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学古典时期的上古方音研究

收稿日期:2013-07-22作者简介:郭伟宸(1987-),男,福建三明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史与方言。

郭伟宸
汉语方言学古典时期的上古方音研究
摘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的汉语方言学研究处于“古典时期”。

经过先秦两汉对上古汉语方言语料的积累,以及古音学兴起背景下清代学者对古方音研究的语言观念的树立和理论的建设,为其后的现代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古方音研究提供了经验性的启发和参考。

关键词:古方音;方言学;古代方言中图分类号:H17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4)02-0095-05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现代科学的语言学知识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代的汉语方言研究处于古典时期,“古典”与“现代”的不同在于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的不同[1](P 20),而其中研究方法与材料的使用更是决定其研究性质的关键所在。

古典时期的方言研究主要以词汇材料为主,能直接显现方言语音的材料不多,加上汉字非表音性使然,对上古的方音貌进行的考察显得相对曲折和隐晦。

古典的汉语方言研究早期更多是对语料的搜集堆砌,到了清代才开始有学者对上古方音进行理论性的探索。

但由于科学水平与研究方法的限制,古典的汉语方言研究存在种种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一、先秦的语料储备时期
我国开始对方言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先秦时
期,这一阶段方言研究的主要工作是在对方言这
一概念产生感性的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方言词汇的调查与搜集,为后来的上古方音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始语料。

从夏代开始一直到秦代,可能存在着以采诗与献诗两种形式为主的收集民间诗歌的制度,从而使得“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
而知四方。

”[2](P 361)既然我们有把握认为诸如
《汉书·食货志》记载采诗“振木铎徇于路”,《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记载献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天子”,《礼记·王制》记载天子巡守时列国“各陈其国风之诗”这样的由中央王朝主持收集诗歌的制度存在,那么在编汇四方风土诗歌的文辞之中自然也就含有列国的方言异语成份在内,汉代扬雄等人口中传说如“尝闻先代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

”
∗∗∗第34卷第2期绥化学院学报201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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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轩之使”也就实有所依。

“独蜀人有严君平、临林翁儒者,深好训诂,犹见轩之使所奏言。

翁儒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

君平财有千言,翁儒梗概之法略有。

”[3](P 99)由此我们还可以猜测,扬雄《方言》也许也是在参考了这些先秦收集的方言异语材料的基础上撰著而成。

这个时期有一部重要的,也是汉语史上第一部汇编训释的词典,那就是《尔雅》。

《尔雅》书成于战国末年,全书十九篇,收词2219条,共5239个词。

[1](P 49)虽然可能经过汉人的增补,但增补的比
重不会很大。

[4](P 20
)《尔雅》在释词上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以通语解释古语;二是以通语解释方言俗语;三是以通语解释生僻词。

《尔雅》含有方言
的成份,这是古今学者的共识,但是
《尔雅》书中明确指出某词为方言词这样的条目实在少的有限,何耿镛认为《尔雅》所解释的同义词有些是由于方音的假借而产生的,并指出《尔雅》“每一条所列举的同义词本身并不能向我们透露出丝毫的方音成份,即使其中包含着方音成份,也无法直接观察出来,需要多方面参证才能找到一些线
索。

”[5](P 14)此外,还有不少能够反映方音差异的语
料,尤其是异文、通假的现象可以零散见于《周礼》《左传》《公羊》《楚辞》等等传世文献当中。

二、两汉方言学草创时期
西汉是汉语方言学的草创时期。

汉语方言学的建立以扬雄《方言》一书的著成为标志。

今本《方言》凡十三卷,为晋人郭璞注本,其书共收录词条675条共11900余字。

[1](P 98)《方言》在内容和编撰体例上参照了《尔雅》,按词语的意义进行分类归卷,每条当中罗列同义词之后用通语来做训释,但《方言》的独特之处是在每条词语的最后标注出某地方言如何称呼。

根据濮之珍的考证,《方言》词条的通例前一部份是雅诂,内容主要是来自《尔雅》,后一部份则是对方言分布的描写,《尔雅》有可能是《方言》的母本。

[6](P 20)《方言》在我国语言学史上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注意到方言俗语重要性的扬雄以“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近乎现代科学的
方言调查方法,用其三十年的时间持续收集来自四方人民的最直接的方言异语的资料,充分体现了《方言》的语言科学精神,终成一部“悬日月不堪”的奇书。

齐佩荣评述《方言》的训诂学价值时有一段切要的论述:“《尔雅》是客观的辑集些训诂的材料,只是明其当然而不能明其所以然,换言之,只是胪列许多古今转语、同义词、正假字,却不能说明它们的所以然,示人以训诂之途径;《方言》虽是有意模仿《尔雅》,但是它的态度已由客观而进入主观,它的取材已由纸面而进入口头,它的目的不仅为了实用而且重在研究”[7](P 201)然而,
《方言》的进步之处在于,对导致古今语、方言词差异的原因扬雄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针对方言间的词汇语音差异归提出“转语”这一创建
性的概念,如
《方言》卷十:“火果,火也,楚转语也,犹齐言火尾,火也”、“、末、纪,绪也,南楚皆曰,或曰端,或曰纪,或曰末,皆楚转语也”。

王力关于这个问题曾指出“方言词汇的差异实际上只是语音的对应关系”,[8](P 26)因此,扬雄《方言》所反映给我们的不仅有对汉代方言区划工作有直接参考价值的方言分布的信息,还对涉及汉代方音差异的原因———“转语”的实质给予我们提示。

东汉是汉语方言学的古典传统的形成阶段。

自西汉扬雄《方言》创立了古典方言学研究范式之后,一直到晋代,方言研究的传统薪火相传,并且研究视角和方法在扬雄奠定的基础上不断扩展。

可以说,汉语方言学发展至晋代基本形成了它的古典传统:当代方言与古代方言并重,方言学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密切结合。

[1](P 28)
东汉阶段方音研究主要分两种形式,一是反映方音特色的字书、辞书,这类材料主要以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为主,此外还有刘苍《七言别字》、服虔《通俗文》、孔鲋《小尔雅》等等;二是散见于经籍中何休、郑玄、高诱等人的笺注所反映出来的方音差异。

许慎作《说文》一书主要目的在于考释文字的结构与本义,说明文字形、音、义三者之间的关系。

许慎已经意识到在语言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因此他在释字的工作中自觉地引用了方言俗语167条共计194个方言词,并且明确指出它们所属的方言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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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耿镛针对《说文》形声字与方音的关系曾指出“《说文》十居八九是谐声字,上古用字不离方音,不同地方的人往往以各自的方音为依据,所以某些谐声字的声旁的声字就可能包含了方音的成份。

”[5](P17)对此,华学诚将《说文》字条中明确引用的194个方言词称为《说文》方言研究的显性成果,而将形声字分析当中透露出来的方音差别信息归为《说文》方言研究的隐性成果。

[1](P319)众所周知,《说文》是以“从某,某声”的方式来分析形声字,即代表该字读音与“某声”相同或相近。

若在“某声”之外又加“读若某”则表示该字读音与声符有明显差异,就有可能是方音差异的体现,如《说文·雨部》:“小雨,财也,从雨鲜声,读若斯。

”“鲜”与“斯”古韵部不同,前者为阳声韵的元部,后者为阴声韵的支部,结合经籍原文与后人笺注相互参证可以考察得知,齐鲁青徐兖州一带鼻韵尾已读成元音韵尾。

《释名》为东汉末年刘熙所著。

在汉代,自董仲舒将声训理论化并使声训方法服务于政治取得成功之后,声训这一训释方法开始在训诂学上得到普及。

逐条使用声训来释义的《释名》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孕育而生。

但刘熙用声训与其他汉儒不同之处在于,《释名》一书试图以活的语言入手来解释词义,追溯当时口语中同义词,是“从语言学出发来研究声训的”[8](P48)第一部语源学著作。

对于《释名》引证当时实际方音,李恕豪认为:“从《释名》中还可以了解到东汉某些方音的面貌。

《方言》虽然记录了各地方言词语,但没有标明音读,而《释名》则显示出一定的语音情况……通过对《释名》声训的研究,可以知道东汉末年各地方音尤其是刘熙故乡青徐方音的某些特点。

”[9](P107)汉代经学盛行,朝野内外皆重视小学的研究,是我国古代训诂学蓬勃发展的时期。

到东汉为止,已有许多经师为先秦典籍做了传注,他们在古籍训诂中对参用当时方言俗语的积极态度是汉代经学的一大特色,王国维评论其为:“不独以汉制说古制,亦以今语释古语。

”[10]何休著《春秋公羊传解诂》,训释的材料中共录方言俗语30条,其中除“关东”“关西”“冀州”“越”各引一次,剩下的26条皆为齐鲁方言,其中以齐语居多。

[1] (P341)据华学诚考,其中有两条体现了方言语音:一
是“登读言得来,得来之者,齐人语也。

齐人名求得为得来,作登来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

”
(《隐公五年》:“公曷为远而观鱼,登来之也”)齐人读“得来”为“登来”的音,并且强调齐语读“登来”有大而急的特点,我们可以得知齐语“登”与“得”的关系可能是蒸职对转,也有可能是蒸职混读;另一处是“踊,豫也,齐人语,若关西言浑矣。

”(《僖公十年》:“晋之不言出入者,踊为文公讳也”)若“豫”代表雅言而齐人读为“踊”,音近关西人读“浑”之音,那么也许齐人前后鼻音不分,同时有匣、余两母混同的可能。

此外在笺注中参用方言的经师主要还有郑玄、高诱。

郑玄遍注群经,在今天仍可见传的有《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和《毛诗笺》四种,经过研究可从中了解齐鲁、楚越、周秦、燕冀四处的方音特点。

今天仍可见高诱的著作有《淮南子注》《吕氏春秋注》二种,反映了楚淮、幽冀、青兖、周秦等地的方音特点。

三、清代的古方音研究
由于正统雅俗观念在士大夫阶层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加之对古音的研究因只满足于经籍古读,所以,汉代以降对上古方音的研究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到了清代,考据盛行,小学方面学者们多致力于阐发经籍古义,因此对古训、古音的考订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之繁盛的研究时期。

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经籍文献中古代方音的材料又重新回到了学者们的视域之内。

虽汉代扬雄于方言音异现象之上提出“转语”“语之转”的术语,但在清代古音学崛起之前的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几成绝响。

时至有清一代,涌现出一批参照经籍传注等材料中记载的古代方言来校补扬雄《方言》的著作,如戴震《方言疏证》《续方言》,杭世骏《续方言》,卢文《重校方言》,刘台拱《方言补校》、钱绎《方言笺疏》等等。

然而,清儒在古代方音研究方面的贡献,并不局限于前人那种仅仅是以方言词语罗列为线索来考察不同区域的非系统音变,更力图描绘一种能够解释古今南北语音演变的“音转”理论框架,以达到“讽典籍,明语源”的研究目的。

这是汉语方言研究古典时期末后迸发出的一道饱具科学性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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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诗经》韵脚字异部,顾炎武在《诗本音》
中就以“无韵”“指为方音”“改音以就韵”等说反
映出清代古音学家的方音观雏形,但真正最早重
视到古方音在审定古韵分部中的作用的人是江
永。

“古岂有韵书哉?韵即其时之方音,是以妇孺
犹能知之、协之也”[11](P108)认为古韵也是方音所构
成,这是江永具有突破性的见解。

在考察《诗经》
韵部时,江永以“方音近同‘偶借’而合韵”、“上古
方音‘偶借’而中古成正音”的观点,提出“方音
转”即立足于方音来审定古音的方法,这时他已
经以方音的角度来看待古音材料中失谐的现象。

[12]但是他说“方音相近偶借”于是便斥方音为不
正,那么如此一来,他只看到了每个共时语音的
断面而忽视了语言历时的音变作用。

虽然江永很
早就重视古方音的作用,但他认为方言的出现是
因为各地水土不一,应该对方音进行正音[13](P4),从这里明显可以看出他的语音研究视角依然无法
摆脱正统雅音观的影响。

此外,在对古声母的研
究方面他反而未能看到声母因时地而变迁的客
观语言事实,“自孙炎撰《尔雅音义》,反切之学行
于南北,已寓三十六字母之理。

传字母者为此类
诠此,标出三十六字为反切之总持,不可增,不可
减,不可移动”[14](P4-5)。

他于声母方面墨守三十六字母的框架,藉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作为清代早期的古音学家江永,仍很明显地胶固于传统今音学的樊篱。

戴震于音学所著《声类表》《声韵考》《转语二
十章》《答段若膺论韵》,是真正最早触及音转理
论的清代学者。

戴震师承江永,“一见倾心,取平
日所学就正焉”,戴震云:“凡五方之音不同,古犹
今也。

”[15](P357)以方音解释合韵,无疑受其师江永古
音学思想中的方音观所影响,又云:“音有流变,
一系乎地,一系乎时。

系乎地者,在古人即非一读……五方之语随声气转变”[15](P315),“仆谓审音本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审音非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而断为合韵”[15](P352)。

较其师“方音偶借”说,戴震的方音思想更贴近语言实际状况,来得更为科学。

他开创了古韵阴阳“相配互转”说,在陈第著名“四有”论断之上,戴震指明了汉语的音转现象是由于纵向的历时语音演变与横向的共时语音差异
交错产生作用的结果,是古今雅俗音变的基本规律,考察音转必须基于古代方音差异这一客观语言事实。

此外,戴震还试图构架一个解释古今雅俗声异的二十类古声母流转模式,李葆嘉对此评价:“《转语》二十位并非是对古代某一具体时段、某一具体地点的声母系统的考证,而是一种企图驾驭古今方国语音流转的泛时跨域模式。

”[13](P5)戴震弟子孔广森在其师阴阳“相配互转”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提炼出“阴阳对转”这一古音学重要理论,并且他认为“阴阳对转”是共时音异现象的层面上反应出来的具体音转形式,提出“转阴转阳,五方之殊音”的创造性见解,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但由于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述。

[16](P206)
由于小学被称为“经学附庸”,故而受雅音观指导的综合音系研究作为汉语音韵学的人文传统的影响深远,汉语历史语音的研究也很长一段时间也都以直线型模式为主,专门针对方音的研究受不到重视,这也是顾戴震方言音转说长期被冷落的原因之一。

戴震以后,虽然古音学家们对上古存在方音都有一定认识,但在各自的古音研究上多是在一个综合统一的音系内部去解释音转问题,或仅是将方音参差作为考订古音的材料之一。

段玉裁将古韵考察工作限定于一个他所框定的古音系统之内并提出合韵说以解决韵脚字异部的现象,虽然段玉裁于《六书音韵表》中举
“关西曰‘迎’、关东曰‘逆’,荆郊之鄙谓‘淫’曰‘遥’,齐鲁之间‘鲜’声近‘斯’,赵魏之东,‘实’、‘宾’同声”说明其承认方音的存在并且对方音区域差异特征有一定了解,但是他认为方音差异不过是“异部合韵之理也”,将属于不同音系之间的方音区别放在合韵之内处理,并且针对顾炎武“方音押韵”说批判为“不知有合韵”、“其失也诬矣”。

钱大昕于古声纽研究丰硕且颇具影响,他的成果所得多基于文献考据、方音参证和译音对比的基础之上,他说:“汉魏以降,方俗递变,而声音与文字渐不相应。

”[17](P234)“声音之变,由于方音。

始于一方,而遍于天下,久之遂失其最初之音。

”[17] (P598)重视语音历时演变与共时差异的钱大昕强调方音扩散是导致方音音变的途径,这在当时就是非常难得的具有科学性的语言学思想,但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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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音研究中,他与段玉裁的古音观相同,主张将古音研究特别是音转问题置于一个正音音系来审视。

钱大昕批判顾炎武的“方音押韵”说云:
“昆山顾氏因谓五方之音,虽圣人有不能改者。

信之乎?曰:此顾氏之轻于持论,以孔之见窥测圣人也。

……《易传》皆兼用之,此圣人不拘方音之证。

”[17](P235-237)故此钱大昕认为书面语应为一个不杂含方音的音系,对于不同之音他认为:“但古人亦有一字而异读者。

文字偏旁相谐,谓之正音;语言清浊相近,谓之转音。

音之正有定,而音之转无方。

”[17](P234)
四、小结
上古汉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时间的一维性与地域的广延性导致连续性音变与离散性音变在语言的演变过程中同时作用,方言之间的语音差异尤甚,加上汉语方言本身的异质性与汉字的通用性矛盾统一结合,给考察上古方音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正如徐通锵所言:“‘五方之音’的论断没有错,因而用连续式音变或离散式音变来解释‘阴阳对转’,恐怕都与事实有违,很难说得通。

”[16](P208)汉语方言研究的古典时期关于上古方音的研究多为朴素的方言本体的研究,其成果为后继者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基础,另一方面,后期在理论上清代学者音转学说也颇具创建意义,为往后的古方音研究备以经验性的参考和启发,但由于研究目的出于经籍解读,因而其时学者多囿于《诗》本位的古音研究而非上古方音本身,故多有局限。

我们在讨论上古方音研究史的时候,不能忽略先秦时期语料的原始积累,而应该认识到其后的上古方音研究主要是在此基础上对进行相互参证,从而发现上古方音差异的痕迹,对于后期学者的理论贡献既不能忽视也不能轻议是非,而应当做到客观公正,从而继续探寻方音差异背后真正的机制与某些理论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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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靳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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