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辨骚》之“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刍议

《文心雕龙·辨骚》之“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刍议
作者：张敏杰
来源：《汉语言文学研究》2013年第03期
摘要：《文心雕龙·辨骚》篇中的“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是刘勰对历史文献进行再叙事的结果。

“汉武爱骚”和“淮南作传”之间的因果联系不是必然的、直接的。

刘勰“辨骚”的情感基石是“爱骚”。

所谓的“汉武爱骚”，是刘勰本人“爱骚”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是刘勰期许帝王提倡文艺的思想体现。

关键词：爱骚；辨骚；时序；知音
在《文心雕龙·辨骚》篇的开篇部分，刘勰分别列出淮南王、班固、王逸、汉宣帝、扬雄等汉代楚辞论家的观点，并与之展开直接“对话”。

从文章技法角度看，这是刘勰在为表达己意做铺垫，路数是不破不立。

值得注意的是，在引述淮南王刘安《离骚传》的观点之前，有“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一句。

此句似寻常平淡，实则寓有深意。

《文心雕龙·辨骚》篇有：“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

”按是篇的文理脉络，汉武帝无疑不在“四家”之列，并且他的“爱骚”与班固认为屈原《离骚》不合经传的主张无直接勾连。

汉武帝之“爱骚”在刘勰提出“辨骚”的论题中并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内容，看起来似乎可有可无。

而当“汉武爱骚”和“淮南作传”联属在一起，除了遣词造句的修饰意义——让语句更畅达明快、让音节更谐美之外，还有一层深意：作者通过它在表达或者说渲染一代帝王对屈原《离骚》的偏好之情，从而追述一段淮南王刘安评论《离骚》的历史机缘。

“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其实是刘勰对历史进行再叙事、对文献资料加以重构的结果。

刘勰这一叙事和重构的背后，蕴含有独特的文学思想和主张。

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与汉代楚辞论家的见解主张进行交锋，一并撇开了此后直至刘勰当代的诸多论家。

汉代评论过屈原《离骚》等作品的当然不止刘安等五位，其中著名的还有贾谊、司马迁、刘向等。

汉代关于屈原《离骚》的论述也不止《辨骚》篇所列出的那几点，刘勰在是篇之中并没有（也不可能）一一列举，而是侧重在楚骚与儒家经典之间的关系上。

这是“文之枢纽”——《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逻辑结构的内在要求。

《辨骚》篇举出的五位楚骚评论家显然是刘勰经过精心选择的。

这五位的身份值得注意，他们中间有君主、藩王和臣属，有史家、辞赋家和注释家，有的还兼而有之。

但在《辨骚》篇中他们只有一个身份——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者和评论者。

他们的见解在汉代有相当的代表性，文辞表达具有经典性，尤其是刘安的《离骚传》。

它与《辨骚》篇中刘勰的思想见解交相辉映，以至于后世学者在评点《文心雕龙》时有这样的感喟：“知屈子者，汉惟淮南王安。

淮南以后，梁惟彦和。

”
刘勰在整体上并不认可包括刘安在内的汉代五位评论家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看法，“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文心雕龙-辨骚》）。

刘勰截断众流，别开生面提出“辨骚”、“变乎骚”的主张。

“辨”呈现圆照之气象，“变”流露新变之主张。

面对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刘勰第一个遭逢的“对话者”是淮南王刘安及其《离骚传》，而肯定不是汉武帝。

注《楚辞》的第一个人是刘安，第一部《楚辞》的注解是刘安的《离骚传》。

首先来看刘勰“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这一表述所本的史事：
关于淮南王刘安，司马迁《史记》关注的是他的政治活动，而没有记叙与之相关的学术著述情况，对“使为《离骚传（或赋）》”一事更是只字未提。

刘勰的“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主要来自班固《汉书》。

据《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载：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戈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

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

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

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

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

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

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

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

根据这一段的文理脉络，刘勰《辨骚》篇中所谓的“汉武爱骚”并不显而易见。

“上爱秘之”，明确指向刘安所献的《内篇》二十一篇——即流传至今的《淮南子》，而不是屈原的《离骚》。

且刘安最初入朝的时间（“初，安入朝”）在《汉书》中并不清晰显豁，这使得“使为《离骚传》”的皇帝是汉文帝还是汉武帝难以确指。

刘安最初入朝的时间节点，既可以理解为汉文帝时期，又可以理解为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

如果刘安最初入朝的时间是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那么“使为《离骚传》”的皇帝就不是汉武帝而是汉文帝，东汉高诱为《淮南子》作注时撰述的《叙目》就是这样记载的：
初，安为辨达，善属文。

皇帝为从父，数上书，召见。

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

上爱而秘之。

假如正视这段历史所蕴含的可能性并加以叙述的话，“汉文爱骚，而淮南作传（或赋）”并非不可能，但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择取的是“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

再者，高诱的“上爱而秘之”与班固《汉书》的“上爱秘之”显然有所不同。

它明确认定汉文帝喜爱的是刘安的《离骚赋》。

进而言之，汉文帝之“爱”并非直接针对屈原《离骚》作品本身。

高诱《叙目》的叙述与班固《汉书》的另一关键性不同是：前者为《离骚赋》，后者为《离骚传》。

刘勰显然熟知两者间的不同。

《文心雕龙-辨骚》篇说“淮南作传”，在《神思》篇则是“淮南崇朝而赋骚”。

刘勰“淮南崇朝而赋骚”的“赋骚”之说显然有所本，清代学者孙诒让指出它的出处就是高诱的《叙目》。

是汉文帝，还是汉武帝？是《离骚传》，还是《离骚赋》？刘勰对这些问题似乎并不在意，面对歧见异说他采取的是“为我所用”的策略，结撰篇章时兼而用之、从容不迫。

汉武帝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以“爱骚”的面目呈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则是“孝武爱文，柏梁列韵”。

同是一个“爱”，但“爱骚”和“爱文”传递出的义涵显然有所不同：前者表达的是汉武帝对一种独特文学体式的喜好，后者说明汉武帝喜好的内容较为宽泛，意在突出汉武帝本人有才情，能辞赋，有文采。

屈原及其《离骚》等作品在汉代有“爱”之者，如司马迁；有“病”之者，如贾谊；有“反”之者，如扬雄。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孝武爱文”，揆诸史事和情理不会让人觉得突兀，但“汉武爱骚”的表述多少会让人觉得有些费解。

汉武帝为何以“爱骚”的面目出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这一表述的历史可能性在哪里、到底有多大？这有必要深入探究一下。

汉武帝所好的“文辞”绝不限于是文学性的作品。

例如《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是时，朝廷多贤材。

上复问朔：…方今公孙丞相、兄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先生自视，何与比哉？…在汉武帝的问话中，“文辞”包含文学性的文章辞赋但绝不限于此，经学经术乃至廷议奏章同样涵括在其中。

汉武帝更看重的是能臣贤士宏富通达的聪明才智，文辞只是作为具体呈现形式的存在。

“辩知闳达，溢于文辞”，说明汉武帝认为朝廷上的贤良之材都有文质相称的特质。

相较而言，“汉武爱骚”的内涵是独特的——必定得以屈原《离骚》为中心，且一定不是泛泛的诗歌辞赋等文学作品，更不可能是“文质彬彬”意义上的文采、文饰。

淮南王刘安入朝为《离骚》作传的最晚时间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此时汉武帝十八岁，是一个少年天子。

讨论“汉武爱骚”的历史可能性，当聚焦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前后。

应当说，汉武帝之“爱骚”自有“家学传统”。

秦亡汉兴，刘邦、项羽都是楚人，汉高祖刘邦不忘本而有“乐楚声”的偏好（《汉书·礼乐志》）。

由此在汉初以楚声楚音创作的文学作品在汉宫和民间习染相继。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专列一编论“汉宫之楚声”：“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

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

……又以沛宫为原庙，令歌儿吹习高帝《大风》之歌，遂用百二十人为常员。

文景相嗣，礼官肄之。

楚声之在汉宫，其见重如此，故后来帝王仓卒言志，概用其声，而武帝词华，实为独绝。

”虽然朝廷有不好辞赋的汉景帝，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进入到汉武帝喜好的范围还是极有可能的。

由汉武帝的兴趣爱好和文学品位来看，他有可能把屈原《离骚》纳入到喜好的范围中来。

武帝出巡出游凡有所感即命身边的文士作辞献赋，同时身体力行亲自创作。

黄河决口，堵塞失败，汉武帝到现场巡视，即景作《瓠子歌》二首；元狩三年（公元前120）捕获神马，作《太
乙之歌》；伐大宛得千里马，作《西极天马歌》；还有缠绵流丽的《悼王夫人赋》、《秋风辞》等。

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的诗赋在文学形式上皆为楚声。

汉武帝撰写的《秋风辞》等作品虽然在内容上可从《诗经》的风雅传统进行理解和定位，“汉武帝《秋风辞》，风也；《瓠子歌》，雅也。

《瓠子歌》忧民之思，足继《云汉》”，但表现形式还是楚地歌辞。

真正体现武帝对文学有深爱之意、且时间稍早的，是辞赋家枚乘。

《文心雕龙·时序》篇有“征枚乘以蒲轮”。

据《汉书·枚乘传》载：“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

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后乃得其孽子皋。

”刘彻即位时年十六（公元前141），在七岁时（公元前150）立为太子，也就是说汉武帝刘彻在整个少年时期心向往之的、或者说“爱”的辞赋家是枚乘。

枚乘之所以在景帝时闻名于天下，主要是前后两封著名的《谏吴王书》。

枚乘思深虑远，有机警的战略眼光，对时局态势洞若观火，曾劝谏吴王息兵，似有预见未来的本领，“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汉书·枚乘传》）。

枚乘终究是一名文士，向慕的是文苑风雅，“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

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

汉武帝刘彻对枚乘及其作品偏爱有加，甚至把对枚乘的喜爱之情推及枚乘的后人身上，其喜爱之情不可谓不深切。

枚乘作品有“丽”、“艳”的特点，这在刘勰看来有屈原之风。

枚乘和司马相如一道对赋体的兴盛有推波助澜之功。

《文心雕龙·程器》篇说，“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干之沉默，岂日文士必其玷欤”、“声昭楚南，采动梁北”。

刘勰把枚乘和屈原、贾谊等人并列而论，认为他们有文采，有才德，高尚情操给人树立了榜样，不仅有利于一己之身，而且有光于邦国。

汉武帝本人是很欣赏汉赋的，而“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文心雕龙·定势》）。

由枚乘等作家与屈原《离骚》等楚辞作品之间的关系而推论说“汉武爱骚”，也未尝不可。

汉武帝的做派在东方朔眼中绝不是“以道德为丽，以仁为准”，与文帝时的简约素朴之风全不相类：“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厨，宫人簪瑇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丛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

”这是一个“淫侈”之人，其对辞赋作品的趣味喜好也须从这个角度加以考量。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报任安书》），汉武帝之“爱骚”可能只在文学形式上，屈原的政治理想、怨愤之情和斗争精神，或许与对中央朝廷有宿怨的淮南王刘安的心气志节更为契合。

反观刘安在《离骚传》中对屈原《离骚》无以复加的推扬就更能理解这一点。

“汉武爱骚”之“爱”似乎应归于帝王个人的喜好，但进一步看又不是单纯的趣味好尚问题。

它背后的论题是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乃至楚文化在汉帝国文化结构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文心雕龙·诠赋》）的汉赋经由藩国——最著名的当属淮南国和梁国——而进入到西汉帝国的宫廷之内的。

就“淮南作传”而言，汉武帝（抑或汉文帝）无论真正“爱骚”与否，刘安为《离骚》作传都是正当其任。

刘安来自淮南国都寿春一此地是战国晚期楚国最后一个都城（公元前223年陷落）。

春秋时代的楚文王已经把楚国势力推进到淮水流域，在楚国四百余年的经营中，淮南一地浸然成习为楚文化的重镇。

淮南王好读书，能鼓琴，擅长结撰辞赋。

可以肯定的是，刘安在朝见时，为《离骚》作传之外还献有《颂德》、《长安都国颂》等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载，淮南王赋八十三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其总数占《艺文志》“屈原赋类”总数的三分之一。

《汉书-艺文志》中有“淮南王歌诗四篇”，《淮南子》一书中多有关于楚声民歌的记载。

吴王刘濞和淮南王刘安都广招宾客，其门下的文士中有精通楚辞的，如枚乘、庄忌等。

淮南王刘安的才学才华得到了刘勰的推重，但这不见得是汉武帝喜闻乐见的。

“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视草”（《文心雕龙·诏策》）。

有帝王之尊的汉武帝对待诏书的文辞可谓一丝不苟，这主要是因为有一个文学修养高、在文化上显得很强势的淮南王刘安的存在，朝廷之上的汉武帝不得不借重文臣司马相如。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汉武帝争胜、忌惮之情。

刘勰对汉武帝时代为代表的“文世”充满了留恋追慕之情。

例如《文心雕龙·才略》篇有：“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乐毅报书辩以义，范雎上疏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杨班俦矣。

”如此的一个假设和推论，足以看出刘勰对“崇文之盛世”的推崇。

《文心雕龙·才略》篇有：
观夫后汉才林，可参西京；晋世文苑，足俪邺都。

然而魏时话言，必以元封为称首：宋来美谈，亦以建安为口实。

何也？岂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贵平时也！
以“元封”这一年号代指的汉武帝时期，可谓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后世的作家之盛多或许可以与之媲美，文坛之繁兴或许可以与之并论，但在大的时势上却远逊汉武帝时期。

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文学得到崇尚，文士受到尊重。

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所表达的：“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遗风余采，莫与比盛。

”
虽然是“一朝综文，千年凝锦”（《文心雕龙·才略》），但文学创作绝不是个体才能一种因素在起作用。

个体在文学艺术上的才力、才学和才能，无可逃避地必须在一个具体的时代背景中展开。

每个时代都不乏才士，但个人的才能能否得以驰骋，这其中有时会、时机的因素。

“崇文”、“招才”无疑都是由“上”（君王）的作为。

因此，刘勰在《才略》篇中推重古人“贵乎时”的主张。

汉武帝表章六经，兴立太学，“号令文章，焕焉可述”（《汉书·武帝纪赞》）。

汉武帝时的司马相如因一篇赋作而为天子所知，受召见，得官职，实属文苑幸事。

司马相如专门为天子结撰的游猎之赋最终让汉武帝刘彻读后感到大悦。

幸运的当然不止司马相如一个，还有终军：“终军字子云，济南人也。

少好学，以辨博能属文闻于郡中。

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至府受
遣。

太守闻其有异材，召见军，甚奇之，与交结。

军揖太守而去，至长安上书言事。

武帝异其文，拜军为谒者给事中。

”（《汉书·终军传》）武帝即位之初就开始大力搜罗蓄养文学之士，左右还有东方朔、枚皋、严助、朱买臣、庄葱奇、吾丘寿王、婴齐、臣说等。

他们是辞赋家，都以文学得官，或在朝廷供职，与闻朝议，或受命出使，或放为外任。

汉武帝确有“宠才”的德行（《文心雕龙·诏策》）。

《文心雕龙·才略》篇中所谓的“贵乎时”，不是劝诫珍惜光阴之意，不是在反对珍古不贵今的俗见，而是《孟子·公孙丑上》论说的“乘势”、“待时”之意。

推论之，刘勰文辞中的暗含之意更准确地说是文士应当去珍惜。

像汉武帝这样的时代对文学之士而言的确值得珍惜，乘势而起想必会大有作为。

仅从汉代文学发展而言，汉武帝的作为无不具有分水岭的意义。

这一点在刘勰的论述中得到了突出和强调。

为显示汉武帝之于文学发展的特殊意义，刘勰不惜在叙述上“扭曲”事实。

例如：
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

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

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
邹、枚沈，亦可知已。

（《文心雕龙·时序》）
其中“辞人勿用”的结论，的确显得有些勉强。

按《汉书》记载，天子本有以公卿之位相与之意，且贾谊受到贬谪，主要是因为他有改变成制之意而遭到既得利益的臣僚集团的反对，远非“勿用”那么惨烈。

刘勰“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的表述，其实只是为了凸显文帝、景帝在文治上的不足和缺憾：第一、君主本人不擅创作，且对文学之士不够充分重视，例如，《汉书》确有“景帝不好辞赋”的记载（《汉书-司马相如传》）；第二、经术经学和文章辞赋的发展不平衡，《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以及《诗》、《春秋》等先后都置博士。

这些所谓的“不足”、“缺憾”不但在汉武帝那里找补齐全了，而且超出正常的预期，达到了一个“遗风余采，莫与比盛”（《文心雕龙·时序》）的历史高度。

在刘勰的文学思想体系中，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上”（“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枢中”（“枢中所动，环流无倦”）的因素在文学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帝王君主可以引领、带动、宣导文学良性发展。

由此刘勰有“兴废系乎时序”、“崇体在选”的理论表述。

这里的“时序”应当作“时叙”解，指施政有条理之意，例如《史记·五帝本纪》有“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

“崇体在选”就是文学的兴衰荣枯在于帝王能否做到百揆时序，提倡文艺。

《文心雕龙·辨骚》篇中的“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正是这一文学思想主导下的产物。

正因为刘勰对社会政治机构中的“上”——朝廷君主帝王的作用极度重视和强调，乃至对藩王有所低估忽视甚至是忽略。

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勰在“淮南作传”前加上“汉武爱骚”一句就显得顺理成章不可或缺了。

“爱”在《文心雕龙》中共出现13次。

其中君王或与之身份大体相当者之“爱”，共出现5次：《辨骚》篇“汉武爱骚”，《明诗》篇“孝武爱文”，《时序》“明帝崇爱儒术”、“魏王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宋武爱文”；除去“明帝崇爱儒术”外，与文学直接相关的有4次，刘勰都予以彰显颂扬。

刘勰对人主显然是有所期许的，并且这一情感还是相当强烈的，以至于在《文心雕龙》的字里行间我们还能嗅到这一思想情感情绪的些许意味。

在刘勰抚今追昔搦笔成文的过程中，这些情感情绪逐步落实为具体而微的文辞表述而固化下来。

于是，刘勰也可能在认识上出现盲区，对某些史实进行选择性重构甚至是视而不见。

无可否认，《文心雕龙》思想主张的表达是缜密的，这是作者精心结撰的结果。

《文心雕龙》中呈现出来的刘勰的形象是一个“冷静的智者”，“似乎是要以一个冷静的智者的身份出现，引导文学发展的潮流”。

但同时刘勰的思想又是丰富的、复杂的，多层面、多侧面、多维度的，甚至是矛盾的。

例如，《辨骚》篇中既有冷静的理性分析，又有炽热的情感渲染；有冷峻的批评，也有忘情的赞赏。

总体而言，它给人意犹未尽的阅读体验，其中最有冲击力的就是感性化十足的语句。

刘勰“辨骚”的情感基石是“爱骚”。

纵观《辨骚》篇，与其说“汉武爱骚‟‟，毋宁说是刘勰本人在“爱骚”。

这个“汉武爱骚”之“爱”字多少有刘勰的一厢情愿，或者说是刘勰不自觉的“移情”，无意识地爱屋及乌。

其实，即便推重汉武帝的“爱骚”、“爱文”、“崇儒”，刘勰亦有进一步的诉求——由源自兴趣的喜爱发展成为真正的“知音”。

因为作为感性的“爱”如果不加以理性地宣导，便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出负面意义。

《文心雕龙》中出现的其他层面的“爱”有8次。

其中“爱奇”这一语汇出现了5次：《史传》篇“爱奇反经之尤”、“俗皆爱奇，莫顾实理”；《练字》篇“固知爱奇之心，古今一也”；《知音》篇“爱奇者闻诡而惊听”；《序志》篇“辞人爱奇，言贵浮诡”。

“爱奇”之“爱”都是泛论，基本上都含非正面意义，因而刘勰都有所批判。

另外，还有《知音》篇的“不偏于憎爱”，这里的“憎”和“爱”表达的是最普泛意义上的好恶之情；《哀吊》篇的“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爱惜”指对逝者的爱怜惋惜；《定势》篇的“爱典而恶华”，“爱典”是“爱奇”的反面，理当喜爱典雅，但又不能太执着，当与艳逸之华美相融通。

《文心雕龙·知音》篇有：“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

”在刘勰看来，司马相如并没有被汉武帝真正重用起来，始终是倡优一类的人物。

只有“爱骚”是不够的，刘勰对人主还有进一步的期许——知音。

【责任编辑郑慧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