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霖：誉满京津的古籍书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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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GYIN
本栏责编 / 王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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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
初有成就，扛起一份社会责任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琉璃厂书业界，王子霖、王晋卿和王富晋已并称“书业三王”，而子霖先生又为“三王”之首。

当时的大藏书家都与“三王”，特别是子霖先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傅增湘、周叔弢是当时的藏书界魁首，而这两位大藏书家都与子霖先生有着不解之缘。

周叔弢先生当年是一位实业家，同时又是一位热心藏书事业的社会名流。

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周叔弢先生就与子霖相识、交往。

周先生对海源阁的遗书情有独钟，一心收集。

从现在的记载看，他收到了57种，仅次于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潘复（字馨航）的92种（此
92种全部为王子霖经手），而其
中重要的书籍大部分为子霖先生之力。

郑振铎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界的一位大师，也是一位图书收藏家。

解放前，他曾长期寓居上海，但在北京求学期间，就与琉璃厂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在1931年因故离开工作10年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专心研究和撰写久蓄于心的《中国文学史》的时候，他首先想到了北
平，更准确地说，是琉璃厂。

在他离开上海之际，《文艺新闻》等报刊就曾多次报道：“郑振铎赴燕大授课，并搜集中国文学史材料。

”当时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间还不算很长，还没有一部像样的中国文学史，郑先生决心填补这一空白。

在其《文学大纲》的基础上又予以大
大创新和充实。

史料的收集，对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工作。

这段时间，郑振铎先生成为琉璃厂旧书铺的常客，而藻玉堂是郑先生的首选。

王子霖为其搜索、收集文学的珍本，
提供精美的古代木刻、石刻、绘画等资料。

此书出版时，命名为《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不仅在学术上令人叹为观止，其图文并茂的风格也使世人耳目一新。

琉璃厂不仅为郑先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唤起了郑先生对整理古籍的浓厚兴趣，开始编印和影印古籍，并且重视对中国木刻的整理。

子霖先生也正是有此爱好，所以这段时间他们的交往很密切，子霖为他提供了很多木刻信笺图谱。

鲁迅先生对琉璃厂的笺谱很欣赏，建议收集成册出书，他在给郑振铎的信中写道：“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琉璃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

”后来郑振铎和鲁迅合作，在琉璃厂收集了大量的木刻信笺，出版了《北平笺谱》，后又出版了《十竹斋笺谱》。

这两部笺谱的出版社虽然主
要得力于荣宝斋，但也饱含了子霖先生等人的努力。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

子霖先生组织北京书业人士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行径。

据现存资料看，当时子霖先生为北京市“书业进德会”撰写了《上海前敌将士慰劳捐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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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竹林
《王子霖古籍版学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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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放火杀人，惨无人道”，称赞我抗日将士“奋力抗敌，忠勇效命，视身家于不顾，决流血以洗耻。

其身可惜，其志可嘉”，指出“凡我国人民各应执戈赴敌，为国争光”，我等虽“经营北平”，“何能坐视不管”？并号召说，“本会现见于斯，厥然掀起捐款救国之义举，汇寄上海前敌，以慰将士忠劳”，“凡我同业，义不让人，勿要落后，均应倾囊相助，以期集腋成裘”。

此声明至今看来还使人热血沸腾，虽事隔多年，声明中子霖先生的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1938年，子霖自天津返回北京，仍在琉璃厂109号原址开业。

参加北京市“书业公会”，担任图书评价主任。

1942年，子霖46岁时，用多年积蓄买下宣武区下琉璃厂154号地产和房产及保古斋书店全部书籍，从此藻玉堂定址于此。

匠心传承，守住古籍文化本根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子霖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

对于子霖先生这样的正直向上的商人来说，一个稳定强大的国家是他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如今愿望变成了现实，极大地鼓舞了他的爱国热情和事业心。

1951年，北京图书馆修建完成，王子霖响应国家号召，把多年收藏的善本书籍低价售予北京图书馆。

当年，税务局批示各商业机构均要开张营业，他便把家中书籍搬
到154号门市再次开业。

同年，王子霖当选为北京市前门区第一届政协委员。

此后，一直到“公私合营”，这段时期社会稳定，百业待兴，政府对工商业者采取扶植为主的政策。

这期间，新中国的一些领导人纷纷来到琉璃厂，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内高层领导，他们经过比较，越来越将目光放在了藻玉堂。

郭沫若、邓力群、胡绳等时常来到藻玉堂。

“公私合营”运动开始后，琉璃厂的私人书店均被合营到中国书店。

藻玉堂亦如是。

当时政府对私
营古旧图书业的改造十分慎重，在陈云副总理专门听取了这方面的汇报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向全国发出了“对私营古旧书业改造必须慎重”的指示，其中特别提到要发挥像王子霖先生这样的专家作用。

在1957年，子霖先生再次成为政协北京市前门区委员会委员。

随着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古籍版本学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1958年3月，由新华书店总店举办了第五期业务研究班，这实际上是个“古旧书籍发行人员学习班”，为期半年。

子霖先生作为专家，成为此次研究班的主要教授者。

和他一起讲学的，还有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名家。

此次研究班对新中国古籍版本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培育了一批业务骨干，有些至今还活跃在古籍版本领域。

1959年，因子霖先生精通版本且博古通今，经有关上级部门建议，调入中国书店业务科搞书籍影印工作，即选善本、孤本及有研究价值的书籍，是弘扬传统文化的有益之举。

首批印《汴京遗迹志》，明嘉靖本，共500部。

印明崇祯本《历乘》，250部。

明嘉靖残本《高松菊谱翎毛谱》《高松竹谱》，始印500部，此本艺术性很高，国外需求量增加，随增印了2000部。

子霖先生觉得《顺天府志》对于研究北京的历史很有意义，便经过努力，从北京图书馆借来明刻本的《顺天府志》复印了500部。

一时间学术界、图书界对
于这些善本的影印面世奔走相告，
王子霖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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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称快。

此时的王子霖年事已高，业界已经意识到他在古籍版本学方面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知识是十分珍贵的，如不特别加以整理传授，有些就有可能失传。

基于此，1960年中国书店委托子霖先生撰写《古籍版本知识》（此事实际从1958年就开始了），作为多年鉴定古籍版本经验之总结，并委派魏隐儒先生协
助整理。

自此，王子霖埋头整理40余年来、上千万字的读书笔记、书目题跋、造纸技术、墨考、版画源流等，并结合自己数十年来经手的善本鉴定予以撰写。

1962年，国务院强调“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在文化部的主持要求下，历史博物馆成立了两个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

这两个委员会规格很高。

顾问委员会有6名成员：善本书顾问王子霖，书画顾问启功，碑帖顾问张彦生，铜器顾问黄镜涵等。

当时，子霖先生是很被重视的一个成员，是中央点名、文物局王冶秋亲自安排的。

子霖先生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
（1962-1966年，每周去工作两天），主要工作有3件：其一，根据国务院精神，为国家培养一批识别古籍善本书的干部，子霖先生承担教授任务，讲授善本书版本知识；其二，重新鉴定历史博物馆所存善本书的版本，子霖先生在几年中把馆藏图书全部鉴定一遍，去伪存真，为历史博物馆所存文物的质量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三，为再购进的古旧书鉴定真伪、确定价值，及确立是否可收的标准。

1961年12月，《古籍版本知识》读本历经两年时间整理撰写，终于杀青付梓。

中国书店油印出版上下两册，作为古籍版本培训教材。

此读本成书之后，不仅在中国书店作为教材使用，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单位使用的参考书。

同年，子霖先生调任到来薰阁做门市部主任。

1964年，子霖先生已68岁，虽然中国书店对他很重视，但他自己觉得年纪大了，心萌退意，随后写了退休报告，但总店经理张问松先生亲自来做子霖先生的工作，明确表示特殊人才因工作需要不允许退休，并劝以国家利益、古籍书业需要为重之大义。

子霖先生终于打消退意，到总店服务部赴任主任之职。

同年，提升一级服务员，这是北京市文化局所属3店，即中国书店、新华书店、外文书店成立后，
唯一一名一级服务员。

岁月不居，未竟事业得以赓续1966年，子霖先生70岁。

因夫人病故，悲伤之至，再次呈请退
休，仍未获批准。

后来，子霖先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深县（1994年撤销深县设深州市）。

家乡虽没有京都的繁华，
但有自己的亲人和纯朴的乡亲。

回到家乡后，他整日惦记未竟的事业，对《中国古籍版本学概论》《海源阁图书钩沉》魂牵梦绕。

无奈手中没有任何资料，也借不到任何工具书。

他曾将在北京和天津的徒弟找来，嘱咐他们帮忙寻找资料，以便在家乡继续从事古籍研究
撰写。

当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时，子霖先生已是耄耋之年。

1980年大年初一清晨，子霖先生带着些许遗憾，溘然长逝。

20年后，王子霖孙女王书燕动意要实现祖父生前的愿望，拜访了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玉哲（他是王书燕的堂伯父），继而拜访了王玉哲的学生、时任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朱凤瀚，以及当代著名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史树青。

之后，史树青欣然答应写序言，又安排丁瑜、王玉良、林岩、程永庆等人协助编书。

这些人都是研究古籍版本的知名人物，在众人的帮助下出书事情进展很快。

王书燕把祖父一生中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善本书记载，集结成了一本《古籍善本经眼录》；把他20世纪60年代写的古籍版本知识编辑成了一本《古籍版本学》；把他和朋友的交往日记、信札收集成了一本《日记、信札及其他》。

3本书，集成一套《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子霖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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