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草堂诗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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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草堂诗研究综述
张敬雅
【摘要】杜甫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他在草堂时期创作的诗歌成为近年来人们关注重点和研究热点。

文章试图对杜甫草堂诗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小结,以期为广大学者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供参阅资料,从而便于建立学术增长点,更系统、准确地把握其人其作。

%Du Fu is one of the poets who has the most influence in ancient China, whose Humble Cottage Poetry series come into the focus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The article tries to summary the research results about DuFu’s Humble Cottage Poetry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majority of scholars with referrence materials to explore new areas of study. It also can be helpful to facilitate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academic growth point and explore Du Fu and his works more systematically and accurately.
【期刊名称】《红河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5(000)004
【总页数】4页(P75-78)
【关键词】杜甫;草堂诗;研究综述
【作者】张敬雅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22.7
仇兆鳌《杜工部年谱》载,杜甫“乾元二年己亥,春,自东都回华州。

……十二月,入蜀,至成都。

上元元年庚子,公在成都,卜居浣花溪。

是年,营草堂,公诗所云‘经营上元始’是也。

”[1]16该草堂即为杜甫笔下“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
庄”[1]1238描述的成都草堂。

而“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1]1217的自我记叙,便将行程清晰展现。

乾元二年入蜀,至永泰元年离蜀南下,除中途一年多避乱梓州和阆中,杜甫实则先后在成都草堂居住了约四个年头。

他在相对稳定的草堂时期大幅度创作,占至今流传诗作总量的百分之二十。

草堂诗较入蜀前的文字颇具特性,胡应麟评议道:“故惟中岁工力并到,神情俱茂,兴象谐合之际,极可嘉赏。

如老杜之入蜀,……皆篇篇合作,语语当行。

”[2]345黄子云言:“少陵早年所作,瑕疵亦不少,……至入蜀后,方臻圣域。

”[3]852周珽曰:“少陵入蜀诸篇,绝脂粉以坚其骨,贱丰神以实其髓,破绳格以活其肢,首首摛幽撷奥,出鬼入神,诗运之变,至此极盛矣。

”[1]727于杜甫草堂时期诗技、诗艺的长足进步,无不给予
认可与赞扬。

杜甫草堂诗虽很早就呈现独特面貌,却较晚被学界重视。

纵观草堂诗研究现状,相关著作基本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且仅从诗歌笺、注着手,包含下列六部:
王云五[4]、李谊[5]、鲁訔编次,蔡梦弼会笺[6]、杜甫草堂博物馆编[7]、赵子栎[8]、周维扬,丁浩[9]。

此外,有关草堂诗的专篇论文,近三十年才不断涌现。


前可查阅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3篇,单篇论文50余篇。

李霜琴[10]界定了杜甫两川诗,将其两川时期分为初居草堂、流离两川和重返草堂三阶段。

以生活、创作为观照,考辨杜甫两川时期交游、离蜀原因及诸家系年不一的存疑作品。

并以论诗诗、田园诗、咏物诗、咏画诗等内容为例,以七律、五排、绝句等形式为例,探索两川诗题材、体裁等。

文章还着重叙述杜甫两川时期思绪的
包孕深广,诗作由个体辐射到社会甚至宇宙人生。

秦雅君[11]把研究限为杜甫草堂时期山水田园诗,深挖其中底蕴。

论文按杜甫思想感情的变化将此期山水田园诗划八大乐章,分别与盛唐王维、孟浩然诗比对,得出杜诗突破王孟诗派恬适趣味,扩大着山水田园诗书写规模的结论。

文章亦概述了杜甫草堂时期山水田园诗意义,它对传统山水田园诗的继承与创新,预示着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自隐逸闲雅士大夫情调逐步走向生活、走向现实、走向平民的新趋势。

王晓俊[12]以杜甫在草堂前期的心境、诗境和诗论为品评,研讨其思想、创作、理论等卓有成效的努力,显现其精神风貌与文化造诣。

文章表明,杜甫虽于草堂安居适意,语调间依旧掩饰不住恋阙心志和浓郁乡愁。

论者还反复述及不能忽视杜甫“漫与”笔触下的匠心独运而单以“恬淡幽雅”、“清新自然”、“萧散婉丽”、“轻松洒脱”等词语统说草堂诗艺术。

陈秀梅[13]从寓居草堂托物喻时弊的古体组诗、借诗批时弊的歌行体组诗微探杜甫爱国情愫;从闲适的草堂组诗微探杜甫生活情趣;从因季节变换而感怀的绝句组诗微探杜甫情态幽思。

总的来讲,以上四篇学位论文,侧重点各不相同。

第一篇结合时代环境及诗人际遇梳理草堂诗题材及体裁类别,宏观上览视杜诗演进轨迹。

第二篇巧用比较研究法,与王、孟等诗作的相较中明晰杜甫草堂时期山水田园诗的发展。

第三篇意在阐扬对诗人诗作的具体论说,不能只取一种模式概论伟大人物,不能仅以一种风格僵化诗人艺术灵魂。

第四篇据组诗的特殊样式来观看杜甫草堂诗作,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几篇学位论文也均一致肯定了杜甫草堂诗思想感情的饱满,题材内容的拓展,觉察到诗作寓含的生活哲理,杜诗水平的极速提升等。

与此同时,涉及杜甫草堂诗研究的单篇论文,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杜甫草堂时期诗歌创作心态
创作心态由作者身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及个人家世、遭际、品质、性情等因素综合决定,对文学作品要去凸显的意趣起导向作用。

杨年丰[14]、靳武稳
[15]、路泉刚[16]都单维度地以杜甫居成都草堂的悠闲、愉悦心态为切入,心情舒畅,眼前物便不俗,彰显一种开释烦扰的自适之美。

而研究者更倾向将杜甫草堂生活的心态多层次剖析,张宗福[17]、王海英[18]留心到杜甫寓居草堂的安闲自赏与对社会的深切关注及忧虑相照应;暂于境况的满足与无法缓解的漂泊愁绪相照应;应严武盛情邀约入幕与最终无作为而辞幕相照应。

两两互衬的复杂心态,正是构成草堂诗丰厚内容的关键所在。

钟继刚、姚小波[19],王艳军、宋俊丽[20]则明确表示杜甫栖居草堂非真心归隐,不能消解矛盾心态带来的精神困境。

杜甫于成都草堂写下数首咏叹村居情状和风光景色的诗作,表面看似随意挥洒、活泼可爱,再现轻快心境,但事实上杜甫本心不安静、不轻松,“漫与”之下藏“深愁”。

二者交织的心态,使草堂诗或轻松为表紧张为里,或偶然轻松转而紧张,冲突不绝。

陈渝[21]细致地发现杜甫草堂诗内对自己的称呼方式,有第一人称的自称,有“客”的自称,又有带隐逸和入世色彩的自称。

自称方式是他对身份的认定或向往,暗含仕与隐的杂糅心态。

有些研究者还将杜甫作为儒家诗人来立论,试图窥见浸润着儒者思想的创作态度,评释草堂诗衍生出的文化心理,例钱叶春[22][23]系列文章。

2.杜甫草堂时期诗歌题材内容
杜甫于草堂时期持续创作,成都草堂“可以说处处蕴蓄着诗意,往往积淀着诗魂,时时荡漾着诗情,事事体现着诗心,是地道的‘诗世界’”。

[24]378黄晓瑜[25]全面概括了杜甫草堂诗题材内容的论文。

闲适或暗带忧愁的山水田园诗、描摹入微的写景写物诗、细腻情浓的思乡诗、见解不凡的政治抒怀诗,覆盖广泛,无所不包。

杨君昌[26]就草堂写景诗铺开陈述,成都草堂的地理位置和总体面目屡屡在诗里提及。

加之诗人对草堂的格外喜爱,常从四季或一天的不同时辰去领略、去刻画草堂内外变幻万千的风光景象。

陈晓阳[27]另辟蹊径地注意着杜甫公元761年所写草
堂诗之中出现大量饮酒诗的有趣现象,极力挖掘现象背后之原因。

认识到草堂诗中饮酒诗的密集创作与诗人心理、安逸生活氛围、交游情况、邻里和睦关系等相联。

钟继刚、姚小波[28]则把草堂诗的聚焦点转向杜甫自身,诗人移情于物,赋予物象颓靡、哀怨、凄苦意味,并将小我遣入诗中,或以病态物征的意象自喻,或以衰弱老迈自命,塑造着寂寥形象。

这样的抒情格局牵引出其后夔州诗作贯穿的脉络线索,一直延伸至杜甫整个西南时期创作。

张倩[29]即总括了杜甫草堂时期完成的六首题画诗。

一角度,与杜公创作的同类型二十余首题画诗对比基础上,草堂诗中的题画诗偏重雕琢画面神情气韵的逼真,着力渲染画作感染力和画家精湛技艺;另一角度,名为“题画”,杜甫兼以在画卷内寄托情感,扩宽了题画诗表现范围。

显然,此等充裕内容的汇聚,无疑令草堂诗成为杜诗及诗歌史上光彩鲜亮的风景线。

3.交叉性学术视角下杜甫草堂时期诗歌渗透的生态意识
交叉性的学术观察视角,使杜甫草堂诗研究逐渐开辟新领域。

沈利华[30]详述了诗人忘怀地沉浸于时刻变动着的大自然里,感受大自然不息的生命节律,在与自然的交往中灵犀相通。

静心品味生命之曲,天、地、云、水、花、鸟、鱼、虫皆化作文字为载体的诗句表述,是以杜甫草堂诗完美地达成了山川自然与“我”彼此交融的幽深情境。

一年后,沈女士[31]再次强调杜甫草堂诗饶有兴味地营建了莺飞鱼跃、万象腾挪、真力弥满、灵气荡漾的至高优美境界。

针对草堂诗流露着的“万物一体”、“物我同一”、“己悲物悲、己喜物喜”思想,提出现代生态意识的核心问题,亦是人与自然的原初问题——如何善待和保护自然,树立健康生态观念。

陈莹、盖光[32]以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生物多样性的和谐与平衡、人与自然生命的“节奏感应”等出发,生态性地体认杜甫草堂诗,复观生态力量进而探究当代价值。

点明在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极恶劣、极严肃自然危机下,从生态意识重新解读和揣摩草堂时期诗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为人们怎样实现与自然友好、完善地相处提供了无限的启示。

张红云《杜甫的草堂诗研究》[33]则由杜甫诗歌勾画的成都草堂周边景色,展出其对草堂果树林林、良木密密的用心布置,此般营屋的生态理念,为人们构建园林供给了宝贵经验。

4.杜甫草堂时期诗歌风格
李谊[34最先讨论了杜甫草堂诗风格。

据杜甫草堂时期全部诗作看,有提笔成行之篇,也有千锤百炼之作,有以松弛豁达的调子开始,也有以凄凉沉郁的诗风告结,风格鲜明。

陈子建[35]揭示出超脱功利的疏放质朴、萧散逸野情致,更能代表杜甫草堂时期诗作风格,突出诗人可亲一面。

该时期诗歌多写隐居村野的舒适生活和安宁美妙的自然风光,诗思率性不拘,语言简淡无华,具有清静幽远、浑朴淳厚的乡野风味。

李雅[36]、陈颖[37]指明杜甫诗歌以沉郁顿挫著称,然截取成都草堂之作,其诗亦有明丽轻盈旋律。

闫岑[38]同样将杜甫避安史之乱的成都草堂诗作与昔日诗歌惯常营造的多忧国忧民之思和积极用世之志的“沉郁顿挫”风格相比,草堂诗一反以往厚重阐述,展示出与其一生诗作主导风格迥异的无尘扰、无战争、无流离平和气象。

傅明善[39]把目光转移为杜甫与王孟山水诗之间的对照,以敏锐眼光觑定,杜甫山水诗自有线条的疏与密,主观色调的强与弱。

区别王维山水诗的“无我之境”,杜甫山水诗更多显示“有我之境”。

即使草堂时期一些历来被看为淡远清秀的山水之作,也饱含牢落羁孤的身世之慨,不过以顿挫之笔娓娓道出,让人难察觉罢了。

王艳军,邱爱辉[40]、王艳军、庞振华[41][42]都借助杜甫《戏为六绝句》
中评价前人、总结自身的“当时体”理论以把握草堂诗风。

5.杜甫草堂时期诗歌语言特质
王安石曾曰:“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

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

”[43]428此论断旨在说明杜甫诗歌糅合着的丰富形态,而语言形态自是其一。

范亚楠[44]从形象视觉效果和情感联想效果立足,将形容词按杜甫草堂诗描绘的对象分为状物类形容词与摹人类形容词两大类。

状物类形容词又划分为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和不定量形容词,随之依次对各类下属形容词在草堂诗中的使用频率详尽统计。

竺家宁
[45]以现代语言学方法略观杜甫成都草堂诗作的韵律安排与巧思。

草堂诗作语言技巧往往超出诗词中公定格律的发挥,对偶的加工、头韵的利用、入声字的驱遣、鼻音的共鸣、合口字的设计、低元音的插入、音高的更换,有效制造着韵律美感,诗作因此极富音乐性。

邓莲[46]通过着意于草堂诗中“小”(“小径”“小叶”“小树”“小园”)、“细”(“细麦”“细水”“细雨”“细火”)、“轻”(“轻花”“白鸥轻”“轻燕”)等字眼的活用,目的在论证诗人描画成都草堂一事一物的精致入微。

何军《[47] 恰看重草堂诗语言的精练性和民歌性,突显杜甫锤字炼
句的深厚功力以及草堂诗作对蜀地民歌“巴渝曲”、“竹枝歌谣”养分的成功吸收。

6.杜甫草堂时期诗歌美学内涵
陶海娥,代传宏[48]、周喜英[49]均取现代诗人闻一多诗歌“三美”主张之“绘画美”[50]411来观杜甫草堂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创作实践,使草堂诗愈加多元。

赵楷[51]、王亭力[52]转变为以美学视野为基准,解析杜甫草堂诗作。

赵楷一文新颖地将草堂建筑与杜甫诗歌、题名、题对看成是庄重清幽的建筑意境与古典雅致的文学意境之融合。

使观赏主体在诗歌勾勒的场面中移步换景,加深对草堂建筑的审美联想与体验。

王亭力一文则认为成都草堂时期是杜甫经历多年动荡生活后的短暂休整期,也是诗人创作转型的过渡期。

文章从草堂诗作平凡辞藻间包蕴的意境美、诗歌叙说过程中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含蓄美、诗人心记苍生社稷与民同乐同喜同伤同悲的人格美三层面论述,惊叹草堂诗达到的美学高度。

7.杜甫草堂时期诗歌的接受与影响
任何艺术家都生活在有机的艺术体系中,他们的创作是这个有机链条上不可或缺的环节。

也就是说,每位艺术家的作品都一并存在着接受他人影响且影响他人的情形。

喻霏芸[53]指出韦庄与杜甫不但政治思想、生平遭遇类似,韦庄诗作还有学习和借鉴杜诗的印记。

文章从杜甫草堂时期创作入手,诠释与韦庄诗的联系,辨别两者在艺术风格及成就上的传承。

杜甫诗作对身边细小处的精心修饰、以狭长真挚情感出
之的技法,统统为韦庄沿袭,并把影响扩展到诗歌之外的词作当中。

戴路[54]考察了杜甫草堂诗自晚唐至北宋的流传与接受状况,对影响诗歌传播的因素逐一归纳、辨析,诸如选集编纂与唐诗选本著录,杜诗辑佚、编年、注释,时代的诗歌风尚与评审标准等。

综上所述,关于杜甫草堂时期诗作的论文,近三十年来层出不穷。

笔者顺次观览论文探讨的内容,多聚集于草堂诗创作心态、题材构造、生态意识、诗歌风格、语言特质、美学内涵、接受与影响等项,使杜甫及草堂诗研究愈来愈深入,愈来愈精细。

毋庸置疑,杜甫草堂诗研究获得了可喜成绩,但尽管如此,仍存不足。

例如,论文在引入比较研究法时,仅把杜甫草堂诗的作比目标局限为王、孟山水田园诗,未触及王、孟以外他人同种诗作。

再如,论文对杜甫草堂时期诗歌的接受与影响研究贫乏,尚有较大余地。

笔者看来,杜甫草堂诗作存有进一步发掘空间,可从创作动机着眼,分析杜甫初建成都草堂对草堂之新、奇、异景致怀揣的抒写欲望;可从地域文化分析杜甫草堂诗中地区性的民风习俗;可从草堂诗“病柏”“病桔”“枯
棕”“枯楠”等众多病态意象和杜甫自言病痛及药物的成分分析杜甫成都疾病诗;可从杜甫草堂诗中典故的使用分析草堂诗的咏史怀古情结;可从文学史上极普遍的唱和主题分析杜甫草堂诗中唱和酬赠诗作;可从诗作的承载形式分析杜甫草堂诗涌现的多首五律,思考草堂时期五律诗渐趋成熟的原因等。

总之,将杜甫草堂诗与文学、历史、生态、地理、民俗、病理、医药、音乐、美术、建筑等跨学科交互研究,对于杜甫其人其作纵深、准确地了解不无助益,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杜甫草堂诗研究再结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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