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助、欣赏与憎恨——论《土生子》中的暴力及其悲剧根源

无助、欣赏与憎恨——论《土生子》中的暴力及其悲剧根源李哲
【期刊名称】《《牡丹江大学学报》》
【年(卷),期】2019(028)011
【总页数】5页(P55-58,117)
【关键词】《土生子》; 理查德・赖特; 种族制度
【作者】李哲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106
引言
《土生子》中手握刀子与斧头的比格常被视为赖特手中“映照美国文明的一面镜子”[1]，反射出美国社会试图用民主政治与美国梦遮挡的种族主义社会原罪。

值
得反思的是，国外很多学者对小说中比格杀人行为的看法与小说中普通白人民众的反应具有某种一致性。

一方面，小说中的民众、媒体和政府一边倒地坚信玛丽的凶杀只是一起强奸案，比格是性欲发达的丛林大猩猩；而同时有不少国外研究者也认为这场凶杀只是美国种族制度导致的复仇行为。

两者都将比格归为种族制度压迫下的野兽。

另一方面，两方都只聚焦于比格的身份与命运，却忽视了其余两位在场者，即玛丽·道尔顿和道尔顿太太。

这不免使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会掩藏凶杀背后的真
相与深意。

本文认为，将比格的凶杀局限为种族制度的极端反抗行为，似乎忽视了这场凶杀传递的其他隐喻信息。

如果只是怀揣复仇之心，那比格在碎尸时应该更享受于血液喷射的杀人快感，但比格一直注视的是玛丽白皙的皮肤。

从这一角度出发，比起对加诸在黑人民族身上的不平等待遇的复仇，赖特更在意的是比格的暴力对象，即玛丽的身份符号及其象征的种族权力，这才是“赖特对于人和美国文明批判的核心。

”[2]
值得注意的是，在凶杀现场出现的失明的道尔顿太太是事件的导火索，正是她的出现才让比格产生巨大恐惧并导致其失手杀死玛丽。

犯罪心理学认为，在凶杀案中的受害者并不总是消极被动的角色，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凶杀事件中。

也就是说，玛丽实际上并非无辜受害者，或许是其未被解锁的身份符号在黑暗的卧室中“逼迫”比格付诸暴力。

玛丽与道尔顿太太同时在这场凶杀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

因此本文将从比格、玛丽和道尔顿太太三者身份象征的冲突与联系出发，分析玛丽被杀事件的象征意义和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源。

一、刀子、斧头与锅炉：仪式般的暴力场景
小说中的比格从小到大都无法忍受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黑人生存状态，“我们是黑人，他们是白人。

他们享尽一切，我们一无所有。

”[3]28 这使他经常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冲破隔离制度的囚笼，逃出社会监狱。

他在杀死玛丽时的血腥暴力正是这种冲动失控后的反应。

他疯狂地用枕头狠命地捂住玛丽致其窒息而亡；清理完现场后，他没有立刻逃遁而是将玛丽的尸体拖到地下室，用刀子与斧头割下她的头颅，将尸体塞进锅炉中焚烧。

在芝加哥白人别墅的地下室，比格举行了一场富含象征意义的分尸仪式，“这是一场凯旋仪式。

它所使用的过分的暴力是造成它的荣耀的一个因素。

”[4]
在美国内战后，跨种族性行为是一种绝对禁忌，象征着黑种男性对白种男性权力的
觊觎。

不论何种原因，任何黑种男人一旦被发现与白种女人在一起，都会受到强奸指控。

在这种语境下，白种女性的“性贞洁成为控制种族、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隐喻”[5]，这意味着为维护权力的白种男性以保护“性贞洁”为借口，将黑种男性
想象为会严重威胁到纯洁的白人女性的野人。

白人社会转嫁投射到黑人身上的这种兽性本能代表着“白人文化对黑种男性的阉割”[6]，其有效形式便是公开处决的
私刑。

可见，在美国种族主义的男权社会下，白种女性和黑种男性被性贞洁与私刑病态神话拴住，这导致黑种男性被非人化的同时也被剥夺了男性气概。

在此意义上，对比格来说，被当成图谋不轨的强奸犯的恐惧并不是针对玛丽个人的，而是有其社会根源。

比格生活中被压抑的阉割焦虑与无力感随时有可能爆发。

在美国种族制度下，种族主义的男权社会享有对白种女性的身体控制的垄断权，白种女人只能是黑种男性不可撷取的禁果，白种男性会严厉惩罚黑人跨种族性行为的越界举动。

比格在地下室分尸仪式中用刀子、斧头与锅炉步步强化对玛丽身体的暴力，暗示出比格对这个白色躯体的极端恐惧和仇恨，对种族主义白人男权社会所享有的身体控制权的反抗。

正如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通常是被完全否定的人才会使用身体控制权，他们的生活非常贫乏，以至于他们除了剥削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方式与他人建立人际关系，在世界立足。

[7]87 从这一意义出发，通过对玛丽身体的侵占与惩罚，比格才觉得自己的生命与其他人产生了联系，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人类共同体中，感受到种族隔离制意欲消泯的那一部分：黑人对跨越种族界限的人类关系的渴望以及黑人追求权力感与意义感的机会。

安东尼·法利认为白人的施虐快感聚焦于对“黑色皮肤”的伤害，继而否定黑人的
内在机制与“主体性”。

[8]19 赖特竭力地具象化比格切开白色皮肤的过程：起初，比格“把刀刃抵在她的喉咙，只是轻轻触碰，好像期待着刀可以自行切开她白皙的皮肤。

他盯着放在白色皮肤上的刀刃，下定决心后轻柔地用小刀割开她的皮肤。

”[3]71 在整个执刑过程中，玛丽白皙的皮肤暴露在比格的目光下，成为被审
视的对象。

正因为“皮肤是人类主体性的场所”[8]20，黑暗中的白皙皮肤放大了
玛丽的白色魅力。

与赋予玛丽魅力的白色皮肤相反，黑色皮肤只会带给比格无力感、羞耻感，让他觉得自己随时要爆炸。

这种对白色皮肤的羡慕与对黑色皮肤的羞耻，迫使比格用小刀盘剥了玛丽身上的白人文化中诱人、难以得到的权力象征。

如果说比格用小刀划开皮肤象征着对白色外壳的“除魅”，他用斧头劈开喉骨斩下头颅则象征着彻底斩断玛丽的白人身体意象与其白人文明之间的生物链条，象征着对白色种族文明的进一步否定。

柏拉图曾指出头颅的重要性，它是“身体的最神圣的部分”。

[9]斧头劈开的头颅标志着“权威和理性统治的终结，人类的状态得以
重塑”[10]，是比格对白种男性所定义黑人非理性野蛮人形象的反抗。

“一直以来，黑人总是被定义为热情似火和感情强烈的存在”[11]736，纵观全文比格一直与火相连：生长在这被白墙围困的地方，比格总是感觉到“他胸口的灼烧感”[3]29；当他瞥见锅炉的时候，它是那么的火烫而他亦然。

从锅炉与比格的紧
密相连角度看，我们有理由把它解读为“比格权力的象征”。

[11]736当比格靠近锅炉打开门手时，看到烧红的煤炭颤抖地倾诉着燃烧着的怒火，好似海上女妖塞壬吟唱的蛊惑歌声引诱比格将玛丽的尸首丢入火中。

在地下室以外的白人至上的世界中，比格只是无力养家、报国无门的失败者。

出于对白人权力既恐惧憎恨又渴望拥有的复杂心理，他将玛丽塞进锅炉中焚烧，他“创造了新生”，而“锅炉的生命力不断被加强”。

[3]71 这个很有仪式性的场景非常耐人寻味。

理查德·鲍德温曾指出，比格在这场仪式般的暴力中暂时获得了“自信感、完满感
和前所未有的自由”[3]83，但只需道尔顿先生身侧的白种男性的一瞥，比格的“紧张、灼热、窒息的恐惧又卷土重来了”[3]107，这“暴露了这种权力的虚假性”。

[12]从某种意义上，关注“非裔美国人的身份、需求、苦楚、抱
负”[13]404 的赖特想要借助对比格施暴后虚假权力感的描写，暗示出深陷于阉割焦虑与无力感的比格对白种男人权力的渴望。

二、“无助、欣赏与憎恨”：身体吸引与精神疏离
埃尔顿·麦克尼尔（Elton Mcneil）认为谋杀受害者鲜少符合消极受害者的刻板印象，而是“通常扮演了导致自己死亡的积极角色”。

[14]从这一角度出发，虽然是比格残忍杀害了玛丽，但不容忽视的是，玛丽拒绝和比格保持应有的距离，引他入室才导致她的死亡。

因此，玛丽在这场悲剧中所应负的责任值得探讨。

当比格看到电影中的富婆与她的丈夫相拥而吻，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这是他渴望的爱与温暖，这种温暖在赖特描写比格与玛丽的身体接触时频繁出现。

面对主动亲近比格并宣称“我会站在你这边”[3]55 的玛丽，他深切感受到种族隔离制意欲泯灭的那一部分：对跨越种族界限的人类关系的渴望、对人性的向往。

当比格触碰到玛丽柔软的身体时，他的感受可以用梦幻般的眩晕感来形容。

当“他的指尖感受到玛丽柔软身形，比格身体一顿，静静看着玛丽，掩盖着身体兴奋感。

”[3]67 即便有声音“督促他快离开”[3]67，但他不愿离开想要再次亲吻她、靠近她。

“赖特用彼此之间的性吸引暗示着，一种对既定禁忌世界的挑战，同时也是他们共有人性的吸引。

”[15]此时的比格“感受到的只是玛丽的身体”[3]68 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温暖与权力感，这超越了她身上白人符号带来的恐惧与憎恨。

威格曼（Robyn Wiegman）认为，在后奴隶制时代，美国女性与非裔美国人未曾享有压制身体的特权，这是美国白人男性的特权。

白人通过压制黑人身体，强化黑人对自我身体可视性的意识来维持他们对私刑的恐惧，因为“身体可视性与私刑有相似的联系”[16]，通过强加自我身体意识来否定黑人的主体自由，让他们不敢僭越白人社会严格划定的社会位置。

在强势的白人权力面前，比格的身体立刻蜷缩为种族社会下黑种男性干瘪的象征符号，即被随时处以私刑的强奸犯；玛丽也不再温暖与柔软，而是变成具有攻击性的女人，一块随时致比格死地的“砖头”。

道尔顿夫人的出现惊醒了梦中人比格，“一股歇斯底里的恐惧噎住他的喉咙，就像从梦的
云端坠入凡尘。

”[3]68 鬼魅般的道尔顿夫人让比格立即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处境。

“可视性”一瞬将比格从美梦拉回现实。

其实，“可视性”的恐怖一直笼罩着比格。

初见玛丽时，他用欣赏的目光打量着身材纤细，皮肤白皙的玛丽，认为她是性感的白人女孩儿。

当玛丽在象征父权的道尔顿先生面前笑问比格是否参加工会时，玛丽的真挚目光和道尔顿先生的严肃目光变成福柯式的权力凝视，让比格痛苦地感觉到自己每一寸黑色皮肤，“我是黑人，她是白人”[3]66 的敌对感顿然生出。

这意味着每当比格意识到自身位置，身处白人可视范围内，他便觉得玛丽是一个疯女人，让他觉得自己像被困在“像自然力量一样强大”[3]82 的白人权力圈套中的一条狗。

“可视性”带给比格的位置感与恐怖感致使比格对玛丽产生“无力、欣赏与憎
恨”[3]66的复杂态度，被强烈吸引但又害怕“被白种男性看到”。

[3]66 他一时
相信“玛丽似乎不同于那些憎恨我的白人”[3]56，下一秒又开始怀疑玛丽认为这
是“白人玩的新把戏”。

[3]56 这种态度的游移正是源自强加于黑人男性身体之上的强奸与私刑的种族神话。

在私刑泛滥的语境下，玛丽对比格的亲近，加剧了比格对黑皮肤的“可视性”的自我意识，她的越界唤起比格对私刑的恐惧，进而引发后来的悲剧。

究其根本，玛丽被害也是种族隔离制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制度下黑人社会与白人社会说的不再是相同的语言，比格在与玛丽交谈时，他根本听不懂玛丽所说的又长又陌生的单词，对他来说“这是另一门语言”。

[3]44 这意味着黑人与白人之间的隔离感。

但是，与玛丽进行身体接触时，比格感受到了某种联系。

不幸的是，“可视性”即刻掐断了身体的联系，顿生身体上“我是黑人”而“她是白人”[3]66 的敌对感，由此，暴力便成为两个身体之间的沟通方式。

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种族制度也是这场凶杀案的同谋，而玛丽也就是为种族制度的维系献上的祭品。

三、“瞎子的社会”：白人社会对种族迫害的选择性无视
在比格失手杀死玛丽时，道尔顿夫人也在场，只不过她由于失明并不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然而也正是她的出现，触发了比格的恐惧才引发了后面的悲剧。

在比格眼中，道尔顿夫人是一个“鬼魅般的白影”。

[3]68在此，赖特有意将道尔顿夫人符号化，象征着整个白人世界的失明，这是“一个瞎眼的世界”。

[3]115 借用道
尔顿夫人的失明在场，赖特想要揭示白人对于发生在身边悲剧真相的无知。

表面上看，道尔顿夫人是热衷于帮助黑人的“开明”好白人，但实际上不过是“躲在僵尸般的良知背后，参与社会暴力”。

[7]166 道尔顿一家为黑人捐助乒乓台，
真正的意图却是希望他们不与白人对抗，“不扫荡街道，不破坏白人的财产，他们其实从未真正关心过比格，他们的善意源自黑暗深处的自私动因。

”[3]13 更讽刺的是，当马克询问比格这些乒乓台是否可以让他们摆脱困苦，比格嘲讽地回答“不，那地方正是我们筹划那些坏事的聚集点。

”[3]220 富有白人的假救助不仅无法粉
饰太平而且还会加剧社会矛盾。

道尔顿先生为黑人教育投入数百万美金，虚伪地说想给黑人一次机会，但实际上他“从未雇佣过被资助的黑人。

”[3]204 这种富有
白人为了维护社会安定与固守自身权力，表面上热衷于慈善救助，实际上却又从来不会真正给予他们机会与希望。

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杰·巴克（Roger Barker）与塔马拉·顿伯（Tamara Dembo）的挫折—攻击关系图像表明，“假如目标变得触手可及却受到无理的阻碍时，人们所体验到的挫折感最为强烈，更易激发攻击性行为。

”[17]据此，富有白人的假意慈善给黑人造成的心理影响不容低估。

这些富有白人看上去对黑人无恶意，但是他们的虚假善意完美地掩饰在无知的外表下，并借用教育、宗教救助和性贞洁等正义神话，对黑人施行更为隐蔽的统治。

究其对黑人教育的投入，并非对黑人的真正的栽培，而是为了将其调教成对白人社会俯首贴耳、感恩戴德的精神附庸。

一旦黑人言行与歌颂白人功绩的种族话语背道而驰，就会像小说中那个书写关于黑人受压迫报告的黑人大学生一样，被当做疯子丢进监狱。

可见，黑人的教育环境只是受规训场所而非希望之地。

罗洛·梅指认为，无知贯穿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他们渴求寻求一种庇护，逃避
难以解决的困境，而其中的一种最为有效的防御方式便是无知，而这种为避免承认或面对自身的权力与责任的无知往往被视作是“虚假的无知”。

[7]47一旦社会关系失调，白人就会立刻伪装“无知”逃避罪责。

这种虚假无知象征着躲藏在隐蔽统治方式下的“非暴力者”[7]93的权力，富有白人以未直接施暴的非暴力者身份用假意慈善满足白人社会的良知伦理需求的同时积极参与黑人的社会暴力。

当马克询问道尔顿先生制定规则时强制黑人居住在特定地区并“收取黑人更高的房
租”[3]203 的行为初衷时，他辩解道：“这不是我规定的”、“我想他们这样更
开心”[3]204；马克继续追问他为什么会认为隔离黑人与白人，他又用“我不知道”[3]204 来搪塞马克。

显然，他试图通过伪装“无知”来逃脱责任。

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白人女性“性贞洁”的正义神话，黑种男性便沦为种族主义社会中黑种男性的象征符号、种族制度的替罪羊——强奸犯。

于是鸣叫的警笛时常响彻黑人区，“在黑人区，随便抓第一个看起来无家可归的黑种男孩”[3]14，经过一周的拷打，这个男孩就认罪了。

就像比格一样，睡觉时被白种女性受害者家属指认没有犯下的过错。

这说明，白人社会不只对黑人的挣扎与真正需求熟视无睹，同时还对种族制度自身的罪恶选择性失明，通过建构黑人作为犯罪主体的神话来为种族制度的正当性寻找借口。

赖特曾表明，白人的虚假良知是激发他创作《土生子》的直接原因，他“想向那些混蛋证明，生活的游戏远比乒乓比赛要猛烈。

想向他们展示，现实生活远比他们所想更坚硬、更灼人”。

[3]13 借助失明白人的暴力在场，赖特化身偷取圣火的普罗米修斯，直接烧毁“神明”的良知谎言。

同时，对白人良知的幻灭挑战了“受过教育的黑人向美国白人乞求公平正义的工具”的黑人文学传统，[13]404 惊醒那些天真的黑人文学家不再继续寻求白人良知。

结语
赖特意识到“权力成为黑种男性与白种女性的崭新而迫切的议题。

”[7]31 但他并没有局限于种族政治的狭窄视域中。

虽然比格的暴力形象容易引起多方的误解，这一点赖特也意识到了。

但是，只有通过暴力仪式才能更深刻表达出赖特对黑种男性在种族制度下受压抑状态的再现。

不论是施暴的比格，还是被残忍杀害的玛丽，他们都是种族主义制度的祭品，是假借对黑人进行善意帮助来掩饰种族制度原罪的替罪羊。

比格的暴力与道尔顿一家的虚假无知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白人社会刻意无视比格的身份焦虑与权利渴望，将这场悲剧审判为黑人强奸白人女性的神话，凸显出种族制度下的种族暴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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