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业教育在社会分化中的作用_约翰逊_伟大社会_改革中职业教育的反贫困实践

No .25,2010
Vol .31
General No .623
2010年第25期
第31卷总623期
职业技术教育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10-06-09作者简介：柳靖（1977-），女，河北石家庄人，河北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外国职业教
育史。

基金项目：2007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外国职业教育问题史研究》（HB07BJY003），主持人：翟海魂；
2008年河北师范大学青年基金课题《和谐教育视野中的职业教育》（W2008Q43），主持人：柳靖。

一、职业教育与社会分化的关系
社会学研究表明，不论认为社会分化的根源在
于社会对角色功能需求的差异性[1]，还是认为社会
地位分化是人为制造的社会不平等[2]，
在不同国家和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社会地位的分化。

而且，社会地位的分化可以通过社会制度和政策加以改变。

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调节器，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向上流动的机会。

对个体来说，教育是增强社会流动性、改变贫穷现状的一条根本途径；对社会来说，教育是促进社会各阶层融合的重要渠道。

职业教育作为主要为个体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作准备的教育类型，能够提高技能、促进就业、减少持续失业时间、消除贫困，使弱势群体掌握一
技之长，改变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改善生活条件
与生存质量，在社会分化和流动中起着重要作用。

历史证明，职业教育能够有效减少社会两极分化、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美国一直强调教育是立国之基，从罗素、杰斐逊到杜威，美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纷纷提出利用教育培养理想公民，缓解社会矛盾的主张。

殖民地时期，大量欧洲移民以契约奴的身份来到北美，贫富悬殊加剧了社会分化。

为解决社会矛盾，美国沿用宗主国的《工匠、徒弟法》（1562年）和《济贫法》（1601年），采用学徒制向这些穷人提供职业教育。

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前半期，弗吉尼亚等州针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契约奴、奴隶和自耕农的子弟制定的相关法律规定，公共机构有权把贫家子弟送到艺人和农民身边学手艺，或者送往工厂当学徒。

贫家
论职业教育在社会分化中的作用
——
—约翰逊“伟大社会”改革中职业教育的反贫困实践柳
靖
（河北师范大学
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050031）
摘要20世纪60年代，针对社会存在的严重贫困问题，在众多社会学家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美国
总统约翰逊发起了以建立“伟大社会”为目标的改革行动，在这项的行动方案中，职业队计划、职业训练计划、职业学习计划、城市和农村社区行动计划、工作经历计划等多项内容都努力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改善低收入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促进社会流动。

美国的经验表明，职业教育在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职业教育；社会分化；“伟大社会”；约翰逊；反贫困；美国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0）25-0067-06
子弟通过学徒制，获得谋生所需的一技之长，缓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

二战使美军人数激增，1944年在美国武装部队服役的人数达1230万人。

为帮助退伍士兵顺利完成由战时向和平时期的转变，1944年颁布了《退役军人重新适应法》。

在提高退伍军人生活待遇的同时，注重向他们提供免费接受教育训练的机会，资助他们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或中等教育，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

到1951年底，政府共拨付140亿美元资助800多万名退伍士兵就学，避免了大规模社会骚乱的出现，为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美国教育家埃德加·L·莫费特认为：“各种退役军人职业教育法案，使数百万未受教育的人享受了这种机会。

调查结果表明，退伍军人依据职业教育法而就业的人因收入增加而多缴纳的所得税，远远超过了联邦政府的教育投资。

”[3]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持续高速增长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4.5%[4]，但却存在着严重的贫困问题。

从贫困人口的绝对数字上看，由穷人构成的“另一个美国”可以列入当时世界人口大国的前15位[5]，几乎1/5美国家庭的年收入低于3000美元的贫困线，且很多家庭年收入还不到3000美元贫困线的一半。

为解决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问题，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都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其中，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改革尤其引人注目。

二、“伟大社会”改革的背景及理论基础
（一）“伟大社会”改革的背景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约翰逊继任总统。

越战、贫困、特权和歧视，使美国内外交困，其中尤以贫困问题最为棘手。

为此，1964年1月8日，约翰逊在他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正式宣布该届政府“向美国的贫困无条件宣战”[6]。

1964年5月22日，在密歇根大学的演讲中，约翰逊充满激情地宣布：“我们不仅有机会走向一个富裕和强大的社会，而且我们要走向一个‘伟大社会’，要建设一个新的‘伟大社会’。

”[7]
“伟大社会”改革致力于消灭贫困；消除种族歧
视，追求社会平等；改善生活质量。

围绕这些目标，约翰逊政府在教育、民权、反贫困、医疗、城市治理和生活质量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立法并付诸行动，主要是实施以《经济机会法》（Economic Opportunity Act of1964）为主的一系列反贫困计划，从而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巩固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

“伟大社会”改革既体现了约翰逊的政治理想和当时社会精英的行动主义精神，将20世纪美国自由主义改革推向了高峰，也是二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首先经历了“七个月的经济衰退、三年半的经济萧条、七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以及九年的农场收入下降”[8]，之后经济开始复苏，在创造了106个月经济连续增长的奇迹后又迅速转入“滞涨”危机，而“伟大社会”改革是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之一。

约翰逊构想的“伟大社会”是一个公平、和谐的文明社会，认为反贫困既是通向“伟大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通向伟大总统的必经之路。

于是约翰逊将肯尼迪时代酝酿发起的反贫困运动贴上自己的标签，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向贫困宣战”（War on Poverty）运动。

（二）“伟大社会”改革的理论基础
“向贫困宣战”的兴起与社会学家的研究密切相关。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瑞典经济学家冈纳·麦尔登（Gunnar Myrdal）在《美国的两难境地：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An American Dilemma: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中，首次提出了“贫困圈”的概念。

他把黑人的穷困看作是一系列互为因果关系的因素组成的循环圈，穷人受教育很少，就会影响他的就业，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报酬较高的工作则会导致他缺少好的住房条件、医疗保健和饮食，进而影响下一代的教育。

如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圈，站在这个圈上任何一点的人都可能开始他的贫困循环。

该书的出版使得“贫困圈”的概念在美国流行开来。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美国的贫困问题，在《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困》（The Other American: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中揭示出美国繁荣的背后存在着大量贫困人口。

哈林顿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贫困非但不易消除，反而加深了。

这是因为各种职业对劳动者文化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
穷人由于没有条件接受更多的教育，离职业的技术要求越来越远，实现社会地位的升迁也越来越难。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的子女也难以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工作培训，因而贫困在穷人中代代因袭，周而复始，他们始终在“贫困圈”上循环。

哈林顿特别强调，“贫困不再是和有着强烈上进心的移民联系在一起，贫穷已成为一种社会存在，而且穷人愈发难于脱离这种贫穷。

”[9]哈林顿认为，如果穷人无法受到更多的教育，不能获得必要的技能，就很难打破贫困循环圈，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

《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困》一问世就引起了肯尼迪政府的注意，肯尼迪总统阅读此书后，酝酿提出一个大型的联邦反贫困、反失业计划，他立即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沃尔特·赫勒（Walter Heller）。

1963年10月，赫勒开始起草相关计划，不久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制定一系列计划，帮助穷人避免陷入“贫困文化”怪圈，并为他们提供摆脱贫穷的办法。

1963年11月，当这份备忘录正在被评议时，肯尼迪遇刺身亡，约翰逊就任总统后，在1963年年底曾多次与沃尔特·赫勒会面，商谈反贫困问题。

1964年1月发表的《赫勒报告》秉承了麦尔登、哈林顿等社会学家的观点，认为“贫困循环”的存在与受教育状况关系密切。

《赫勒报告》主要倡导利用教育来彻底解决贫困问题，设计了一整套通过教育来帮助穷人摆脱“贫穷文化”、消除贫困的计划，如建立“青年保护服务团”、成人教育计划、“在职母亲日常关怀中心”、身体素质提高计划以及增强对老龄人的帮助等，这些设想都直接影响到了不久后的1964年《经济机会法》。

三、《经济机会法》的制定及主要内容
（一）《经济机会法》的制定
为了唤起美国公众对贫困问题的重视，约翰逊在各种场合多次阐述其政纲，并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政策的具体制定和实施。

1964年1月31日，约翰逊任命萨金特·施赖弗作为他的特别助理，专门研究“向贫困宣战”的具体政策。

施赖弗和他的团队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完成了《经济机会法》的起草工作。

1964年3月16日，约翰逊再次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陈述“反贫困之战”的特别咨文：“我们朝这个目标已经走了很长的路，我们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剩下的这段距离就是我们的社会那项伟大的未完成的工作的尺度。

”[10]而“反贫困之战”将完成那项工作，约翰逊认为“征服贫困是可能的”。

他在谈到反贫穷的策略时指出，“在一场更集中的进攻中我们的主要武器将是改善学校、改善保健、改善住宅、改善训练工作和增进就业机会，以帮助更多的美国人——
—特别是美国青年。

”[11]可见，约翰逊把教育和培训看作是反贫困的有力手段，这与《赫勒报告》的基调完全吻合，教育被推到了20世纪60年代反贫困的前沿地带。

1964年8月20日，约翰逊签署了《经济机会法》，依据法案成立的经济机会局（The 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被约翰逊称为“向贫困宣战的全国司令部”，负责所有反贫困计划的管理和协调。

在经济机会局的领导下，联邦政府与各州和地方政府协作，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提供工作训练、职业教育等，帮助他们解决贫困和失业问题。

该法案的目的在于“通过向每个人提供教育、训练、工作和体面生活的机会来消除本国长期失业者的贫困现象”。

（二）《经济机会法》的主要内容
《经济机会法》共分为七大部分：青年计划，城市和农村社区行动计划，农村地区反贫困计划，工作经历计划，公共援助计划，管理和协调，公共援助项目的收入管理。

其中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四部分在某些方面都提出加强公民职业培训。

第一部分青年计划是《经济机会法》的核心内容，该计划又分为三部分：
一是职业队计划。

《经济机会法》生效之际建立的职业队是反贫困计划的主要机构，雏形是肯尼迪时期通过的《人力发展和培训法》，根据“向贫困宣战”的具体需要做了补充和修改而形成了职业队计划。

职业队的队员一般为受过9年教育后辍学，有6年级阅读和算术水平，失业的16~21岁青年，来自一个父母失业、人口众多、居住条件在标准以下的家庭。

在培训营地，向他们提供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技术训练及有用的工作经验，使其为履行公民责任作好准备，增强他们找到工作的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每名成员的培训时间一般不超过两年，每队
人数不等，多者千人以上，少则百余人。

职业队计划最初仅招男青年，后来又依照法律条款建立了妇女职业队，20世纪70年代还建立了男女同校的职业队。

职业队分三种类型：乡村职业队、都市职业队和妇女职业队，均提供住宿设施、健康护理、教育和职业计划以及有关咨询指导。

职业队吸取了30年代民间资源保护队、农场安全署和福特基金会在社区发展实验、都市革新计划以及联邦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福利改革的经验教训。

在经济机会局的领导下，职业队并不限于为失业者创造工作机会，而是力图达到人的教化和社会流动，帮助贫困青年成为向上流动的公民。

1965~1973年，联邦政府共向职业队拨款18亿美元，截至高峰年度1967年为止，42000名年轻人（75%是男性）在全美122个职业队注册。

大多数职业队由著名的大企业，如IBM、Phico等负责管理，大学、联邦农业部、内政部和州立机构也承办了某些职业队。

从约翰逊时代开始，职业队就面临着管理上的重重困难，诸如高流失率、行为不良、邻近社区的敌对情绪、高额财政支出以及国会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对等。

到尼克松时期，许多职业队被关闭，预算缩减，继续维持的机构转变为劳工部下属的人力署，由原来的寄宿制变成持长期票通勤往来，同时普通补习教育也大多为技术训练所取代。

1973年，职业队按照尼克松的意愿被合并，同年出台《综合职业和训练法》，后来一直根据该法的有关条款规定实施。

尽管职业队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非难，但到1982年，培训了75万青年，长期影响更是不容低估[12]。

二是职业训练计划。

该计划的目的是为那些失业青年男女提供有用的工作经验机会，参加者是16~21岁的美国永久性定居公民，以便增加他们的受雇机会或恢复和继续对他们的教育，并使一些公共机关和私人非谋利团体（政治团体除外）能够执行那些准许或致力于用其他办法所不能提供的公益事业计划，或那些致力于保护和开发自然资源和休养场所的计划。

该计划鼓励实施者与地方公共教育机构开办的训练和教育计划合作。

职业训练计划最初的重点是青年人，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成年人群体。

于是，约翰逊及时调整政策方向，把职业训练和再训练计划从青年人扩展到
成年人，从无业者扩展到在业工人。

1965年的“新经济计划”为已经就业的工人提供职业训练和其他技术训练；1966年“主流行动计划”向未到退休年龄的失业工人尤其是农业工人提供职业训练，以帮助他们寻找就业机会；1968年约翰逊政府大力支持在全国50个主要城市开展的“企业界工作机会”计划，对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的赤贫者进行职业训练，以帮助他们找到工作。

由联邦政府向雇佣这些赤贫者的私人企业提供津贴，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按规定，私人企业每接受一名培训人员就能得到联邦政府2900美元的补助，1969年经济机会局宣布1.5万家公司已经雇佣和培训了超过1万名赤贫者[13]。

三是职业学习计划。

职业学习计划规定用联邦资金为14万左右低收入家庭的青年提供兼职工作，使他们能通过勤工俭学支付大学学费而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所提供的兼职工作不能对技术水平要求过高，要与学生自身能力相匹配。

该计划还规定，每个学生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5个小时，并要求接受兼职工作的学生要保证成绩不下滑。

第二部分是城市和农村社区行动计划。

《经济机会法》规定实施有穷人最大限度参与的当地社区行动计划，要求社区组织必须有1/3的穷人代表。

根据该计划，政府将“日托站计划”、“街道卫生站计划”和“法律服务计划”等反贫困计划移交给有当地穷人参加的地方社区组织管理。

社区行动计划是“伟大社会”反贫困计划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内容[14]。

首先导致了启智计划（head start）（又称“贫困儿童学期教育计划”）的诞生，帮助贫困儿童上学，使其在智力、社会流动和身体上均获得发展，对贫困儿童及家长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启智计划颁布不久，1965年通过了《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法》，作为第一个由政府对中小学实行普遍援助的法案，在美国教育史上颇具影响力，法案第一条反映了人们对穷人教育问题重要性的广泛共识。

该法案授权联邦政府拨款13亿美元，改善中小学教育，贫困儿童是大多数项目资金的投放目标。

到1968年，约有670万青少年从该法中受益[15]，贫困儿童和残疾儿童从中受益匪浅。

启智计划和《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法》均将服务穷人与广泛的政治诉求等目标结合起来，使每个学区都有贫困儿童获得资金支持。

“为美国服务志愿队”是一个旨在动员社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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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们积极活动在阿巴拉契亚山区、城市贫民窟、印第安部落或移民家庭里，以消除这些地区的贫困状况。

这些志愿工作都是在各种公私立非营利组织的请求与发动下完成的。

由于“为美国服务志愿队”与和平队性质接近，1971年二者合并，归属行动委员会领导，总部设在华盛顿，全美共有10个地区办公室监督各有关地区计划的实施[16]。

1974年，共有4400余名志愿队员在各种志愿计划中从事服务。

第四部分是工作经历计划。

该计划促使其执行者充分利用1962年的《人力发展和培训法》和1963年的《职业教育法》，为失业者提供有益的工作经历以增加他们再次就业的可能性，使他们自食其力[17]。

总之，《经济机会法》突出体现的是提供工作和工作培训模式，而不是收入转化谋略，该法案确定了穷人“最大化参与”的原则，需要穷人积极地参与到地方计划中去，所以约翰逊认为这是一个“不仅治标，而且治本”的法案。

在颁布实施《经济机会法》的同时，约翰逊还分别于1964年和1967年通过法令延长《国防教育法》的适用时限并扩充其内容。

1968年，对《职业教育法》（1963年）进行了修订，这些措施都促进了美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四、《经济机会法》反贫困的作用及影响
《经济机会法》等法案的相继颁布有效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1961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为
5233亿美元，1969年达到9355亿美元，增加了78.77%[18]。

制造业利润额从1963年的349亿美元增至1968年的554亿美元[19]。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失业及贫困问题也得到明显改善。

在1968年1月17日的年度咨文报告中，约翰逊强调：“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过去的4年中我们创造出了75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在今年我们
还将创造出150万个就业机会。

”[20]
这使得美国民
间劳动力的失业率从约翰逊总统1963年上台时的5.5%下降到1968年底时的3.4%。

其中1966~1968年的三年间，失业率都保持在4%的水平之下，而且这样的成绩是在美国民间劳动力1964～1968年5年间增长超过60万人的前提下取得的[21]。

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青年人、女性、黑人的就业率都有明显提升。

青年计划使美国16～19岁青年人的失业率从1963年的17.2%下降到1968年的12.7%；女性的失业率除在1967年略有回升外一直处于下降的态势，并维持在5%左右的水平；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失业率也从1963年的10.8%下降到1968年的6.7%[22]。

职业培训计划使依赖政府救济的穷人获得了就业机会，由“食税者”转变为“纳税者”，使生活在官方编制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有较大幅度减少。

据统计，1964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有3610万人，到1969年降至2410万人，从占总人口的19%降至12%[23]。

此外，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也有所提高，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生活有所改善。

据统计，1965~1970年美国中等家庭的收入增加了近1倍。

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不同社会阶层对教育资源的享有和利用存在着显著差异。

教育既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又是造成社会分化的核心要素，是社会流动的催化剂，也是制造社会阶层矛盾、消长两极分化的隐形杀手。

职业教育和培训虽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却是解决贫困和失业问题的一剂良方，在短时间内改变了美国的贫困状况，缩小了贫富分化。

虽然约翰逊卸任后，包括《经济机会法》在内的诸多“伟大社会”的改革计划没能延续下去，但是约翰逊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做法为以后美国促进就业、降低失业率、解决社会矛盾提供了新的路径。

职业教育作为制约社会分化的重要因素，也对各国发展职业教育进而缓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和谐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The Rol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Social Polarization
———The Anti-poverty Practi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Reform of
Johnson “Great Society ”
LIU Jing
(Research Institut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31，China)
Abstract
In 1960s,aiming at serious poverty problem of society,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 research outcomes of many soci －
ologists,the American president Johnson had launched the reform action aiming at building “great society ”.In the action plan of the reform,the contents of vocational team project,vocational training project,vocational learning project,city and rural community action project and working experience project all tried to improve the living status of poverty population through strengthening professional skills training,and foster social flow.The American experiences showed that,vocational e －ducation can exert important role in reduc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relaxing social conflicts and promoting social har －mony and stability.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social polarization;great society;Johnson;anti-poverty;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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