂鳞纹，这三组纹样里，最晚出现的纹样属于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蟠螭纹。

因此，大致推断该鼎的年代在西周晚期和春秋战国时期。

在彭裕商《春秋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和杨文胜《中原地区，两周
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研究》两本书中对两周不同时期的青铜鼎的年代提供了具体的线绘图，结合图例发现：
（一）西周的青铜鼎的鼎足很少是兽型足。

同时蟠螭纹的流行时间在东周，所以，M9：11铜升鼎不属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

（二）战国时期的青铜鼎属于富丽繁复的风格，与研究对象的风格特点有较大的不同，从风格特点上看M9：11铜升鼎不属于战国时期的青铜器。

（三）在器型纹样上最接近于研究对象的青铜鼎是克黄鼎，克黄鼎流行于春秋中期。

从其外轮廓观察可以发现它的突出特点为：束腰，圆角平底，同时在器身两侧有两个较短的兽型扉棱，这两个兽型扉棱附于青铜鼎的颈部及上腹部。

在克黄鼎的口沿下，装饰的纹样为吐舌蟠螭纹，和M9：11铜升鼎的蟠螭纹十分接近，另外在鼎的腹部也饰有垂鳞纹，两种纹饰之间饰以突起的綯索纹。

（四）蟠螭纹铜升鼎的器型符合春秋时期楚国的升鼎样式。

升鼎《礼记·士冠礼》中有：“煮于镬曰亨，在鼎曰升。

”
图2 徐家岭九号墓•子受升鼎铭文拓本图3 徐家岭九号墓M9：11
蟠螭纹铜升鼎
图4 徐家岭九号墓M9：11蟠螭纹铜升鼎线绘图
可见，升鼎是盛实牲体的重要礼器，是高级贵族的身份标志。

其器型具有十分明显的特点，表现为：升鼎的鼎耳为立耳具有外撇特点、鼎的颈部向内收、腰部稍有收束而腹部比较隆起，外轮廓具有明显的起伏变化。

另外，鼎的足为蹄足，鼎的底部一般是平底，足与鼎身的衔接在底部而不在腹部。

另外升鼎的纹样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这一时期是升鼎的装饰纹样逐渐向上发展的时期，纹样的精度、密度越来越高，从克黄升鼎到王子午升鼎的纹样就属于典型的不断向上发展的装饰纹样; 而从战国早中期开始，升鼎不再继续发展，其纹样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延续着春秋晚期所形成的风格; 到了战国中晚期青铜鼎装饰纹样逐渐衰弱，纹样的种类变少、铸造的工艺变得简略，不似春秋时期的精细。

三、借助标准器研究
M9：11铜升鼎的年代通过对于该青铜鼎的出土位置——河南淅川徐家岭研究发现，淅川县境内还出土了下寺楚墓与和尚岭墓。

在这两个墓中也发掘出了升鼎。

分别是克黄升鼎（如图5）与王子午升鼎（如图6），这两件升鼎对于研究M9：11铜升鼎的年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克黄升鼎出土于楚国贵族箴尹克黄及其夫人墓，该墓位于河南省淅川县和尚岭，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淅川县博物馆于河南省淅川县和尚岭联合发掘。

春秋中期的楚国升鼎数量较少，克黄升鼎是这个时期的标准器。

该鼎双耳内侧饰有三角纹，口沿部位为素面，腰部有一圈二方连续单绳状凸弦纹，腰部以上至颈部是一圈较宽的二方连续蟠螭纹装饰带;鼎腹则有两圈二方连续的垂鳞纹，以单层的平雕宽带形式表现; 鼎璧上附有两个扁平的龙形爬兽附饰，形体较小，铸造亦不够精细。

对比鼎身上的装饰，可以看出克黄鼎上的垂鳞纹由两组弯曲弧线组成，其样式还属于早期的垂鳞纹，而在M9：11铜升鼎上的垂鳞纹由三组的弯曲弧线组成了一个垂鳞纹单位，每个单位之间间距合理，参差有序，形成了较为丰富而又有变化的装饰纹样。

对于克黄鼎身上的铭文——克黄，是楚国高级官吏箴尹克黄，据《左传》记载：“（子文）其孙箴尹克黄使于齐……王思子文之治楚国也，曰：‘子文无后，何以劝善？’使复其所，改命曰生。

”[2]360克黄复命的时间为宣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05年，说明克黄主要活动于春秋中期。

其所铸两件升鼎，时代也应为春秋中期，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楚式升鼎，属典型的断代器。

而且在公元前605年之后，克黄就改名为生，所以克黄二字就不会再出现于铸造的鼎上，所以推测克黄鼎的时间在春秋中期。

铸鼎的最早时间应是在克黄出世后，目前暂无对于克黄的其他记录，无法得知其寿命，也就无法确定克黄鼎的具体出土时间，但能确定的是克黄鼎的年代在春秋中期并且略早于公元前 605年。

所以M9：11铜升鼎的年代上限在此时期。

对于M9：11铜升鼎的年代下限，需要和王子午鼎比对最后才能确定。

王子午鼎由盖、身、足三个部分共同构成，整体造型凝重，每个部分的装饰纹样都有自身的特点。

二者都具有重要的器型组成部分与装饰纹样。

王子午鼎的鼎耳的五个表面均饰满了同一种类型的对称式浮雕蟠螭纹，起伏有致，体积感强。

鼎身表面由环绕一周的不同的平行二方连续纹饰构成，使得王子午鼎的装饰效果非常分明，王子午鼎的口沿呈方形，同时装饰了浮雕式的二方连续蟠螭纹，在单
图
5 克黄升鼎及线绘图
图6 王子午鼎及线绘图
个的纹样上又饰有连环纹，形成了繁复华丽的风格特点。

这种精细繁复的装饰类型在以前的青铜器上是十分罕见的。

王子午鼎的颈部仍旧是浮雕式的纹样，接近鼎腰部的地方主要的装饰纹样为蟠螭纹和二方连续垂鳞纹，在垂鳞纹的下方有两圈与颈部相呼应的双线窃曲纹装饰带，节奏感极强。

王子午鼎除了有精美繁复的纹样装饰以外，在鼎腰上还有龙形的怪兽附饰，使得王子午鼎的外轮廓十分丰富华丽。

另外，王子午鼎的鼎足为蹄型足，同时装饰了兽首纹，在兽首正中还附有兽形扉棱，做工极为精致。

比较来看，王子午鼎的鼎耳的五个表面均饰满了同一种类型的对称式浮雕蟠螭纹，这和M9：11铜升鼎的蟠螭纹具有明显的区别，春秋时期的蟠螭纹样会随着时代锻造工艺的进步而具有新的变化，浮雕手法更是显著的特点，M9：11铜升鼎的生产时期，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而无法达到浮雕样式，结合王子午升鼎的总体呈现出的繁密风格，可以确定M9：11铜升鼎早于王子午升鼎。

王子午鼎的腹内均有内容相同的铭文，“隹正月初吉丁亥，王子午择其吉金，自作彝鼎……万年无期，子孙是制”，根据铭文可以确定升鼎的主人是春秋时期楚庄王之子，即王子午，王子午又称令尹子庚，卒于公元前552 年，即楚康王八年。

张闻玉先生曾经根据鼎腹内铭文考证了该鼎的具体铸造年代，认为王子午鼎铸于公元前 558 年，即楚康王二年王子午就任楚国令尹之时。

由于M9：11铜升鼎早于王子午鼎，所以M9：11铜升鼎的年代下限为公元前558年。

四、结语
综合上述材料，M9：11铜升鼎的年代在春秋中期偏后（略早于公元前605年，不晚于公元前558年），M9：11铜升鼎相较于克黄鼎而言，其器型相似，但纹样有所发展。

结合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升鼎装饰纹样的精度、密度越来越高这一特点，可以确定M9：11铜升鼎晚于克黄升鼎。

而比较王子午升鼎发现，M9：11铜升鼎的纹饰以垂鳞纹和蟠螭纹为主，对比王子午鼎，未见浅浮雕样式，推测是当时技术暂没有达到，同时M9：11铜升鼎的纹样风格不似王子午鼎的繁密华丽，所以早于王子午升鼎（公元前558）。

所以，淅川县博物馆对于M9：11铜升鼎属于春秋晚期的说法略有宽泛。

笔者对于M9：11铜升鼎的年代判断不同于淅川县博物馆编《淅川楚国青铜器精粹》中M9：11铜升鼎属于春秋晚期（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的观点。

通过器型特点和纹样特点推断大致时代范围，借助类型学的方法进一步缩小范围，最后通过比对标型器和M9：11铜升鼎的异同点划定详细的年代。

最终确定该鼎的年代在克黄鼎之后，并早于王子午鼎之前，即春秋中期偏后（略早于公元前 605年，不晚于公元前558年），与淅川县博物馆对于该鼎的年代划分略不相同，对徐家岭九号墓M9：11铜升鼎的时代划定得更加具体。

参考文献：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渐川县博物馆，编.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2]赵生群.春秋左传新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徐子佳，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高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