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也牧小记——精选推荐

萧也牧⼩记
随意翻《作家⽂摘》，偶然发现⼀篇⽂章是写1950年代著名作家萧也牧过往⼈⽣的，⽽且有他⼀张照⽚！就是这张照⽚上憨厚乐观模样的中年萧也牧，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并促使我去了解他悲剧的真相，因为我对这个不曾见过⾯的本单位⽼前辈的了解曾经被严重误导过。

听说这个⼈是在三⼗多年前的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是当成⼀个“流⾔”听的，很多⼈像讲⼀个久远的笑话来讲他，对他的称呼根本不是作为50年代⼤作家的“萧也牧”，⽽是他的本名“吴⼩武”，还有⼈在武字后⾯加上个⼉话⾳
为“吴⼩武⼉”。

以后才了解到事实，那是⼀个⼈⽣悲剧，⽽他曾经是⼀个优秀的编辑前辈，⽽且这样的⼈曾经就在我所⼯作的⽂学室。

1980年代中期我研究⽣毕业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学编辑室⼯作，⼼中很为这个新中国⽂学创作的重要源泉之⼀感到⾃豪，中青社以出版了“三红⼀创”（《红岩》，《红⽇》，《红旗谱》和《创业史》）及《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著名，能到那⾥⼯作，我感到三⽣有幸。

进社后我隐约听⼤家讲些这个编辑室的光荣传统，包括说这个编辑室最早的领导叫萧也牧，是个了不起的⼤作家，如果不是创作上受了批判也不会下放到这个基层单位。

我的本职是外国⽂学编辑，对中国当代⽂学史不懂，也就是听听⽽已，主要还是关⼼萧也牧和⽼前辈们出的那些书。

《红岩》是影响了⼏代⼈的，《红旗谱》是我的故乡⽼前辈梁斌的代表作，我曾专门仔细阅读，从中搜找⼀些家乡⽅⾔的表现⽅式，很受益。

有时我会想象，⼀个著名的出版社的著名编辑室⾥有个把著名的作家领衔，那才叫真正的⽂学摇篮，想象五⼗年代这⾥该是名家出⼊的地⽅，想象那样的⽂⼈雅⼠汇集的场景。

这就更激发了我对50年代这个地⽅的想象，那个红⾊⽂学摇篮因为有萧也牧的推动似乎成了⼀个神奇的传说。

　
　从此吴⼩武-萧也牧就在我头脑⾥变成了⼀个挥之不去的想象。

后来写《混在北京》时，我就凭着这种想象，虚构了⼀个⼤作家兼编辑在“史⽆前例”中被当成坏⼈批⽃殴打的事，还给这个作家起名“伍仁”，因为萧也牧的本姓是吴。

写完《混在北京》没等出版我就离开了中青社，很多事都随风⽽去了，更何况作为传说的萧也牧，也就淡忘了，他的故事仅仅为我的⼩说提供了⼏页素材⽽已。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和那些拿他的过去当成谈资的⼈也没什么太多区别。

时代匆匆，⼈⼼惘惘，⼤家都难免成为历史过客。

直到我的书出版多年后的今天，我看到他的照⽚，他的传说才⼜⼀次在我⼼中激起涟漪，我才为我的忘却产⽣了些内疚，因此才开始写点有关萧也牧的⽂字发在我的博客⾥，尽量让更多的⼈了解他，了解共和国的⽂学界历史。

即使是现在，我还反省，假如不是因为有了博客，使得“发表”⾃⼰的⽂字这么易如反掌，我还会写萧也牧吗，如果是写完后还要四处找报刊发表的话，我估计就不会写。

从⽯湾的⽂章⾥我了解到他是在⼲校⾥死的。

我⽆法想象萧也牧死前⼼⾥想什么，那些打过他的⼈想什么。

我只知道，我⼩的时候看到隔壁⼩学的校长被揪出来游街时，我们往他们⾝上扔⽯⼦⼉，那时的感觉是：坏分⼦打死⼀个少⼀个，⽽且⼩⼩的⼼⾥有⼀种折磨⼈的快感，是哈哈笑着扔⽯头的，那是因为我们在砸坏⼈，砸伤流⾎才好呢。

后来上中学，管全校劳动⼯具的那个邋遢⽼头据说是哪个部门的翻译，后来成了右派，被剥夺了教俄语的权利，整天拉⾥邋遢的，根本看不出俄语翻译的当年风采。

⼏乎全校的学⽣都敢欺负他，恶⾔恶语相加。

我想，那些打萧也牧的⼈肯定不乏这种⼼态的⼈，对⼀个被批判的作家，这些⼈打他时肯定感到很愉快。

他重病在⾝，根本⽆⼒反抗和⾃救，连逃出来的⼒⽓都没有。

我还看到⼀帧萧也牧年轻时的照⽚，那双明亮的眼睛⾥闪烁的是清纯的⽬光，⽽且是50年代追求进步的⽂学青年的那种特有的⽬光，⼀脸的稚嫩和朝⽓。

作为在⾰命⽼区⼯作过的⽂学青年，他进了团中央当了科长，⼀定对未来充满了热望和憧憬。

于是他写了很多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其中描写新时代⾥夫妻关系的作品《我们夫妻之间》在⽂坛上引起了⽐较⼤的反响，很快就被改编成了电影上映，还改编成了话剧和连环画。

《我们夫妻之间》“是新中国第⼀篇城市⼩说”，知识分⼦的男主⼈公追求⽣活情趣，“努⼒培育劳动⼈民出⾝的妻⼦也能像⾃⼰⼀样去体验城市⽣活。

于是他们产⽣了⽭盾。

这种⽭盾既是家庭的也是社会性的。

男⼥主⼈公通过相互沟通理解、取长补短⽽达到了共识，增进了感情，重归于好。

”这样贴近⽣活的好⼩说很快就在读者中产⽣了巨⼤反响，受到年轻⼈的喜欢。

但很快它就遭到极左的⽂学批评家的批评，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情调，甚⾄是“玩弄⼈民”和“低级趣味”，原因是作者“脱离政治”。

随后丁玲这位⽂学界的⼤⼈物出⼭，发表⽂章狠批这篇⼩说。

萧也牧从此失去创作权利，下放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从事编辑⼯作，恢复了他的本名吴⼩武，作家萧也牧从此消失。

可他并不知道，他真正的悲剧还在后头，这⼀切都肇始于⼀个短篇⼩说。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萧也牧微弱地为⾃⼰辩护了⼀下，要求“批评要恰如其分，要讲究分⼨，不要把错误提⾼到不应有的⾼度，更不要把‘莫须有’罪名加在他头上，不要污蔑他的⼈格。

”这样的话到了反右的时候就⾜以让他被打成右派了。

从他的⽼同事和朋友张⽻的回忆⽂字中我们看到，刚被谪贬到出版社的萧也牧-吴⼩武还是乐观地对待⽣命中的这⼀次⼤转折的。

他把⾃⼰的创作热情转化为为他⼈作嫁的热情，全⼼全意培养青年作家。

如长篇⼩说《红旗谱》，据说是萧也牧下⾜了⼯夫帮助作者反复修改⽽成的。

⼀个⼤作家在⾃⼰年富⼒强最应该出作品的时候创作权利惨遭剥夺，他完全是在⽤⾃⼰的才华扶助别的年轻作家成名，这个过程应该说既是⽆私的，⼜隐含着难⾔的⼼酸。

⽇常⽣活中的他充满了⼈格魅⼒，“他⼗分注意对年轻编辑的培养，帮他们选教材，开课讲授编辑⼯作。

由于他知识⾯⼴阔，⼜善于表达，语⾔丰富⽣动、幽默风趣，他的讲课获得普遍欢迎。

有时他在办公室作即兴发⾔或在休息时聊天，其他编辑室的⼈也挤进来，听他讲⼭海经。

他总是讲得眉飞⾊舞，神采飞扬。

外出劳动时，⼈们也愿意和他在⼀起。

他的周围常常围着⼀群年轻⼈。

他到了哪⾥，哪⾥就成为兴味中⼼。

由于他⾼⾼的个⼦，⿊⾊发亮的⽪肤，笑时露出⼀排雪⽩的⽛齿，有⼈戏称他“⿊⼈⽛膏”；⼜由于他弯腰曲背的⾝躯，有⼈戏称他“⽢地”，也有⼈喊他“⾼尔基”。

他为⼈和⽓，⼼地善良，不管年长的、年轻的同志，都喜欢接近他。

”即使是他成了右派，下放劳动前，他还热情地给四川的作者写约稿信，约到了后来轰动全国的⼀部⼩说，这就是《红岩》。

他甚⾄在王蒙倒了霉被发配新疆时，不顾⾃⼰的右派⾝份，主动向出版社要了车送王蒙上⽕车站。

但这个热情乐观幽默风趣的⼈终于在⼀次次的打击下变了，即使是摘掉了右派帽⼦，他仍然“谨⼩慎微，胆⼩怕事，连树叶掉下来也怕砸着脑袋。

他想夹着尾巴⾛路，回避和任何⼈争论任何问题，不敢发表⾃⼰的主张，更不敢坚持⾃⼰的正确意见。

”⼀个神采飞扬、⼼直⼝快的作家和编辑从此就黯淡了，他似乎没了太多的奢望，只想象个普通⼈那样⽣活下去。

吴⼩武的炼狱是在“五七⼲校”⾥开始的。

我们看过杨绛写的《⼲校六记》，为那种⼲校⾥荒唐、可怜的故事所触动，那是社科院的⼲校。

⽽吴⼩武的⼲校则是终结了他的⽣命。

运动开始萧也牧本来是想躲过去明哲保⾝的，可1967年《红岩》的作者罗⼴斌被诬蔑为叛徒特务被整死，中青社⼀些编辑愤⽽秉笔直书为罗辩护，萧也牧再也不想躲了，也加⼊了这个⾏列，他说：“罗⼴斌如果活着，他也不稀罕像我这号⼈去⽀持他。

可是他死了。

连他这样的⼈也被整死了，我们还怕什么呢?”但⼈们没有想到的是“江青同志”发话把《红岩》打成了毒草，于是萧也牧们就⼤难临头，遭到批判，并成了⽜⿁蛇神，被迫“烧锅炉、掏厕所、扫烟囱、敲砖、送煤渣、运灰、挖⽩菜窖，受各种各样惩罚性的劳动改造；⼜根据各种需要，到处游⽃、陪⽃、弯腰、坐“喷⽓式”、剃阴阳头、挨打，被⼩孩⼦吐唾沫、扔⽯⼦、扬灰。

从⼀处向⼀处转移时，领头的总是萧也牧。

他带上他们早请罪、晚请罪，领头念语录。

”
后来到河南的⼲校接受再教育，由于⾝体虚弱，他连放⽜都放不好，经常遭到批评，受到取消回家探亲的惩罚。

再后来，⼲校⾥⼤搞阶级⽃争，⼤⼈⼩孩见到“⽜⿁蛇神”，都可随意打。

萧也牧由于⼿脚不灵、⾏动不便，挨打最多，⾛路时被打倒在⽔坑⾥，打饭时饭碗被打翻在地上。

即使在下葬时，还有⼈往他的墓⽳⾥撒尿，侮辱他。

萧也牧就那么被葬进乱坟岗，后来再也没能找到他的遗⾻，死时刚刚53岁。

我在中青出版社⽂学室时⽤的都是很旧的桌椅和柜⼦，还不知道哪个曾经是萧也牧也⽤过的呢。

如果那些⼈不是那么残酷地迫害他，萧也牧幸存了下来，我就能在出版社的办公室⾥见到⽿顺之年的他，以他丰富的⼈⽣经验，他⼀定能再写出震撼⽂坛的作品来，我们或许还能称他萧⽼师或吴⽼师，向他讨教。

于是我怀念这么⼀个我来此地⼯作仅仅⼆⼗年前还在这⾥⼯作的前辈。

这样的事发⽣在1970年，都是运动后期了，还是那么令⼈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