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分析

1、象形：许氏之八字界说中，“画”“物”二字最关键。

象形即取象于物形。

过去，有学者把象形分为独体与合体两类。

其实按构形方式来说，独体象形就是绘形象物，即用简洁的笔画描绘语词所指称的物体，构成一个独立的图象。

例如“子、自、止、贝、行、它、晶、网”等。

合体象形就是烘托显物，即利用一种相关物体图象的陪衬，来显示所要表达的另一物体。

例如“页、眉、须、果、聿、牢、血、州”等，其中“人、目、页、木、又、牛、皿、川”都是用来衬托其余主要部分的。

这两类象形字，是绝大多数汉字构形的基础。

2、指事：许氏之解说中，“见意”二字是其关键。

参照许氏在正文中所举的例字，其构形方式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号见意，即用纯粹抽象的符号来代表意义抽象的语词。

这种指事字大多取象于上古原始记事方式中的契刻记号和记绳之法。

例如“一、三、五、、上、下”等。

另一类是加标指物，即在代表某个物体的图象上加上标记，用以指示该物体的某一部分，代表意义具体的语词。

这一类字形中的记号不具有图象性质，仅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

例如“刃、本、末、亦、朱”等。

3、会意：许氏所说“比类合谊”较为确切。

“会”有“会比”、“领会”二义。

会比，自然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这部件可以是图形（不能独立成字的部件），也可以是字形。

因而“会意”就包括两类：一是会比图形，即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按照事理关系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语词的意义，其内容大多是某种事物过程的表象。

例如“丞”（拯）、“正”（“征”）、“韦”（围）、“各”（），其他如“立、并、既、即、莫”等。

二是会合字形，即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字在一起，借助构件字的意义关联，使人领会出新的意义。

例如“占（以口占卜）、鸣、炎、淼、轰、从、牧、取”等。

4、假借：许氏谓“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就当今严密的思维而言，许氏所定界说，是指因音同而借字；而许氏所举例字，却是指因义转而借字。

因此，许氏所谓“假借”实际上也包括两种：一是转义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有联系，即通常所谓引申关系，如本义为“命令”之“令”假借为“县令”之“令”，本义为“衣小”之“褊”假借为凡窄狭之称的
“褊”，本义为“茵席”之“因”借用为表凭靠、因缘之“因”，本义为“育子”之“字”共用为文字之“字”等。

二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毫无联系，而只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如本义为一种鸟名的“难”假借为难易之“难”，本义为朝暮的“莫”借为表否定的“莫”，其它如“孰、辟、而、汝”等。

“假借”是否能作为一种汉字构形方式即前人所谓“造字法”，历来分歧很大。

戴震的“四体二用”说，至今还有影响。

我们认为，许氏给“假借”所下的定义，是着眼于需要造字的语词意义，而不是汉字的形体结构。

所谓“本无其字”，这“其”是指语词意义，是就语词需要造字的前提而说的。

所谓“依声托事”，这“声”首先是指语词的声音，然后才兼及那个借字的读音；这“事”是指语词的意义。

假借，作为一种方法，虽然没有造出新的文字形体，但是，从语言里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来说，从先民们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实来说，假借又确实使原无字形可“目治”的语词终于取得了一个能代表它的书写符号。

从这个角度来说，假借是为适应语词义转或音同而利用原来文字形体的构形法（即前人所谓“造字法”）。

许慎举“令、长”为例，是把引申而未分化之“共字”亦视为“假借”，这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

“四体二用”说，既忽略了先民造字历程中的思维特点与心理事实，也不符合许氏给“假借”所下定义的原意。

先民们在思考为语词构形之时，他们的头脑里不可能具有今天的语言学观念，即不可能分清哪是假借，哪是引申。

如果把引申借字排除在汉代学者所说“假借”之外，这是没有历史主义的观点。

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把“假借”称作“不造字的造字法”。

这样，既承认了它的实质，又看到了它的特点。

5、转注：许氏云“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关于“转注”，历来分歧最大。

其中“主义派”有代表性者三家：江声主“形声即转注”说，戴震倡“互训即转注”说，朱骏声为“引申即转注”说。

我们认为，要探明其原意，应当采取“以许证许”的原则。

许氏《后叙》曰：“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据形系联，引而申之------毕终于亥。

”又许氏解释“会意”云：“比类合谊，以见指挥。

”据此，所谓“建类一首”之“类”，应当是“方以类聚”“比类合谊”之“类”，即“事类”，也就是语词意义的事类范畴，“建类”即建立事类范畴；其“首”即《后叙》所言“建首”之“首”，即大致标志事类范畴的统首字，“一首”即统一其部首意符。

“同意”指与意符所代表的事类范畴相同，类属相同。

如此说来，“转”谓义转，即由词义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义转变；“注”谓注明，即注入部件而彰明原来字
形的义类。

孙诒让于《名原转注揭橥》云：“凡形名之属未有专字者，则依其声义，于其文旁诂注以明之。

”此深得许氏之旨。

故简言之，转注者即字义转变而注入意符也。

转注字当包括两类：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纠、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虫、女、火、日”即是后加的意符；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悦（说）、讣（赴）、间、措（错）、赈（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贝”即取代了原来的“言、走、月、金、手”。

有一点容易引起学者误会，需要在这里补充说明：“六书”中每“书”所举字例，除“转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二字并非平列关系，“老”是类首字（建类一首），而“考”是转注字（同意相受）。

许慎谓“‘考’从‘老’省”，即是佐证。

如果这样理解“转注”，那末我们常说的“古今字（区别文）”、“类化字”、“音译意化字”的出现，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古今字如：“辟”为“避”，“奉”为“捧”等。

类化字如：“凤皇”为“凤凰”，“遮姑”为“鹧鸪”，“次且”为“趑趄”等。

音译字如：“师子”为“狮子”，“匍”为“葡萄”等。

以上三种后出字都是所谓“转注字”。

6、形声：许氏云“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
学者一般都把“以事为名”当作“形”，把“取譬相成”当作“声”。

这不一定符合许氏的原意。

《说文》云：“名，自命也。

”而且其《叙》中“名”字仅此一见。

言及文字时，或曰字，或曰文，或曰书，皆不用“名”。

因此，所谓“以事为名”之“名”当指名号、名称，即字音。

这与“依声托事”之说一致。

后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

“譬”者，喻也，使人晓谕也。

这与“比类合谊”也相一致。

上个世纪20年代的文字学家顾实，就曾有过类似的看法。

（参见《中国文字学》）
在讨论“转注”时，清代学者江声认为，所谓“建类一首”是指《说文》部首，而《说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说“凡某之属皆从某”，那就是“同意相受”。

这显然是把同形符字看作转注字，混淆了形声与转注的界限。

其原因在于他缺乏历时的观点。

如果着眼于静态分析，是指结构类型，这是共时观点；如果着眼于动态分析，是指构形模式的演化，这是历时观点。

从历时观点来看，形声也包括两类：一是追加声符，例如“齿、星、凤、饲、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
即为后加的声符。

二是音义合成，即孙诒让所谓“形声骈合”，这是受追加部件（意符或声符）这一构形方式的启发而同时使用形符和声符构成的形声字。

加注声符的构形法，体现了先民们把字形与字义直接联系起来的自觉性。

从现实的结构平面来看，转注与形声二者同构而相混；从历时演进的角度来看，二者异构而易分。

转注字在构成之前已有初文，形声字在构成以前并无初文。

前者如“蛇”与“它”，“娶”与“取”，“燃”与“然”，“悦”与“说”等；后者如“江、河、陵、陆、芹、菜”等。

相对来说，转注是改造旧体的构形法，而形声是创造新字的构形法。

章太炎有言云：“转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节文字之孳乳也。

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

”就此“二书”后来的客观作用而言，章说很有道理；可是，就构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说不合史实。

应当说，假借是救助“象形、指事、会意”之穷尽，而转注是适应“引申、假借”（其结果是一字多义）之繁多。

这也证明：汉字始终在强烈地维持自己的表意体系与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