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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研究评述*
[美]戈登.马歇尔（Gordon Marshall）刘建洲译校
为什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并没有成为革命阶级？在力图解答这一问题的时候，不同的评论者日益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谋”（collusion）的相关因素上。

在直接高压政治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共谋”共同存在，很久以来就已经得到认识。

譬如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建议，君主在采用暴力的同时，也不妨使用欺诈的手段。

因为历史教训已经证明，仅仅凭籍暴力本身是不足以获得和维系权力的。

反之，“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发现，仅凭欺骗就能够得逞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Walker编，1975：244；364；392-393）。

即使是霍布斯（Hobbes）的论述，也并未对这一论题作太多的推进。

霍布斯认为：强者仅仅只能使得那些弱者处于经常性的屈服状态。

要想普通大众远离指向国家的不满、抱怨和暴乱，不仅暴力是必要的，同时宗教、法律以及政治的“欺骗”也是必要的（Hobbes，1949：59-60）。

由霍布斯的上述数个“欺骗”出发所引发的理论之路可谓漫长而崎岖，无论它导向的是由帕森斯（Parsons）的终极价值体系所确保的规范共识（normative consensus），抑或是由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所再生产的阶级统治的诸多条件（Parsons，1935；Althusser，1971）。

正如理论家们倾向于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去解释为何工人阶级没有成为革命的阶级一样，本章的主要旨趣在于揭示：有助于我们对工人阶级意识的性质进行理解的经验研究，已经陷入到一种僵局之中。

工人阶级意识的诸多理论，似乎已经超出了其经验基础之外，超出了它们的方法论的能力之外；而正是在这些方法论的基础上，这些理论被惯例性地建立起来并为自身的正当性提供辩护。

我将要特别指出的是：工人阶级意识研究已经陷入一种尴尬境地，一种介于工人阶级工具论（working class instrumentalism）与工人阶级矛盾论（working class ambivalence）之间的僵局。

我的看法是所有这些关于工人阶级意识的解释，一方面无助于洞烛工人阶级意识，另一方面或许还是错误的解释。

当然，本文还将证明这些理论解释并不能为其所依赖的调查或态度测量的数据所证明。

总而言之，我所关注的乃是一种替代性的研究方案，它尽管或许是不很时髦却能够推动分析，且能够避免上述两种通行的分析策略所具有的明显局限性。

工人阶级“工具论”与工人阶级“矛盾论”
回顾工人阶级意识文献的社会学家们，会很自然地区分出两种对于工人被动性的不同解释。

这两种解释一种强调工人阶级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另一种解释则强调工人阶级的“合作性”（incorporation）。

戴维.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将工人分为传统工人、传统的分化者或私有化的工具论者三种类型。

各种流传于美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碎片化的理论，通常可以看成是第一种理论解释的代表，它强调的是工人阶级的异质性。

在这里，意识直接与社会结构因素或个人特质联系在一起。

既然劳动者被分割为具有不同的市场和工作境遇的片段，具有不同的生活经验，那么完整的阶级意识之所以缺席的原因，很容易被解释为
工人贵族兴起，或被归结为新兴工人阶级与传统工人阶级的分化，或归因于施加在少数群体身上的歧视而导致的裂隙上，或归咎于双重或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的运作。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参见Lockwood，1975）。

最近，这一方法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关于社会阶级以及一般资本与劳动划分的所谓“边界问题”的讨论中。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理想类型的无产阶级当然是全职且具有阶级意识的男性工厂工人。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显著特征，如非体力职业的不均衡增长，经济中服务业的迅猛扩张，女性在正式劳动力市场中的日益增加的参与（尽管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特殊的领域），选举行为的不断普及，白领工会的成长，都时刻向历史唯物主义者们提出一个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将通常被称为“工人阶级”这个社会阶层所包含的市场和工作境遇的多样性，进行概念化（conceptualize）？这一多样性对于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会产生何种后果？一言以蔽之，现在谁是革命的制造者？
这一争论的主要参与者——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1979）、古格利尔莫.卡切迪（G..Carchedi）（1977）、埃瑞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1978）都试图在保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将这些变化“理论化”。

他们的中心概念如相对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矛盾的阶级位置（contradictory class location）、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尽管是对真实世界的略带嫌疑的写照，实际上仅仅在很有限的程度上能够接受经验的详细审视；即使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对上述各类分析所具有的解释力以及政治适用性，都存在相当大的异议。

然而，抛开一些特定的差异，对这些分析所作的攻击它们在工人阶级异质性上的宣称则是一致的。

一些基于很好的经验分析且甚为复杂的分析宣称：
对工人阶级进行定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助于去详细说明在何种程度上以下任务是可能的：即将处于阶级关系之中的矛盾位置联结为工人阶级组织，并去构建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运动。

那些环绕工人阶级边界的矛盾（阶级）位置所代表的，乃是在社会主义中的确具有真实利益的位置；它们同时也直接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获得某种程度的好处……当这些矛盾的阶级位置被整编进工人阶级中去的时候，其潜在阶级利益的矛盾性质，并未消失。

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矛盾的阶级位置会转化为工人阶级的各种组织能力，这些组织将不得不应对各种利益的潜在冲突；这些冲突不仅是简单和当下利益(immediate interest)冲突，同时也是根本利益(fundamental interest)的冲突……资本主义体系令人印象至深的稳定性，在部分程度上可以归功于资本主义将根本层次的利益冲突转化为当下层次的利益冲突的能力。

任何严肃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要将这些冲突重新定位于对根本利益的追求（Wright，1978：108-109）。

在这里，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很显然被认为是将根本利益与当下利益及碎片化的意识被分割的、异质的劳动阶级，整合为有能力认识自身结构和组织力量、作为革命力量的一个单一
的实体。

重视工人阶级“合作性”的理论家所强调的是当前工人阶级文化或意识的一致性。

然而，这种意识也受到了各种外在于工人阶级的价值的深刻影响。

弗兰克. 帕金（Frank Parkin）对于存在于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从属性的以及激进的价值体系所作的描述，是这种方法的典型体现。

这有些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对于霸权的统治意识形态的强调。

在这里，工人阶级通过对统治意识形态的合法化而认可社会中的基本制度秩序。

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主导性的价值进行变换，并加上一些自己的价值判断。

如此一来，工人阶级就能够在不破坏资本主义体系的前提下，在已经确立的既有秩序之下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平等而战斗。

与体现在激进意义系统中的真正的异端价值不同，这些从属性的价值体系所代表的，乃是对现存秩序的一种妥协。

帕金指出：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一个单一术语将其特征概括为一种标准系列的复杂装置。

这些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体系，从本质上说是调和性的。

这就是说，该价值体系对阶级结构与不平等的呈现，所强调的是不同模式的适应方式。

这种适应既不是彻底的认同，也不是完全的对立，而是维持现状（Frank Parkin，1972：88）。

或者，我们也可以列举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一个例子。

葛兰西就认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是通过政治和文化霸权手段来运作权力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制度，无论是教育、政治、法律制度、工会还是传媒，它们是协同运作的，“以便使得大众的文化与道德水平（或类型），与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力量相适应，从而确保统治阶级利益的实现（Gramsi，1980：258）。

”
作为一种区分当前关于工人阶级意识争论的方式，强调工人阶级“异质性”的“异质主义者”（heterogenists）与强调工人阶级“合作性”的“合作主义者”（incorporationists）之间的传统区分，是具有误导性的。

事实上，它们彼此都涵摄了对方的部分要素。

[1][1]洛克伍德本人一般被视为“异质主义者”的元老。

当他认为私有化的工具论者（即那些被整合的出类拔萃的工人）一般而言属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典型之时，他似乎是在支持“合作主义者”的观点（Lockwood，1975；1960）。

至于“合作主义者”的类似案例，可参见帕金的早期文本。

它们与其更近期的有关社会闭锁机制的描述，与关于社会阶级形成的排斥与吸纳机制的描写，以及对围绕着或明显或隐微的各类分割界限的阶级内部分离状态的描绘，是很难并列在一起的（Parkin，1972；1979）。

其实，存在于这两种理论模式间的所谓二元论不过是人为的，尤其是当将其应用于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时候。

例如，阿伦（Allen）对边界问题的争论作出了贡献。

他认为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出卖者进行隔离，制造了劳动者之间的摩擦与矛盾，这一过程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决定过程。

就阿伦所坚持的观点而言，他可以被同时看成是“异质主义者”与“合作主义者”。

因此，工人阶级内部分工是“资产阶级范畴”（Bourgeois categories）的物质后果，它扮演着“社会控制工具的功能”，维持着统治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地位（Allen，1978）。

不过，我想指出的是，近期的工人阶级意识研究确实已经分为两大不同阵营。

它们一个宣称工人阶级意识只不过是“矛盾的”（ambivalent）；另一个则认为工人是“工具性取向的”（instrumental oriented），工人阶级所关心的很少超出直接经济利益的范围。

关于工人阶级意识是“矛盾的”的争论又分为好几个版本。

帕金认为：处于从属地位的意义体系本身对于阶级行动来说是含糊；工人阶级所接受的乃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价值体系所提供的现存规则框架；不过，虽然他们只能够在很有限的限度上挑战分配体系的道义性及这种分配体系所产生的不平等，这里依然存在着不甚集中的或潜在的发育阶级意识与阶级行动的可能性。

事实上，帕金含蓄将从属性的价值体系所包含、经过转化的支配性价值的状态，描述为一种能够在其信徒那里产生的“规范的矛盾性”（normative ambivalence）。

在海曼.诺德曼（Hyman Rodman）关于“下层阶级价值体系”的系统陈述的基础上，帕金总结道：诺德曼的框架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下层阶级具有两种不同层次的参照标准（normative reference）：一个是占支配地位的价值体系；另一个是对此价值体系进行“延展”（stretched）或“协商”(negotiated)的价值体系。

或许我们还能够更进一步地推论：这两个参考体系在实际中的取舍，取决于具体的情境。

更具体地说，我们能够假设在那些需要纯粹抽象评价的场合，支配性价值体系的作用是提供道德参考框架；而在那些包含选择和行动的具体社会情景中，被妥协过的价值体系——或者是从属性的价值体系——将提供道德参考框架（Parkin，1972：92-93）。

[2][2]
最近由霍华德.纽拜（Howard Newby）所推进的关于工人阶级是“矛盾的”的理论版本，体现在他对乡村英国阶级关系的研究中。

农业工人所遭受的折磨既表现在，他和农场主的关系中既包含契约因素又内在地隐含着带有个人色彩的、单向度的忠诚因素。

农业工人常常在道德评价上，对其雇主的社会与经济地位表现出矛盾的心理。

这种关系自身的矛盾性，折射在工人对社会的想象中。

纽拜对于以下的发现是一点也不惊讶的：
如果接受这样一个十分基本的社会学假设，即个体的社会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历的直观社会情境，那么除非是在一些个别情况下，是没有理由去接受提供给个体或者是由个体所提供的解释是层积的或彼此一致的这样一个假设。

绝大多数个体的社会关系模式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它们提供的关于社会性质以及他们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的信念，是歧异的、相互冲突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

在这里能够看到的，决不是单一的、含混的社会想象（social image）……如果我们考虑到大多数农业工人所经验到的工作与社区处境彼此交织的事实，上述这一矛盾重重的境况就显得不再那么突出了，不再那么出乎意料之外了（Newby，1979：402-403）。

纽拜竭力想将这种矛盾交织的状态与菲力普E.科沃斯（Philip E. Converse）（1964）以及迈克尔.曼（Michael Mann）（1978）对工人阶级意识的描述区分开来。

迈克尔.曼对于工人阶级意识的解释现在已经被广泛采纳。

该解释当然奠基于由四个部分构成的成熟的阶级意识模型之上。

该阶级意识模型包括：阶级认同（个人将自己归类到工
人阶级中）；阶级对立（主要针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家阶级）；阶级整体感（class totality）（个人能够用阶级术语分析个人的处境和所在的社会）；最后，是对一个替代现存社会的其它社会的设想。

在迈克尔.曼看来，同时发现上述阶级意识的四个组成部分是很少见的。

它们的不同组合状态，有助于解释工业化的西方工人阶级意识的变异。

撇开这些变异，迈克尔.曼的主要结论是：西方的工人阶级既没有也不需要拥有一致的社会意识。

“只有那些实际上享有社会权力的人才需要发展一致的社会价值。

”在迈克尔.曼看来，自由民主者的社会团结，其实建立在工人阶级成员的不一致意识的基础之上，这种不一致得到了“实用式的角色接受”和“受操纵的社会化”的支持。

“受操纵的社会化”通过学校、传媒和国家得以实践，虽然它也会遭受由外部的激进组织所引入的“异端”价值的挑战。

然而，面对具体的日常生活现实，工人很少能够将其与政治哲学的抽象原则联系起来，“下层阶级的对于国家的忠诚，或许远远比不上他们对于初级群体（譬如家庭）那样规范；而在实用性方面，下层阶级的对于国家的忠诚或许远远胜过他们对家庭的忠诚（Mann，1982；也可参见Black burn and Mann，1975；以及Mann在该书中的相关文章）。

有争议的是，能否将这种特定形式的工人阶级意识从纽拜所描述的那种阶级意识区别开来？因为甚至是纽拜自己也承认：
从经验上看，区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阶级意识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其最终产品从相互关联的角度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些观念与信念的混合，都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教条出场（Newby，1979：404）。

这一工人阶级是“矛盾的”主题，无论以何种方式被概念化，都为最近那些研究兴趣集中于女性工人的研究者们所激赏。

例如，安娜.珀赖特（Anna Pollert）认为1970年代早期工作于布里斯托尔烟草工厂的女工们，表现出矛盾的自我印象和矛盾的阶级意识。

因为她们的认同是双重的：一方面，她们是家族和家庭中独立的主妇；另一面，她们还是在工厂中出卖劳动力的工人。

安娜.珀赖特如是总结其发现：
阶级社会被矛盾所分割。

阶级意识也不例外。

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是被葛兰西称之为“共识”的那些东西的一个方面，它甚至在“个体的头脑中都是碎片化的、不连续的和不符合逻辑的”。

工人阶级女工们所面对的是一种双重却彼此联系着矛盾处境，在这种处境的一面是阶级，另一面是性别。

那些我们迄今为止所观察到的……无不表明她们既接受又拒绝自身的卑微地位，她们时而心满意足时而心怀不满，她们生活在一种无尽的冲突之中……她们的具体工作经验，她们作为工人的自我印象与自信，常常被她们作为女人的意识和在家庭中的角色所困惑和破坏。

这就是她们对自身生活的“常识性”概念的本质。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Anna，1981：87-88）
对于安娜.珀赖特来说，这是因为共识本身就是一种混合物。

其中，既有来自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观念，又有使得世界具有意义的日常生活实践。

对于那些女工而言，阶级的矛盾心理，源自她们处于社会生产和人类再生产结构中的同一位置，这一位置被隐含在统治阶级霸权意识形态中的父权制假设所强化（亦可参见Purcell，1978，1979；Porter，1978）。

在一个思想学派认为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显见是矛盾的、不稳定的甚至是自我矛盾的的同时，来自另一个具有同样影响力的群体的观察则争辩说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并非如此暧昧，工人阶级意识所形成的是一个具有相当连续性的、尽管比较狭隘的整体。

简言之，工人是工具主义者，他们或多或少是寻求自身经济收入最大化的理性人。

约翰.戈德索普(John Goldthrope)或许是这一观点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在试图将英国的通货膨胀解释为分配冲突的后果的尝试中，戈德索普认为：随着传统身份秩序的渐次衰败、公民权的实现，随着一个具有人口学特征的、在社会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阶级的浮现，普通大众对于收入增长的追求和工资的持续增加，从工人的观点来看是不难理解的。

这些世俗变化多少都在某种形式上出现于当前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发达社会。

它在英国发展得最为突出，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英国拥有如此显著的通货膨胀联盟圆桌会议。

跳跃式的工资增长要求也支持这一论点。

戈德索普拒绝了为经济学家所支持的论点，即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最近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奠基在贪婪、获取或嫉妒之上的意识的论点。

戈德索普所提供的，乃是一个备选论题：工资劳动者们从资本主义中所习得的，就其本身而言并非技能——他们或许根本就不缺乏这些。

他们所习得的乃是具有因果意义的东西，是淋漓尽致地剥削某人的市场地位的实践。

这当然包括最大化任何能够呈现其“战略性”优势的收益；至今尤为关键的是通过组织权力的应用来提升其弱势地位，或者是通过组织权力的应用来强化并保持其强势地位（Goldthrope，1978：200-201）。

戈德索普笔下因通货膨胀而造就的“理性的经济工人”，当然来自其《富裕工人研究》中的“被私有化的工具主义者”（privatized instrumentalist）。

戈德索普的合著者洛克武德（Lockwood），用如下的术语解释了后者的世界观：
私有化工人的社会环境，有助于那种或许能够被称为“社会的金钱模式”（pecuniary model of society）的发展。

这一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在于，阶级分工的主要依据是收入和物质占有的多寡……从根本上看，社会的金钱模式是工作附属物工具化和社区共同体关系私有化的一种意识形态反映。

只有在以下情况下这一社会模式才是可能的：那就是当社会关系能够为阶级权力冲突的观念构造，提供原型经验（prototypical experience）的时候；或者是社会关系能够为等级独立的地位群体，提供原型经验的时候。

不然的话，它要么是匮乏的，要么则完全失去其显著性作用（Lockwood，1975：21-22）。

《富裕工人研究》的作者们是从新韦伯主义的角度来看男人和女人的，他们面临着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因为他们不过是（终于）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金关系（cash nexus）。

例如，约翰.威斯特葛德（John Westergaard）对于工人是工具论的事实，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他们忍耐单调的工作，仅仅为了工资口袋而接受与管理者的工作关系）。

他所感到惊讶的是富裕工人研究团队对于这些事实的解释。

工人对待工作的金钱取向的含义，不知何故成为了一种新现象，成为富裕工人发展其整个社会观中的私有化观念的契机。

这种金钱取向似乎能够解释许多显著的事物，如对“金钱
关系”的承认，而这种金钱关系早在100多年前就被马克思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残留物（Westergaard，1970：120）。

如果工人仅仅是为了工资钱包而受制于工作，那么在威斯特葛德看来，工人对于工作的忠诚和对管理方的日常合作将是脆弱的。

“金钱关系”将中断，因为它仅仅是一种单向的“现金交易”。

如果它不中断的话，就没有什么约束能维系工人去接受这种境况。

不要忘记，威斯特葛德是接受工人是工具主义的这一事实的（当然以适当的方式将其再命名为“现金关系”）。

他与卢顿团队的唯一区别在于他解释这种工作倾向的方式：他认为现金关系能够释放工人阶级大量的不满和战斗性的潜在可能性。

如果没有这一机制，这些不满和战斗性会最终变成社会主义的激进行为。

与那种将社会政治的平静归咎于工具主义（通过假定私有化）的推论方式不同，威斯特葛德所描绘的工人阶级处于小心翼翼的摇摆之中：在钟摆的一边，是合作或顺从的态度；在钟摆的另一边，则是新生的阶级意识。

因为一旦现金关系的纤细联系被中断，工人阶级将产生阶级意识。

工人阶级是工具主义的观点是确实的和充分的，存在的争论仅仅在于它对于革命的时间表意味着什么。

当前僵局中的诸多问题
上述这些关于工人阶级是矛盾的（ambivalence）与工人阶级是工具主义的（instrumentalism）的探讨，提示关于工人阶级意识性质的争论将会持续下去，并变得令人迷惑和陷入困顿之中。

当前的僵局其实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在解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性的时候，越来越多关注点被转移到意识形态或文化领域。

这一点对于左派或者是右派来说都是如此。

甚至是那些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不断增长的动荡之中的研究者们，都倾向于将其论点建立在正在发展的冲突之上：如技术——经济、组织或社会结构，与与意识形态、象征性表达、社会存在的文化领域之间的冲突。

[3][3]双方的分析都将论点建立在普通工人（worker-in-the-street）对于社会意识的含蓄理解的基础之上。

然而，对于所讨论的这种社会意识的确切性质，是有一些疑问存在的。

社会学家们所面临的，是一些彼此矛盾的断言。

一方面，工人阶级对于不平等的感知被认为是极具局限性的。

他们对于不透明的报酬等级体系的理解是很不清晰的，其参照群体也是极其适度的（W.G.. Runciman，1966）；另一方面，据说分配冲突是以下原因的产物：无论是工人对社会和经济不公正的理解，还是在追求自身特定阶级利益时对自身所拥有的战略性力量的复杂理解，都是很明了的（Goldthrope，1978）。

面对这些观点，社会学家们所能够做的，或许就是耸耸睿智的肩膀道一声，“这正是工人阶级矛盾特征的表现”。

当然，对于上述所讨论文献的批评接踵而至。

这些批评者的本意是试图推进工人阶级意识研究，遗憾的是他们也在相当程度上简单地重复了前人研究所已经遭受到的批评和诸多相关错误。

最常见的几种错误包括：
具有本体论地位的因变量——阶级意识——尚处于模糊状态
在人们对社会、亚文化、工作倾向的印象和社会或阶级意识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