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史前玉器管钻技术试释

海峽兩岸古玉學會議彩色論文集
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暨研究所
東亞史前玉器管鑽技術試釋
Prehistoric Tubular Boring Technique in East Asia
鄧聰
Tang Chung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
Centre for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Art of CUHK
一、前言
二、早期管鑽技術研究史的鳥瞰
三、管鑽技術研究的近況
四、餘論
地址：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23室
電話：852-********
傳真：852-********
電子郵件：tangchung@.hk
關鍵詞：史前、管鑽穿孔、轆轤、七千年前
撮要：
本文嘗試回顧東亞地區管鑽技術研究的歷史，再涉及討論兩岸最新考古轆轤機械的一些發現。

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前，學者對香港、菲律賓、台灣出土史前的閃玉、石英水晶、片岩、貝殼等素材所呈現管鑽穿孔技術的認識，已達到了頗高的學術水平，為日後管鑽技術的研究，奠下了良好的基石。

中國管鑽技術體系的認識，近年有了不少突破性的發現。

浙江省一帶馬家　文化時期的玦飾，其中一些是以芯加工成玦，亦即意味著從同一素材連續生產玦飾技術的存在，是長江流域玉器最早的管鑽技術。

距今5000年以後，長江流域玉器的管鑽技術，已是登峰造極。

珠江三角洲如寶鏡灣4000多年前管鑽技術的出現，估計是沿襲了長江流域玉器文化的傳統。

東南亞如越南長睛玉作坊遺址的轆轤機械，都可視為管鑽技術由南中國向東南亞大陸一種文化擴散的現象。

一、前 言
從1998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以「東亞古玉」研究為題舉辦國際學術會議以來，這幾年間兩岸三地以古玉研究的專題研討會不絕如縷，古玉研究蔚然成風。

2001年9月臺灣大學地質系錢憲和教授主辦「海峽兩岸古玉學會議」，對推動古玉研究砌磋，大有裨益。

台大會議期間，承錢先生之命，筆者不自量力與牟永抗及黃宣佩兩位學界耆老，共同主持「琢玉工藝工作坊討論會」。

會議後錢先生再邀筆者就玉器工藝學撰稿。

近年筆者從石器轉入到玉器的學習，其中對玉器的鑽孔技術尤感興趣。

1999年4月5日，筆者於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內，承王明達先生的美意，觀察了反山M12的琮王及鉞王兩件精美絕侖的玉器。

良渚古玉良工的精密，令人嘆為觀止，同期間舉世的工藝品誰與爭鋒。

M12.98琮王製作技術的高超，淺浮雕及細線刻工藝，已達到鬼斧神工的地步。

而此玉琮內孔上下對向管鑽之精確，不差毫釐。

M12.98琮王的匠師固然是天才橫溢。

但這種精湛對向管鑽的技術，如果缺乏精密測量及相應管鑽機械的輔助，徒手製作是難以想像的。

2000年初筆者在珠海研究寶鏡灣環玦作坊的製品，指出相當於龍山文化的時期，環珠江口地區已經存在旋轉轆轤機械。

2001年8月筆者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國際學術會議上，以〈史前玉器管鑽轆轤機械的探討〉1為題，在大會發言中作了報告。

目前，筆者對於新石器時代轆轤機械的認識，尚在摸索的階段。

本文嘗試回顧東亞地區管鑽技術研究的歷史，再涉及討論兩岸最新考古轆轤機械的一些發現，懇請方家指教為幸。

二、早期管鑽技術研究史的鳥瞰
東亞地區史前管鑽技術的研究，也有八十多年的歷史。

1920年代，法國考古學家郭拉尼（M. Colani）在Cho Ganh遺址首次發現環玦石飾物的作坊，出土了管鑽穿孔芯和環玦的資料2。

這次的發現開展了東亞地區史前管鑽技術研究的第一幕。

現在看來Cho Ganh出土的環玦等飾物，是屬於青銅器時代的□丘文化（Go Mun）3。

早於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史前管鑽技術的研究就有了很重要的發展，其中重要代表人物如香港芬戴禮、日本鹿野忠雄和菲律賓拜耶等。

芬戴禮（Daniel J. Finn）（1886—1936）出生於愛爾蘭，是著名古物學家，學植豐厚，曾在歐洲博物館工作。

1927年2月芬氏來港後，隨即開展香港地區的考古工作。

1935年5月芬氏所發表《石質飾物》一文4，是迄今東亞地區第一篇玉器工藝學的重要
著作。

這篇文章以英語在《香港博物學家》發表，很可惜此刊物流通的面既狹窄，出版數量又少。

因此芬氏在玉器工藝學的成果，一直沒有被充份的認識。

最近筆者重讀芬氏《石質飾物》一文，深感其中對玉料切割及管鑽技術的分析，不乏鞭擗向裏的卓見。

本文只局限於芬氏對管鑽技術的討論，他對於玉器切割的工具及使用等精彩的見解，只好割愛另文介紹。

迄1935年，芬氏在南丫島的大灣、洪聖爺、榕樹灣、新界的掃管笏和香港島的赤柱等地的遺址，採集了不少製作環玦的素材、成品及加工的工具。

芬氏對歐洲史前管鑽技術亦有相當的認識。

他指出在歐洲多腦河流域新石器文化“bandkeramik”中，或者是克利地（Crete）的原居民，也有使用管鑽的技術。

芬氏對香港地區環玦飾物的研究，可綜合為以下幾點：
1.一般環玦素材直徑是8至50毫米。

2.一般小型素材為石英或較硬的玉質岩石；大型素材是片岩。

3.環玦素材由研磨減薄至適合厚度，一般厚度為40—45毫米。

4.環玦素材周邊被打製成參差不齊的邊沿。

這種邊沿，有利於管鑽旋轉期間素材
的固定。

5.片岩環飾的內沿，通常被部份或全部研磨光滑。

6.從部份的芯及環製作痕跡判斷，存在有對向管鑽技術。

對向管鑽方式是多樣化
的。

有些一方穿孔較深，另一方較淺。

此外不同材質的素材，又顯示出對向管鑽兩側深淺或均等的差異。

環玦素材是由管狀工具穿孔，孔壁厚約4毫米。

如果以竹管作穿孔工具，配合石英砂及水的作用，即可把環玦穿孔。

芬氏舉列出青銅器時代香港赤柱出土芯與環的接合證據，代表著管鑽過程中工藝的動態流程（圖一）。

綜合而言，一般管鑽的過程是由素材一邊單面鑽動，直至接近完全鑽穿的階段。

此時，芯與環仍然相連，製作者從相反的一面將芯敲出。

以上芬神父對管鑽技術的考察，包括了素材形狀厚薄、直徑大小及固定方式的推測、管鑽工具形態如管壁厚薄的估量、管鑽的方式如單向或對向、管鑽與敲擊技術的配合等，充份反映出管鑽技術的內涵。

另一方面，日本東京大學的鹿野忠雄博士（1906—1944？），同樣是東亞管鑽技術研究的先行者。

二次大戰後，1946年出版鹿野氏《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第一卷中第十二章，以〈東南亞細亞□於□□管狀穿截器文化〉5為題，是東亞地區第一篇管鑽技術專題研究的論文。

很可能鹿野氏這篇文章是成文於40年代的初期，也就是
他1944年赴婆羅洲考察之前，既自知此去生死難料（結果是失蹤死亡），不幸中又萬幸流傳下來的重要論述。

很遺憾的是台大宋文薰教授所選譯鹿野氏的〈台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中，並沒有收入這篇論文。

因此，筆者於此不嫌繁贅，將鹿野氏該文要點概述如下。

1.鹿野氏將Tubula borer日譯為管狀穿截器。

他認為必須先具備如鐵硬度較大的
金屬管，以旋轉運動切取玉料圓盤狀素材。

這種技術是東南亞史前文化很值得重視的文化因素。

2.“管狀穿截器”於石器時代並未出現。

到了銅石並用階段或金屬時期，管鑽技
術才出現。

3.鹿野氏在40年代以前，從台灣都巒、加路蘭、卑南、平林、大馬璘、圓山六處
的遺址，發現了史前管鑽技術相關的遺物。

4.1929年6月，鹿野氏在台灣平林遺址進行試掘的工作。

在地表0.5至1米深處
黑色土層，是文化層的所在。

發掘出土有石鏃、石鐮刀、方角石錛及管玉。

其中值得注意是管鑽加工的芯及環。

同書圖版二十發表了平林出土六件芯、三件玉環素材、一件管鑽邊料及兩件帶管鑽痕未鑽穿玉料。

這些玉料（鹿野氏原文為綠泥片岩）硬度為6—7度。

鹿野估計製作者使用了鋼鐵管狀器穿孔。

平林遺址發掘過程中出土較多鐵滓的細片，說明管鑽技術是屬於金屬文化時期的產物。

鹿野氏對管鑽技術研究的貢獻之一，平林遺址的試掘確認芯與環、毛胚、玉料、石錛、石刀、以及素面紅陶等的共存關係，說明這裡具有玉作坊的條件。

至於鹿野所謂鐵滓存在的判斷是否正確呢？2000年6月筆者有幸參加台灣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期間，得聆聽史語所考古組劉益昌先生《台灣玉器流行年代及其相關問題》的發表。

據劉先生的報告，1998年在平林遺址試掘5個掘坑，出土大量玉器素材與半製成品等。

如以TP4為例，地層情況：第一層表土，第二層深褐色土壤，厚20—30公分，出土豐富玉器製作過程不同製品、石英片岩和陶片等，並有礫石堆積建築結構、石板棺和甕棺等。

第三層黃褐色土，包含少量遺物。

第四層不含遺物6。

對比鹿野與劉益昌的發掘，後者所發掘的五處探方都沒有鐵器的發現。

從1998年平林再發掘資料的顯示，鹿野氏所謂玉器製作與鐵滓的關係，並未得到證實。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是菲律賓大學的拜耶（H. O. Beyer）（1883—1966）教授。

在1939年拜耶完成《八打雁石工具、管珠及其他文物穿孔及鋸斷技術》7的論文。

在芬戴禮的影響下，拜耶對八打雁地區所發現管鑽痕跡的遺物，作了初步的分析。

據拜耶所
見，呂宋島北部Ifugaos 與Igorot族以柔軟的木條，在細砂與水的輔助下，可以輕易將很堅硬的貝製（tridacna shell）的芯或珠上穿孔。

由拜耶線圖26的8是一件由管鑽穿孔形成芯，還有一些由管鑽技術穿孔的貝飾（圖二）。

至於管鑽工具，拜耶認為很有可能由木、角、骨等易於腐朽的物料製成。

因此，管鑽工具在八打雁的考古遺址，是沒有可能保存下來的。

芬戴禮、鹿野忠雄和拜耶都是二十世紀初期東南亞地區考古學、民族學代表性的人物。

他們之間鹿野忠雄與拜耶、拜耶與芬戴禮相互間有一些交流。

從管鑽學術史角度去評價，芬戴禮是東亞地區首位對史前管鑽技術系統探究的開拓者。

1935年他對香港赤柱出土環與芯的接合研究、素材加工特徵的掌握、不同管鑽孔方式的整理等，以及以竹、石英砂、水三者作為理解管鑽穿孔的推測，基本上已喝破史前管鑽技術神秘的面貌。

在此後數年間，拜耶一方面在菲律賓北部少數民族穿孔技術啟示下，確認了呂宋島史前管鑽技術的遺物。

菲律賓史前管鑽技術在貝殼上的應用，是芬戴禮在香港並未發現過的新例。

鹿野忠雄對台灣史前出土玉器管鑽技術的認識，也是很重要的發現。

平林的試掘出土玉器與其它遺物共存關係，得到初步的認識。

在當時比較遺憾的是鹿野氏未能參考芬戴禮1935年發表的著作。

鹿野氏認為只有鋼鐵管，才足以鑽穿玉器，缺乏對玉器切割過程中解玉砂與水作用的理解。

據鹿野氏當年公佈平林出土的六件芯，明顯芯的底部直徑較大，使芯呈錐狀形態。

芯的錐狀形態，正是史前手作管鑽穿孔的特徵。

筆者所見現代由鋼鐵管旋轉穿孔所得芯，芯壁相當垂直。

總而言之，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前，學者對香港、菲律賓、台灣出土史前的閃玉、石英水晶、片岩、貝殼等素材所呈現管鑽穿孔技術的認識，已達到了頗高的學術水平，為日後管鑽技術的研究，奠下了良好的基石。

三、管鑽技術研究的近況
二十世紀下半段東亞地區俄羅斯、中國、越南及日本等地考古學，有了很重大的發展，現今我們已知東亞玉器文化具有數萬年悠久發展的歷史8。

近年玉器管鑽技術的研究，有了不少令人鼓舞的新發現，可以分兩部份來介紹。

第一、管鑽穿孔痕跡觀察與測定。

有關竹管穿孔技術方面，據周曉陸、張敏的推測是：
……把已截割好的玉料，定好圓心之後，將開了槽的竹管安放在圓心上，管子的上端可能用木板或石塊加一定的壓力，一人穩定竹管，並不斷向槽內加水添砂，
也可借此人氣力，向下加以壓力，另外一人或兩人用皮條的兩端來回拉，使管子轉動，以帶動砂粒磨擦而鑽圓孔。

……認為由於晃口的原因，而形成上小下大的圓台體9。

中口裕曾以竹管成功在軟玉上穿孔10。

韓斯福（S. H. Hansford）用竹管和一般建築用的砂材，同樣成功在軟玉上穿孔。

據Hansford氏描述，該孔形狀亦為錐狀孔。

他解釋錐狀孔的形成與竹管的逐漸磨耗相關11。

另一方面，目前一些學者認為商代管鑽可能以青銅管穿孔12。

據北京市玉器廠技術研究組（以下簡稱「北玉組」）分析指出，管鑽上透孔之所以出現台階痕或螺旋紋，原因有4點：
1.由於當初技術設備不完善不嚴謹，因而管鑽在鑽進玉料以後，旋轉時容易晃
口，這樣就會在孔壁上造成不規則螺旋紋；
2.由於當初用的青銅管質軟，管壁也厚，而在鑽孔過程中管壁逐漸磨損變薄，
結果一方面也會造成所鑽的孔壁上口較大，下口較小的現象，而且還會在孔
壁上造成一定的小台階；
3.可能由於頭一鑽打偏之後，不得不矯正位置重新打孔；
4.管鑽快要把孔鑽透時，沒有再繼續鑽進，而是把孔的底口敲開，因而孔壁底
口邊上就會留下一個薄薄的「小台階」13。

為甚麼現代玉器金屬管穿孔的壁孔垂直，而古代玉器的壁孔則呈錐狀，確是值得深究的問題。

就以上總結為：Hansford認為錐狀孔與竹管磨耗有關。

周曉陸、張敏基本接受晃口說的解釋。

「北玉組」的3、4與錐形孔的形成沒有直接關係，在此處不作討論。

以下集中「北玉組」的第1、2項兩點討論。

第1點的說法：可以歸納為「晃口」說。

學者們主張由於晃口而形成上小下大的圓台體14。

根據從中原殷墟15、香港萬角咀16、白芒17(彩版一、二)、台灣卑南18、越南Cho-Ganh19、長睛20、柬埔寨Samrong Sen21所出土的毛坯或芯上穿孔未穿透的玉石資料觀察，穿孔的痕跡均整齊且集中（圖三）。

未見有明顯晃口移動痕跡。

白芒一件單面鑽的芯厚95、上徑22、下徑30 mm。

晃口可以做成孔壁上一些不規則的螺旋紋，但晃口說無法解釋如芯上下徑相差竟8 mm之多。

晃口現象與芯的剖面呈上小下大圓台的關係，可以不必考慮。

第2點的說法：「北玉組」第2點青銅管說在學術界有一定的影響。

有些學者認為商代鑽孔是中間有一條開縫的青銅管工具，蘸拌水的研磨砂在玉器上鑽孔22。

首先，有關管鑽的管口壁形態，是頗值得討論的。

根據芬神父 1935年所發表香港赤柱發現芯與環接合資料與及大嶼山白芒數以百計芯、環的剖面形態顯示，管鑽具的管口壁均為上寬下窄呈V字形。

據筆者觀察白芒N897號標本芯，其上有第二環（Second Ring）穿孔的初步痕跡。

此穿孔痕下陷不足l mm，斷面亦呈V形。

穿孔痕的痕徑 1.5—2 mm。

此外，據萬角咀出土未穿透芯資料，穿孔痕的徑分別為3—5 mm，管口壁亦呈V形。

據此，至少在環珠口地區內，先秦時期穿孔管一般厚2—5 mm，更且管口壁前端形態呈V形。

另一方面，迄今所觀察的單面管鑽的芯資料中，芯的剖面均呈梯形。

如果進一步仔細觀察，單面鑽孔的芯管鑽面表面，是上下起伏的。

筆者命名此種在管鑽面上的特徵為「波紋式推進」，可觀察到有波峰、波長及波谷的結構（圖四）。

在黑沙出土的芯為單面鑽，芯剖面呈梯形，上窄下寬。

曾以Alpha-Step 100在此芯管鑽面的一側測量。

如所顯示，此芯鑽管面在約 1,000µ m以內，規律性的出現五個主要的波峰，波峰距分別是130.3、206.1、169.7、169.7µ m，波峰高分別18.6、12.l、18.7、16.6µ m。

4個波峰距與波峰高值均相當接近。

以上的資料顯示約每距168.95µ m左右，就出現一次高約16.5µ m 的波峰。

這可以解釋作為此水晶芯穿孔的「波紋式推進」的實態。

白芒遺址出土標本號N850芯，管鑽面的波紋式推進痕跡明顯，就算肉眼亦可以清楚鑑別。

圖四c為芯的4倍放大。

從圖四c清楚反映鑽孔到CC’ 以後，在DD’ 範圍管鑽孔直徑明顯收縮變短。

圖四a顯示DD’ 比CC’ 直徑明顯短。

DD’ 與BB’ 長度差不多一致。

這些都是波紋式推進的實例。

要之，石環穿孔運動的推進，是一種波狀起伏，芯管鑽面自然呈現出一節奏性波狀起伏的螺旋紋痕跡。

管口變大變小其中原因之一，我們推測可能是與在穿孔過程中管鑽上加壓的力量有關。

此種波狀起伏變大變小的鑽孔形式，顯示很可能鑽管是一些較具有柔韌性的工具。

第二、管鑽轆轤機械的發現。

近年環珠江口地區發現20多處環玦飾物的作坊遺址，為管鑽穿孔技術的具體探索，提供了極為難得的資料。

1995年1月我們在澳門黑沙遺址的發掘，從第一層沙質土之中，揭露出一處石英及水晶環玦的飾物作坊遺址，年代距今約4000年前。

黑沙95A 探方第一層生活面中發現一處紅燒土與礫石構築遺跡。

這裡圍繞紅燒土的周圍，出土環玦製品及芯。

據觀察，環的內壁及芯的管鑽面上，均遺留有由於高速旋轉形成的光澤及
線狀痕跡。

同樣就在紅燒土的附近，出土一種長橢圓形的礫石，礫石長軸兩端各有一處乳凸，兩處乳凸周圍亦可以見到有明顯由於高速旋轉帶動而形成的光澤及線狀痕。

環、芯及上述礫石三者出土空間位置相當接近，而三者同樣遺留有由高速帶動旋轉的摩擦痕跡，其中相互間的關係如何解釋，引人入勝。

在研究初期的階段，筆者對於這種石器在《澳門黑沙》報告中稱為“環砥石”，認為是用作打磨環玦內沿的一種礪石23。

現今看來，這個觀點是不正確的。

具體理由有以下兩點：
1.從石質上來說，這些石器大多用石英質原料，較少見用砂岩。

因此，這些石器
並不是理想礪石的材料。

2.乳凸面一般為琢製成形，其上的平台面與環玦的內沿剖面並不吻合。

《澳門黑沙》公佈後，筆者在日後的研究過程中認識到，這種原來作為環砥石的工具，很可能是一種轆轤機械的軸承部分，可以稱為轆轤軸承器，是一種由軸與軸承構成的動聯接，藉以傳遞載荷和約束軸運動部件，也是一種支持和約束軸的旋轉或擺動的機械零件。

2000年筆者在整理寶鏡灣遺址環玦飾物作坊的過程中，對轆轤軸承器作了初步探討。

其中論述到環珠江口管鑽穿孔是否由弓鑽或皮條帶動竹管穿孔，筆者不敢貿然否定。

然而，筆者當時的考察認為，在龍山文化階段環珠江口地區，很可能是以旋轉機器轉動帶動毛坯管鑽穿孔。

筆者估計在4000多年前環珠江口地區，很可能已運用了一種以轆轤軸承的旋轉機器，被用作環玦的管鑽穿孔。

轆轤上旋轉盤同一方向的轉動，帶動了在其上已固定的玉石毛坯，而製作者以竹管狀物套在毛坯上施壓，由於旋轉盤的轉動，竹管在石英砂與水的幫助下，使鑽孔順利完成穿孔。

環珠江口地區轆轤相關機械設施在環玦飾物作坊中是常見的器物。

香港的萬角咀、舂磡灣、深灣、龍鼓灘、白芒、湧浪、沙螺灣、蘆須城、東灣、澳門的黑沙、珠海的寶鏡灣、棠下環及鎖匙灣等遺址都有出土（圖五）。

寶鏡灣出土的幾件轆轤軸承石器中，其中一件是以長橢圓形礫石作素材，縱軸一端被琢平，另一端呈乳首凸，乳首凸周圍有圓形光澤。

另3件是只有一端乳首凸的轆轤軸承器，同樣乳首凸的頂部留下琢製的痕跡，乳首凸頸部以下光滑。

此外1件是橢圓形的礫石，縱軸兩端均琢製出乳首凸，有旋轉磨擦而形成的平台。

還有1件轆轤軸承器是鎖匙灣採集的，橢圓長條狀，兩端有旋轉平台。

以上幾件轆轤軸承器，共同特徵是最大直徑在10釐米以下，橫剖面呈圓形或橢圓形，一些在縱軸兩端同一中軸線上琢製出乳首凸，其後在使用過程中形成兩個平台。

2001年初筆者就寶鏡灣出土全部轆轤軸承器的觀察，其中10件為縱軸一面有乳凸，橫斷面大多為圓形或橢圓形，是由琢製
精工將器體加工成型，石質主要為石英岩，質地堅硬適合作為轆轤軸承，而器身橫剖面多呈圓形，顯示轆轤軸承器的自體可能是固定於圓盤中部，與回轉盤一同轉動。

另外一些轆轤軸承器的橫剖面呈顯著不規則形狀。

這顯示有可能此種轆轤軸承器是固定在中軸上，在其上回轉盤可以自由旋轉。

寶鏡灣遺址尚出土有4件縱軸兩端都有乳凸的轆轤軸承器，可能起著一種自轉軸承的作用。

筆者估計到了龍山文化的階段，環珠江口地區轆轤的旋轉台機械，已具備多種複雜且先進旋轉運動的設施，其具體的研究，有待今後更深入的探討。

此外，近年轆轤機械軸承器在台灣地區也有很多新的發現。

在筆者所見台東卑南及長光遺址，都出土典型的轆轤軸承器。

2002年4月25日筆者訪問中央研究院，承劉益昌先生惠贈《宜蘭縣大竹圍遺址》報告24，其中報導一種「手持式略呈圓棒狀，外表都是磨面，稱為礪石，共26件，有些似為石鑽的功能，共有19件。

」據同報告書中圖42的1、2、4、5、6，公佈了此種石器的實測圖及照片（圖六）。

饒有趣味的是大竹圍發現不少環玦形玉石飾物。

報告書中指出這些玉石環的「內緣略可見雙面旋截磨的痕跡」。

筆者尚不敢肯定這是否指玉石穿孔是對向管鑽貫穿。

但按大竹圍玉石飾內環直徑較大，因此原書圖42所謂礪石，是難以作玉石環內沿研磨之用。

我估計大竹圍的手持式略呈圓棒狀礪石，其中一部份很可能就是上文所說的轆轤軸承器，也就是說明了台灣地區在約四千年前，已存在了轆轤管鑽的技術。

四、餘 論
眾所公認，舊石器時代人類就經已開發了多種穿孔的方法。

然而，一直要等到全新世的新石器時代，才出現管鑽技術。

管鑽技術並非為東亞史前所獨有。

世界石器微痕研究的權威謝苗諾夫（S. A. Semenov）教授指出，早於1906年蒙特柳斯（O. Montelius）在《瑞典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 Schwedens)一書中，記載了一件從Värmland發現的石斧，其上有管鑽穿孔尚未貫穿的痕跡25。

著名考古學家柴爾德（V. G. Childe）在〈旋轉運動〉一文中談到管鑽技術，舉述了丹麥新石器時代的一件芯，高3.2、寬2.2釐米26。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佐原真教授指出，歐洲中石器到新石器時代的戰斧、指揮捧、骨、角、貝和琥珀製品，盛行采取管鑽技術穿孔27。

古代地中海沿岸的國家，管鑽技術在石製品上曾被廣泛的使用。

埃及古文化中的石瓶，就是以管鑽穿孔非常著名的例子。

目前對東亞地區史前管鑽技術出現的認識，尚在起步的階段。

據玉器專家寺村光晴先生的研究，日本繩文時代輝玉的穿孔，剖面形式有三種：第一是V字形；第二是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