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灵魂：高更-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一章高更与梵高：灵魂的纠结（二）
1888年10月24日，高更在提奥的资助下，终于来到阿尔。

热情如火的梵高在高更到达的第二天，就把他拉到外面去画风景。

这一天，梵高画了《老紫杉》，用的是他一贯的激烈、杂乱的笔触。

高更则不然，他画的《阿尔农场》，题材虽然来自梵高的提议，但使用的几乎完全是塞尚的技法，审慎布局，笔触严谨之中透出灵巧。

对于彼此的真实想法，二人内心其实心照不宣。

梵高清楚高更南下是为了“生计”和“出名”。

高更也了解梵高的古怪个性，知道长期相处的困难。

梵高出于对“南方画室”的渴望，也因为高更的自身魅力，希望至少合作一年以上，届时“南方画室”必然引人注目，即便高更离去，别的艺术家也会前来加盟。

高更虽然自负、虚荣、傲慢，但任何时候都头脑清醒，对利害关系十分了然。

初到阿尔，他采取了小心翼翼的观望态度，十分注意与不谙事理的梵高协调关系。

高更不仅绝不显露任何不适之感，在绘画问题上也不轻易发表不同意见，尽管他对梵高所采用的厚涂法十分反感。

最初的三周，一切都那么完美。

两人共同散步，共同作画，描绘共同题材。

即便有分歧，也只表现为理论上的探讨。

在创作上，二人互相渗透，互为借鉴。

高更在阿尔秋季画的许多作品都直接受到梵高的影响，他发现了厚笔触的重要性，风格由此变得粗犷，有时达到粗野的程度，画风大大有了力量，他还认识到从颜料管里直接挤出的铭黄色色彩，给人一种激情。

梵高跟高更接触后，也从他身上学会如何更好构图，不再满足于画一小块自然景色或风俗场景。

高更还教他要舍弃阴影。

在高更的指导下，梵高逐渐“转向抽象”，即较少地写生，试图更多地依靠记忆和想象。

《阿尔的舞厅》就是这一时期二人合作的经典作品。

两位画家风格交融的特点在作品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梵高在很大程度上放弃自己，迎合高更，试图借助回忆，通过线条的约束和色彩的巧妙安排，追求“色彩的音乐”或“象征主义的诗意”。

作品融合了日式风格：重新采用水平线条，并且画作第一层次曲线与反曲线相互交错，线图式外观突出。

色调均匀的暗黄色块，间杂着黑色的靛蓝色块——那是梵高极爱的阿尔妇女传统服装所特有的颜色，烘托出一种奇特、令人不安而又充满迷幻色彩的美。

画面的前景中，人物都用一种装饰性手法来处理，梵高承认这是从高更在布列塔尼创作的《宣誓》一画中学来的。

好景不长，梵高与高更的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形式和动机上，两人在技法上相差实在甚远。

所以，最初的相互影响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很快向起点退回。

梵高是个内向的人，调色刀拿在手，在画布上点点戳戳，狠命地表露自己的情绪；而高更天性好乐，能说会道，作画时却像一个温柔的女子，画笔在布上轻轻一掠而过，留下薄薄一层颜色。

仅仅过了一个月，梵高与高更表面上志同道合的情谊开始变质，普罗旺斯刮起了干寒强烈的风，他们出不了门，终日关在住所二楼的工作室里，难免不发生摩擦。

咖啡馆老板娘吉诺太太的到来，给他们两人足不出户的生活带来一些活力。

高更的魅力使吉诺太太欣然同意来给他们做模特。

梵高三笔两划在一小时内完成了第一幅画，人物四周围绕黄澄澄的煤气灯光，神态显然生动多了。

几周以后，他又在画的前景添补了一些书；普罗旺斯大多数咖啡馆老板娘名声都不大好听，被人怀疑在店堂里接待妓女，以招徕客人，提高咖啡馆的营业额。

梵高在她身边加上这些书，应该说是给这名女子增添一份尊严。

而高更就在一米以外的位子上，像平时一样慢条斯理地画同一个主题。

他跟吉诺太太的关系和睦热情。

他仔细观察后精心描绘了很久。

这幅画完成后，大家看到吉诺太太坐在她的咖啡馆里，背景里有几名妓女。

他们两人对同一个模特所表现的不同态度，不同处理，是一场奇特的艺术对话。

高更把肖像画作为一种正规练习，把对象画得惟妙惟肖，连身份地位也要表现出来，而梵高则把肖像画看作是窥视人物灵魂的一扇窗子。

事实上，梵高倔强的性格远远比高更原来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高更在他面前经常会碰一鼻子灰。

梵高外表像个老粗，不善辞令，但文化修养极高。

他又是个心理不适症患者，跟高更争论拉斐尔、英格尔或德加的作品时，他会火冒三丈，变得异常粗暴。

为了息事宁人，高更经常委曲求全结束论战，说一句：“队长，你是对的”。

尽管二人恶斗不止，但梵高还是幻想着建立一个“南方画室”。

一次，两人在咖啡馆时，梵高向高更提出了建立“南方画室”的想法，他的这个想法再一次遭到了高更的讥讽。

梵高突然拿起一杯酒向高更头上掷去。

高更躲了过去，他双手抱住梵高的身子，带他回到住处。

第二天早上，梵高不停地向高更道歉，但高更不予接受，表示要返回巴黎。

梵高拼命想把高更留下来，他恳求、哄骗、咒骂、威胁甚至哭泣，他觉得自己整个的生命都在于把高更留在阿尔。

最终，高更留下了。

但是，随后的几天几夜里，高更半夜醒来都发现梵高一声不响地站在他的床边，在黑暗中瞪着眼睛盯着他，他感到恐惧，决定尽快离开。

一天晚上，高更独自外出散步。

根据高更1903年写的回忆录，他当时几乎已经走过他们
屋前的大广场，忽然听到后面传来熟悉的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

他刚转身，就看到梵高手执打开的剃刀，想向他扔去。

也许是高更威严的眼光阻止了梵高，他不敢行凶，站在原地发愣，然后耷拉着脑袋回家去了。

当天晚上，高更不敢回家，住在旅馆里。

而当他第二天回到画室时，看到很多人在那里，这时他才知道梵高割下了自己的耳朵，并把自己的耳朵洗净放在信封里，送给了妓女拉谢尔，请她“好好保存”。

梵高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高更打电话告诉了提奥后返回巴黎，躲到朋友家。

此后他再也没有见到梵高。

不过德国汉堡大学的学者汉斯-考夫曼对梵高“割耳”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争抢妓女拉谢尔，他们二人在妓院门外起了争执，高更手持利剑向梵高挥舞而去，在争斗中将他的耳朵砍掉。

不过考夫曼表示不能确定高更到底是故意为之还是失手所致。

考夫曼解释道：“出了这种事，事件的主角都发誓要表示缄默，高更也将剑扔到了河里。

事发第二天，警察询问高更，他就编造了梵高割掉自己耳朵的说法，随后高更就扔下了自己的朋友，消失了当时梵高正躺在床上养伤，没有为警方提供任何信息，并于7个月后自杀身亡。

如果真相被揭露，高更就会进监狱。

此外，梵高所说的割掉自己耳朵用的匕首或剃刀一直也未被发现。

”
1889年5月，在提奥的安排下，梵高到20公里外的圣雷米精神病医院进行疗养。

次年5月，梵高来到巴黎附近的小城奥佛求医。

虽然他写信告诉提奥“觉得自己很失败”，但是他一直不停地创作。

对自己的失败而产生的忧郁，加上癫痫（也可能是躁狂忧郁症）所造成的无力感，使梵高再也无法忍受。

1890年7月27日，他对着自己的肚子开了一枪。

被疼痛折磨两天后，梵高离
开了这个世界，年仅37岁。

他最后的遗言是对弟弟提奥说的：“悲伤将永恒。

”
1898年，50岁的高更住在南太平洋大溪地，贫病交加。

他请一位巴黎的朋友给他寄来一
些向日葵籽，栽种在花园里。

高更画了一系列有关向日葵的静物，表达了对梵高的敬意，以及对他们一起在南方度过的那些日子的回忆。

1903年5月8日，55岁的高更去世于多米尼加。

梵高与高更的相遇也许是上帝的安排，就连这两个人本身也是上帝的杰作。

性格决定命运，天才大师往往也有常人无法理解的怪异和苦痛，苦痛成就伟大。

在许多人看来，梵高对于“南方画室”的设想就像是一个梦，一个寄托着他对于艺术和人生美好期盼的梦，这个梦，因为两位艺术大师的砥砺而不朽。

1890年前后世界人口大约在15亿，而2011年10月31日凌晨前2分钟，全球第70亿名
人口丹妮卡-卡马乔在菲律宾降生。

一百来年的人口增长给地球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我们可以利用科技增加粮食产量，但是增加不了地球的面积。

于是，资源的紧张让许多原来可以做的事情现在不能做了，高更那样的隐居生活也就很难了，不光是因为资源，还因为资源减少所引起的价格上涨。

回过头来说说印象派吧，那是个工业发展在欧洲如火如荼的时代，蒸汽机、照相技术、电、电灯、电话、电影……被不断地发明出来，它影响了文化的发展，也就影响了文化载体的发展。

比如，摄影技术发展出来时，就有艺术家抗议夺了他们的饭碗，也造成了艺术家对写实主义的担忧。

在我看来，印象派发展正因为处于这样的时期，这多少让他们对体内的风景有所领悟，于是，以个人感觉为主导的印象派画家理所当然地发展起来，在他们之后的超现实主义则更是把诗的意识加了进去。

高更强调了色彩在他心中的印象，画面突出了色块的力度，甚至运用平涂来强调这种对景物色彩的印象，闯出了与众不同的个人风格，很具有我们现代人所说的装饰性效果。

他的题材依然是大自然和与大自然浑然成一体的人，这也是他逃避工业发展的一个原因，因为工业革命把都市生活搞得与大自然脱离得越来越远了。

看到高更的画，也让我想起那个时期的中国画。

印象派的画风在精神上与我们的写意画是同源的，只不过他们使用的是油彩和画布，我们是水墨和宣纸，出来的效果有些不同，但是题材上还是来自于大自然的。

不过，最不同的是，写意画不是因为工业革命才产生的，在时间上要早得多，它是中国哲学思维的产物。

而说到二十世纪初融入诗意的超现实主义，更是晚于中国的诗画同源很多年了。

所以，我想可以这样说，西方艺术的发展总体来说是被动的，受宗教影响、受工业革命影响、受科技产品影响，而中国的艺术要主动一些，从象形文字主动对物体的抽象就开始了，后来又从内心、从诗意感受、从哲理思维发展出了独特的模式。

从二十世纪开始，中国画的发展就遇到了瓶颈，因为难以用宣纸和毛笔来表现棱角清楚的工业产品，难以表现生活在现代建筑里的当代生活。

宣纸和毛笔是上千年来配合大自然的线条与纹理一起发展的，一旦大自然远离了我们，而我们又只能继续用大自然的物体来移情的话，这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现代派绘画发展让我们为之一振，因为它虽然没有与工业革命接上轨，但是与高科技时代接上了，与发轫于西方的观念艺术接上了。

它是值得庆祝的吗从市场化的角度讲是值得的，但是以跟在后面追的处境来讲，总有些不甘心的感觉。

至于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当代隐居原始孤岛的高更，我认为是可能的，只不过这些隐居者不是精神上到了这个层次，而是为了搞出一批与众不同的作品而策划出来的。

这就是时代的新情况，因为竞争，便要“不择手段”地把手中的作品马上兑现出去，不然就没有资金继续生活在物质的压力之下。

当然，希望是有的，那些业余的、闲来画画的人们，他们的作品就会自然多了，也不需要策划，不考虑市场，反而会出现一些“高更”式的个人风格。

保罗-高更（1848-1903），法国画家。

生于巴黎，二十七岁时对绘画产生兴趣，三十五岁
开始专心从事绘画工作。

初期追求平面的富有装饰性的表现手法，并受到日本版画的影响。

高更逐渐对欧洲的现代文明感到厌恶，于1891年离开欧洲，远遁大洋洲的塔西提岛隐居画画。

1888年10月开始，凡高与高更在法国阿尔一起度过了六十二天。

这两名热爱艺术的人，
抛弃了一切，要给后人留下“一份新艺术的遗嘱”，这点上两人完全志同道合。

然而因为性格倔强，差异很大，又加上作画方式不同，他们共同度过的日子充满风雨。

凡高是个内向的人，然而调色刀拿上手，在画布上点点戳戳，狠命地表露自己的情绪。

南国的强烈阳光和阳光照耀下的市镇、田野、花朵、河流、农舍和教堂，使他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明亮一些，再明亮一些！”。

而高更天性好乐，能说会道，作画时却像一个女子，画笔在布上轻轻一掠而过，留下薄薄一层颜色。

高更与凡高一起呆了十天以后，最初的情谊开始变质。

几个星期以后，两人终于发生了口角。

从12月起，随着气候恶劣，两人争吵也愈激烈。

风不断呼啸，凡高的精神也开始恍惚不定。

他在一次习以为常的大吵以后，用画笔在墙上写：“我是圣洁的心灵，我是圣灵。

……”
凡高在画《舞厅》这幅画时，向高更承认许多技法是从高更创作的《宣誓》一画中学来的。

恰在这时，肖芬奈克寄来一封信，把高更的画大大赞扬了一番。

凡高嫉妒心大发，拿起一只玻璃杯朝高更头上摔去。

高更不敢乱来，退出了房间。

12月22日，他决定搬到旅馆去住。

不料
第二天清晨，警察找上门来，说有人发现凡高血淋淋躺在床上。

原来前一天晚上，凡高用剃须刀割伤了自己的耳垂，然后将近23点30分，把那片耳朵当礼物去送给邻近叫拉歇尔的妓女。

从那时起，凡高开始行为有点疯疯癫癫，周围的人都叫他“割耳朵画家”。

1890年，经过长期住院治疗，病势稍有好转后，凡高回到巴黎，接受伽塞医生的专门治疗，并勤奋作画。

但是，1890年10月27日，在同伽塞医生发生争吵之后，突然开枪自杀，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伽塞医生将他的遗骸葬在一个寺院里，并在他的墓上种上了一棵向日葵。

凡高与高更都是印象主义画派的重要代表。

凡高的画色彩明亮，多用黄橙色。

高更画作的色彩鲜明纯粹，这对后来的野兽派画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