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和自由探究_科尔

科学与社会
学术自由和自由探究
科 尔
摘要本文回顾了学术自由与自由探究这一美国大学最为重要的价值观，从一战到冷战再到小布什执政时期受到攻击和侵蚀，以及大学及其领导人如何回应这些攻击的历史。

在人们感到国家安全处于危机时，个人权利和学术自由往往成了牺牲品。

从机构的层面来看，布什政府时期学术自由受到威胁的程度甚至大于冷战时期。

因此，重申学术自由的理念、捍卫教师的权力和大学自治的原则，是美国的一项重要任务。

学术自由旨在建立一套大学治理的结构关系和价值观，捍卫大学的治理规则，这些规则界定了教师在大学里享有的特权，它“是使整个学术事业合法化的关键概念”，亦是大学和美国社会建立的一种关键性的契约。

只有保证学术自由，大学和社会才能取得双赢。

关键词学术自由自由探究美国大学布什政府同行评议
对美国学界来说，自由之必不可少几乎是不言自明的。

任何人都不应低估那些引导和培养我们年轻一代的教育者在民主国家中的关键作用。

对我们高校里的知识领袖施加任何约束都会危及我们民族的未来……在猜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学术无法繁荣。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美国创造的高等教育系统，在其最好的时候，是全球最为杰出的。

然而在美国历史上的某些时候，这一卓越的地位则受到威胁。

对自由探究和学术自由这一根本价值的最新威胁，发生在乔治·W·布什政府治下的后9·11时期。

作者简介：乔纳森·R·科尔（Jonathan R. Cole），哥伦比亚大学约翰·米切尔·梅森讲席教授，哥大前教务长。

本文节选自冯国平、郝文磊翻译，曹聪译审，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大学之道》。

与作者沟通、节选的工作由曹聪完成。

从2000年到2008年，也就是差不多在1954年“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就美国大学里的共产党人举行国会听证会半个世纪后，大学教师又一次经历了反智潮流的涌动。

他们越来越担心外部政治因素对大学决策的影响。

联邦政府对教授的攻击，再加上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采取的其他行动，说美国面临另一波不宽容和压制的浪潮也不为过，而这股力量总是使高等学府难以蓬勃发展。

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型大学的领导人未能保护一些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学者，美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如果9·11后布什时期类似的对自由探究和学术自由的攻击得以持续甚至变本加厉，它对美国大学质量的消极影响将是巨大的。

大学在今天比冷战时期更加依赖联邦政府的支持。

在麦卡锡时期，大学相对而言规模不大，而政府合同和科研拨款占其总收入的份额也较小。

在20世纪50年代初，哥伦比亚大学的年度预算还大大低于5000万美元，2008年的年度预算则接近30亿美元，而其中超过1/4来自联邦政府。

其他大型的研究型大学也大同小异，这意味着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受到政治操纵和控制。

大学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植根于更广大的社会之中，以多种方式和工业界、商业界和政府联系起来。

因为这种种联系，当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引起某些人的反感时，必然会招致公众的批评。

但自由探究必须包括选择研究线路的自由，哪怕这种研究可能会冒犯一些人。

当政府或大学管理层不能容忍教师的研究工作，因其工作有悖正统而对其制裁时，违反这些极端重要的价值观的状况也就发生了。

学术自由有两个强大的保护伞。

首先，进行自由探究以及为表达思想创造条件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

要不然，教师和研究人员怎样能够探索新思想和新观念，质疑普遍认可的见解和根深蒂固的思想信仰、纠正错误、寻求真理？思想的自由表达居于美国价值观的核心，代表着民主的优势，因为在民主体制下，与主流不一致的思想也是有价值的，可以在理性辩论和证据的基础上得到展示、辩护、接受或拒绝。

这些思想不一定要有任何实际应用才会被人重视。

伟大大学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保护这些活动，让其处于自由区，不受当权者的影响，帮助我们实现在追寻梦想和探寻终极真理上的潜力。

学术自由和自由探究的第二个保护伞来自实用主义和“结果论”的观点：如果我们的学术自由和自由探究受到威胁，就威胁到大学做出伟大发现的能力，就可能牺牲传递知识和创造新知识的成果，而我们的社会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识。

如果有人能证明处在外部政治力量掌控下的高教系统和我们在学术自由和不受国家干预之自治的原则下产生的系统，具有同样的创造性，那就可以证明我错了。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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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这样的极权社会，也做出了一些出类拔萃的科学研究，但这些创造性的研究也出自那些根据特殊的安排获得很大自主性的科学院、大学或研究所。

当然，我们难以在学术自由和大学做出的发现之间建立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

对这种关系还没有系统的实证研究，所以我们必须依赖于历史例证和个体的证据。

纳粹德国是最明显的扭曲的意识形态遏制学术自由的例子，专制政权系统地摧毁了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系统。

但还有许多其他也许不那么极端的例子。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20世纪的前30年李森科对苏联生物科学的破坏。

这一事件说明，当外部的政治意识形态打败科学的方法和结论时，可以损害甚至摧毁一整套知识，推迟科学进步。

李森科的崛起和希特勒清除犹太裔或反对纳粹政策的科学家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

两者都成为严重侵犯学术自由和自由探究的典型例子，都强烈地显示了使用野蛮的政治力量塑造或限制知识增长对科学和大学的恶劣后果。

科学和大学的规范遭到了破坏，而德国和俄罗斯的科学则从来没有能从这些破坏带来的创伤中完全复原①。

我们能以史为鉴吗？
麦卡锡时期对美国大学教师造成的实际影响，远比我们在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中所看到的还要深远。

当时，联邦调查局和国会里的一些人将大学视为共产党人、前共产党人、“同路人”和激进学生的避风港。

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迫害”期间，那些著名大学里拒绝“供出别人”的人为此付出了职业和生活被毁的代价。

在21世纪初期，我们还没有经历这种言论压制或集体迫害。

而士气上的损失、研究机会的丧失以及恐惧状况也未达到麦卡锡时期的程度。

但是，许多2001年9月后采取的限制公民自由和权利的行动，对研究型大学的价值体系和运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有许多东西值得借鉴。

每隔一段时间，在国家陷于实际的危机或感知的危机时，美国人就被要求考虑在个人权利和国家安全需要之间做出取舍。

每一次，对各种自由的剥夺在当时来看可能显得确有必要，但不久之后就普遍认为过头了，成为令国家蒙羞和遗憾的话题。

在最近对美国最高法院的一次演讲中，宪法学者、前芝加哥大学教务长杰弗里·斯通总结道：“在战争时期，或更确切地说，在国家①罗兰·格雷厄姆在《在科学和价值观之间》（Between Science and Values）第8章中对此有长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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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紧急状态时，我们在限制公民自由权利方面的反应过于严厉，而之后又对我们的行为感到遗憾。

”[Stone 2003]
在下面要考察的几起这样的事件中，我们将会看到对国家危机的反应具有固定的模式，常常在开始时针对非公民或新公民，然后继续将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美国人。

虽然在不同的时期不宽容的确切形式会有不同，但通常会涉及种族或国籍、令人难堪的思想内容以及和某些组织有关而产生的牵连。

不管受到牵连的是18世纪的法国裔或德国裔、20世纪初的德国、奥地利或犹太移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人和日裔美国人，还是今天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增强国家安全的努力常常涉及种族和民族方面的成见、偏见和恐惧。

用以表达不信任和做出打压的手段包括限制性立法、行政命令以及利用行政权力限制个人隐私权利（同时增加政府搜查、扣押、监禁或限制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力）、不走正当程序、对表达信仰定罪以及违反结社权利。

虽然这些自由权利很多在危机减弱后得到恢复，但数百甚至数十万人以及很多机构却已感受到压制的后果。

虽然从建国之初美国就与如何平衡个人权利和国家安全利益的难题如影相随，但是20世纪的两次“红色恐怖”最能说明不宽容和压制对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和自由探究所带来的危险。

由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体系直到南北战争后才真正诞生，并直到20世纪初才演变成一股重要的教育力量，国家对近期危机做出的反应，比早期的事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更为直接。

另外，因为教育被视为塑造美国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工具，20世纪的学界常常成为有组织的、意在国家紧急状态下限制自由的团体的目标。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当时的红色恐怖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斯科特·尼尔林被称为“美国最伟大的教师”、“一个具有非凡能力和超强人气的人，亦是……使大学向善的最大的道德力量。

”①尼尔林也是一个支持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组织的激进思想家。

但他处在了错误的年代，当时美国对欧洲的冲突和美国在一战中的作用等话题日益变得敏感，而大学当局、校友和董事会成员对尼尔林在这个时候发表的直言不讳的见解并不欣赏。

1915年7月，宾夕法尼亚大学董事会通知尼尔林，虽然教师群体推荐了他，
①转引自 Schrecke 1986, p.19。

施雷克的这本著作整体上仍然是对影响学术共同体的麦卡锡主义和冷战的最佳分析和讨论。

一个出色但仅限于对情报界和大学（重点是常青藤盟校）领导人在麦卡锡时期的联系的分析，可见于Diamond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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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不会在下一年度得到聘用。

他的解雇是比较著名的早期学术自由案例之一，也引起了刚刚明确“为维护学术界的言论自由目的”成立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的关注和抗争①。

但这些教授的抗议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

随着美国离战争越来越近，对异见也变得越来越不宽容。

美国宣战之后，又通过了《间谍法案》和《煽动叛乱法案》，使说出“任何对美国政府的形式、或宪法、或国旗的不忠、亵渎、下流或辱骂的语言”都构成犯罪②，共有超过1000人因这些法律被定罪。

美国大学校园几乎不宽容异议。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捍卫“学术自由”的努力可能产生了一些象征性的意义，但没有取得几场胜利③。

当时也许有几位教授是德国政府的间谍，当然，有少数直言不讳的教授反对美国参战，也有被社会主义思想吸引的人。

大学的领导人常常出于个人信念压制异见。

而当不宽容并不出于信念时，大学领导人又会因董事会成员和校友甚至其他教师的缘故限制异见。

保护大学的“声誉”和安抚富裕捐助者的需要，胜过了保护个人权利。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学教师和其他人一样在言论上受到限制，没有多少人有能力、组织或愿望去保卫异见。

法院基本上被保守的法官占领；司法部长也不支持异见；而舆论也反映了笼罩全国的恐惧。

如果说在战争期间鉴于美国国内的实际威胁，压制异议已经实属过多的话，那么这种压制在战后则带来了更多对异见的限制。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在正发生革命的欧洲的传播、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美国内部推翻政府的阴谋的恐惧，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止。

在申克和艾布拉姆斯案判决的1919年之后，由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组织、并由刚刚毕业于乔治·华盛顿法学院的J·埃德加·胡佛实施的“帕尔默搜捕行动”又接踵而至。

胡佛后来在任职联邦调查局的50年里，使用各种技术深挖他认为对美国构成颠覆威胁的人④。

①“Alumni Roused by Nearing Case,”New York Times, June 22, 1915, http://www .brocku.ca/MeadProject/ NYT/NYT_1915_06_22.html.
②转引自Cole 2003, p. 112。

③早期也有开明的大学领导人理解学术自由对建设伟大大学有多么重要。

也许并不出人意料，芝加哥
“人们必须记住，不管出于任何理由，大学首任校长威廉·雷尼·哈珀就理解这一点，他在1892年指出：
当……他们的机构（指一所大学）的管理或任何一个系的教学受外部影响而改变了，无论什么时候有人因为大多数人的政治兴趣发生了变化而要赶走一名管理人员或者教授，那么从那一刻起，这一机构就已不再成为大学。

”杰弗里·斯通提醒我注意到哈珀的这一评论。

参见 Harper 1905, p. 8。

亦可参见/stream/trendinhigheredu00harprich/ trendinhigheredu00harprich_djvu.txt。

④胡佛在1917年加入司法部之后，先在“敌国公民局”工作，接着成为“外来激进分子”部门的头目，“在那里，他存有进行颠覆活动的外国人名单并策划了首次全国性的对激进分子的围捕”[Cole 2003, p. 116]。

在联邦调查局的“总情报部”，胡佛的任务是“收集和协调有关激进活动的信息”[Stone 2004, p. 223]。

他“创建了一个详尽的卡片系统，容纳了涉嫌激进活动、结社或信仰的20多万人的名字”（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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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默搜捕行动部分是回应实际发生的“恐怖”袭击——1919年4月份发生了邮件炸弹案以及稍后1919年6月2日又在美国8个城市发生了爆炸事件。

炸弹的目标是美国名人，包括司法部长帕尔默本人、身为布尔什维克调查委员会主席的参议员李·奥弗曼、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邮政总局局长阿尔伯特·伯勒森、约翰·D·洛克菲勒和J.P.摩根 [Stone 2004, p. 221]。

爆炸犯从没抓到，但当年11月的首次抓捕就将大约650个被怀疑有“激进主义”思想的人收监，其中包括许多无辜者。

249人在1919年12月被驱逐出境。

1920年1月，又有4000名激进分子疑犯在33个城市被捕，而“几乎所有地方的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都被拘留”[Stone 2004, p. 223]。

美国大学法学院里的领军人物以及诸如勒尼德·汉德和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这样的杰出法官，对这一极端的搜捕行动深恶痛绝。

1917—1920年的红色恐怖证明，对被称为煽动性思想的有原则的支持，在大学殿堂里和像在广大的社会中一样稀少。

如果说大学要成为一个特殊的地方，会在困难的时候容忍对思想的自由表达——哪怕是使大多数人感到恐惧的思想，那它当时还尚未做好承担这一角色的准备①。

总之，当时没有做出多少努力去“平衡”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对言论和结社自由的破坏。

冷战
约瑟夫·麦卡锡的“统治”从1950年到1954年只持续了四年，但麦卡锡主义兴起的许多必要条件，在他成为一个有权有势的全国性人物之前就已具备了（这种条件在他1957年死后也依然存在）②。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的红色恐怖一直到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对学术界共产党人的全面讨伐，政府事实上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潜在颠覆活动的调查。

大学也没有停止因“不可接受”的政治信仰和结社解雇教授③。

国会在1940年通过了《史密斯法案》，使鼓吹推翻政府成为
“我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切断与哥大这么多年的密①查尔斯·比尔德在给哥大的辞职信中写道：
切关系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首先，我对要与同事分离感到遗憾。

当我想到他们的学术水平和世界性的声誉，把他们与现在主导大学、恐吓年轻教师的少数不为人知且刚愎自用的董事两相比较时，我无法抑制我的吃惊之情，在所有的国家中只有美国竟然使教授的地位低于体力劳动者，后者通过自己的工会至少还能就其就业协议和条件发出声音。

教授实际上做的是日工，很容易不经听证、不经属于其真正同行的同事的判断就遭到解雇。

”（Letter from Charles Beard to Nicholas Murray Butler on October 8, 1917, Charles Beard and Mary Ritter Beard papers, 1874–1976, DePauw University, Folder 1.）
②在《史密斯法案》通过的1940年，纽约州开始了从学校清除共产党人的行动。

臭名昭著的拉普-康德特委员会（Rapp-Condert Committee）调查了纽约学校里的共产党人，在麦卡锡主义达到高峰之前，这一调查从州立和市立学院里清除的教师人数在美国是最多的。

③关于1932年到1942年间对学界激进分子的政治压迫的精彩和全面的讨论，可见 Schrecker 1986, pp. 63–83。

要了解更全面的情况，可参看Goldstein 1978和 Diamond 1992, Chaps. 7,8, an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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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行为①。

胡佛则在联邦调查局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行政手段，使监视和信息收集活动制度化，以获得数以万计的美国公民的秘密信息。

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已经存在了五年以上，并仍在为其继续存在寻找新的理由。

美国在二战后成为唯一拥有核武器并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强国，但它很快就发现，东欧倒向了俄国并将成为苏联集团的一部分，共产主义政党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影响日益增长，而且很有可能会通过民主选举获得对这些国家政府的控制。

俄国核能力的迅速发展，中国在1949年10月倒向毛泽东和共产主义，1950年6月北韩对南韩攻击引起的威胁，都使美国日益担心共产主义构成了真正的外部威胁。

1949年，《时代》周刊编辑惠特克·钱伯斯指控阿尔杰·希斯是间谍，希斯就此指控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所做的引人瞩目的证词以及之后对希斯伪证罪的起诉，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错觉，认为美国的内部安保松懈而共产党团体的阴谋活动比比皆是（这一事件也使当时还是一名年轻国会议员的理查德·尼克松因在听证会中所起的作用而闻名全国）。

让当时这一混乱状况雪上加霜的是1950年和1951年对“原子弹间谍”的调查（这些调查导致了1953年对奥本海默和其他曾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原子科学家的忠诚度的怀疑）以及克劳斯·富克斯1950年向英国情报部门供认曾向苏联人传递过关于原子弹的机密科学资料。

富克斯控告艾瑟尔·格林格拉斯·罗森堡的弟弟戴维·格林格拉斯在参与曼哈顿计划时为俄国从事间谍活动，这一指控导致了对朱利叶斯·罗森堡和艾瑟尔·罗森堡的调查，他们在1950年7月以间谍罪被逮捕，经过争议极大的审判被判处死刑，并在所有上诉失败后于1953年在辛辛监狱被处决。

1950年，国会通过了《内部安全法》（即《麦卡伦法案》），要求美国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向司法部长登记，要求在政府部门求职或申请美国护照的人必须说明是否为共产党员，而承认是共产党员者则可能被拒绝给予护照，并被驱逐出境。

杜鲁门总统否决了这项法案，说该法案“将会成为对《人权法案》的嘲讽并将实际上削弱我们的内部安保措施”。

随后，美国国会又以89％的多数推翻了总统的否决。

共和党人找到了国会调查和听证这一机制，并通过了这一法案，将杜鲁门
①该法案第2385条规定，“任何人蓄意鼓吹、煽动、劝说或教授推翻或摧毁美国政府的责任、必要性、合意性或恰当性……任何人以推翻或摧毁这一政府为意图印刷、发表、编辑、发行、传递、出售、分发或公开展示任何鼓吹、劝说或教授以武力或暴力推翻或摧毁美国任何政府的责任、必要性、合意性的书写或印刷品……任何人组织、帮助或试图组织由教授、支持或鼓励以武力或暴力推翻或摧毁任何此类政府的人组成的任何协会、团体或集会；或者明知其目的而成为任何一个此类协会、团体或集会的成员或附属于此类组织——都应根据此条规定给予罚款或20年以下监禁，或两者兼施，而在宣判之后五年内不得在美国政府或与此有关的任何部门或机构就业。

（现见于 18 U.S. Code§238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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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罗斯福政府描绘成“对共产主义软弱”。

对为了打击颠覆活动和美国国内可能出现的共产党阴谋而对公民权利施加的立法以及其他种种限制，法院采取了同情的立场①。

即使法官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发现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手段令人厌恶，也“尊重”国会“进行调查的权威”，默许了对公民自由的限制。

结果，法官们在宪法中为限制核心的公民权利拓展空间，从而使“政治迫害”和“扣赤色帽子”合法化了②。

到1953年，联邦政府正在调查的公民大约有10000人，还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12000名外国人。

这时，参议员麦卡锡也达到了其权力的顶峰。

大约五分之一的美国就业人口在忠诚度计划的阴影下工作。

艾森豪威尔总统为推进其反共运动，于1954年签署了《共产党人控制法案》，使共产党成为“非法”组织。

为了实施镇压，那些调查潜在颠覆活动的人需要找到一些历史能使他们成为潜在的犯罪嫌疑人。

有许多人满足这一条件，主要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像罗莎·卢森堡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思想和作品，对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的年青一代具有吸引力。

有些人正在探寻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和一个能给他们带来希望的社会理论。

纽约市立大学、哥大、哈佛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许多学生很难说是革命者，却对共产党或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组织产生了兴趣或成为其成员。

这就为反对共产党人的运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像胡佛这样的政治领导人和其他人物，利用他们对杰出美国人的过往历史的知识以及他们从“职业的”给别人扣红色帽子的人和愿意“招供”的前共产党员那里获得的知识，创造了大量的关于颠覆活动的夸张叙事。

从一战到冷战其间，共产党的实际成员数量急剧下降。

在麦卡锡开始崭露头角时，每2000名成年美国人中只有1名共产党员，几乎不构成什么政治威胁。

尽管如此，48个州政府中，有44个在1949年到1955年间通过了“旨在根除颠覆分子和制止共产主义活动”
①斯通在《危险年代》第395页指出，最高法院在冷战时期做出了60个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决定，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出的相关决定仅有6项。

《丹尼斯诉美国案》[Dennis v. United States, 341 U.S. 494 (1951)] 涉及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理论演变，特别是勒尼德·汉德法官在《大众出版公司诉帕藤案》[Masses Publishing Co. v. Patten, 244 F. 535 (S.D.N.Y., 1917)] 后思想的发展变化，也因此涉及到“明确而现实的危险”的标准的理论和应用，对此斯通有透彻的讨论，参看Stone 2004, Chap. 5。

②《丹尼斯诉美国案》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典型案例。

除了丹尼斯案，道格拉斯大法官所谓“表明最高法院讨好公众、加入反对不受欢迎之人的喧嚣之中”的其他判决还有支持了纽约禁止共产党员成为教师的《费恩伯格法》的《阿德勒诉教育局案》[Adler v. Board of Education, 342 U.S. 485, (1952)]；《贝利诉理查德森案》[Bailey v. Richardson, 341 U.S. 918 (1951)]；《巴斯基诉纽约州立大学董事会案》[Barsky v. Board of Regents,347 U.S. 442 (1954)]。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最高法院才急转方向，通过限制反颠覆计划的力量来立法保护上面那些人的权利。

”参见Douglas 1980和 http://www.english.upenn. edu/~afilreis/50s/douglas-court-years.html。

在丹尼斯案中，最高法院确认了根据《史密斯法案》对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12名成员的“阴谋鼓吹以武力和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的责任和必要性”的宣判 [Stone 2004, p. 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