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体制与农民工市民化的道路选择

城乡二元体制与农民工市民化的道路选择
摘要：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蓄积了巨大的城乡势能差：一方面蓄积了大量的城市户籍利益；另一方面产生了数量庞大“城而不化”的“半城市化”人口农民工。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城乡二元体制的顷刻瓦解，必然带来积蓄已久城乡势能差的瞬间释放，将对城市现有基础设施和财政能力带来巨大冲击。

一些城市对市民化道路进行了探索。

二元体制的长期性，决定了我国市民化的道路选择，从时序上，只能走渐进性、选择性道路；从主体上，只能走政府主导型道路；从空间上，城市户籍福利的剥离和农村居民福利的增加必须同时进行，从源头遏制城乡户籍利益差；从长远看，农民工市民化是城乡一体化的阶段性目标，城乡一体化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治本之策。

关键词：二元体制；城乡利益差；农民工市民化；户籍制度；人口城镇化；基本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01-0072-07
我国户籍城镇化率远低于人口城镇化率，大批农民工“城而不化”，成为游走在城乡之间的“两栖人”。

城市的无法融入，最后只能叶落归根，返回农村。

第二代农民工与乡村断绝了
血脉，城市又无法融入，成为“双向边缘人”。

农民工职业与身份的分离，进入城市却又无法融入城市，成为中国城镇化的主要特点。

“半城市化”严重制约了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和经济转型，并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新型城镇化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农民工作为城镇化的主要推动者和贡献者，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

农民工市民化的本质是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积蓄了巨大的城乡利益差并产生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由此决定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道路选择。

一、二元体制的长期性积蓄了巨大的城乡利益差
新中国成立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东西方阵营对垒、经济上的“赶超战略”“抽农补工”的经济政策，初步形成了城乡之间的利益差。

为防止这种利益差通过人口的自由流动产生新的平衡，国家建立了“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并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确立了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之间利益差的大坝由此得以形成。

1. 城乡二元体制蓄积了巨大的城乡利益差。

我国的城镇化道路与计划体制紧密相关。

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资源的配置以政府为主导，社会资源集中配置到城市。

国家的城镇化发展，采用对农村的剥夺来供给城市的策略。

农村资源和财富低价流向城市，以降低城市工业化成本。

对农村的剥夺，
出现城乡利益差，以户籍制度为依托，实施了限制城乡人口自由迁移的政策。

二元体制的“大坝”将城乡利益的落差逐步蓄积起来。

城乡间的利益“大坝”，使城乡人口和资源无法自由流动。

一方面是城市福利待遇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对农村人口农业提取的增加。

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步完善，城乡“大坝”愈发坚固。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政府的财政投入在城乡之间泾渭分明。

优质资源在城市的配置逐渐增加，蓄积在城乡“大坝”两边利益差的“水位”也不断上升。

改革开放后，人口的城乡自由迁移有所放宽，但城乡利益差继续被城乡二元体制所阻碍，二元体制的大坝继续起着城乡利益过滤的作用。

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经过城乡二元体制的“利益过滤”，城乡利益差依然保持在“高水位”状态。

农民工的城镇化贡献，经二元体制过滤后部分被留在了城市。

这种过滤越多，城乡利益“大坝”积蓄的势能差越大，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继续推高。

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可以反映出这种利益差距。

从表1可以看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之比，1995年为2.71，此后比值不断增大，2009年达到最高值3.33，之后又逐渐下降，到2014年为2.75，几乎又回到了1995年的原点。

整个过程呈现出倒“U”形。

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纯收入的近3倍。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1.5，极少国
家超过2。

国际劳工组织1995年发布的对36个国家的调查报告中，城乡居民收入比超过2的国家仅有3个，中国位列其中。

如果考虑到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引起的城乡隐形差距，实际差距可能提高到5～6倍。

[1]
城乡差距过大，成为社会动荡的不稳定因素。

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综合基尼系数将达到0.474。

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基尼系数0.3以下为稳定线，0.4为警戒线，0.5是危机线，0.6是动乱线。

[2]《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基尼系数达0.45以上。

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1/3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全国财产总量仅为1%左右。

[3]城乡差距除了农业生产自身的特殊原因外，国家“重城抑乡”的经济政策、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歧视性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等，是城乡差距过大的重要体制原因。

[4]仅以社会保障为例，农村居民的新农合医保虽然覆盖率高于城市，但保障力度明显低于城市，自付比例高于城市。

[5]
建��后我国一直实行政府主导的城镇化。

[6]生产要素无法在城乡自由流动，直接影响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城乡二元体制无疑成为阻碍这种流动的直接原因。

通过以户籍制度为逻辑起点的各种社会福利政策，城乡二元体制积蓄了巨大的城乡利益势能差。

有资料显示，一个
北京户口上附加的显性经济利益高达百万元。

此外还有社会福利等隐性利益。

计划经济时期，城镇人口从出生到死亡，享受国家财政补贴和各种社会保障，每安排一个城市人口就业和生活，需要3～4万元，而占人口80%的农村居民一直与此无缘。

[7]改革开放后，农民工进城，但延续下来的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强化着城镇户籍的附加利益，农民工无法享受从教育、医疗到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公民利益。

2. 巨大的城乡利益差带来市民化的高成本。

农民工市民化必然要求享受城市福利待遇，由此产生巨大的财政成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出一个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为8万元。

这些成本为政府投入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其他社会保障、社会管理和保障性住房。

[8]国家统计局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数达2.77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9亿人。

[9]这些农民工构成我国名义城镇化率，实际为“半城镇化”人口。

假定这些“半城镇化”人口全部享受市民待遇，按人均8万元计算，市民化总成本约为1
3.52亿元。

另据2013年7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人均成本为13.1万元。

2020年预计有3亿农村人口进行市民化，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8%，市民化人口将达到约3.9亿人，政府公共成本支出约51.1万亿元。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