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笔下的柳宗元

韩愈笔下的柳宗元
读韩愈的《柳⼦厚墓志铭》，我感触最深的有以下三点。

⼀是对柳宗元“以柳易播”的赞赏。

那是唐宪宗元和⼗年的事，已经被贬⼗年的柳宗元、刘禹锡与“⼋司马”中其他⼏位⼀样，全由司马⽽升为刺史，但“官虽进⽽地益远”。

刘禹锡将去任职的播州，⾃然环境⽐与柳宗元任职的柳州更为恶劣，柳宗元
说：“播州⾮⼈所居，⽽梦得（即刘禹锡）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辞以⽩其⼤⼈；且万⽆母⼦俱往理。

”还向朝廷提出“愿以柳易播”并表⽰“虽重得罪，死不恨”。

韩愈称柳宗元此举“⼠穷乃见节义”，他由此联想到官场上⽐⽐皆是的那些“⼀旦临⼩利害”就翻脸不认，见死不救，落井下⽯，⼲着虽禽兽不屑为却⾃以为得计之事的⼩⼈，说他们“闻⼦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是对柳宗元仕途得失的考量。

韩愈认为，柳宗元被贬，⼀贬就是⼗⼏年，“材不为世⽤，道不⾏于时”，最后死于荒僻之地，这是其仕途受挫之失；但韩愈⼜说，柳宗元被贬，“⾝处清闲之地，⾃⼰更加刻苦为学，专⼼诵读，写作诗⽂，⽂笔汪洋恣肆，雄厚凝练”，这是其仕途受挫之得。

假如柳宗元被贬时间不长，穷困未到极点，或能出⼈头地甚⾄“为将相⼀时”，但“其⽂学辞章，必不能⾃⼒，以致必传于后如今”，⽂章千古事，权势转瞬间。

“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仕途之上，韩愈也曾数次受挫，他说的这些，可谓发⾃肺腑，感同⾝受。

三是对柳宗元在永贞元年的是⾮评说。

韩愈说：“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

遇⽤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

未⾄，⼜例贬永州司马”。

其中所谓“⽤事者”，指的就是王叔⽂与王伾，即所谓的“⼆王”。

有⼈因此评说韩愈“对于柳宗元早年参加王叔⽂集团，企图改⾰政治的⾏为，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

这话或许还算留有余地的，因为据我所知，说韩愈攻击“永贞⾰新”的也不乏其⼈。

不妨先看看韩愈在元和⼗年出任史馆修撰写《顺宗实录》时写下的⼏篇短⽂。

⼀篇是《宫市》。

“宫市”是唐德宗贞元末年的⼀项弊政，《宫市》⼀⽂，写了宦官去街市为宫室购物时巧取豪夺的恶⾏，他们往往致使百姓“将物诣市……空⼿⽽归”。

韩愈以“名为宫市，⽽实夺之”⼀⾔蔽之，但“谏官御史数奏疏谏”，德宗“不听”。

直到唐顺宗永贞元年，“上初登位，禁之; ⾄⼤赦，⼜明禁。

”
⼀篇是《五坊⼩⼉》。

“五坊”是皇宫中饲养鹰⽝的鵰坊、鹘坊、鹞坊、鹰坊和狗坊，“五坊⼩⼉”是在此“五坊”中供职的⾛卒⽖⽛。

《五坊⼩⼉》写的就是他们“张捕鸟雀于闾⾥，皆为暴横，以取钱物”的恶⾏。

这也是贞元末年的⼀项弊政。

韩愈说：“上在春宫时，则知其弊，常欲奏禁之，⾄即位，遂推⽽⾏之，⼈情⼤悦”。

还有⼀篇是《李实》。

李实是唐德宗贞元年间“恃宠强愎，不顾⽂法”的京兆尹。

“是时春夏旱，京畿乏⾷”，李实不顾百姓死活，“每奏对，辄⽈：“今年虽旱，⽽⾕甚好。

”由是租税皆不免“。

优⼈成辅端“为谣嘲之”，被他以“诽谤朝政”之罪，活活杖杀⽽死。

顺宗即位后，历数京兆尹李实种种罪⾏，将他贬为通州长史。

韩愈写道：“⾄谴，市⾥欢呼，皆袖⽡砾遮道伺之，实由间道获免”。

以上三篇短⽂写的都是贞元末年的弊政以及永贞元年对此类弊政的改⾰，韩愈对这种改⾰的态度，从“⼈情⼤悦”、“市⾥欢呼”之类的字⾥⾏间烁然可见。

对于贞元末年的弊政，韩愈⾃有切肤之痛，因为上书揭⽰京兆地区“天旱⼈饥”之实情，请求赦免当年税赋，得罪李实⽽由监察御史⽽被贬为阳⼭令。

所不同的是，在韩愈笔下，这种德政是唐顺宗主导的，没有挂在王叔⽂的那个“永贞⾰新”派的名下。

韩愈之所以称王叔⽂王伾为“⽤事者”，就是因为柳宗元被贬，并⾮因为他参与了这些使“⼈情⼤悦”、“市⾥欢呼”的“贞元之末政事为⼈患者”的改⾰，⽽是他卷⼊“⼆王⽤事”的朋党圈⼦中去了。

韩愈也说到柳宗元会被“⽤事者”所“累”的原因。

因为他年轻有为，名声⼤振，“⼀时皆慕与之交”；因为他年少⽆畏，“谓功业可⽴就”，这两条正好符合“朝⼠有名⽽求速进”标准⽽成为王叔⽂的“密结”对象。

⾎⽓⽅刚，勇于为⼈的柳宗元，⾃也不满“贞元之末政事为⼈患者”,则更易为“借改⾰以营私”的“⽤事者”所⽤。

韩愈写到柳宗元在被贬期间按照当地的风俗尽已所能施⾏惠民之政时，明⽩表⽰：“⼦厚在台省时”不如⽇后为司马刺史能“⾃持其⾝”。

这是韩愈笔下的柳宗元，更是韩愈⼼中的柳宗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