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管子的辨证治理观

试析《管子》的辨证治理观
内容提要：《管子》是我国历史上法家的一部重要高作，记载了超级丰硕的治理思想，尤其是朴素的辨证法思想在治理中的运用使其更具现代价值。

本文从治理哲学的角度，在历史的进展中，从《管子》的人性观动身，对《管子》的辨证治理思想做了一个清理和归纳，并从现代治理的视角对此作了必然的分析与评判。

相信对《管子》辨证治理思想的挖掘能为今世治理哲学的进展和咱们今天的组织治理提供一点借鉴。

关键词：《管子》，法家，辨证治理观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起源于管子，做生意鞅、申不害等，由韩非集其大成。

《管子》是法家最重要的高作之一，成书于战国时期，要紧记载了法家、专门是管子的许多治国思想，其中很多思想具有明显的辨证性质。

《史记》中《管晏列传第二》对管子的执政有如此的评判：“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

贵轻重，慎衡量。

”的确，研究《管子》的辨证治理思想不但能够挖掘其理论中以往未予注意但对今世治理哲学的进展具有启发作用的内容，而且能够为现实的组织治理提供必然的借鉴。

一、《管子》的人性观
人性指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情感与理性。

其既具有共性也具有个性。

对治理学而言，人性假设是最基础的原理，也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关于那个问题，我国的先秦思想家们就已经开始探讨了。

“天人合一”思想能够说确实是关于那个问题最初的理论表述，而且在以后取得了进一步进展。

在《管子》成书以前，已经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性观，要紧包括孔子的“性可塑说”、孟子的“性善说”、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说”和墨子的一些关于人的思想。

孔子重视人的作用，但他的思想中有浓重的天命的成份，人的地位没有取得应有的表现。

墨子不讲天命，也重视人的作用，以为“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线人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但他对天、鬼却又极为推崇，人仍是附庸。

孟子有很浓的天命论思想，以为成心志的天是世界的主宰。

同时他又以为人皆有“四心”，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人皆能够为尧舜”，这也引出了他在政治治理上的“仁政”思想。

而告子那么以为人性无善无不善，犹如水流无分东西。

咱们明白一个治理者对人性的观点决定了他大体的治理观。

那么，《管子》对人性的观点又是什麽样的呢？
一、人，水也。

《管子·水地》篇提出：“人，水也。

男女精气合
而水流形。

”那个观点论述了相对科学的人的生成程序，撕去了一直罩在人身上的神秘外衣，确信了人是自但是然形成的，是物质世界不断进化的结果。

《管子·内业》还说：“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

”以为气是第一性的，精神现象是第二性的。

这些思想从人的本源上提出了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的观点，是一个专门大的历史进步。

二、人性本恶，但可引导。

咱们明白，人性要紧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的自然属性，二是人的社会属性，三是人的精神属性。

《管子》在人的自然属性方面应该说仍是以为人性本恶。

《管子·版法》中有如此的归纳：“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

”以为在人的自然属性上、或说人的质朴的原始素材上人都是追求利益、趋利避害的。

同时，在同一篇中还写到：“凡民者，莫不恶罚而畏罪。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

咱们不难看到这很象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

这一思想也就导出了《管子》的法治思想。

3、人是有需要的。

《管子·牧民》中有一句很出名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提出了人不仅有自然需要，而且有社会需要。

同时，《管子·侈靡》中还写到：“衣食之于人也，不能够一日违也，亲戚能够时大也。

”这就进一步指出了人的自然需要较之社会需若是更大体的东西。

《管子·禁藏》中还进一步论述了二者的关系，“凡人之情，得所欲那么乐，逢所恶那么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

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一方面指出人的情感是以需求是不是取得知
足为转移的；另一方面，情感反过来也会决定需求的强度。

而且，人的需要可否知足或在必然程度上取得知足，也会阻碍到政治统治的成败。

因此，《管子·牧民》篇中明确提出：“故从其四欲。

那么远者自亲。

行其四恶。

那么近者叛之。

故知予之为取者。

政之宝也。

”
《管子》的人性观直接阻碍了后来的荀子和韩非，同时也决定了他所表现的治理思想。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2——103页），《管子》也直观地熟悉到了这一点，也确实是在物质生活尚未达到高度发达的情形下，人的好利性还仍然存在，因此顺应人性来制定政策应该说是一种明智之举。

二、《管子》的辨证治理观
《管子》作为法家的一部代表作，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以为治国必需依托法制，在《管子·七法》中就提出：“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

”《管子·禁藏》中又说：“法者天下之仪也，因此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

”以为法是衡量一切的尺度，是判定是非的标准，是决定百姓命运的东西。

除此之外，《管子》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注重运用实行顺应人性
的治理方式。

因此，《管子》在治国方面提出了很多具有明显辨证性质的治理思想。

一、治理者兼听独断。

《管子·版法》中写到：“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

”也确实是说，作为一个好的治理者应该多方面的意见，包括听取和了解相异和相反的情形和意见，在此基础上作处决策。

其要紧思想确实是说明治理决策如不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就会造成治理上的危害，达不到预期的成效。

《管子》的兼听思想明确要求在治理上要把矛盾的对立面的情形联系起来看，以此作为决策的依照。

除去现代信息技术的阻碍和集体决策的方式，这一点与现代的治理决策仍是大体符合的。

二、治理者应抓住全然问题。

《管子·版法》中有如此的论述，“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职而督其成事”，也确实是说高层治理者治理国家不是什麽都管，而是要抓住全然的问题，即治官的问题。

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管好官吏，监督他们完成治理目标。

那个地址，作者已经熟悉到政治统治中的官民关系中，管好官吏是要紧的方面，要统治人民，关键是管好官吏。

3、治理中要奖惩并举。

《管子·版法》中明确提出：“治国有三器，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

”把奖惩作为了治国的重要手腕。

《管子·明法解》中又写到：“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勤之。

立民所恶以禁其邪，故为刑法以畏之。

故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

”这说明已经熟悉到了奖惩这一治理手腕在保护社会价值观念上的重要作用。

《管子》还熟悉到在治理活动中会显现如此的情形，那确实是“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管子·牧民》），因为刑罚本能够令人产生畏惧而退却不前，可是过于严厉的刑罚却容易令人铤而走险。

因此，必需奖惩结合，奖惩有度。

《管子》奖惩并举的思想是其法制与心术并行的治理思想的具体化，是针对一样人性进行治理的有效方式。

4、治理者应擅长选人、用人，达到无为而治。

治理者应该如何选人呢？《管子·形势解》中是如此回答的，“多士者，多长者也。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

乱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长所短也”。

也确实是说要辨证地看待人和事，要擅长发觉一个人的优势，任其所长，拿此刻的话来讲，确实是实现人员组合的优化。

同时，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

《管子·形势解》中有如此的论述：“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用世人之力。

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

以世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

”其实质是把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纳入法家的思想体系，而使之更切实际。

其思想的核心确实是治理者要充分发挥人材的才干，充分发挥下属的力量，在依法治理的基础上实行寓有为于无为当中的有效治理，这是一种踊跃的“无为而治”。

《管子》的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仍是成立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的，
具体表现为君主用人治吏要依法行事，同时官吏也要依法行政，取得政绩，即“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

试于军而有功者那么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那么用之”（《管子·版法》）。

五、君主应保护社会伦理结构，顺应天意。

《管子·牧民》写到：“君不君那么臣不臣，父不父那么子不子，上失其位，那么下逾其节。

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衣冠不正，那么宾客不肃。

进退无仪，那么政令不行。

且怀且威，那么君道备矣。

”君要紧象君主的样子，臣下要象臣下的样子，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各类社会角色都要有自己的伦理要求，这也确实是孔子所说的“正名”。

可是，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对待的，二者之间不仅有纵向的品级关系，而且有横向的情感关系。

也确实是，不失其位才能不失其节，上下和睦政令才能通行。

现代社会虽已没有君臣关系，但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各自遵守自己的角色关系，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同时，作者以为“礼”是不该该废弃的，因为礼来源于法，是从属于法的，也确实是“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因此一民者也”（《管子·任法》）。

因此还要保护正常的社会道德和礼仪，君主或说治理者既要以自身的道德修养来带动他人，又要在正己而不能正人的情形下有足够的力量来约束他人，使之遵守既定的道德标准，从而保护社会社会伦理结构和政令通畅、社会稳固。

《管子》的这一思想表现了其辨证的治理思想，比之儒家的“正己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的思想和道家的“我无为，而民自化。

我好静，而民自正”（《道
德经》）的纯粹的以德服人的统治方式应该说是更胜一筹的，也是更有实际成效的。

六、治理者应把握好“度”。

“度”是辩证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管子》在实际的治理活动中，充分熟悉到了“度”的重要性。

《管子·权修》篇中有如此的表达：“民力竭，那么令不行矣。

下怨上，令不行。

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

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那个地址，作者充分熟悉到了把握“度”在矛盾事物进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实际已经熟悉到了失去“度”将会使事物进展由量变转向质变，这是完全符合现代辨证法思想的。

7、君要紧充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管子》充分熟悉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上与下之间力量的转换、冲突对政治统治的阻碍，因此在《权修》篇中提出：“下怨上，令不行。

”在《牧民》篇中又有如此的论述：“政之所兴。

在顺民心。

政之所废。

在逆民心。

民恶忧劳。

我佚乐之。

民恶贫贱。

我富贵之。

民恶危坠。

我存安之。

民恶灭绝。

我生育之。

”尽管，尽管咱们看到《管子》的“重民”、“富民”、“安民”思想本质上是为统治者效劳的，但他的这一主张仍是在必然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地位。

在《管子·形势解》中作者写到：“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那么威立，失民那么威废。

”可见，管子已经看到了人民群众在那时社会的地位与作用，熟悉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力量转换对政治统治可能产生的重大阻碍，进而熟悉到对被统治者施以必然的“仁
政”更有利于保护统治阶级的正常统治。

在那个地址，《管子》实现了法家“严苛”精神与儒家“仁爱”精神的统一和在实际治理活动中的相辅相成。

八、治理者既要维持稳固，又要不断变革。

《管子》以为君要紧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需做到既不迷信古代，也不只是停留在今天，而是随着时期和风俗的转变，在维持统治稳固的基础上不断调整政策方法和治理方式，也确实是《管子·正世》篇中所说的：“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

”这是鲜明的法家的观点，主张在稳固适合那时社会状况的政治法律制度的情形下，必然要依据社会情形的转变而进行政治变革。

这一思想的辨证性就在于他不仅看到了变革与稳固两个矛盾的方面均有其合理性，而且还更深刻地看到了变与不变两个方面的联系。

这也为商鞅变法提供了理论来源。

固然，这一思想的起点仍是为保护封建君主制效劳的，这使这一思想一开始就具有了不完全性，这是咱们现代治理所应当摈弃的。

九、治理者要法、术、势并用。

正如上文所论述到的，《管子》超级重视法的作用，《管子·版法》中写到的“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

使民用者。

必法立而令行也。

故治国使众莫如法。

禁淫止暴莫如刑”。

一样也重视术的运用，《管子·牧民》中写到的“上服度。

那么六亲固。

四维张。

那么君令行。

故省刑之要。

在禁文巧。

守国之度。

在饰四维。

顺民之经。

在明鬼神”，和上文提到的“治国三器”等都是术的表现。

同时，统治者还要有德有威。

其实质是治理制度、治理方式和手腕和治理环境在人治之下的统一。

《管子》的这些思想不仅提出了要综合运用多种治理方式和治理手腕，而且初步揭露了所论的治理方式与手腕之间的彼此关系：一、法与术的相辅相成。

法是基础，术是实现法的手腕。

二、法与势之间的彼此依托。

有法才有势，或说能够取得势。

一样，在有势的基础上才能上台立法，制造势，运用术。

三、对《管子》治理观的评判
从上文咱们能够看出《管子》确实具有丰硕的辨证治理思想，总起来看，我以为有如此几个特点：一、不论是不是明确，事实上以为人性观是实施治理活动的必要前提。

正如孟子从“不忍人之心”推出“不忍人之政”的“仁政”一样，《管子》从人性恶、人有不同需要推出了法治。

这一观点完全符合现代的治理观。

二、对人的熟悉和对人的需要的熟悉应该说是具有合理性的。

这与现代的需要理论，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是比较符合的。

可是，《管子》尽管重视依照人性来确信治理方法，可是却只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把人看成保护政治统治的工具，而不是看成目的，这与现代的人本治理又是背道而
驰的。

3、《管子》法治的思想较之孔子的“为政以德”、老子的“无为而治”、孟子的“仁政”“王道”应该说对那时的政治统治来讲是更具合理性和更富成效的。

可是，由于过于重视君权，把立法看做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第一要做的事，是统治人民的手腕，因此《管子》的法治思想最终将流为“人治”。

4、《管子》关于治理方式和治理手腕的论述是比较完整的，包括了现代治理学中的决策、用人、组织、和谐、操纵等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关于治理者应采取的行动方面的提法与现代治理中巴纳德在《组织与治理中》提出的组成领导行为的四要素——确信目标、运用手腕、操纵组织、进行和谐是大体吻合的，至今仍值得借鉴。

五、辨证思想在治理中的运用使得在法制的强制下形成的的较固定的治理模式具有了必然的灵活性，因此也就更能进行有效地治理，同时也更有进展空间，为以后韩非集法家思想的大成打下了基础。

这种辨证的治理思想是值得咱们借鉴的。

固然，《管子》的这些思想最终仍是为统治阶级效劳的，正如《管子·君臣下》中提出的：“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分也。

”确实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就统治阶级统治人民在理论上进行了论证，这是有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也必然打上时期的烙印。

对此咱们必需有足够的熟悉，但也不该苛求，因为咱们的原那么和方式是批判继承、综合创新。

参考书目：
《管子·二十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著，中华书局，1961年版。

《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C理论：中国治理哲学》，成中英著，学林出版社，1999。

《儒家治理哲学》，黎红雷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治理思想的演变》，雷恩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