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化圈形成浅析

收稿日期:2000-06-10
作者简介:李梅花(1970-),女,吉林图们人,在读博士。

　2000年8月第33卷第3期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Y anbian University (S ocial Science ) Aug.,2000Vol.33　No.3
东亚文化圈形成浅析
李　梅　花
(延边大学朝鲜历史研究所,吉林延吉133002)
[摘要]由于地理的、民族的和历史的诸方面原因,长期以来,形成以中国为中心包括现今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在内的东
亚文化圈。

东亚各国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要素———汉字、儒学、佛教及道教的共识和认同,是最终形成东亚文化圈的牢固基础。

[关键词]东亚文化圈;汉字;儒学;佛教;道教
[中图分类号]G 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311(2000)0320089204
Analysis of the Form ation of Cultural Circle of E ast Asia
L I Mei 2hua
(Instit ute of Korean History ,Y anbian U niversity ,Y anji Jili n 133002,Chi na )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China 2centered cultural circle of East Asia which includes China ,Japan ,DPR K and RO K has been formed because of geographical ,national and historical reasons.I 2dentification of the essential factor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character ,Confu 2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by East Asian countries is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formation of the cultural circle of East Asia.
K ey w ords :cultural circle of East Asia ;Chinese character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文化史研究表明,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总是存在着若干个文明与科学的中心。

以这些中心为内核,在文化地理学上便出现若干个板块,文化史家称其为“文化圈”。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由于地理的、民族的和历史的诸方面综合原因,长期以来,以中国为中心,渐次形成包括现今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在内的东亚文化圈。

然而,就象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很不一致一样,人们对东亚文化圈的基本要素或特征的理解也是众说纷纭。

这种情况是由于人们对文化及文化圈所下的定义及划分标准不同而造成的。

目前,国内多数学者认为,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物质层次、制度层次、思想与价值层次,而根植于文化深层的思想与价值层次则是文化的核心。

本文所涉及的文化乃指思想与价值层次上的意识形态。

质言之,本文所要论述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就是指在现今中国、朝鲜、韩
国、日本所盛行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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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一致认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中
心,东亚各国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要素─
─汉字、儒学、佛教以及道教有共识和认同,是最终形成东亚文化圈的牢固基础。

那么,这些基本要素是如何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呢?
1.1　汉字的传入
朝鲜和日本在最初都没有本民族文字,而是使用中国的汉字作为记事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汉字何时传入这两个国家,尚无明确答案。

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公元4世纪末,汉字已在朝鲜、日本两国大量使用。

当时两国的公私文书都用汉字书写。

两国最早的国史,如高句丽的《留记》、《新集》,百济的《书记》、《百济记》、《百济本纪》、《百济新撰》,新罗的《国史》等,以及日本的国史如《古事记》、《日本书记》等,都是用汉字写成的。

由于汉字是象形文字,其中包含着中国古代文化经史子集的内容因素,因此,使用汉字本身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引进。

也就是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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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使用使朝、日两国潜移默化地融入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东亚三国相互影响、广泛交流的有利条件和基础。

1.2　儒学的传入
大约公元1世纪前后,儒家思想就已传入朝鲜。

儒家思想得到官方认可则是在高句丽小兽林王(371～384)时期。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记·小兽林王条)中有“…立太学,教育子弟”的记载,这是儒学在朝鲜的最早记录。

“太学”属中央最高学府,主要招收中央贵族子弟,传授五经三史。

学习成绩优异者,授予五经博士称号。

除“太学”外,高句丽在地方又有“扃堂”,主要招收地方贵族子弟和部分平民子弟进行教育。

对此,《旧唐书·高句丽》中是这样记载的:“俗爱书籍,至于衡文厮之家,各于街,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孙盛晋春秋》、
《玉篇》、
《字统》、
《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

这表明,儒学思想在公元四世纪后半期的高句丽社会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在政府的保护和支持下,得到广泛普及。

百济与高句丽一样,建国之初便全部接受了儒学。

到了公元3、4世纪,百济也有了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机关。

武宁王(501～523)时设立了五经博士制度。

到公元7世纪中叶,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的伦理思想,在百济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有史为证:“义慈王(642～660),…事亲以孝,与兄弟以友,时号海东曾子”。

(《三国史记》卷28,百济本纪)新罗约于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才开始接受儒学,是三国中最晚接受儒学的。

但它却以后来者居上的积极态度,主动、全面地接受了中国文化。

智证(500～514)、法兴(514～540)两王时,按中国名号与制度称王号和谥号,也按儒家的方式改变了国号和年号。

真德女王5年(651),置国学之官———“大舍”。

圣德王6年(717),置“太学”。

这样,儒学在新罗开始广泛传播。

关于儒学最早传入日本的时间,其说不一。

根据日本《古事记》、
《日本书记》记载,在应神天皇16年即285年,儒学由朝鲜半岛的百济博士王仁传入日本。

王仁带去10卷《论语》和1卷《千字文》。

但是,《日本书记》中的纪年不甚准确,特别是当时还没有《千字文》这本书。

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儒学是在公元4世纪传入日本的。

到了公元6世纪,日本人开始重视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学习。

《日本书记》中有日本用4个县的土地来换取一位五经博士的记载,表明日本当时对儒学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从推古天皇时期(593～629)开始,儒学才直接从中国传入日本。

当时日本多次派遣使节到中国隋唐留学。

他们归国时,把大量的儒学典籍带回日本,对儒学的传播与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3　佛教的传入
佛教传入朝鲜半岛,始于朝鲜三国时代。

其中,高句丽是最早接触佛教的。

小兽林王二年(372),中国前秦王苻坚遣使送名僧顺道、佛像、经书到高句丽。

这是佛教从中国传入朝鲜的开始。

384年,胡僧摩罗难陀从东晋到百济宣扬佛法。

385年,百济在南汉山修建佛寺,佛教开始在百济流传发展。

新罗接受佛教晚于百济。

高句丽僧墨胡子和阿导先后到新罗宣扬佛法。

阿导在遭新罗群臣反对之下于528年以身殉教,此后,佛教开始在新罗得以传播。

佛教最早是通过百济传入日本的。

钦明天皇13年(552),百济圣王(523～554)遣使赠倭王释迦佛像一尊和幡盖经论。

不久,日本国内流行一种疾病,许多人将此归咎于信佛,倭王只好下令禁止礼佛。

至敏达6年(577),百济使臣再送佛经。

当时大臣苏我马子力主拜佛,圣德太子加以支持,自此,佛教才在日本流传开来。

1.4 道教的传入
道教在公元7世纪前半叶传入朝鲜半岛,先传至高句丽。

史载,高句丽荣留王(624～625)时,唐遣人携天尊像及《道德经》送给高句丽,并派人前去宣讲《道德经》,国王和国人都来听讲。

(《三国史记》卷20,高句丽本记八)。

宝藏王(664～668)时,渊盖苏文当权,竭力提倡道教,他说:“三教譬如鼎足,缺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非所谓天下之道术者也。

伏请遣使于唐,求道教以训国人”。

(《三国史记》卷21,高句丽本记9)。

之后,唐太宗遣道士叔达等8人兼赐老子《道德经》到高句丽。

至此,道教在高句丽逐渐落地生根,与佛教并存。

有关百济的道教传入,在朝鲜文献上尚无明确记载。

据中国《后汉书》记载,“百济寺塔多而无道士”,对此记载学者们多有争议。

至于道教何时传入新罗,在历史文献中也见不到有关最初的直接记载。

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新罗末期起,新罗逐渐形成了以养生方术为主的修炼内丹的道教。

据日本考古发现,从葬有仕于推古(593～629)、舒明(629～642)两朝的王仁子孙的河内松冈山王后古坟、大和葛城郡新山古坟等处,挖掘出不少神兽镜。

在这些神兽镜中常常可以见到刻有道教神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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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西王母的名字和“延年益寿”、
“寿如金石”等道教名句。

这些神兽镜是中国后汉时代的“作品”。

可见,中国的道教思想在当时已传入日本。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7世纪这段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教、佛教、道教三教及其载体──汉字逐渐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生根发芽,并有开花结果之势。

2 在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先进的一方向落后的一方传播文化,是重要的因素和条件。

但更重要的是,后进的一方不仅要受容先进文化,而且还要对其消化、改进和发展。

只有这样,文化圈才能稳定、持久并产生深刻的影响。

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体现了这一点。

2.1　朝鲜和日本民族文字的出现
汉字在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之后,并没有停留在直接使用的移植阶段,而是在汉字的直接影响下,逐步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

在朝鲜,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之后,著名学者强首、薛聪等人总结前人成果,发明了“吏读”文字,即假借汉字音义标记朝鲜语。

用这种“吏读”来记录本民族的民间歌谣,并用它翻译儒家经典,对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李朝建立之后,第四代王世宗有感于语文不一的矛盾,令人参照中国的音韵学创制新文字,并于1444年颁布了拼音文字──“训民正音”。

在此之前成三问、申叔舟等人曾奉命13次赴中国辽东,访问谪居其地的明朝翰林黄瓒,讨论音韵学和发音表记法。

可见,“训民正音”的制定,是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结果,是朝鲜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日本文字也是在汉字的直接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最初日本人借用汉字记录日本语言,以汉字作为表音符号。

一句话里有几个音节,就用几个汉字来表达。

到了公元8世纪,著名汉学家吉备真备利用汉字的偏旁,结合日本语的发音法,创制了日本楷书字母──片假名。

日本僧侣空照仿照汉字的草字体创制了草书字母──平假名。

在这一时期,日本又发明了“汉训读法”。

这是日本有自己文字的开端。

2.2 儒教的发展情况
儒学思想传入朝鲜半岛以后,迅速得到传播和普及。

统一新罗时期,仿唐置国学,讲授儒学,以《论语》、
《孝经》为必修,以《周易》、
《尚书》、
《毛诗》、
《礼记》、
《春秋·左传》和《文选》为选修。

747年春正月,设诸业博士、助教,招15岁至30岁的贵族子弟,用9年的时间研究儒家经典。

788年春,设读书三品科。

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幸国学听
讲”。

统一新罗时期,出现了强首、薛聪、金大问、金云卿、崔致远等许多名儒。

唐玄宗曾赐新罗王诗云:“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

可见,儒家思想对新罗文化的深入浸润。

高丽时期,儒家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

930年,高丽在西京“创置学校”,设“书学博士”,招收贵族子弟,进行儒学教育。

958年高丽政府“始置科举”,把儒学经典列为考试科目,从而刺激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

992年,在首都开京创设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并派经学博士教育贵族子弟。

在高丽王朝时期,上自国王,下至闾巷儿童,所受正式教育无不以儒家经典为主。

在李朝时期,儒学更是在国家的推动下,俨然一种宗教得到热烈信仰,儒家经典被视为绝对真理。

从公元7世纪起,儒学在日本的影响逐渐扩大。

“大化改新”之后,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为了培养官吏,天智天皇(661～670)继承圣德太子的遗志,建立了“大学寮”。

这就是日本学校的起源。

此后,根据文武天皇(697～706)的《大宝律令》,在首都设立“大学寮”,在地方设置“国学”。

“大学寮”是设在中央的国家最高学府。

儒学经典是必修科目,并把它作为考选官吏的依据。

此外,儒学为日本建立各种典章制度和法令提供了思想基础。

“大化改新”的主要推动者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皇子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们根据中国儒学的政治理念进行改革。

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基本上是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制定的。

后来的《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也无不渗透着儒学思想的影响。

645年,孝德天皇(645～654)使用“大化”年号,这是日本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从此,日本历代天皇均使用年号。

2.3　佛教的发展情况
在朝鲜,统一新罗时期的佛教在整个社会生活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已经取代巫俗而成为护国宗教。

巫俗逐渐失去其主导地位,转为民间信仰。

进入高丽时期,佛教作为封建统治思想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高丽历代国王均笃信佛教,甚至王子和国王的直系亲属也有不少出家为僧的。

高丽时代最有名的僧侣学者义天就是文宣王的四子。

国家还对佛教特别加以保护,并在各方面予以扶持。

公元10世纪后半期设立了僧科,由国王授予教宗和禅宗系统的职位并使其法制化,同时给予相应的田柴。

他们之中有不少人甚至得到王师、国师的称号,作为国家顾问直接参与政事。

这样,佛教在国家的特别庇护下,得到很大发展并在国家意识形态中上升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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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日本之后,很快就兴盛一时。

在推古
天皇末年,已建寺院46座,僧尼数达1300人。

这种情况的出现,圣德太子起了很大作用。

他多次开讲《法华经》、《胜髟
曼经》,并撰其义疏,还到处修建寺塔,扶持佛教的救济事业,成为30余年兴佛的支柱。

圣德太子去世20年后,日本发生了“大化改新”(645年)。

皇室联合部分贵族,以从中国回来的留学僧人为基干力量,模仿中国唐代制度,进行政治、经济文
化的全面改革运动。

曾留学中国的学问僧僧日
文、高向玄理等,被任命为国博士,使佛教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大化元年(645)颁布了兴隆佛教的诏书。

天武天皇(673～686)还下令每家必须设置佛堂礼拜。

这是日本各户所供“内佛”的开始。

从此,佛教遍及各地,至公元7世纪末,全国寺院多达545所。

(平川彰:《印中日佛教通史》)奈良时代(710～794),是日本佛教的极盛期。

圣武天皇时代(729～749),着手在各地建立国分寺,并于753年正月,结束东大寺的工程。

圣武天皇亲自写愿文刻碑,垂范后世。

碑文写道:“以世代国王,为我寺檀越,若我寺兴复则天下兴复,若我寺衰弊则天下衰弊”。

奈良时期,佛教的制度逐渐完备,从僧官设置、僧位授予到僧尼的品行、衣食住行等均有详细规定,佛教被视为镇护国家的要法。

2.4　道教的发展情况
高丽道教是朝鲜道教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在整个高丽时期,历代国王均笃信道教,不惜国家财政在全国各地建立道观,培养道士,建立道士制度,频繁地举行斋醮仪式。

道教成为国家宗教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高丽道教的全盛期是公元11世纪中叶。

其中,睿宗(1106～1122)和毅宗(1146～1170)又将道教推向了极盛。

睿宗是高丽历代最笃信道教的国王,他建立了朝鲜历史上最初的道观─福源观,并在此开设讲席,阐述道教妙理。

他还特意从中国宋朝请来两名道士,专事选拔优秀者,将其培养为道士。

睿宗甚至一度想奉道教为国教。

毅宗也不亚于睿宗,他在位期间,频繁举行规模宏大的斋醮仪式。

据《高丽史》卷18记载,毅宗时,参加斋醮仪式的道士、佛僧达数百人。

道教在日本的奈良时代(711～794)主要是占卜祭神和方技咒术。

它最初流行于上层社会,后逐渐传播到下层民众中,并日益和日本固有的信仰结合在一起。

后来由于带来诸多“弊害”,遭到当时统治者的否定和禁止。

平安时代(794～1192)是日本道教最隆盛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日本道教在前期大量吸收中国、朝鲜等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进入了对其文化加以消化融解的阶段。

因此,平安时代的道教得到极为系统的研究。

大批留唐学生回国时带来的道教经典,也为这种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同时,平安时代又是日本公家贵族时代,不仅受苦受难的阶层需要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就是过着安逸生活的贵族阶层也需要一种追求。

他们向往神仙世界,希冀长生不老。

而道教正好适应了这种需求而得到欢迎和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要素———汉字、儒教、佛教、道教在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之后,得到共识和认同,并得以改进和发展。

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东亚文化圈得以形成。

从空间上讲,它是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经朝鲜半岛向日本列岛,由西向东发展的;从时间上讲,它是从公元4世纪至公元12世纪渐次形成的。

尽管各个国家的文化同质性由中心向边缘依次递减,但在意识形态方面确实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素质,以至于我们有理由把东亚看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即文化圈。

其特征表现为:接受中国汉字、接受中国儒学、道教以及中国化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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