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汉方医学巨擘之山田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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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汉方医学巨擘之山田业广
【摘要】山田业广是日本江户末期至明治初期汉方医学界最为闻名的医学家之一。
在其年轻时广读汉方医学经典高作,入伊泽兰轩、多纪元坚等那时闻名汉方医学家门下,学习汉方医学和考据之学,最终成为那时学界的权威之一。
其研究的范围普遍,包括医经、经方及《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相关高作,撰有等身之著述。
明治之初,政府下令废除汉方医学,山田业广率领诸多门人奋起招架,以求汉方医学得以为继。
尽管没有止住汉方医学被废的步伐,可是其对汉方医学的酷爱和其所做的奉献都值得咱们永志不忘。
【关键词】日本汉方医学山田业广
自1603年始,日本进入了由德川家族统治的幕府时期,至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历时两百余年。
在这一时期的中末段,日本汉方医学界显现了一个新的学术流派——汉方医学考据学派,涌现出众多优秀的医学考据学家,其中山田业广即是幕末最为闻名的一名。
生平
山田业广,字子勤,通称昌荣,号椿庭,文化五年(1808年)10月诞生于江户本乡春木町。
他的先人原姓业平,业平氏第4世孙师信为大和国山边郡山田岩挂城主,自此以后改姓为山田氏。
山田氏到第21代师美开始以医为业,其子秀宗被封为高崎侯,而且成为侍医。
秀宗之子由之继承父亲的遗业,后为高崎藩的医长(见森立之所撰“椿庭山田先生墓碣”)。
山田业广为由之的长子,他的母亲为同藩深井氏的女儿。
山田业广从小即在其父的熏陶之下学习汉方医学,待其稍长
即通于汉方医学。
文政七年(1824年),他的父亲罹患中风,显现半身不遂、语言蹇涩等病症,生活不能自理。
山田业广继承父业,担任高崎侯医仕一职,那时他的俸禄为25口,用以供养全家7人一辈子活之需。
在他在担任医仕的余暇,仍然坚持念书自强,且笔耕不辍[1]。
文政九年(1826年),山田业广拜朝川善庵为师,修习儒业。
朝川善庵是那时闻名儒学家山本北山的门生,对考据之学有着极深的造诣。
在其阻碍之下,山田业广把握了医学考据之法。
以后,山田业广又随伊泽兰轩学习汉方医学,伊泽兰轩是那时最为闻名的汉方医学家之一,对汉方医学的进展有着突出的奉献。
山田业广与森立之、涩江抽斋、冈西玄亭、清川玄道等5人,被后世尊成为“兰门五哲”[2],是活跃在江户末期汉方医学界最为闻名的医家。
伊泽兰轩归天以后,山田业广又跟从多纪元坚学习医学和考据之学,同时还向池田京水学习痘科要领。
天保八年(1837年),他在江户本乡春木町挂牌行医。
山田业广号椿庭,其“椿”字确实是由地名“春木”合字而成。
天保十一年(1840年),高作《经方弁》草稿完成。
弘化三年(1846年),家乡春木町遭遇火灾,于是他搬到弓町继续行医。
弘化四年(1847年),山田业广著成《伤寒论释词》与《皇朝诸家治验集要》两书,其中《伤寒论释词》一书的序文签名为椿亭主人。
嘉永二年(1849年),《伤寒杂病论类纂》一书稿成,全书33卷,共3000页,此书历时4年才得以完成。
这本书的稿本现藏于京都大学图书馆,与内藤希哲的《伤寒杂病论类编》共为汉方医学史上研究《伤寒论》的名著。
安政四年(1857年)3月,山田业广被幕府委任为江户医学馆讲师,主讲《金匮要略》。
文久二年(1862年)正月,受到将军德川家定公的召见并面见将军。
明治元年(1868年)4月,山田业广离开江户城移居到高崎。
同年5月,被高崎侯录用为一等侍医兼政务参谋和周旋局总裁,负责高崎侯的一切医疗事务。
明治二年(1869年)始,山田业广任高崎藩医学校督学,总领学校一切事务。
明治三年(1870年)11月,高崎藩政改革,山田业广被委任为医学大教授。
明治四年(1871年)5月,高崎侯废藩令下,日本官制改变,汉方医学被废止。
明治五年(1872年),《九折堂念书记》草稿完成。
明治七年(1874年),山田业广搬回家乡居住。
明治十一年(1878年)10月,他与门人相议,申请开办医院于神田五轩町,取名曰“济众病院”,并被推荐为院长。
明治十三年(1880年)3月,开办“温知社”于医院内,山田业广为社长,负责宣传和拯救汉方医学。
同时开办《温知医谈》杂志,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学习汉方医学的心得》一文,以后整理成《医学心得方粗略》一书发行。
温知社是那时汉方医学救亡的依照地之一,《温知医谈》那么是振兴汉方医学者言论的载体,山田业广是那时汉方医学救亡运动领袖之一。
是年10月,皇子明宫(即后来的大正天皇)病,邀山田业广为其诊治疾病,在他的精心医治之下,历时一个多月,皇子渐渐转危为安。
明治十四年(1881年)1月20日夜,山田业广突然显现喘息不止等病症,通过医治无效,于昔时3月1日归天,葬于莲光寺,享年74岁。
山田业广共育3男4女,其中长男夭折,次子业精继承家业。
治学特点
山田业广是江户末期最为闻名的汉方医学家之一,从他的著述中
能够看出他对汉方医学理论的明白得极为深刻。
不仅如此,他还有着丰硕的文学和经学知识,而且能够熟练地运用考据学方式对医学古籍进行校勘和训诂研究。
之因此能有如此成绩,和他的治学方式有着专门大的联系,总结其治学特点,笔者以为有以下两个方面。
1.刻苦勤奋严谨认真
山田业广诞生于世医之家,在其父指导之下,幼时即通读医学典籍,尤其是对《内经》、《伤寒杂病论》、《外台秘要》、《千金要方》等用功尤勤,这也为其以后能够在这些方面有所建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7岁之时,由于父亲的疾病使其在未成年之际就继承父业,并承担起一家人的生活负担。
即便如此,他还于工作之余,念书、笔耕不辍,由此可见其治学之刻苦。
山田业广一生治学十分复杂,除去医学典籍之外,他还要通读儒家经典和从清朝传入的考据学高作,这就要求其不仅要有刻苦的精神,还要有勤奋治学的态度。
山田业广治学不仅刻苦勤奋,在其念书之时还要求自己要严谨认真。
正如森立之评判山田业广:“其为论说也,不行奇说,专以正大明确为旨。
如仲景六经病与《素问》同为经府两病者,适与余宿考符。
其言曰:仲景序中已引《素问》,而其书中六经与经义乖,那么序文为非仲景笔而削之乎?假设以序为仲景笔,那么云仲景六经与《素问》不同者,有何确据而言之耶?是洵为千古不朽之论。
其他医案弁论,不遑列举。
”(见森立之所撰“椿庭山田先生墓碣”)由此可见,其治学之严谨认真。
2.广学博取不泥于古
山田业广一生治学颇杂,这与他广学博取的治学方式有关。
山田
业广前后随朝川善庵、伊泽兰轩、多纪元坚等学习汉方医学和考据之学,从不同的教师那里学到不同的知识,最终使得其既精于医学又知晓考据之学。
从《医学心得方粗略》一书中能够看出,他一生所读的书包括医经如《素问》、《灵枢》等,儒家经典包括《论语》等,其他医书如《儒门事亲》、《辨惑论》、《脾胃论》等,和那时传到日本的清儒的高作和江户时期汉方医学家的高作。
如此普遍的知识结构是其后来在方方面面均有所建树的保证。
山田业广治学广博,但他并非拘泥于先贤的成说,相反还勇于创新,且纠正先贤之短。
山田业广尽管继承了多纪元简等医学考据学家的衣钵,但对其学问的不妥的地方,绝对可不能一味的顺应。
如《素问次注集疏·例言》中所述,考证折衷之学,注释条句,权可立论。
而通编贯帙,系统理论的形成更为重要[2]。
在此一书中,他还明确指出其师多纪元坚等的错误的地方,而且在其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
他很注重对古注的明白得与阐释。
在他的高作中,多收载古注全文,并进行总结与分析,其不足的地方补入诸家及自己的观点。
他以一样的态度对《素问》、《伤寒论》和《难经》等古医籍进行研究。
如他的《素问次注集疏》是在王冰、林亿注文的基础上完成的;《伤寒论义疏》是以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为底本;《难经本义疏》以滑伯仁《难经本义》为底本。
另外,《千金要方札记》、《外台秘要札记》、《证类本草序例笺注》等一系列著述中亦贯通着一样的研究方式。
山田业广以为古注本身即是准古典,必需予以尊重,主张不可对古注断章取义,任意删引。
由此可知其师古而不泥古的治学方式。
成绩与奉献
山田业广医术精湛,由于其医术精湛被幕府统治者敕封为医仕等职,至明治时期又被封为一等侍医兼政务参谋和周旋局总裁等职务,可见其在那时的阻碍之巨。
森立之在其墓碣中记载其在那时的阻碍时说:“先生屡遇诸侯聘,每奏伟勋,以故小诸、福山、棚仓三侯赏赐月俸。
”(见森立之所撰“椿庭山田先生墓碣”)然由于山田业广所处为德川幕府将要倾倒之时,汉方医学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干与以致灭绝。
在这种情形之下,山田业广率领众多门生和同仁奋起招架,而且开办“温知社”作为拯救汉方医学的据点,他也成为那时支持汉方医学的一杆旗帜。
山田业广可谓是为了汉方医学而奋斗了一生,在其归天的第二年也确实是明治十六年(公元1883年),随着医师免许规那么的实施,汤液、针灸等传统医学被全面否定,就如此汉方医学在日本慢慢走向了衰亡。
尽管山田业广的奋斗没有挽回汉方医学在日本没落的一幕,可是其为汉方医学振兴而奔走呼号的事实将被历史所铭刻。
在学术方面,他继承了多纪家族和伊泽兰轩等人的遗志,增进了汉方医学考据学的进展。
进入明治时期以后,山田业广将考据学派的功效加以继承、总结、进展。
他对《内经》、《伤寒杂病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进行了细致的考据研究,著成了诸如《伤寒论义疏》、《千金要方札记》、《外台秘要札记》、《素问次注集疏》等不朽的高作。
在这些高作中,他不仅完全继承了江户时期医学考据学家的学术精要,还对他们的不足的地方进行了改善。
他以为,对医学典籍的考证不仅要求做到字斟句酌,还要能够通贯全篇,只有如此才能够
系统地明白得医学典籍的要义。
通过山田业广的发挥使得汉方医学考据学派的奉献更为庞大。
在他的一生中著书达一百多卷,包括医经、经方等多个方面,这为后世学者留下了一笔不朽的财富。
他的门人有三百多名,均是那时汉方医学界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