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与嵇康音乐思想分析与比较——以《乐论》与《声无哀乐论》为例

阮籍与嵇康音乐思想分析与比较——以《乐论》与《声无哀
乐论》为例
王菁
【摘要】《乐论》与《声无哀乐论》同为魏晋时期的论乐著作,但二者有着明显的差别.阮籍论乐是站在儒家的角度,为道德礼乐的存在而辩护,目的在于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嵇康却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反对儒家的礼乐观.因此,他们在对音乐的自然观、音乐中的“和”、对郑声的看法以及乐的社会功能的观点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从音乐的角度看,二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以论“乐”为中心,一个则以“声”为中心.
【期刊名称】《黄山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18)006
【总页数】4页(P56-59)
【关键词】嵇康;阮籍;乐;和;自然观;音乐观
【作者】王菁
【作者单位】铜陵学院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铜陵244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J601
《礼记·乐记》有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1]468声音是由于物体的振动而
产生，乐音是有规律的振动，噪声的振动是无规律的。

所以“声”如果单独存在并不能构成“音”和“乐”，而是要有人为的加工和创作加上律吕才能成为“音”。

即“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

声成文，谓之音。

”而乐的产生带有了伦理的色彩，比“音”又高了一个层次。

所以说“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

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礼记·乐记》）
而只有“德音”才能称之为“乐”。

阮籍推崇正乐、雅乐，贬斥淫声。

他认为只有正乐、雅乐才能易简、庄重，调节人心，所以只能用“乐”论。

而嵇康把声比作五味，是客观存在的，没有哀乐之分，所以“声”无哀乐。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是反对儒家礼乐观的，全篇的主旨是强调音乐的独立性。

认为音乐不能表达人的情感，因而不能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他崇尚音乐自由发展，反对将音乐与政治结合起来，为统治阶级服务。

其自然观是认为音乐是自然界的自在之物，是自然界的一种客观现象，就像气味存在于天地之间一样。

不会因为外界因素而改变。

更不会体现人的喜怒哀乐，自然也不会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他认为声音是按自身的规律和谐排列的，乐声只有这样才能顺应自然。

这样的乐声没有一定的内容，悲哀和快乐全在人心。

他从自然的元气论出发，反对儒家的礼乐观。

“乐之为体，以心为主，故无声之乐，民之父母也。

”这里的“无声之乐”与老子思想中的“大音希声”意思一致，音乐的本体，主要是人心的平和。

所以嵇康认为，道家的自然之乐，才是乐的最高境界。

阮籍在《乐论》中把“自然”看做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他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阐述乐的本质和功能，从而提出礼乐与刑政一体的政治主张。

音乐的本质是体现天地的精神，万物的本性。

符合天地的精神，保存万物的本性，音乐才和谐，万物才和顺,也就是说自然的本质与“乐”的本质一样，是和谐统一的。

其自然观是
认为音乐的本性是来自天地自然，所以圣人按照天地自然的本性来制定音乐，这样的音乐是有教化作用的。

可以使万物各归其类，君臣和谐，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
的。

这是源自儒家的礼乐思想，认为具有“自然之和”的音乐可以使人心平和，再加上礼法的约束，便可以平定天下，以达到“礼乐正而天下平”的状态。

由此可见，嵇康、阮籍都是从自然元气论出发，认为自然是音乐的本质属性。

不同的是阮籍的思想是对儒家礼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他认为使人感到平和的音乐，再加上礼法道德的约束，便可以安邦治国、平定天下了。

所以阮籍音乐思想的实质是“礼乐正而天下平”。

而嵇康却反对儒家的礼乐束缚，他认为声音是按其自身规律进行排列的，能体现它自然的本性。

只有这样的音乐才能顺应天地，才能和谐。

它没有固定的表现内容，悲哀和快乐全在人心。

音乐的最高境界是道家的自然之乐，人们应该顺应自然，摆脱世俗之乐。

嵇康提出“声无哀乐”这一命题，并非与阮籍的“声有哀乐”相对立。

因为它在阮籍这里已经是一种萌芽状态，所以“声无哀乐”应该是对阮籍的《乐论》更为深刻的探讨。

阮籍理想中的音乐是“平淡、无欲”超脱式的情感，是圣人那种“应物而不累于物”，超脱出世俗不为物所累的哀乐之情。

而嵇康提出的“声无哀乐”是说最高境界的音乐是没有哀乐情感的，这种观点来自他的《养身论》。

所以“嵇康的‘声无哀乐’的对立面不是阮籍，而是儒家以乐为哀乐的情感表现的乐
论”[2]199嵇康在《养身论》中提出“和”是养身的根本，精神上达到“和”是音乐成为养身的手段，所以他认为音乐的本质就是“和”。

他的“声无哀乐”的思想就是从《养身论》中的“和”的观念而来，所以嵇康的乐论是建立在“和”的基础之上的。

他认为“和”是五音产生于天地自然间不变的本体，而乐的目的在于使人心向“和”，国家是否安定、人民是否能安居乐业，关键在于人心是否“和”。

既然乐的本体出于自然，那么声音的“和”便是由自然决定了。

所以，他认为“声音以平和为体”中的“和”当做最高本体，是与哀乐无关的。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所说“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发”，“且声音虽有猛静，猛静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
发。

”[3]439可见他思想中的“和”是认为音乐的声音应该表现为自然平和，但
这种平和之声只是表现音乐的本身，不表现任何情感。

哀乐的情感在于人的内心，音声有“动、静”之分，这种“动、静”与人的情感没有关系，所以不能调节人的内心情感。

也无法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因而也不存在教化的功能。

这样的“和”是美学的、艺术的。

阮籍在《乐论》中说“夫乐者，天地之体……合其体，得其性，则和”、“故使其声平，其容和……上下不争而忠义成”。

他思想中的“和”指的是音乐的本性是自然和谐，圣人作乐的最高境界是使人精神平和。

阮籍认为音乐可以教化人，使人精神平和，上下不争不怨，进而达到社会和政治的和谐。

可见阮籍在《乐论》中的“和”已经超出了音乐的范畴，他最终的目的是凭借音乐调节人心的功能，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度，以达到政治教化的目的。

虽然阮籍借助道家思想，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但是其思想倾向还是儒家的。

所以说，《乐论》中的“和”是社会的、政治的。

因此，“和”虽是儒家乐论中的重要观点，但是儒家所说的“和”就是天地之“和”，也就是伦理道德，提倡政治与伦理道德、个体与群体和谐。

它不否认个体，但是更为着重强调群体。

阮籍在《乐论》中提出，只有通晓平和准则的人才能谈论音乐，贪图声音悦耳，不顾这一准则，便不配谈论音律。

所以，它又规定音乐必须恬淡，使人无欲。

[4]476《乐论》中要求音乐“不烦”“不哗”“使人无欲，心
平气定”，便可以上下不争，天下太平。

这样的主张，实则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而嵇康所说的“乐”的本体就是超越哀乐的“和”。

而以“和”为“乐”的本质，这样的解释却源于道家，他把玄学追求的人格本体与“乐”的“和”联系起来。

嵇康所说的“和”虽然与天地、自然相联系，但却是个体人格精神的自由体现，与伦理道德没有关系。

所以，嵇康把“和”从儒家的伦理道德中解放出来，转变为个体人格的精神自由与自然的永恒。

阮籍在《乐论》中推崇雅乐，贬斥淫声。

他崇尚雅乐、正乐，认为淫声使君臣反目，父子背离，患生祸起，并例举汉哀帝撤销乐府却不制定礼乐正乐，致使淫声兴起。

李延年造了倾城之歌，致使汉武帝迷恋美色，可见阮籍认为淫声的兴起就会导致国家灭亡。

他的目的是以正乐调节人心以达到社会和谐的理想状态，而“淫声”是导致社会失和与风俗败坏的根源。

与之相反，很多学者从“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这一句中得出，嵇康是肯定“郑卫之音”也就是阮籍所说的“淫声”的。

但是“犹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丧业”也说明了沉迷于淫声会败坏事业。

然而，嵇康虽然承认“郑声”是代表人民自己的音乐，也承认它的美妙，但并没有肯定“郑声”的社会功能，没有进行提倡。

尤其是“雅郑之体亦足矣观矣”，更加说明嵇康对雅乐与郑声的区分。

他把郑声放在了雅乐的对立面上，更加说明雅乐与郑声都能对人心造成影响，所以必须加以区分。

同时，他强调音乐中的雅乐、郑声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平和”的精神。

具有平和精神的就是雅乐，不具有的便是淫声。

所以，嵇康不但否定郑声，而且强调对雅乐与郑声的区分。

综上所述,二者的区别在于：嵇康要求音乐的“平和”并非从儒家观点出发，而是
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

他认为音乐没有哀乐之分，是以老子的“大音希声”为根本，而“大音”是没有哀乐的。

所以，没有哀乐，有着平和精神的才能称之为“雅乐”。

“雅乐”具有平和的精神，符合“道”的特质，而“郑声”不具备平和的精神，背离了“道”的特性。

而阮籍崇尚“雅乐”贬低“淫声”，是建立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的。

他认为“雅乐”由圣人所作，具有“调和、平适”的特点，具有使人心平和、社会和谐的功效。

嵇康既然说声音与哀乐并无关系，那么他将如何解释音乐的移风易俗功能呢？他说：“夫言移风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后也”，所以他认为“乐”的移风易俗的功能是在社会衰败之后的，古代天下的君王都遵从天人合一的原则，实施“无为而治”。

他
并没从正面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对“声”与“乐”进行了区分。

他认为“乐”是具有移风易俗功能的，而“声”却不具备。

因为乐是社会的，而声是自然的。

所以嵇康有时把声与乐混在了一起，“至八音会谐，人之所悦，亦总谓之乐。

然移风易俗，本不在此。

”这里的“乐”却是指声音。

嵇康认为音乐就像气味存在于天地之间，不会因为外界因素而改变，更不会体现人的喜怒哀乐。

那么音乐靠什么来移风易俗呢？音乐的“移风易俗”，并不是靠哀乐的情感，而是靠音乐本身的平和。

只要人心平和，无欲无为，就能以平和之情去感化人内心的哀乐。

人心得到改善，风俗也就可以“移易”了。

他认为社会中的伦理道德关系不是人为的，是出于人的自然本性。

人的内心“平和”，就能产生平和的音乐。

而平和的音乐使人“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从而实现天人交泰的社会理想。

阮籍在《乐论》中，以刘子的提问“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开篇，对于“移风易俗”的功能，他也认为音乐之所以有“移风易俗”的功能，是因为音乐具有“平和”的精神，所以应该建立“平和之声”来平定天下。

在阮籍看来，只有“道德平淡，五声无味”这种具有“平和”精神的音乐才能“移风易俗”。

所以圣人建立的音乐是为了使人心平气和，使风俗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这就是风俗移易莫过于用音乐来调节人心的道理。

这一段中，虽然有道家思想的渗入，但是他整体的思想还是倾向儒家的。

《乐论》是阮籍早期的著作，也正是由于对儒家礼教的执着，所以《乐论》还是以“乐”来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将音乐与礼制相结合，以求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

虽然乐的地位有所提高，但还是要服从礼制。

如此一来，乐就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

所以《乐论》中的“乐”表现的是道德教化，这一点完全承袭了儒家的观点。

他认为不被礼制规范、约束的音乐都是“淫声”，容易使人沉溺其中而使国家灭亡。

但是“淫声”却是真实反映人民内心情感和生活的音乐，加以约束也就局限了音乐的发展，使音乐的形势和内容都过于单一了。

音乐自身的独立性丧失，从而沦为国家
统治的工具和手段。

由此可见，阮籍“乐”的思想是伦理的、道德的。

嵇康的思想是道家的，在《声无哀乐论》中显得尤为突出。

他的重点是将音乐艺术从国家的政治、伦理道德中解放出来，给音乐应有的地位和价值。

虽然他思想中的某些方面依旧存在局限性，但其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

嵇康注重养身，因而他很重视人们精神世界的自由。

虽然《声无哀乐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他对艺术审美的强调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这一点是阮籍《乐论》中所不及的。

阮籍和嵇康的著作中都有些不足的地方，将两人做一个比较也只是为了深入了解《乐论》的不足和价值所在，虽然两者的观点都有精彩之处，同时也有不足之处，但是以当时的客观条件来说，都是具有研究价值的。

所以两本著作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相关文献】
[1]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李泽厚,刘刚纪.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3]韩格平.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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