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现世影响

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现世影响
【内容摘要】
本文大致分为三部分内容，首先是以历史发展顺序为线索，从源头探究儒家思想的产生原因及其诞生对于后世的深远意义；其次是结合历代社会背景论述其在时间长河中产生的多次关键转变；最后结合当下的生活与时事，对儒家思想去粗取精、活学活用。

【关键词】
儒学、发展、变革、影响
【第一阶段：儒家起源】
在探寻儒家的起源之前，首先需要对“儒家”、“儒学”和“儒教”三个概念进行一个简单辨析。

“儒家”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在当时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阶层存在的；“儒学”是“儒家”的学说与观点态度，其中包括大家熟知的“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等精神；而“儒教”则是为广大儒客所推崇的一种信仰，其尊孔子为先师，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佛教”和“道教”并行，合称“三教”。

而这三个概念中，最早成型的是“儒家”。

儒家是由孔子在周朝末期创立的，在东周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封建经济和势力集团循迅速成型，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不断的战乱变革之中。

很多诸侯国的势力逐渐强大，导致周朝总法力值遭到破坏、周王垄断的分封权利受到削弱，诸侯之间的纷争不断，“小宗”取代“大宗”的现象也在频繁发生，周王室很快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

在这段被称为“春秋战国”的时期里，各国竞相进行改革图强，一批又一批士人开始冲破立法制约，四处游说，渴望被重用，而孔子就是当时的其中一员。

孔子是周朝贵族世家，生于鲁国，为人谦逊好学，精通六艺，看重个人道德修养，曾担任下层官吏。

孔子50岁时曾任鲁国中都宰，但因对当时掌权的季氏家族
心存不满而离开鲁国，带着弟子开始了长达13年的列国游说。

由于孔子出身贵族
并曾亲眼目睹自己国家在政治统治上的衰败，这个时期孔子的思想大多围绕着“民本”进行论述。

他以“君主而民从”的关系为前提假设来讨论治国之道，其最终目的是通过规范君主的政治行为以实现国泰民安的目标。

孔子推崇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学说，要求统治者要“以德为本，德刑相辅”，同时还反对统治者的“厚敛”、“攻伐”与“独裁”等行为，要求统治者先要“正己”而后“正天下”。

虽然孔子当时的这些思想都是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为出发点的，并且其“施仁政”、“轻徭役”、“重教化”等主张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但在这十多年间，孔子的思想并没有被得到重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主张相较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过于理想化。

首先春秋时期征战频繁，各大诸侯国之间都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孔子的思想虽然先进，但却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格格不入，因为其很难帮助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进行国力发展与势力扩张，并且孔子过于推崇礼义，强调等级，在当时看来难免有些倒退。

在孔子之后，孟子和荀子也相继对儒家思想进行补充，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例如广为人知的“君舟民水”、“天行有常”等。

儒家思想在周朝时期正式成型，虽然其一直没有被重用，甚至在秦朝还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这些不顺并没有减少儒家学说的生机，因为其具有深厚的理论体系为支撑，只要等到合适的时机就能大放异彩。

【第二阶段：汉朝独尊】
由于政治、文化上的高压政策在民间慢慢发酵及其军队配置的不合理、继承人一直悬而未决等多重因素，秦朝终于在公元前207年被刘邦率军打降。

但汉朝初年，在经历了秦灭六国、楚汉争霸等一系列战乱之后，人口极度凋敝，经济残破衰败，整个社会急需恢复生机。

当时的刘邦采用黄帝与老子的学说，采取一系列“积极无为”的政策，帮助国家快速回复了元气。

到了汉武帝时期，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经不再能够满足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求。

于是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的想法很快被当局采用。

董仲舒的思想并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在其基础上掺杂了道、法、阴阳五行等各家思想而成型的。

这是儒家思想的第一次“转变式”发展，完美体现出了儒家思想高度的兼容性与生命力。

董仲舒的思想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强调“君权神授”与“天人合一”，其旨在向百姓强调君权的权威性、正统性，增强了统治者的“神秘色彩”，推动了统治权力的高度集中。

其次是强调“三纲五常”并提倡孝道，旨在使百姓安分守己，不轻易越位，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

最后董仲舒还拿出了儒家“仁政”的理念，提出“薄赋役、省徭役，以宽民力”的观点以缓和阶级矛盾，同时还提出废除“盐铁官营”制度，从而激发市场活力。

这些主张相辅相成，既有“神化”君权作为前提与保障，又以世俗礼义和仁政政策对其进行辅助，对减轻农民压力、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有极大的帮助。

董仲舒对传统儒学的发展主要基于天人感应学说，而并没有太重视孔孟在个人心形上的理论。

其在西汉时期的发展有利有弊，在帮助君主巩固统一、确立儒学主流地位的同时也变得更加功利化。

【第三阶段：危机与复兴】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政权更替频繁，思想氛围自由开放，佛、道二教逐渐兴起，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儒教并行，形成“三教鼎立”的局面。

虽然儒家文化在当时仍为主流，但儒家独尊的地位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但除了时局的动荡与佛、道二教的兴起，儒学本身的弊病显露也是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渐衰微的原因之一。

在儒学创立之初，孔子及其弟子对言行的同一性是十分注重的，那时儒学的主张也完全是儒客们做人的信条与准则。

但当儒学的地位逐渐趋于一尊，成为官方指定的“正统”后，儒学的一些思想就成了不少人嘴上空空的说辞。

以至于很多不信、不学、不做儒的人为了在仕途道路上有所成就，也不得不把仁义道德的“空壳”挂在嘴边、写在笔下。

慢慢地，人们的知行之间、口心之间就产生了分离。

如果单纯说儒释道是什么时期完成“三教合一”是不准确的，因为所谓的“三教合一”过程其实从三者并存之初就慢慢开始了，而这三教出现合流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当时的“三教”在体系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漏洞或者说是不完善的地方。

宗教作为一个与现实生活不同的精神世界，一样要有完整的、合理的人生观，而《论语》中提到的诸如“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等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经受严密逻辑的推理的。

而佛、道二教虽然在因果、生死等方面自
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们没有像儒家一样提供“出世”的依据，单纯的与世俗分离的生活不管在何时看来都是不合常理的，因此儒释道三教需要进行“取长补短”。

其次，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多神崇拜的习俗，中国自古就是个“多元一体”的国家，辽阔的土地面积带来的是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的历史文化与不同的精神信仰。

而随着战争导致的政权频繁更迭与社会发展带来的地域间联系日益紧密，人们的精神世界就变得愈加丰富了。

有些士大夫虽在为人处世方面依赖儒教，但其个人信仰却是道教或佛教，类似的情况到今天仍然十分常见，人们通常会为了功利化的目的去拜神，但当内心出现贪嗔痴三毒之时，又会即使转向而“求助”另一方。

到了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逐渐成型，二者统称为“宋明理学”。

程朱理学的世界观为“天理是万物本源”，即客观唯心主义；其在社会层面上的体现是传统儒家的道德伦理准则，而在个人层面上的体现则是“存天理，灭人欲”。

而把握“理”的方法则是“格物致知”。

陆王心学的建立则是因为一些理学家开始对程朱探寻真理的繁琐方式表示不满，他们认为“心即理也”，向外“格物致知”不如向内“发明本心”。

宋明理学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了佛、道元素，形成了一种“新儒学”，它作为一种经过哲学化的儒学，一方面丰富了传统儒学的精神，
使其更具四边形，形成了一套更加严密的哲学体系，但同时也强化了封建统治对人们的精神压迫，桎梏了人们的思维。

【第四阶段：批判继承】
到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强化，专制制度走向僵化。

同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原先的宋明理学早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这个时期一批“反正统”的有识之士结合当下社会需求，提出了更加前卫、进步的思想主张。

例如李贽批判儒学的权威性、主张男女平等，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反对重农抑商，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理学空谈等。

这个时期的儒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段的社会需求，带有一定的功利主义与民主色彩，同时具有反传统、反教条的特点。

明清儒学是对传统儒学“继承性”的批判，促使了当时的传统文化重换升级，也促进了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

【第五阶段：当今社会】
虽然儒学在之前的各个朝代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与更迭，但其精华是永远不变的并且可以为今天所用的。

就比如儒家的道德礼仪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儒家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国家的政治建设、民生保障，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等。

学习儒家思想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阅读儒家经典，这样就能对这些主张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能够分清主次，去粗取精，结合时代需要继续发展儒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