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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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
隐逸文化思想
【摘要】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人的精神解放时期。
由于长期以来的社会动荡, 在汉代初期被定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 在魏晋时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另外, 由于官方控制的松弛, 一直受到统治阶级压制的其他学说, 在此阶段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
道家学说重新受到重视, 而佛家的思想与中国原有的其他学说进一步融合, 影响也越来越大。
儒、道、佛三教合一的趋势已大体形成。
【关键词】隐逸文化; 魏晋; 《归去来兮辞》;陶渊明
隐逸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国文人来说,是一个渴望却又难以追求的梦。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就想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道路,他们一方面不愿意放弃‚入世‛,想在‚庙堂‛之上建立一番大作为;另一方面又因为他们独特的理想——‚出世‛,喜欢在山水田园之中自娱自乐。
处于这样一种类似于跷跷板的处境之中,矛盾相互冲突,于是他们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条合适的道路,一个平衡点,让自己身在‚庙堂‛,心存田园生活;或处于山水田园之间,心在‚庙堂‛,真正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儒家是影响中国文人最深的一种文化,千百年来对文人影响至深。
儒家是讲究入世的,于是文人们把自己手中的笔,当做了通往
‚庙堂‛的桥,十年寒窗只为一鸣惊人,实现自己胸中的大抱负。
在这其中,少有人会逆势而为,即使是曾经最为惨烈的‚焚书坑儒‛,也没有埋葬文人心中那种家国梦。
在这样的一股潮流中,悄然兴起了另外一种处世态度,那就是隐逸。
它讲究出世,其鼻祖大概要追溯到道家的集大成者庄子的身上了。
庄子那种飘然于物外,神游天外,翩然欲仙的生活态度走向了一条与文人士子平家治国理想完全不同的方向。
隐逸文化与当时(也包括以后相当长的时间甚至现在)的社会主流意识是相背离的。
那种不与世人交往,只与天地沟通的境界是居于‚庙堂之高‛的人无法体会的。
而庄子则犹如闲云野鹤一样,静静地漂游于世人之外,冷眼看世间百态。
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了。
陶渊明之所以成为中国文人心中的一座高峰,不在于他在庙堂上的作为,而是他隐退之后的情操。
既然庙堂难以容忍,何不脱下皂袍,摘下官帽,远离是非,在山水田园之间寻找一片适合自己的‚净土‛。
陶渊明的出世,为后代文学留下了一抹清新,一点飘逸。
他成为了后世文人世子学习的楷模,使得他们都希望能够寻找到自己的桃花源,能够采菊东篱,锄豆南山。
王维是模仿得比较好的一位,他高居庙堂之中,但却对山川竹林留恋不已,高居政治中心却能跑到城郊八景去‚偷得浮生半日闲‛,这也算是对庙堂与江湖之间失衡的一种弥补吧。
但他和陶渊明不一样,陶渊明的隐逸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宣言,王维则是一种调节而已,是假于外物的隐逸。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的代表作品之一, 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从这篇篇幅不长的传世之作中, 人们可以解读出许多陶渊明所处的时代的密码。
而其中折射出来的魏晋时代特有的隐逸文化, 是这篇辞赋的特点之一。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人的精神解放时期。
由于长期以来的社会动荡, 在汉代初期被定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 在魏晋时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另外, 由于官方控制的松弛, 一直受到统治阶级压制的其他学说, 在此阶段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
道家学说重新受到重视, 而佛家的思想与中国原有的其他学说进一步融合, 影响也越来越大。
儒、道、佛三教合一的趋势已大体形成。
由此而产生的玄学成为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
玄学主张辨名析理, 崇尚清谈, 名士之风盛行一时。
受时代的影响, 独立特行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不仅得到时代的认可, 而且常常有着榜样的效用。
时代的氛围使隐逸之风成为许多士大夫追求的生活方式和对人生的审美体验。
这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产生的一个时代原因。
文章的开篇‚归去来兮, 田园将芜胡不归? 既自以心为形役, 奚惆怅而独悲? ‛便已经为整个文章奠定了思想基础, 而‚心为形役‛更是《归去来兮辞》中的重要基石, 起着统领全文的文眼作用。
在这里, 陶渊明首先是对此前生活方式的彻底否定。
此前生活方式是指什么呢? 在文章的《并序》中有个简要的交代。
从表面上看, 是在彭泽为官等涉足官场的行为,出于身不由己, 感觉到官场的束缚, 这与自己习惯不受拘束的个性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但如果从更深的思想根源上去理解, 我们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从彭泽辞官之前的陶渊明, 由
于受到作为封建正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 经世致用的抱负一直是引导自身行为的思想主流。
所以, 彭泽辞官不仅在陶渊明的人生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他的思想中也同样是一个转折点,‚怅然感慨, 深愧平生之志‛。
这个‚志‛, 便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
自此,陶渊明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的理想与时代的尖锐冲突, 从追求形体的解放而寻求心灵的超脱。
全文中的欢快气氛是与心摆脱形的拘束无法分开的。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在魏晋时期, 由于时代的现实使然, 儒家的至尊地位因解决不了实际的生活出路问题而受到普遍的怀疑, 佛道思想的发展传播, 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重视, 并且在许多时候成为生活方式的指导。
陶渊明的隐逸, 有着更多的弃儒入道的内涵。
这在当时有着一定的普遍性。
陶渊明所选择的弃儒入道, 并不是被迫的, 而是在认清时代环境的情况下的自我选择。
‚实迷途其未远, 觉今是而昨非‛, 这里的‚迷途‛, 是行为上的‚迷途‛, 同样也可以认为是精神上的‚迷途‛。
是对此前济世之志的一种清醒的反省。
但另一方面, 我们又不能认为陶渊明所说的‚迷途‛, 是意味着对儒家思想的全面反叛。
其实, 陶渊明与魏晋时期的其他名士一样, 虽然对儒家用世精神产生怀疑, 但儒家思想仍是支撑其思想的主导信仰。
陶渊明退隐后, 过着‚登东皋以舒啸, 临清流而赋诗‛的闲静生活, 但这种生活方式却与佛道相去甚远。
陶渊明的隐逸是对污浊社会的反抗和对本真生活方式的追求, 而不是去佛道寻求对世事的解脱。
魏晋时期的名士往往也会采用这种与社会对抗的态度, 但也与陶渊明同样把握着相似的尺度。
虽然陶渊明
说‚聊乘化以归尽, 乐夫天命复奚疑! ‛但事实上, 从他归隐后的其他的诗文中, 我们可以看出他去儒家并未很远。
隐逸从传统文化来看, 总体上是受到佛道的直接影响的, 但同样有着儒家思想的传承。
儒家主张经世,致用,积极入世, 但是在有志不得逞的客观环境下, 并不主张对世事的固守。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在混浊世事中退身而求自身人格的保全,这种行为同样为儒家所认同。
因此, 对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知识分子, 虽然在行为上采取了与世俗的背离, 走向深山和田园, 但并不意味着对儒家思想的完全离弃。
在魏晋时代, 由于社会环境的恶化对知识分子用世的理想冲击比以往更明显, 加上儒学地位的动摇, 这使得隐逸行为在表层上更具有反儒学的内涵。
因此说, 隐逸不仅是行为上的归隐, 一种现实性的对世事的脱离, 对自然的归返, 并且是在精神上寻求的一块心灵安憩之地。
‚云无心以出岫, 鸟倦飞而知还。
‛这种‚还‛, 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回归, 更是精神上的回归。
‚诗人之所归田园, 原因之一就是所谓‘少无适俗韵’或‘世与我而相违’, 因而不愿以‘心为形役’; 原因之二就是田园生活之可乐; 原因之三就是在田园生活之中可以体味领会大化之流行而这三种原因之中, 原因之三是归隐文化的真正内涵。
中国传统文人由于受儒。
‛家思想浸淫日久, 用世之心往往表现得非常强烈, 在有可能具备实现自身家国理想抱负的情况下不太可能去选择隐退。
但是现实世界对理想的冲击和心灵寻求安憩的渴望, 又可能使之最终去山林田园寻求精神的归宿。
魏晋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 表现出一种性情上的率真,对摆脱世俗的限制, 追求生活自由的要求比
以往更强烈, 也更直接。
宗白华先生说‚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原的社会, 反抗这桎梏灵性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 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
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持权位的恶势力。
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
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
‛这种性情、血性具有的群体性特征, 是魏晋时代特有的产物, 在其他的时代里并不多见。
对精神家园的寻求结果直接影响到隐逸的性质, 这一点我们对比陶渊明和谢灵运的隐逸态度就可以理解。
谢灵运是由于政治斗争的落败而成为一个山水诗人的, 虽然身处边远的嘉定, 日日纵情于山水, 并且在山水景物中找到了前人未曾发现的情趣,但最终谢灵运未能找到精神上的真正归宿。
士族身份的出身和对世事的眷恋, 使得他未能将身心融为一体, 而体现出隐逸的双重性。
陶渊明在回归田园后的生活中找到了自足,‚引壶觞以自酌, 眄庭柯以怡颜。
‛这种自足是外在行为与内在心灵的统一, 而这一点在谢灵运身上却并没有做到。
应该说, 这是陶谢的重要区别, 也是陶渊明比谢灵运更高明的地方。
《归去来兮辞》之所以在后世知识分子中引起普遍的共鸣, 也正在于他们遇到的是与陶渊明相类似的问题, 而陶渊明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解决的绝佳途径。
当然, 隐逸的原因和方式, 在后世因世代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形态, 是不能在此一概而论的。
【参考文献】
[1]陆玉林.传统诗词的文化解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8.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浅议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
隐逸文化思想
学号:1100110024023
学院:体育学院
班级:10级体教(2)班
姓名:杨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