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谈武论侠——论侠

第三讲谈武论侠——论侠
1.侠的起源
关于侠的起源，到目前为止，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侠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这是由易剑东在《武侠》中提出来的。

他认为，古代的“士”阶层，是指武士，但难区分文武。

在征战之时执干戈卫社稷，而平日则为卿大夫家臣。

到了春秋末期，逐渐分化为两派，一派倾向于内心的修炼，不强调武技甚至羞为武者，再后来演化为重名誉的儒者；而另一派则倾向于好“射、御”，好武技，即为最初的侠，也即带剑者。

第二种说法认为侠源自墨家。

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原始的武士阶层最终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剑客，也就是那些会武技的无业游民、职业杀手或刺客；另一部分也就是墨者。

后者与前者的最大区别就是墨者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甘愿赴汤蹈火的人，他们“摩顶放锺，以利天下”，牺牲自己，拯救别人，维护公理，替天行道。

他们就是最初的侠者。

刘若愚在《中国之侠》中则提出另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侠并非源于任何一派思想，更没有和任何一个学派合并。

事实是游侠与诸子百家都有些瓜葛，但不属于任何一家，而是独自一家。

2．侠的概念
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产物，是一种精神传统的产物。

侠可以是实在的，也可以是虚构的；可以存在于实录之中，更可以存在于传奇之中。

侠这个概念，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可以意会，但一般都苦于无法言传。

给侠下个定义，就更是难之又难的事情了。

陈墨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对侠的概念做出了如下的分析：他认为，我们所说的侠，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人，即侠士、侠客、侠文化作品中的主人公；二是指一种精神，即侠义或侠道，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在新派武侠小说大家梁羽生看来，这些还不够高水准，在他看来，“侠就是正义的行为，对大多数人有利的就是正义的行为”，而且侠是“集中体现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同时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腐败和暴虐，就是所谓的时代精神和典型性”。

梁羽生的观点确实代表了一种对于侠、侠文化认识的主流意见。

即侠不一定是某种固定的概念，而是一种“时代精神”，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

侠的形象一变再变，从梁羽生笔下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英雄，到金庸小说中“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到古龙笔下追求生命价值、完善自我的浪子形象，再到黄易笔下追寻生命真貌与潜能极致的逐“道”人物，其实反映的却是当时社会的意识和特质。

如果说金庸小说人物隐隐有都市人的孤独感的话，那么，古龙则是以存在主义哲学来改造侠的精神内涵。

但总体而言。

新派武侠小说在塑造侠时，更多的是把他们首先当成人而不是神来写，所以，才达到了武侠小说历史中前所未有的高度与广度。

这些侠的价值标准及其形式的转变，确实是时代的产物。

侠的形象就如同一个幽灵，不死不灭，借体还魂，总是会依附于每个时代“正面主人公”的形象之上。

以至于侠文化形成如此深厚的传统，而这一传说内部又不断地“吐故纳新”。

于是，侠就成了永恒的精神象征，体现着民族文化及时代精神的某种本质。

由此，研究侠就不能不研究侠的精神内涵的发展和演变。

3.侠的精神溯源及内涵演变
侠的精神内涵源流，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

那就是墨者的“替天行道、为民请命”；游侠的“重仁尚义，施恩拒报”；还有刺客的“报恩以武，不顾死生”。

西方游侠之祖，恐怕非《指环王》中的阿拉贡莫属，被放逐的王储，没事喜欢板着脸训人，野外求生和追踪技巧一流，袍子稀脏你却觉得他有种特殊的魅力，实际心地好得要命……这一切，大概都是一个最初的游侠形象。

4.中国侠士、日本武士与欧洲骑士的文化异同
中国侠士与日本武士和欧洲骑士是非常不同的群体，但也存在一些相同的地方。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日本，中国的“侠”成了“中国武士”，而西方人则称中国的“侠”为“中国骑士”。

那么，三者之间到底有哪些异同呢？
侠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产物，从古代现实存在的游侠到今世存在于小说与想像中的侠客，既是一种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存在，又是一种积淀在民族深层次心理的精神存在；而武士以及武士文化的背后隐含的是日本文化和大和民族的特质；骑士则是中世纪欧洲文化的产物。

中世纪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终结
了骑士文学，但骑士的精神风骨在以西部小说、电影为代表的包括警匪、黑帮题材在内的现代通俗暴力文学中得以延续。

从文化共相上来看，三者之所以会被相提并论，大部分原因是侠士、武士与骑士都具有尚武精神，而他们精神的发展演变对各自的民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武士曾是日本社会的一个非常活跃的、处于日本社会枢纽地位的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专供自己主人征调的保障自身利益和铲除敌对势力的特殊的常设武装集团。

而骑士是欧洲中世纪封建统治者领属下的服骑兵役的武装集团，任务是为所服务的统治者进行战争和掠夺。

这就要求他们必须精通骑术和马术。

中国的侠，纵横于远离庙堂的江湖世界，武技成为行侠仗义、快意恩仇的基本前提。

从这个角度来看，三者都是具备尚武精神的。

武士道是大和民族的国魂；代表上层文化、贵族气息浓郁的骑士精神所造就的“绅士道”则形成了现代欧洲人们对于个人身份和荣誉的注重，对于风度、礼节和外表举止的讲究，对于崇尚精神理想和尊崇妇女的浪漫气质的向往，以及恪守公开竞赛、公平竞争的精神气质;而侠意识则是中华民族潜意识中一直存在与积淀着的深层民族文化心理。

从文化差异上来看，三者在阶级地位、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准则、行为方式以及对待女性的态度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从阶级地位上来看，骑士是中世纪欧洲上层社会的产物，骑士本身就是封建领主，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和领地,有世袭贵族封号，是封建制度的骨干力量。

而武士属于统治阶级的下层,自身还分为上、下层，等级森严，互不通婚。

侠士在先天上就与统治者处于一种对立状态，是后者加强集权、稳固统治秩序的障碍，因此，一旦统治稳定之时，也是清剿侠士之日。

中国的侠始终属于远离庙堂的边缘社会。

从宗教信仰上来看，骑士有浓厚的宗教信仰，受宗教精神的约束，是基督的信徒，身上有一层宗教的神圣光环。

武士则信仰中国的禅宗。

而侠则基本上没有宗教信仰，他们率性而为，思想和行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武侠小说中的
和尚道士才会表达出宗教信仰的情绪，但“欲静何曾静，欲洁何曾洁”，还是要受世俗的影响和牵制。

从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与行为方式的差异上看，骑士必须忠于国王和封建领主，保护教会，驱逐异教徒，保护寡妇和孤儿,有庄严的社会责任感；必须保持骑士风度。

而武士注重伦理，讲究“忠”“孝”，重荣誉，轻生死；认为为自己的主君而死，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中国的侠则是潇洒来去，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但凭血气与义气行事，豪迈不羁，不拘小节，没有严格的忠君观念，有的只是强烈的个性色彩和社会反叛精神。

重视友情，忠于知己，对现实社会没有严格的责任感，以“情义”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念准绳。

从对于女性的态度上来看，骑士是与浪漫爱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能为心爱的贵妇人效命是骑士无上的荣耀，一位理想的骑士同时就是一个完美的情人。

而日本的武士则被教导禁欲。

中国侠士对于女性从开始的禁欲、漠不关心，到视情欲为“淫邪”，当然是受中国文化环境的影响，即使是后来的侠骨柔情，也都是很小心谨慎，自持守礼的。

喜欢女子、放荡不羁的人极容易被冠以“采花大盗”的贬义绰号。

此外，中国侠士与欧洲骑士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两者的“武”。

中国的侠士，其“武”强调人的自身力量的无限发挥，直至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而以欧洲骑士为代表的西方的“武”，更强调工具的力量。

因此，西部片中的牛仔主要是用枪而非其他冷兵器。

“007”系列电影中的邦德大显身手，主要靠的是高科技的精密装备，这是西方“天人相争”的传统的体现。

中国侠士与日本武士虽然在“侠”与“武”的内涵方面比较相似，但中国以侠士为主体的武侠与日本以武士为主体的武侠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中国侠士与日本武士在社会角色方面是不同的。

中国的侠士大多远离社会政治中心，是社会的“边缘群体”，对于他们而言，“武”是技能，是行走江湖的手段，“侠”才是拥有“武”的目的。

而日本的武士则是结构严密、等级森严的组织，是封建领主的附庸。

对于他们而言，“武”的位置是最重要的，“武”本身就是“道”，是目的，“侠”只不过是为“武”悟道服务的手段，是为了实现“武”的至高至极的境界追求。

由此引申出来的两者的侠义内涵也就非常的不同。

中国侠士的侠义观念，梁羽生归结为“对大多数人有利”的行为，金庸则认为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古龙笔下李寻欢的小李飞刀，虽然是“例不虚发”，但飞刀出手，更多的是要救人而非杀人，所以，仁爱为侠。

侠义的观念，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和人格心理因素，其行为是为人不为己的，是以行侠助人为首要任务的。

而日本的武士则不同，他们更多的是为自己的“道”去追求，专注于个人“业”的修炼，他们主张“神道即有自然之道”，将个人的事业发挥的淋漓尽致，本身就是“侠”的行为，他们的侠义观念，从本质上讲是“为己”的。

“由此带来了他们对生死的独特态度，生与死，都是为了完成神授的生命责任。

所以，他们杀了人，觉得理所当然；自己死了，他们觉得这瞬间的死亡正如樱花在盛开之际突然凋零飘落一般的凄艳美丽。

这不仅是武士的观念，而且几乎已经深入到日本民族的骨髓里。

”
因此，日本的武侠在人生理想上是“剑道人生”，以神道为旨归；而中国的武侠则是以道义为旨归的“善恶正邪”人生。

对于日本武士而言，所谓“明善”，主要是对自己意志力量和责任使命的考验，他们只强调胜败而不过多关注正邪之分。

但对于中国武侠而言，善恶正邪既是社会的评价标准，也是自我的内在心理平衡因素。

因此，是超乎胜败之上的价值评判。

中国武侠的逻辑就是“正义永远战胜邪恶”，武功再强大的恶人终究会败在心怀仁爱和侠义的侠士手下。

总之，中世纪欧洲骑士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西欧上层社会的贵族高雅文化；日本的武士所体现的则是处于日本社会结构中中等阶层的政治伦理文化；中国的侠文化则是中国民间社会的大众世俗文化。

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展，正是中国侠文化与西方骑士文化、日本武士文化相碰撞与交锋之后的结果。

只是，这种碰撞与交锋，是中华文化以其特有的巨大包容性，在吸收的同时进行改造，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新派武侠小说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又推陈出新、多姿多彩的特质。

6．侠的角色缺陷
在长期的发展演化过程中，侠的形象也具有某些无法轻易去除的角色缺陷。

主要有恩报知遇情结；逞情任性，不计后果；过分自尊和虚荣等等。

这些角色缺陷，成为侠的先天不足的部分，也成为武侠小说为人诟病的重要原因。

恩报知遇情结，一般指侠客因渴求知遇而导致易受利用的性格弱点。

这一情结来源于先秦刺客，刺客无疑是后世武侠小说的重要取材与精神气质的来源之一。

但先秦四大刺客，进行刺杀行动的主要原因，不是善恶是非，而是“士为知己者死”，只图报知遇之恩。

而这些所谓的“知己”通常是希望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目的的政客。

梁启超就曾批评专诸刺杀王僚的行为是“助篡逆”，而专诸也沦落为“私人野心之奴隶”。

他的行为虽然可歌可泣，但却属于“无意识之义侠”。

这种情结在后世的武侠小说之中，逐渐演变为侠“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特质，甚至是报恩的故事情节。

如《飞狐外传》中，胡斐对曾救过他的马春花报恩成为书中很重要的故事线索。

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这种恩报知遇情结演变为帮派中人心中的江湖哥们儿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而不问是非对错。

侠客逞情任性，不计后果。

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轻生死，生命意识淡漠；其二是好勇斗狠，进攻性强，易冲动的行为特质，并最终形成“武无第二”的意识，直接影响了武侠小说的情节模式。

侠客为了正义，不畏生死，这固然表现了侠勇于牺牲的勇气和精神，但也表现出侠对生命意识的淡漠，对自己与他人生命价值的不珍惜，“视人命如草芥”。

李白曾有诗句“笑饮一杯酒，杀人都市中”，而且根据记载，李白也确实有睚眦杀人的行为，豪情万丈与洒脱精神倒是不假，只是如此好勇斗狠，未免太过于暴力与血腥了。

“轻生死”而不在乎自己的身家性命，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更容易遭殃。

也因此，侠与剑自始至终都带有浓重的血腥气与暴力倾向，与生俱来，无法改变。

后世武侠小说的创作者们也曾努力改变这种缺陷，通过新的侠客故事让读者们了解侠的真正精神。

如后世古龙的努力：楚留香的形象变成从不杀人之侠，更出现了以宽恕来化解仇恨的叶开，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的花满楼等形象。

侠客还有极强的虚荣心以及表现欲，自我声誉高于一切。

他们将荣誉、声名地位视为生命，表现出来的行为特质就是：好勇斗狠，进攻性强，易冲动。

古小说《燕丹子》中荆轲投金块打乌龟；吃千里马肝；要弹琴美女的双手，固然是要测试燕太子丹待他的诚心程度，但这种方法未免太过于令人心寒。

而魏晋豪侠斗狠竞奢，逞豪争胜。

古书记载隋末诸葛昂、高瓒比斗，由讲排场“饼阔丈余，盆做酒碗”到杀人比狠，高瓒烹家奴，诸葛昂则烹食刚刚表演过的爱妾，且衣服饰物，无一不全，栩栩如生，最后，高瓒甘拜下风。

后世武侠小说中，侠的这种特质最终形成了武侠江湖中“武无第二”的意识，只要是练武之人，绝对不会甘心屈居他人的武技之下，发奋苦练，勤于钻研，除了在武林中立足生存外，还是要争天下第一或武林盟主的虚名。

新派武侠小说中，《射雕英雄传》中的华山论剑，只争声名。

而古龙笔下百晓生做兵器谱而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血雨腥风。

许多武林人物之间并无恩怨，生死决斗也只为决出武功高低。

许多武林人物也为此而抢夺武功秘籍，抢夺神兵利器。

屠龙宝刀之所以在江湖中人人欲得之而后快，是基于“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传言；而“辟邪剑谱”人人眼红，最终导致了“怀璧其罪”的福威镖局惨遭灭门之祸，也是因为得到剑谱可以横扫江湖的可能性。

但为此必须付出“欲练神功，挥刀自宫”而成为不男不女之身的设定，实在叫人哭笑不得，觉得这名为“辟邪”的武功却是最邪门的剑法。

当然，新派武侠小说的创作者们也在竭力消解这种缺陷。

在《笑傲江湖》一书的抢夺剑谱与争夺武林盟主的过程中，岳不群为此牺牲了家庭；林平之为复仇而走上不归之路；左冷禅机关算尽，到头来为他人做嫁衣；余沧海与木高峰更是付出终被此剑法杀死的代价。

凡抢夺剑谱或得到剑谱之人，人人都是惨淡收场，令人心冷的同时也能体味出作者金庸对这种缺陷的讽刺与批判。

古龙在《三少爷的剑》中，甚至以这样的理念——三少爷谢晓峰宁愿做“没用的阿吉”也不愿背负神剑山庄的盛名和因此而必须要接受的无穷无尽的挑战与决斗来反思和消解这种角色缺陷。

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也反映了后世武侠小说家的努力终究无法完全消除侠的这一固有的角色缺陷。

另外，侠客重视异性兄弟友情,但极端化表现倾向也是一种角色缺陷。

侠者重视异性兄弟友情的情结，一方面是中国人的社会群体观念在武侠文学中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侠者本身为了自身的生存而不得不为之的行为和观念。

荀子曰：人兽之别，在于“群”；为何“群”，在于“义”。

中国古代社会本来就有一种重视社会群体观念的传统，侠客们在“情义”的基础上形成异姓兄弟甚至组成江湖帮派的行为无疑也是这一传统在这一领域中的体现。

侠客浪迹天涯、仗剑行侠的独来独往的行为模式决定了重视异性兄弟友情这一角色特质。

独来独往的侠客虽然艺高人胆大，但“马有失蹄”，再了不起的
侠客也会有江湖落难或落魄的时候，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因此，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观念。

《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千古佳话，更为异姓兄弟的友情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种“桃园情结”原本也不是坏事，但武侠小说中侠客们为了重友情而过度地轻家庭、轻家财、轻家人，并为这种“朋友之义”而做出极端行为就颇费思量了。

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周仲英的爱子年幼，无意透露秘密，导致红花会四当家文泰来被清兵所抓，周仲英一怒误杀其子。

这段情节，在第一版的《书剑恩仇录》中不是误杀，而是杀子赔罪，在修订版中虽然改成了误杀，一样抹不掉血腥之气，其情可悯，其行可悲。

《笑傲江湖》中的衡山派刘正风，为了与朋友曲洋之间的友情，惨遭灭门，其情令人感动，但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无辜的弟子与家人纷纷成为剑下亡魂却让人感佩之余不免困惑，需要付出如此的代价么？古龙笔下的“小李飞刀”李寻欢把自己深爱的未婚妻林诗音让给了结义兄弟龙啸云的行为就更让人不解甚至反感了。

为了全兄弟之义，就一定要牺牲家人或爱人的幸福么？李寻欢这样的行为结果是害了三个人——龙啸云、林诗音和他自己。

这固然让人觉得李寻欢伟大，但更让人质疑这种思想的“无稽”与“扭曲”。

7.侠文化盛行的真相
侠文化在中国民间盛行了两千多年，一直到今日演变成为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质的精神气质和形象品格，并且还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中流传。

这固然能够张扬民族的血性和活力，让正义感与是非观念在大众思想中根深蒂固，但从文化的深层次考察，武侠文化的生生不息恰恰反映了我们被隐藏起来的一些民族心理和文化特质。

首先，这种现象体现了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那就是首先期望被救助而非自救。

陈平原先生认为“武侠小说的根本观念在于‘拯救’。

‘写梦’与‘圆梦’只是武侠小说的表面形式，内在精神是祈求他人拯救以获得新生和在拯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有限性。

”（陈平原，2002）对于普通的平民百姓来说，绝大多数恐怕还是期望被拯救,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形成与古代中国两千年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是息息相关的。

在强大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下，大众百姓几乎一直处于逆来顺受的弱势群体状态，基本上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即使是更朝换代，只不过换了另一家天下而已。

而对于百姓而言，却只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处
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弱势地位，在有“缓急”之时，百姓心中除了期盼天降仁爱智慧的明君或刚正不阿的清官之外，就只有扶危济困、打抱不平的侠客了。

况且，两相比较之下，有高超本领、可以瞬间倏忽来去、犹如天神一样的侠客似乎更能够拯救落难的人于水火之中。

于是，民间对侠客的崇敬与期盼心理如此绵延不断也就不难理解了。

侠文化的盛行，还基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特征，那就是重视人治而轻法制或制度。

“二十四史”实质上是二十四家的历史，中国古代家国天下的思想与现实逐渐形成了以“人治”为主的政治文化特质，其影响即使是到了现代也没有完全摆脱。

这种“人治”特质所产生的后果是一段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受当政者本身的素质与品格的影响很大。

如果是有为仁君或者是清明能干的官员在朝，可能会天下太平、吏治清明，百姓们安居乐业。

而一旦遇上昏君或奸臣当道，那么，百姓们包括有抱负的知识分子阶层就只能束手待毙或做一些通常是代价惨重的抗争。

此时，百姓们包括朝野中人就只能去做这个侠客梦，期望替天行道的大侠能够出手改变这种状况，最起码在心中还可以用这样的精神胜利法来宽慰或开解自己，不至于绝望到走投无路的境地。

从这一意义而言，侠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代表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这是富有神秘与传奇色彩的纵横于庙堂与市井间的调剂力量。

“叱咤杀人”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久盛不衰，受到中华民族甚至是中华文化圈中人的偏爱，不只是无意之间暴露了国人法律意识的淡薄，更暴露了民族心理中潜藏的嗜血欲望。

武侠小说崇尚“快意恩仇”，而在“快意”的过程中，固然有正义的伸张，恶人的报应，可是总离不开杀人的血腥气，包括大侠杀人与恶人授首的快感。

《水浒传》中武松在鸳鸯楼连杀十五人，明明知道“只合杀三个正身，其余都是多杀的”，但武松并没有任何懊悔之心，反而还洋洋得意地说：“我方才心满意足，走了罢休”。

而之所以杀这么多人，并非出于灭口问题，因为他已经在墙上题写了“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纯粹是杀得兴起，而且还在杀人过程中一抒心中郁闷之气，得到了快感与满足！而在《陆小凤》中，杀仇人杀恶人时所得到的快感，西门吹雪有一段精彩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