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心隐的生命情调及其仁道坚守

第26卷 第11期 牡丹江大学学报 Vol.26 No.11 2017年11月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Nov.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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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8-8717（2017）11-0043-03
何心隐的生命情调及其仁道坚守
黎 佳 晔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 要：何心隐是泰州学派的中坚力量之一，同时是明代儒学从传统迈向现代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之一。

他的生命直接承续了先秦儒家狂直无伪的精神特质。

他不满当时的世风与学风，因而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投身于弘敷“仁道”的事业之中，甚至猛烈批判当时黑暗的社会、政治，同当权者进行抗争，充分展现了一代狂儒刚直不阿的精神品格。

本文从何心隐狂、直的生命情调入手，来探寻其“狂傲不羁”生命背后所蕴含的仁道精神。

关键词：何心隐；狂；直；仁道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识码：A 狂达奇峭的何心隐是16世纪中国思想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他狂傲不羁，行不凡事，发不平音，充分展现了一代狂儒独特的精神魅力。

面对虚与委蛇的时风，他“亢而不潜”；面对日益僵化的儒学教化，他以道自任、积极进取。

他虽然推崇孔孟之道，但是绝不“迷信”权威行东施效颦之事，而是“承道新解”，做到了“说必己出”“传道授业”，并且积极投身到社会实践当中，最后“以身殉道”。

一、狂者本性
狂，是儒家十分推崇的一种生命情调。

孔孟两位先哲，从源头上将“狂”纳入到了儒家思想体系之中。

子曰：“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论语•子路》）直接点明了狂者“进取之心”的难能可贵。

作为儒学史上第一位狂士，孟子在那个尔虞我诈的强权时代敢于做“不召之臣”，并且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孟子之“狂”具备了平民意识，展现了其民本思想。

到了唐代，韩愈将“不平则鸣”的意味纳入到“狂”的内蕴之中，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

”（《韩愈•送孟东野序》）所谓“不平则鸣”即
在面对不正世风之时，内心涌动的不平之气令人不惧强权，敢于直言劝谏，以此来维护自己内心世界的公正。

可见，狂者的本质就是具有非常强烈的进取心，即使自己的主张在现世根本行不通，即便自己的言行会遭到当权者的厌弃、打压，甚至自己会因为“危言危行”而遭遇杀身之祸，但是依旧不改初衷，能够义无反顾地践行“仁”道。

何心隐便是这样的一位狂士，我们可以从他狂放不羁、大而有当的生命历程中感受到他的狂者本性。

何心隐30岁之前走的是当时传统知识分子必经的科举之路。

同他那盐工家庭出身的师祖王艮，以及他那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师颜山农不同，何心隐家境富足且自幼聪慧过人，作为“少补弟子员”他自小便进入官学攻读儒家经典，并且成绩优异。

嘉靖二十五年，何心隐高中江西省魁元，可以说在科举这条道路上，何心隐本应有很大的发展前途。

但是何心隐在获得乡试第一名不久之后，便接触到了泰州学派的思想，“及闻王心斋先生良知之学，竟
芥视子衿，乃慨然曰：‘道在兹矣’！”[1]120
受到了“道”
的启发，于是他便毅然决定放弃科举之路。

何心隐在《又上海楼书》中写道：“若在樊笼恋恋，纵得
收稿日期：2017-06-08
基金项目：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项目编号：CXZZSS2017011） 作者简介：黎佳晔（1992—），女，河北石家庄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
代文论。

以展高才，不过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复生于世，则大道有正宗，善人有归宿，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

”[1]73明确表示不愿踏入牢笼般的仕途。

何心隐虽然放弃为官，却没有放弃救世，他以平民身份投身于大道和民众的教化之中。

弃科举，投仁道是何心隐自主、自觉的选择。

这一选择既是其人生的一大转折，也是其叛逆性格的第一次展现。

嘉靖二十五年，何心隐正式拜颜山农为师，开始接受泰州学派的教育。

由于和老师志趣不合，后返回家乡永丰县创办了聚和堂。

聚和堂是何心隐所建立的一个合族的经济、文化共同体，是对其社会理想的具体实施，也是对孔孟“大同社会”理想的继承。

为了保证聚和堂的正常运行和人民的利益，何心隐不惜与官府对立，带领民众抗击赋外之征，也因此被捕入狱，后由程学颜搭救，随即由梁汝元改名为何心隐四处漫游讲学。

嘉靖四十年何心隐北上京城，在此期间与道士蓝道行合谋用计离间了嘉靖皇帝与严嵩之间的信任关系，并最终促使嘉靖皇帝下决心罢黜严嵩。

从嘉靖四十二年到万历七年是何心隐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也是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

这一时期他一直辗转于福建、江西、湖北等地讲学布道，宣扬泰州学派的思想。

他以平民为讲学的主要对象，不但简化了讲学的风格，还将讲学制度化，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儒学的平民化。

何心隐的讲学不但重新激活了广大乡绅阶层对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也提高了民众的社会凝聚力和组织化程度，同时也激发了个体的自主意识，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何心隐在讲学过程中遇到最强大的阻力就是张居正。

他与张居正的首次见面便剑拔弩张、针锋相对。

何心隐讥讽张居正不知大学之道，张居正则认为何心隐始终无法出人头地。

在张居正官至首辅后，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毁尽天下书院，禁止民间讲学，对何心隐一类的学者进行大肆迫害。

而何心隐为了维护讲学权力，不惜同张居正对抗，他批判张居正恋权夺政，违背了儒家根本。

其与张居正的结怨也是导致其颠簸流离最终被捕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质直无伪
子曰：“人之生也直。

”（《论语•雍也》）“直”是人生来就有的精神特质。

“直”乃“诚”也，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心行事，既不自欺亦不欺人。

“直”在语言上表现为仗义直言，在行为上表现为奋不顾身，不惜杀身成仁。

何心隐便是如此，他以“仁”道作为狂直的根底，用“义”促成其狂直的行为，用自己的“出位之思”和“危言危行”来批判当时已经僵化的思想和黑暗的政治。

何心隐的“直”首先体现在其哲学思想之中，他对“五伦”和“人欲”进行了新解。

依何心隐之见，师友关系才是所有社会关系中最根本、最稳定的关系，是“大乎者交”。

君臣、父子、夫妇、昆弟等关系皆是以师友关系为基础的“小乎者交”。

他对“师伦”和“友伦”的提倡是在对传统的五伦关系进行颠覆性界定。

这在以君臣、父子为伦理纲常的封建社会中可以说是惊世骇俗之论。

此外他积极倡导“寡欲”和“育欲”，对当时已经僵化的程朱理学进行了反叛。

他说：“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

”[1]40喜好声色、美味，追求舒适安逸皆是人的本性，从而肯定了人欲望的合理。

但是他并没有提倡“纵欲”反而说“寡欲，以尽性也。

寡欲，以至命也”[1]40，“仁义，性也。

仁义，命也。

”[1]21他将“性”与“命”同“仁义”大道联系起来，“寡欲”便是尽性尽命，就是对“仁道”的遵循。

何心隐的学说之中透露出鲜明的平等意识和民本思想，这在封建皇权高度集中的明代是无法施行的，但是他依旧“直言己道”，不但积极讲学授道，还付诸实践行动，将“质直无伪”融入自己的生命气象之中。

何心隐的“直”更体现在其整个生命历程之中。

他放弃了万贯家财而选择践行圣贤之道；他不畏惧艰险和死亡，法孔子之难法之“道”，甚至后来以身殉道；他为人行事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绝对不依傍他人，不迷信古人。

何心隐以自己的“狂直”人格征服了李贽，亦征服了千千万万的百姓。

李卓吾在《何心隐论》中写道：“烈烈亦死，泯泯亦死，孰烈。

公固审之熟矣，宜公之不畏死也。

”[2]196何心隐向“道”而生，为“道”而亡，武昌上下几万人虽然没有一个人认识何心隐，但是都为何心隐的被捕遇害而不平、伤心，这便是心隐之“道”深入人心的体现。

李贽对何心隐遇害的原因作了分析：“吾谓公以见龙自居者也，终日现而不知潜，则其势必至于亢矣，其及也宜也。

然亢龙亦龙也，非他物比也，龙而不亢，则上九位为虚位。

位不可虚，则龙不容于不亢。

”[2]196《易经》云：“上九，亢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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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3]5“亢”为过分、极度、过高之意，此句就是说龙飞到极高之处，就会出现悔恨之事。

《易经》又云：“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3]9这句则是说龙潜伏在水中之时，阳气还很微弱，暂时不宜施展自己的能力。

李贽认为何心隐是“见龙”，有能力而不知隐藏锋芒，势头过高。

当他一直处于高位而不知“潜”时，必然会遭遇祸患。

但是李贽又肯定何心隐之高之亢，认为既然是龙，就必至于亢，亢龙的上九之位是不能空虚的。

李卓吾称何心隐为“上九之大人”，是对何心隐“亢而不潜”的“狂直人生”的极高肯定。

何心隐的“为道而亡”和“亢而不潜”充分体现了他以“仁”道自任的生命追求和“狂直不伪”的生命情调。

三、舍身成仁
“仁”是孔子全部思想的根荄和神髓，也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和最高之道。

何为“仁”？孔子解曰：“爱人”。

爱是“仁”道端倪处最为真切自然的感情，也是“仁”的基础。

但是这发端于“亲亲之爱”的“仁”又不仅仅拘泥于亲情，孔子将其扩展到了“泛爱众”，子曰：“泛爱众而亲仁。

”（《论语•学而》）从“爱亲”到“爱众”再到“爱天下”这是成仁的必由之路。

在孔子之后，孟子发展了“仁”学思想。

同孔子一样，孟子也强调“爱人”的重要性。

《孟子•尽心上》曰：“亲亲，仁也”。

尊亲、事亲的“亲亲之爱”在孟子这里亦对“仁”起着重要作用。

除了对孔子思想的承继之外，孟子对“仁”的内涵进行了丰赡。

他从“性善论”出发，以恻隐之心来解释“仁”，进而提出了其“仁政”思想。

何心隐的学思直接承继了先秦儒家之“仁”，他从孔子和孟子那里继承了“仁”道思想并且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新的阐发。

在何心隐看来，“仁”不仅仅指父子亲情，还可将其延伸至“凡有血气之类莫不亲”，就是要关怀天下所有可亲近的人，以天下为家，让天下之人成为自己的亲人。

而与“仁”紧密联系的“义”就是君臣不仅仅要去尊敬贤能者，还应该“凡有血气之类莫不尊”，即是要尊敬一切可以尊敬的人。

何心隐将“仁”之所亲和“义”之所尊扩大到了“凡有血气”之人，就是要打破家庭和君臣之间的界限，教导人们如何在社会交往中贯彻“仁”与“义”，这既是对“仁”之“爱人”和“泛爱众”内涵的承袭，亦包含了一种朴素的平等思想和民本思想。

何心隐认为：“夫人，则天地心也。

而仁，则人心也。

心，则太极也。

”[1]27他将“人”视为天地之心，“仁”又是人之心，“心”就是太极。

在这里，他将“人”“仁”“心”和“太极”看作一体。

“仁”之本源就是天地万物，就是宇宙乾坤，何心隐将“仁”上升至宇宙本体。

“仁义”还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条件，何心隐说：“仁义之人，人不义而人也。

人则仁义，仁义则人。

不人不仁，不人不义，不仁不人，不义不人；人亦禽兽也。

”[1]26他将“仁义”看作是人的本性，只有遵守“仁道”、依照“仁义”行事才能称之为“人”，否则人也就同禽兽无异了。

何心隐这一生都执着于探求“仁道”，“天下归仁”是何心隐最高的理想，“仁”是他即便牺牲生命也要维护与坚守的“道”！为了这心中之道，他舍弃了荣华富贵，终生颠沛流离，为了维护心中之道他面对强权与迫害，直面迎击绝不虚与委蛇，最后以生殉道，用生命诠释了一代狂儒对仁道的坚守。

何心隐以自己对“仁道”的坚守来与“命”相抗争，他的“亢不知潜”的抗“命”意识与“舍生取义”的殉道精神直通原始儒家，他在生命的临界处充分展现了其人格魅力与精神力量。

他对“仁”的坚守早已超越了“命”的羁绊而祈向那虚灵而真实的“道”。

他以“修齐治平”为己任，创办聚和堂，以讲学为生命，并以布衣之身参与“倒嵩”运动。

何心隐始终带着浓郁的“忧患”意识来面对这个世界。

其旨归在于以自己的生命践履“仁”道。

小结：何心隐生活的中晚明时期，是一个内忧外患、君昏政暗的时代，也是个社会思潮动荡、新思想成长的转型时期。

他用自己狂放不羁的言行承担起了儒者应有的责任，他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内部自省以冲破不堪的现世桎梏的杰出体现！当下我们正身处一个社会文化剧烈转型的时期，消费思想的冲击令人们失去了生命的重心，精神世界愈发空虚苍白。

如何面对如此重大的精神危机，何心隐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即我们要在历史激变的潮流之中守住根本，同时要结合时下语境对传统思想进行合于儒学真精神的转化！
参考文献：
[1]容肇祖整理.何心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1-120.
[2]李贽.焚书•续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196.
[3]杨天才,张善文.易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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