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论政

文人论政：新闻舆论监督无法超越独立
王永亮
中国政法大学新闻系
新闻学者方汉奇说：所谓“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

一个以文人论政为标榜的报纸，自然会爱惜自己的声誉，摈弃低级趣味，重视社会效益，注意报纸的品位和质量。

这是中国士人的一个优良传统。

1新闻学者吴廷俊认为，同“政治家办报”、“企业家办报”相比，“文人办报”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议政而不参政。

文人办报，办的是政治性报纸，其内容似与政治家办的报纸相仿；但在议政的目的上，它不像政治家办报那样是为了牟取政治利益，而只是希望通过议政来为国家尽到自己的一点“言责”，此外别无政治目的。

因此，文人办报对于政治，只“议”不“参”，只停留在“言”的程度，不进入“行”的阶段；只求通过评论影响政治形势，不直接染指政治活动。

第二，经营不为营利。

文人办报，报馆是经济实体，其运作似与企业家办报相仿；但在经营的目的上，它不像企业家办报那样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只是希望通过经营来谋求事业的发展，以便善尽其论政的使命。

因此，文人办报对于赚钱，只以维系生存与发展为度，决无个人敛财之心。

2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所以振兴中华更是近代文人论政的主题。

可以说，在1949年前的中国新闻传统里，文人论政是中国新闻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启蒙。

一、文人论政是新闻舆论监督的启蒙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特别主张学习西方，多开报馆。

他说：在中国，有人辱骂主笔是“斯文败类”；在西方，则称誉报纸是“政府监督。

”3英敛之反复强调，报纸不是一般消遣性读物，而是国家的耳目，国民的喉舌。

所以它的责任：一为国民之向导，一为政府之监督。

4 1940年代初，《大公报》曾以本报同人的名义发表过一篇社评。

其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

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而不是实业机关。

”《大公报》的这个说法，可能性说是“文人论政”这一说法的早期来源。

《大公报》虽然是按着商业经营，但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大公报》对此不仅在口头上标榜，在实践中也身体力行，可谓是中国新闻史上“文人论政”最杰出的典范。

这里要特别提到《大公报》的灵魂人物张季鸾，
1方汉奇等著，《〈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2吴廷俊，《守住一个“真”字》，参见王永亮主编，《传媒论典——与传媒名家对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3英敛之，《说报》，《大公报》，1904年1月6日。

4英敛之，《说国家思想》，《大公报》，1904年9月1日。

他的“报恩思想”曾令人颇有微词，但他的“报恩”是以“报国恩”为主的，“报恩主义”与“文章报国”是张季鸾为人与为文的思想主线，也是他一生的执著追求。

这种美德与振兴中华的思想形成合力，贯注于手中的笔，就产生了他所进行的“文人论政”。

就宏观而言并无固定模式，但具体到《大公报》则有其主观规定，那就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

从一开始就把新记《大公报》区别于一切政党（包括党派），也区别于一般商业性的报纸，使“文人论政”具体化。

1为保持言论的客观公正，《大公报》主张不入党，不吸收有党籍人士，故而报社内没有国民党员，不过倒是有不少隐藏的中共地下党员。

纵观整个新记时期，《大公报》的“四不”方针，所起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

因为它使报纸能够站在比较超脱的立场上为老百姓说话。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公报》能顶住国民党的压力，及时报道红军的动态，刊登范长江的长篇通讯，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都是“四不”方针的具体体现。

1937年初，《大公报》指出想享有言论自由，言论界自身发言必须“要公要勇要诚”，1941年初，张季鸾又总结出办报成功的秘诀是“曰忠曰勇”，将两者归纳起来，《大公报》对于报人精神品德的要求就是“忠”、“诚”、“公”、“勇”。

2而大公报对自由主义要求最强烈的阶段，是在抗战胜利后一段时期。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大公报社评《世界需要中道而行》一文当中。

在这篇文章里，观点十分明确，一言蔽之曰就是，美国给人民一张选举票，苏联给人民一碗饭，聪明的人类应该选择美苏的中道，有票且有饭。

理想社会须兼有美苏之长。

中道而行，可走到“天下一家”的理想。

大公报的一篇社评《做一个现实的梦》，重申了实行联合政府，实行议会民主，实行军队国家化，实行经济重建，实行新闻自由等等主张。

直到1948年1月10日，《大公报》还发表了《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评，主张民主的多党竞争制，反对任何一党专政。

3当然，历史雄辩地证明，《大公报》的主张不适合当时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

邹韬奋大概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最成功的通俗报业人士。

他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坦率批评有助于他的几份出版物引领风骚。

4“九·一八事变”是邹韬奋和《生活》周刊在政治上、思想上发生急剧转变的转折点。

1931年9月26日，“九·一八事变”8天后，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报道这一事变。

他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

”1933年，《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查封。

邹韬奋被迫流亡国外。

1935年，抗日形势更加危急。

在这国难当头之时，流亡中的邹韬奋回到上海并立即创办《大众生活》。

《大众生活》及时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阴谋，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以“赤化”、“妨碍邦交”为借口镇压人民大众的抗日运动。

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后，《大众生活》立即响应，发表了十多篇文章，称颂学生的救亡运动，认为“这是中国民族斗争的序幕，这是中国大众为民族争生存不怕任何牺牲的先声！”这之后，又陆续报道了上海、南京、武汉、杭州等地的学生运动，号召学生和中国大众结成全国救亡的联合战线。

《大众生活》成了救亡运动的舆论机关，
1王芝琛刘自立，《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2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362—363页。

3同1，第193—207页。

4（美）柯博文著，《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它还报道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等社会团体的活动。

11936年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给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加上了“反对中央”、“颠覆政府”的罪名，2月14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了《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正》，指出救国会不是“一纸污蔑文书所能恫吓得了的”，同时还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大众生活》刊登了这个文件。

这再次惹恼了国民党中央政府。

他们先是找邹韬奋“谈话”，后下令停邮《大众生活》，最后于2月29日查封了《大众生活》。

《新生》周刊是《生活》周刊非常受欢迎的继承者。

从一开始，《新生》就对不抵抗政策进行了挑战。

该刊物主笔杜重远断言，中日提携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中国必须成为日本保护国的前提下才有可能。

因而，杜重远及其《新生》周刊既让蒋介石，也让日本人感到恼火。

1935年5月4日，《新生》因发表一篇“闲话皇帝”的短文而在同年7月2日被日中两国政府联合扼杀了。

随后，杜在江苏的一个地方法庭以侮辱友邦首脑的罪名被判处14个月的徒刑。

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一次预演中，1935年11月1日北平的学生团体呼吁国民党允许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

这份呼吁中特别提及了杜重远，称他是一名遭受罪恶的法律不公正审判的“爱国者”。

2最后，学生把新的审查制度比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储安平是新闻科班出身，他在1946年主编《观察》周刊时的发刊词，最好地表达了《观察》的面貌：“本刊除大体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说话外，“背后另无任何组织”，站在“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立场上，对政府、执政党、在野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

”3储承认他们对“政治”极感兴趣，但这个“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

储特别标明他们对政治感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

”4从舆论学的角度看，储安平完全尽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他在《大局浮动，学潮如火》文章中称赞学生，认为今日的学生已非二十年前的学生，他们是成熟的，“非中年或老年人所能想象。

他们有感情并有理智，并且能使他们的感情约束于他们的、理智之中。

”1948年7月间，当外界风传国民政府要查封《观察》周刊时，储安平在当月出版的周刊上写了一篇《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他在文章中说：“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了。

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得了！”
二、文人论政形成的历史条件
1644年，英国政论家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系统地阐述了出版自由思想。

论证了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为重要的，“是一切伟大智能的乳母”。

弥尔顿创造了“观点的公开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两个概念，这也是他的思想核心。

他指出，在各种观点、意见和思想的斗争之中，政治和宗教的权力是真理的大敌。

它们往往只能混淆错误和正确，真理与谬误。

因而，必须限制权力，
1沈谦芳，《邹韬奋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237页。

2（美）柯博文著，《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231页。

3马光仁，《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9页。

废除各种钳制言论的规章制度，让真理在“意见的自由市场”中自我修正，最终战胜各种谬误并发扬光大。

被权力占有者绑缚的真理，不可能完整地展现自己的本来面目，而只能以扭曲的形态出现。

1这也说明，报纸生存于社会，强权和时尚随时都会给报纸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文人办报需要“勇”的精神，甚至需要张季鸾所谓的“时时准备失败”的精神。

在那个时代，文人论政的形成有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借助于中间力量得以成长。

1920至1940年代中国的政治格局是左中右并存，左派力量尚是星星之火，右派也只是一小撮，中间力量基础广泛。

所谓中间力量，不是指大资产阶级，而是指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能够最终取得胜利，中间力量的支持功不可没。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的文章更多地带有文人论政的性质，他的言论的立足点就是黎民百姓和国家利益。

因为这种独立思想的存在，才使得《大公报》倍受推崇。

国共双方都看重，毛泽东和蒋介石每天都看《大公报》，这是对《大公报》独立精神、独立人格的一种阐释。

2在国共双方这场武装斗争中，《大公报》是报界的中流砥柱，在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也不可否认，《大公报》毕竟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对一些问题的观点违背了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当时的中国社会为民间报业的生存提供了制度保证。

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和西方接触时，有三件事的转型是完成得非常成功的，一件是现代新闻制度，一件是现代出版制度，一件是现代大学制度。

3这三件事完成得好，重要的是那时办这些事的人首先接受了现代新闻、现代出版和现代大学的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它的民间性，也就是说，在这三件事情上，国家是不能过多干预的，它有相当的独立性。

因为从晚清经北洋到国民政府时代，从制度上评价没有完全切断民间办报的传统。

这一点可以从大量存在的报纸和刊物得到印证。

在这一时期，报纸被封的事实大量存在，记者被枪杀、被暗杀的事实也时有发生，但封了的报纸可以再办，而杀几个记者也没有吓住更多有理想的报人出现。

那一时期，就报业管理制度而言，大体上可以说是一种登记制，而不是审批制，也就是说政府还认可民间有办报纸的权利。

第三，早期中国的报纸基本掌握在有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手中。

从《大公报》、《申报》到《新闻报》、《观察》这些报刊成为当时传播先进思想的载体。

于右任曾为张季鸾这位“民国故报人”下过一极精当的评语：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

4《大公报》的“三驾马车”之一胡政之要徐铸成“把大公报当作终身的事业，不要仅仅当作一个职业，大公报是文人办报的企业，全靠有志之士共同办好，一代一代传下去。

”徐铸成对这些话，深信不疑。

5后来他在创办《文汇报》时实践了这一办报思想。

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的时候，当时的想法是：“赔光了就关门”。

他的理想就是给胡适信中说的：“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

”6剖析文人论政的深层实质，可以看到，如果单是为了商业利润，不可能出现那么多为理想献身的报人。

1胡兴荣，《新闻哲学》，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116页。

2马飞孝，《评王芸生的两次思想转变》，《新闻大学》，2001年春季号。

3李萌，《让教授成为真正自由流动的群体》，《深圳商报》，2003年8月23日。

4徐百柯，《张季鸾：民国故报人》，《中国青年报》，2004年8月18日。

5徐铸成，《文汇报回忆录：从风雨中走来》，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三、文人论政对新闻舆论监督的影响
近代民营报刊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互相促进，互相影响。

报刊通过文人论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为戊戌维新运动的发展，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启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新中国的诞生，大呼大吁，做了充分的舆论上的准备，大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对于中国近代民营报刊“文人论政”的政治素质，自然不可一概而论，但其中许多人具有共同的优良的政治素质，则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对今后我国新闻舆论监督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文人办报的目的就在于对国家尽其言责。

1为了真正尽到这一责任，实践中应做到两点：第一，以文章报国。

用《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话说，文人一无权，二无钱，有的只是一颗忠心和一只秃笔。

他们从爱国的立场出发，裁量时事、议论得失，遇到误国害民之事，便疾恶如仇、鞭笞抨击，每当国难当头，又摇旗呐喊、鼓动宣传。

总之，文人尽其言责的表现之一就是以自己的文章来为国家扶善除恶、激浊扬清。

第二，代民众讲话。

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中国自古就有“君轻民贵”之说。

文人既要报效国家，就要爱护国家的这个“根本”，代民众讲话，“通民隐，达民情”，使当权者随时随地都能了解民众的状况，并据此调整国家政策，干民众之所想，改民众之所恶。

从这个角度看，“代民众讲话”可以作为“以文章报国”的一种基本途径。

“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最大的特征就是政治色彩浓。

其次，要从有利于治国的角度对待新闻舆论监督。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来观察，他们当中曾经产生过一个“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他们在中国社会进步当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作家甚至学者，或者说作家和学者正是通过他们与社会发生关系，这是因为他们职业特性所决定的。

这个集团有晚清的士子，有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生，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再到邵飘萍、林白水、黄远生；经过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可以说代有才人，文气不绝。

他们的政治态度各异，思想倾向悬殊，人生道路不同，但在作为“报人集团”成员时，他们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感受是相同的。

储安平曾经说过：“为国家服役绝非任官之谓。

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假如环境允许他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他对国家所能有的贡献，未必在一个部长之下。

”2这个“报人集团”一般都经历过为强烈的信仰和理想所感动，在危难中选择报人的职业，他们很少有人因为官方的压迫而放弃自己作为舆论代表的良知，他们几乎都有与官方抗争的经历，都有自己报纸被查封的历史，中国近代新闻史告诉我们：没有被查封过的报纸不是好报纸！人们更不应该忘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倒在了各种政治压迫的血泊中，他们的人生结局都很悲惨，但他们的理想却为后人怀想。

再次，新闻舆论监督对于国事具有耳目喉舌、“去塞求通”的作用。

梁启超
1吴廷俊，《守住一个“真”字》，参见王永亮主编，《传媒论典——与传媒名家对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2《储安平文集》下册，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65页。

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说：“国之强弱，则于通塞而已原于机身者亦半”、“去塞求通，阙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无耳目，是曰废疾。

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1 1931年9月1日，史良才在《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中说：“今后本报当以诚挚之态度，对政府尽舆论之刍荛，对国民尽贡献之责任。

”21939年4月15日，《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报人宣誓》的社评，表明了三点：一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办报宗旨，二是做“国家的忠卒”、“政府的诤民”的言论责任，三是“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报人节操。

3对国家民族有强烈责任感，又据理性加以公开的建言，这是那一批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特色，也是中国传统的书生议政的薪传。

梁启超鉴于当时士人耻于办报的风气，主张政治家应当出面办报，兼为报人，以提高报人在社会上的地位。

最后，报人在实施新闻舆论监督时标榜一种超越党派的独立精神。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来已形成了独立的传统，特别是在文人议政方面，他们通常选择价值中立的态度，不依傍任何党派，总是以公正的立场为大众说话。

“必须为真正独立思考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集合地点。

”4所谓的“新的集合地点”，就是创办一种新型的报刊，把有志者团结起来。

陈独秀最称道的报刊独立品格是这样的：“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

”5徐铸成上任之初即反复强调：《文汇报》是一张民间报纸，必须有自己的立场，必须反对“舆论统一”；只有不折不扣地独立于党派之外，才能反映老百姓的心声，跟上民主和自由的潮流趋向，才能有存在的价值。

61925年，《世界日报》创刊，成舍我在发刊词中提出——不党不偏，不受津贴，言论公正，不畏强暴，替老百姓说话，做民众喉舌。

同时提出“以国民意见为意见”，“以超党派立场争取全民福利”等。

1935年，他在创办《立报》时表示：“说大家要说的话，决无任何背景，及为金钱势力所左右。

”1945年他在重庆办的《世界日报》也是无党无派的私营报纸，这条底线他是守住了。

张季鸾认为“报纸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宣传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

”徐铸成也说：“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越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拘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上海的《新民报晚刊》出版之际，正值全面内战爆发前夕。

该报郑重声明“我们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

”
1《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9页。

2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2页。

3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页。

5同2，第215页。

6同2，第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