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善堂闪烁着的爱国主义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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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堂文化
众所周知，善堂是慈善机构，奉行济困扶贫、修桥造路、抚孤恤寡、助残助学、救灾救难、收埋无主尸休、调解民间纠纷、敬惜字纸等善举。

这些慈善行为的动机，往往源自于民间自发、以善堂为载体的宗教信仰——因为几乎所有的潮汕善堂，都有自己敬奉的神明，或释或道，或者集儒释道于一体。

而这些传统宗教信仰，本身就有引人积德从善的宗旨。

按照笔者的理解，行善应该是不带政治色彩、无国界限制的行为。

但是在特殊的时期、特殊的事件中，善堂的善行往往又会展现出鲜明的政治意义，比如潮汕历史上的1918年潮汕大地震、1922年“八·二”风灾、1943年大饥荒等特大灾难发生之后，潮汕各地祠堂纷纷投入大批人力和资金赈灾恤难，为当时积贫积弱的国民政府减轻压力，甚至在某些灾区顶替了民政部门所应发挥的职能，这种善举上为国家分忧、下为社会造福，折射出爱国主义的光辉。

而这种爱国主义的光辉，在国家危难当头更显宝贵。

笔者多次走访位于揭阳大脊岭山下的官硕普庆善堂，就记录下这所善堂在抗战年代谱写的一页页感人的爱国主义篇章。

一、烈士义冢背后蕴藏的正能量
在揭阳东北面有一条高耸的山岭，名叫大脊岭。

大脊岭主峰顶部，于2015年修筑了平坦宽阔的广场，并在广场上屹立起一座高耸的抗战纪念碑，纪念1940-1943年期间守御大脊岭以及邻近洋铁岭而为国捐躯的中国将士。

在大脊岭南麓的门第岭水库附近，则有一处烈士墓冢，目前也修缮一新，墓碑正中刻“大脊岭洋铁岭抗战扼守阵亡将士墓”，墓碑左侧落款是“民国己丑年立”[1]，右侧落款是“普庆善堂奉”。

经过笔者多方考证，这块墓碑正是当年官硕普庆善堂打造的原碑，这处墓冢下长眠着2200位抗战烈士，而且所有烈士遗体，全部由官硕普庆善堂统一收埋。

大脊岭、洋铁岭，是揭阳玉滘镇与潮州凤塘镇、登塘镇的分水岭，因而有“鸡鸣三镇”之称。

大脊岭山势逶迤险要，扼住潮汕平原进入揭阳内地和兴梅山区的交通要道。

据《官硕乡志》记载：从1940年9月起，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0旅接防大脊岭、洋铁岭阵地，并在外围构筑了40多里的防线，中日双方在沿线展开旷日持久的反复
潮汕善堂闪烁着的爱国主义光辉
林剑铭
作者简介：林剑铭（1977—）,男，广东汕头人，汕头市广播电视台记者。

如衡山的南岳忠烈祠、云南的腾冲国殇墓园、广
州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将士陵园，都是在战后由国军或地方政府主持修建。

再着眼于本省，同样是独20旅，在1938年10月的惠广战役期间，于惠州正果一带也付出了一定数量的牺牲。

战后正果村的士绅王雁门筹资在老虎石山脚建立纪念亭，并将此役阵亡官兵安葬在山顶，遗迹留存至今。

此处烈士墓虽然也是民间修建，但却不是慈善机构的社团行为，更像是个人的善行。

笔者也考察了大脊岭烈士墓冢周边，并访问了官硕众多老前辈，并未见到有国民政府时期军方或官方相关的纪念石刻，也未查到国民政府官方对此墓冢予以修缮维护或祭奠的记载。

笔者更加肯定，大脊岭烈士墓冢的修缮及守护，完全是善堂的集体行为，这更突显潮汕善堂文化的亮点。

坑，公路穿过之处遍布乱葬岗和义冢埔。

为此，官硕乡一干善心人决定做一件大善事——将修公路时发掘的无主尸骸进行妥善收埋。

后来，经过乡绅李乾元（时任甲长）倡导，并通过亲友的关系，联络到揭阳钱岗普庆善堂（位于现地都镇钱岗村内），请来香火到官硕供奉，成立了“官硕普庆善堂”，很明显是钱岗的分支机构。

据官硕普庆善堂老义工口口相传，钱岗普庆善堂的香火又源自于汕头存心善堂，由此推断官硕普庆善堂与存心善堂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但奇怪的是，存心善堂敬奉的主神是大峰祖师，而普庆善堂的主神却是圣母娘娘，这也是这所善堂的独特之处。

[3]
受圣母娘娘大爱精神的感召，官硕普庆善堂成立之后，义工队伍迅速壮大。

老义工李喜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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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着已故胞兄李喜心的几件遗物——当年，李喜心是官硕普庆善堂一位掩埋队队长。

他的遗物包括有一个布袖圈，袖圈上印“掩埋队长证第一队28号李喜心”。

另有一个金属徽章，上印“潮普揭澄普庆善堂社员证”，徽章顶端两角还有“钱岗”两字，笔者由此推测，普庆善堂当时有若干分支机构，所有分支的社员统一编号。

而徽章背后刻有编号“360”，可见当时社员人数不少。

而李喜标本人，在1942年官硕普庆善堂建成之时刚满10岁，他也自愿加入这个组织，白天读书，晚上就到善堂里学经，充当经生。

所谓“经生”，就是在善堂举行法会之时，为先人诵经超度的人员。

这也可见当时普庆善堂礼仪制度是颇为完善的。

1942年秋-1943年秋，是大脊岭战事最为激烈的时期。

其中1942年秋，日寇在陆空两军密集火力配合下，一度攻占大脊岭主峰309高地，直到十几天后被中国驻军独20旅重新夺回。

但此役309高地原先的国军将士阵亡殆尽。

那次攻守战的间隙，官硕普庆善堂组织30多名掩埋队员，并发动官硕乡五六十名青壮年，一起参与烈士遗体掩埋工作。

为不让烈士遗体持久曝露于原野之中，他们接连十多天攀爬于悬崖峭壁到荆棘丛生的山沟，选择低洼地将牺牲烈士就地掩埋。

1943年10月，大脊岭阵地在日军大规模的包围进攻下彻底失守，绝大多数守军阵亡。

战后，官硕普庆善堂又及时出动掩埋队搜索、搬运国军烈士遗体和骸骨，分多处集中掩埋并做上记号。

《官硕乡志》记载，抗战胜利之后官硕普庆善堂继续壮大慈善事业，于1949年春重新为大脊岭、洋铁岭众多抗战烈士修墓、立碑。

他们把抗战阶段临时掩埋的各处烈士骸骨重新收集起来（事后统计共2200多具），埋葬在大脊岭山脉的牛背岭头，并请时任梅东乡乡长的李焕钟书写墓碑碑文，以慰亡灵。

[4]在这个墓冢隔壁另修了一个坟头，专门收埋伪军和未能分辨身份的尸骸，墓碑刻上“乾孤骸坤孤骸”两行字，尽显人道主义精神。

在此后的半
个多世纪里，官硕普庆善堂长期守护着这处烈士墓冢，在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他们每年都会定期举行祭拜活动。

三、普庆善堂义工的高大身影
笔者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时，曾访问过当年参与烈士遗骸收埋工作的两位老义工——李锡龙、李敬万。

李锡龙老人就生动描述了1942年秋那次掩埋工作的细节。

在战事间歇，他们沿着大脊岭国军防线内侧，向各个山头搜索，看到了非常悲壮的一幕幕——那些烈士临终前的姿势，有作冲杀状向前扑倒的，有斜倚着山石仍握枪作射击状的，有被炸得残缺不全的……掩埋队员们顾不得流泪，大家不停地在山间挖坑，将附近的烈士一个个抬到坑里，整整齐齐地平放，然后撒上石灰、覆土掩埋，再在坟头插上树枝或石条作为标记。

李敬万老人则介绍了官硕普庆善堂掩埋队掩埋尸骸的礼仪和规矩——每次上山行动，掩埋队都会整齐佩戴袖圈，带上锄头、扁担、畚箕和石灰等必备工具材料。

队伍排头者必须高举一杆幢幡，并由专人诵经恭请将军爷开路[5]。

每到一处收埋地点，他们将幢幡插在地上，就开始挖坑。

当时物资奇缺，到后期很多烈士尸骸甚至连简单的草席包裹都没有，只能抬入挖好的坑内草草掩埋。

按规矩，掩埋队员不得闲聊、不得吐痰，拾得枪支或烈士遗物一律上缴并移交官方；而且大家一边掩埋一边得诵“往生净土神咒”，为烈士超度，相当庄重。

尽管有的烈士遗体已经高度腐烂，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掩埋队员并没有配备必要的消毒药物，只是简单地在鼻孔处抹上一点万金油，条件好的戴上口罩，仅此而已。

这项又苦又累而且有时会遇到危险的活，连一点报酬都没有，每天收埋完烈士遗体，队员们各自归家吃饭，日复一日毫无怨言。

笔者访问过的几位善堂老义工，都提到一段小插曲。

在1943年底那次收埋烈士遗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大脊岭及官硕一带，老百姓几乎不敢在山间行走。

但官硕普庆善堂
李元榜的女儿讲述，1943年底日寇彻底占领大脊岭阵地之后，于次年1月8日对曾经支援大脊岭国军的官硕乡进行了血腥屠杀，无辜死难民众370多人。

在大屠杀大洗劫的危难关头，善堂义工李元榜在避乱过程遇到几位妇孺，他不顾自己安危，冷静地将她们引导到一处偏僻的小庙宇，并用杂物堵上了正门。

等日寇来砸门的时候，他们已经悄悄从后门溜出去，往官硕西边的邻村撤离。

在大屠杀当日，国军独20旅仍留有一个连坚守在官硕乡，他们奋起抵抗，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战后这些官兵的遗体，也是由官硕普庆善堂义工负责收埋。

四、爱国接力棒的传递
解放初期，受极左政治路线的影响，官硕普庆善堂和潮汕各地善堂一样，遭到人为破坏，善堂组写工作，不单致力于搜集、记录大脊岭、洋铁岭抗战事迹，还通过民间渠道广为宣传，使那段尘封的历史逐渐被外界所了解。

2013年前后，由潮汕三市热心人自发组成的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组织，与李昭桂取得联系，众多志愿者第一次登上大脊岭，随后在山下瞻仰了抗战烈士墓冢，感慨万千。

自此之后，志愿者们借助网络自发宣传大脊岭、洋铁岭抗战事迹，每年固定组织祭扫活动，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

2013年年底，官硕李氏家庙修复重光，并开辟为官硕乡抗日纪念馆。

在众多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的陪伴下，早年驻守大脊岭抵御日寇的独20旅老兵施宗羡，也千里迢迢从阳江重返官硕，参加了庆典活动。

施宗羡不顾年事已高（时年95岁），随后亲自来到烈士墓冢前祭扫战友，场面十分感人，被各大主流媒体广泛报道。

在民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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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下，大脊岭抗战史迹的保护工作获得上级政府部门的重视。

2014年9月，时任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和广东省副省长邓海光亲临大脊岭调研，敲定了修复大脊岭抗战遗址、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方案。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一座崭新的纪念碑屹立在大脊岭之巅，而多年来逐渐被灌木包围的烈士墓冢，也修缮一新。

最近几年的清明或冬至，揭阳当地的中小学校、潮汕各地的社会团体以及一些抗战老兵，都曾参与祭扫烈士活动，大大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话分两头，再看官硕普庆善堂义工队伍的发展传承，笔者也大为感动。

如今，善堂第一批老义工已经陆续过世，凋零殆尽。

而多位老义工的后人，则子承父业，成为善堂的主力军。

比如前面提到的老义工李锡龙，他的儿子在改革开放之后也加入善堂，一度担任善堂负责人，现在虽已卸任，但仍继续发挥余热。

老义工李元榜过世后，他的女儿坚持在善堂担任常驻义工，负责善堂的后勤工作。

而现任善堂负责人李映川先生，他的姑母就是当年捐资，使官硕普庆善堂得以修复重光的美籍乡亲郑清香。

受姑母教育，他在年轻时就加入善堂学习诵经，逐渐成长为一位资深义工。

新世纪之初，他还跟官硕普庆善堂众义工一道，参与了揭阳汾水战役旧址烈士骸骨的收埋工作，为汾水战役纪念公园这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6]
再谈点题外话。

《礼记·中庸》引用孔子言论曰：“故大德……必得其寿。

”故后人常言，仁者寿！这一观点，在官硕普庆善堂一帮老义工及信众身上得到了印证。

老义工李元榜终年89岁，李锡龙和李敬万终年都是94岁，而一贯支持官硕正义事业的老乡长李焕贞，终年93岁。

很多笔者接触过的很多官硕老义工，晚年都衣食无忧，子孙绕膝，这应该是冥冥之中，他们应得的福报。

五、无独有偶
在抗战期间，潮汕各地的百姓都遭受了巨大苦
难，而无数英雄儿女为抵抗日寇侵略，也献出了生命。

除了官硕普庆善堂之外，潮汕各地善堂在救助战争受害者、收埋抗战烈士等方面也涌现出若干感人案例。

1938年6月日寇攻占南澳之后，驻汕国军和民众抗日自卫队伍组织了反攻南澳岛的战役。

南澳血战从当年7月中旬持续到8月初，有数据统计，中方先后牺牲360多人。

史料记载，早在南澳血战结束一年后，南澳后宅普益善社、南澳平善堂就自发向日伪当局申请，对黄花山一带遗留的义勇军烈士遗骸进行收集掩埋。

直到2005年之前，义工们仍在不懈搜寻义勇军遗骸，并募款建成黄花山抗日忠烈陵。

该陵园总共从18处烈士义冢中收集到仅存的134具忠骨，树碑合葬；在旁边又专门为几位义勇军女医生立墓纪念。

2018年7月20日，南澳当地慈善团体联合在黄花山抗日忠烈陵前举行南澳抗战80周年纪念活动，缅怀先烈、激励后人，再一次有力地宣扬了南澳抗战精神。

1939年6月日寇占领汕头、潮州之后，兵锋不断向潮汕腹地推进。

据《地美都抗日战事纪略》（作者系地都镇文化站已故老站长蔡汉明）所载，1939-1943年，驻防在炮台、地都到鮀浦莲塘一带的国民革命军部队（主要是国军预备六师），在与日寇作战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牺牲。

钱岗普庆善堂同善社先后组织义工收埋烈士遗体约五六百具，并于1946年将骨骸集中安葬在地都狮尾山，建成烈士公墓。

解放初期，钱岗普庆善堂被迫解散，该处墓地也不幸遭到破坏。

由于钱岗普庆善堂后来未能恢复，改革开放之初，墓地由热心的出家人释光德募资重修。

现在烈士公墓墓碑正中镌刻“玉封圣母持修”，左右落款分别是“丁卯年春月”“释光德重修”。

笔者从《地美都抗日战事纪略》中，查到了钱岗普庆善堂的简史。

钱岗普庆善堂创建于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由潮阳关埠人陈映国创建于钱岗翠峰庵，自立为首任总理，至三十年代已有堂友数百人、四十年代又发展到近千人，堂友遍布揭
国各地的热心人奉献爱心，正在腾讯公益平台上募款，准备有计划地进行修缮，这又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事实上，类似揭阳、南澳等地善堂在抗战时期的善行，在潮汕地区其它乡村也应该不乏有生动案例。

但由于笔者手头资料有限，只能对以上三家善堂事迹进行记录。

虽然现在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当位，其身份难以考证。

[6]汾水战役是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与国民党反动军队打响的一场遭遇战。

此役，起义部队伤亡2000余人，战后烈士遗体被当地善堂分散收埋在揭阳玉湖镇的竹竿山上，直到新世纪之初修建纪念碑和纪念公园，才得以集中收敛，重新落葬。

3月7日上午，暨南大学出版社徐义雄社长一行五人访问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在中心举行座谈会，就“潮汕文库”大型丛书第一、二期工作作了总结，并对第三期的征编进行磋商。

罗仰鹏理事长及陈荆淮、吴二持副理事长等出席了座谈会。

（林志达）
暨南大学出版社社长一行访问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