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和泰国学术交流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和泰国学术交流的回顾与展望民族·社会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和泰国
学术交流的回顾与展望
郑晓云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云南）和泰国的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在不同时期，双方的学术交流有不同的关注点和特点。

最初，中泰学术交流是从对历史问题的共同关注这一切入点开始的。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泰学术界对泰族起源问题的共同关注成为开启双方学术交流的基础，在两国政府的共同支持下，学术界开展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和交流，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学术交流从历史问题扩大到了民族、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宗教、经济等各个领域。

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从宏观到微观，既有关于宏观问题的学术交流，也有关于微观问题的学术交流。

中泰两国的学者从不认识到熟识，从不了解到了解，有效地推动了双方的学术交流。

交流的层面也从官方交流发展到民间交流。

在早期的双方学术交流中，官方的推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虽然至今双方政府仍然在推动学术交流，但更多地已经转变为民间层面的交流，由民间的机构和人士在主导，使得学术交流更具广泛性。

关键词：20世纪80年代；中国；泰国；学术交流；回顾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392（2019）02—0141—11
收稿日期：2019-01-02
作者简介：郑晓云（1961~），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水资源问题、红河流域环境与民族问题、中国与傣泰民族历史与文化多样性等。

中国和泰国是两个有着久远交往历史的友好国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两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交往不断增多，不仅巩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传统，对于区域的和平也做出了贡献。

在这个过程中，学术交流是促进两国人民相互认识和理解的重要桥梁，在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学术交流已经成为了中泰两国全面合作的重要文化纽带，不仅在过去的两国关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未来仍然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通过笔者对20世纪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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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的观点产生了质疑。

在这近20年的交往过程中，中泰两国学者和有关人士通过相互访问、实地考察、学术交流、撰写文章、翻译介绍、讲学演讲、专题采访、召开国际会议等多种途径和方式，不断进行探讨、研究甚至争论，使得中国学者的观点在泰国学术界和其他社会各界中不断传播。

不少泰国的主流媒体，包括教科书，已经不再把西方的观点作为唯一的观点，在泰国中小学目前正在使用的历史教材中(1978年初版，1990年修改)，中方学者的观点受到了应有的重视。

在泰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第三章第一节《关于泰人发源地的论据学说》中，正式采用中国学者陈吕范的观点:“泰族的发源地是在中印半岛北部和云南南部的峡谷平原地带，而不是阿尔泰山，也不是在四川省北部。

”在介绍泰国历代王朝时，认为目前关于“南诏是泰人建立的观点还没有得到多数专家的承认”。

教材中也未见素可泰王国系由忽必烈平定大理国被迫南迁的泰族所建的内容。

这些都是两国学者充分交流的结果a。

除泰族起源问题之外，其他类型的学术交流也随之展开。

1986年10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代表团应泰国西北大学的邀请，前往泰国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交流活动，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对泰国的访问，第一次踏上了泰国的土地，也开启了我本人几十年来对泰国的研究。

泰国西北大学是泰国基督教会创办的一所大学，学科较为健全，尤其是医学、社会科学、旅游学、宗教学等学科在泰国是比较强的学科。

由于签证等手续问题，当年的访问被推迟了一年，说明还是有一些不方便之处。

在泰国访问的一个半月中，西北大学做了精心的安排，除了组织和学校相关学院以及与清迈大学等大学的相关专家进行座谈以外，重点组织和安排了代表团对泰国北部的多个农村发展项目进行深入的考察。

这些考察不仅使我们中国学者对泰国北部民族，包括泰族、苗族、瑶族等民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同时对于泰国农村发展项目也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

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鲜的，因为对于泰国北部的民族状况、泰国是如何实施农村发展项目等，我们当时是不了解的。

泰国的农村发展项目，由泰国政府和一些国际国内非政府组织共同组织实施，每一个发展项目都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种植，调整产业结构。

我们在考察过程中看到，泰国当地的农村虽然不富裕，但是村村寨寨环境整洁，每家每户都有一间简单的冲水厕所和洗澡间，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到国内，我在调研报告中重点写了泰国北部少数民族村落中发展项目的实施情况，这些观念对我后面的研究一直都是有启发的，因为这些项目的实施是从改变一个村子贫困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开始的，包括卫生状况。

a陈吕范，《中泰关系若干问题研究课题小结》，载《泰族起源与南昭国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2005年版，第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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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推动。

在这个时期，应该说两国的学术交流都还处在一个互相认识、建立联系的过程中，由于过去长期的隔阂，很多问题都还没有一种清晰的了解和共识，两国学者相互之间的了解也只是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交流的渠道和频率并不高。

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开启双方交流的重要时期。

具有较强政治性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探讨，成为这一时期学术交流的主旋律。

二、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交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云南省和泰国的学术交流再次迎来了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那就是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1990年5月在云南昆明召开。

泰学研究系列国际会议每三年在不同的国家举办一次，会议涉及到民族、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诸多方面，是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泰学研究学术平台。

这次会议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近40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堪称在云南举办的一次泰学研究的盛会。

云南省政府主要领导及泰国王姐等一些泰国重要的政要和学者出席了会议。

笔者在此次会议上发表了介绍西双版纳傣族历史和当代文化变迁的论文，引起了很多泰国学者的兴趣，很多泰国学者也是第一次通过这篇论文了解到当代西双版纳傣族的社会文化状况，因此论文很快被翻译成泰文在泰国发表，一些泰国学者在随后的西双版纳调查研究中将这一篇文章作为调查的蓝本。

这次会议作为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促进了中国学者和世界各国泰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认识和交流，不仅使中国的学者有机会了解国际泰学研究的动态，同时更提供了建立未来交流关系的一次机遇，很多中国学者在随后建立了与泰国等国际泰学学者间的交往关系，与这次机会有直接的关系。

在1993年，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办的第五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就有一些包括云南在内的中国学者参加了会议。

笔者也在这次会议上认识了包括泰国法政大学教授素密、日本著名学者白鸟芳郎教授等一些重要的泰族历史文化研究专家。

会议编印了厚厚的三大本英文、泰文论文集，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1996年是泰国清迈建城700周年纪念年，泰国政府为此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期间也召开了有关清迈历史和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应泰国政府的邀请，云南省政府派出了包括政府官员、学者以及红河州歌舞团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参加纪念活动。

笔者作为唯一的一名学者参加了这次重要的访问活动，并参加了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研讨会上，笔者做了关于中国云南和泰国清迈的民族关系的发言，探讨了历史上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泐人和泰国北部傣泐人的渊源关系，证明了中国西双版纳地区傣泐人和泰国北部的傣泐人是同宗同源的关系，因为这样的观点来自一个中国学者，因此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但是让笔者感到比较意外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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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之外，双方的文章能够互相翻译发表，同样也是一条重要的学术交流渠道。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很多泰国学者的文章主要是发表在中国的内部刊物上，而这个时期大都发表在公开的学术刊物上，让更多的中国学者能够读到这些文章，这无疑是学术交流的一大进步。

在90年代，笔者已经有了很多机会到泰国去做田野考察，这些项目很多都是来自于国外的邀请。

尤其是在泰国西北大学、清迈大学的协助下，有了很多次到泰国参加会议和到泰国泰人农村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

在泰国的研究有明显的方便之处：一是资料收集的便捷。

几乎所有的大学图书馆和相关院系的图书馆都是全部对外开放的，不要办理任何手续就可以进入图书馆查阅、复印资料，这样使我有机会复制了大量的研究资料。

二是到任何地方都不需要获得批准，都可以自由地进行访谈，包括前往政府部门搜集资料和拜访有关官员和专家，到农村去进行调查研究，这些都是我印象深刻的，当时中国的开放程度和他们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1998年在笔者兄长的资助下，笔者前往泰国西北大学做了两个月的访问研究。

虽然说是自费，但是在这期间，西北大学还是为笔者多次安排到泰国北部农村开展调查研究，著名的泰学专家娜达蓬教授多次陪同我前往农村进行调查。

由于这一次在泰国停留的时间较长，也有机会和更多的当地学者进行广泛的交流，在西北大学和清迈大学做了多次学术报告。

加上过去10来年的交往，本人的泰国名字“阿章郑”（郑老师）在泰国学术圈内被越来越熟知，为下一步的工作奠定了更好的基础。

对笔者来说，更重要的一个机会是1999年成功申请到了一项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及东南亚傣泰民族文化多样性比较研究》。

这意味着我有一项专项经费开展对泰国北部的研究，使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前往泰国进行实地考察。

三、新世纪以来的学术交流
每一个新的10年伊始，总有一件中泰学术交流的盛事出现。

2001年2月，由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云南省社科院主办，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承办的“中国云南·新平花腰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

新平县是红河流域中部的一个重要的傣族集中居住区，也曾经是傣族先民顺着红河流域向南部迁徙，进入越南、老挝的重要通道，对傣族的历史和文化来说，新平有着重要的地位。

作为会议学术部分的实际操办人，我负责了会议代表的邀请、学术议题的设计和会议研讨的组织工作。

会议邀请了以泰国学者为主体的国际学者80多人及中国学者50多人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除了有集中的学术发言之外，主办单位还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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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出版以后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2006年，笔者再次在云南昆明操办召开了“傣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国际研讨会”，有80多位中外专家参加了会议，其中泰国学者近30位。

新世纪以来，也是笔者到泰国进行研究和交流最频繁的时期，几乎每年都要进行多次访问研究，至今累计到泰国已经超过了50次。

除了对历史问题的探讨，笔者和其他一些学者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泰国农村的实际调查研究中，这应该是一个新的变化。

在完成了199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之后，2008年笔者再次申请到一项关于泰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项目《泰国北部泰泐人的文化认同与与中国和谐周边建设》，再一次开展了对泰国北部历史文化的研究。

在研究的过程中，得到了泰国西北大学的鼎力协助，当时担任泰国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的娜达蓬教授在2008年后全程参与了我的这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我们共同的研究成果也即将在中国出版。

通过对泰国北部农村泰人社会的调查，笔者了解了大量在过去中国学者所不了解的事实。

在泰国北部，确实存在大量的和中国西双版纳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历史渊源关系的村子。

这些村子的祖先们迁徙到泰国有不同的路线，大多数是在历史上先迁徙到了老挝、缅甸（例如勐勇），再从老挝等地迁徙到泰国北部的，另外一些人是直接从西双版纳迁徙到这里来的。

历史上的迁徙有多种诱因，其中很重要的还是由于战争的原因以及战后对于人口的掳掠，大量的西双版纳泐人整个村子迁徙到泰国北部定居。

这种迁徙的历史，从200年前大规模的迁徙到20世纪50年代的零星迁徙，一直没有停止过。

今天，泰国北部的泰人村子里面仍然保留着大量的有关历史迁徙记忆的祭祀活动，例如祖先神灵的祭祀活动。

在难府，每三年就有一次大规模的祭祀中国的祖籍地勐腊神的活动。

在很多村子中，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仍然是和西双版纳基本一致的傣泐语，保持着对西双版纳祖籍地的历史记忆，仍然保存着对西双版纳祖籍地的认同a。

在我和我来自西双版纳的傣族妻子一同到达一些村子访问调研的时候，村民们敲锣打鼓，跳起孔雀舞，制作传统美食，将我们奉为上宾，使我们非常感动，至今记忆尤深，这都是因为他们把我们当作家乡人的缘故。

今天在泰国北部的很多傣族村子中，对于西双版纳的历史文化记忆正在不断地重构。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西双版纳傣族人来到泰国北部探亲访友，参加各种宗教活动，社会文化交流不断扩大，历史的民族渊源记忆也正在现实中重建。

a参见郑晓云：《泰国北部傣泐人的文化认同考察――以帕腰府景康县勐满村为例》，《世界民族》，2012年第1期；郑晓云：《泰国傣泐人的传统维持与族群认同――泰国北部两个村子的田野考察》，《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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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云南与泰国学术交流的不断扩大，一批年轻学者成长起来，并且日益活跃。

中国学者，包括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余海秋、梁晓芬，云南大学的周娅、张锦鹏等多次前往泰国参加交流活动和学术研究。

近年来一批在泰国留学归来的学者也成为与泰国开展学术交流的骨干。

我们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由于文章篇幅的限制不能一一记述，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中泰学术交流作出突出贡献的刀世勋、陈吕范、邹启宇、黄惠琨、宁超、谢远章、王国祥、朱振明、杨光远等诸位先生不能被忘记。

我们也还必须再次提及泰国泰中学会对于中泰学术交流的长期坚守和做出的突出贡献。

四、结语
上文是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云南和泰国的学术交流的简要记述，主要以我个人所掌握的情况和亲身经历为主要线索，必然会挂一漏万，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不同时期学术交流的一些特点。

在20世纪80年代，交流主要是围绕着中泰历史问题的研究而展开的，是一个双方互相认识、交流资料、建立关系、共同探讨问题的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云南与泰国的学术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搭建起了更大的学术交流平台，尤其是通过国际会议的主办，使双方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

中泰两国的学者开始了更广泛的接触，使一些共同关心的历史问题更加清晰化，有了更多的共识，同时也开拓了更广的研究领域。

在2000年以来的新世纪中，双方的学术交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交流的领域不断扩大，交流的层面也不断增多，尤其可喜的是中国学者更多地到泰国进行实地研究，产生了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

目前，中国和泰国的学术交流已经进入了一种全方位的正常发展状态。

两国政府同时也在推动双方的学术交流，有更多的学术机构参与其中，青年一代的学者也借助双方的交流迅速成长起来。

总之，中国和泰国两国的学术交流，不仅反映了两国的社会变化和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轨迹，同时也证明了学术交流在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贡献。

在未来，仍然需要不断地推进两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为两国的友好与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王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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