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南城东魏北齐宫城釉陶瓦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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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强
邺南城东魏
北齐宫城釉陶瓦及相关问题
摘
要：在整个东魏、北齐邺城的营建过程中，为都城的营建而专设了包括烧制建筑构件在内的一
应管理体系。

在代表中央官府的将作寺的统领下，建筑件在烧制过程中由各军主直接管理作头，由作头管理工匠，这种垂直管理的体系，有力地保证了产品的品质，促进了邺城宫城用釉陶建筑构件整体质量的大幅提升。

邺城地区陶瓷手工业技术伴随着北朝时期各王朝都城的迁移而兼收并蓄，渐成规制。

关键词：釉陶邺城釉陶瓦生产工艺琉璃瓦
一、邺南城宫城区釉陶瓦遗存
1996年，漳河上游普降大到暴雨，岳城水库削
减洪峰，大水冲击邺南城北侧，冲刷出原来深埋地下的遗物，至今在田间地头仍能看到巨量砖、瓦残片。

在数以亿万计的陶质砖、板瓦、筒瓦、瓦当及建
筑构件残片中，可见数量庞大的高等级建筑材料，如厚达3~4厘米的瓦头捏作双波纹的磨光大板瓦残片，直径达19厘米的磨光筒瓦残片，直径达20厘米的磨光莲花瓦当残片及额头部分即长约20厘米的磨光兽面砖残块等等，都显示了此处遗址的规格之高。

值得注意的是，建筑构件除上述品类外，还见有混杂在其中的少量的釉陶瓦残片，品种大致有
板瓦、筒瓦和脊瓦三种，除极个别较薄的瓦外，规格比较一致，不同于在形体、厚度上差异较大的青掍瓦件。

今择特征较明显者介绍于后。

（一）板瓦，均为泥质红陶胎，胎体匀净，质较坚致，侧边留有内切痕。

凹、凸面均抹制平整后浇釉，各个体发色差异较大，釉面有细碎开片。

14YG:采1、2
残，下缘自中部分为上下两
层，每层捏作波浪形，呈双波纹状。

1号凹、凸面及侧边均施深褐色釉，残长13.6、宽12、厚1.8~2.2厘米（图一，右；图八，2）；2号凹、凸面及侧边均施深褐色釉，残长7、宽16、厚1.8~3厘米。

釉色均莹润光亮（图一，左；图八，1）。

14YG:采3、4
残，下缘凸面一边按压成单波
纹。

凹、凸面及侧边均施黄褐色釉，较光亮。

3
号残
图一
邺南城宫城釉陶瓦
（左
14YG:采2右
14YG:采1）
图二（右下
14YG:采4）
. All Rights Reserved.
长13、宽9、厚1.8厘米（图八，3），4号残长6.5、宽8、厚1.6厘米（图二，右下；图八，4）。

14YG:采5
残，瓦尾圆弧状，凹、凸面及侧边
均施黄褐色釉，莹润光亮。

残长5.4、宽5、厚0.6厘米（图三，左一；图九，2）。

（二）筒瓦，半圆筒状，瓦尾附瓦舌，侧边有内切痕，凸面光素并浇釉，凹面布纹，瓦舌及附近有褶纹。

均为泥质红陶胎，胎体匀净，质较坚致，凸面抹制后浇釉，釉面有细碎开片。

14YG:采6
残，凸面及侧边均施黄褐色釉，
莹润光亮。

残长6.6、宽7.5、厚约1.6厘米（图四，上中；图九，3）；14YG:采7残长8.6、宽6.5、厚1.8
厘米（图四，下右；图九，4）。

（三）瓦当，仅余轮边一角，内高外低。

泥质红陶胎，胎体匀净，质较坚致，轮边及当面施深褐14YG:采8残长
厘米（图五；图九，1）。

均残，凹面布纹，侧边抹制光滑
红褐、黄褐、深褐、酱等各种发色。

（图六）。

二、邺南城宫城区釉陶瓦的相关问题（一）胚体制作工艺
普通板瓦的凹面一般
会留下间隔层棉布的瓦作工艺印痕———布纹，而釉陶板瓦在施釉前已将凹面布纹抹去磨光，以保证烧成后的瓦件釉色匀净。

线道瓦的功用着重在侧边，故在制作时将侧边抹制平滑，然后施釉。

这种刻意而为的制作，体现了当时琉璃瓦作的工艺水准。

宋人李诫《营造法式》第十五卷·窑作制度·
青掍瓦“…板瓦于仰面，磨去布文…”[1]。

从邺城釉
陶板瓦的磨制痕迹看，除了青掍瓦，还有釉陶瓦在上釉前需将胚件磨制光滑，这是其制作工艺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二）施釉及釉色
所施之釉均低温釉。

板
瓦、筒瓦均切分后施釉。

从板瓦的瓦尾残片可以看出，凹面及两侧边基本施满釉，凸面两侧（长边）施釉似竖条带；檐头板瓦常通体满釉。

筒瓦凸面及两侧边施釉，凹面及瓦舌基本不施釉。

线道瓦仅于侧边施釉。

除少数瓦件釉面较干涩外，大部分瓦件釉色温润，不论出现何种色彩倾向，均发色明快，
釉
图三邺南城宫城釉陶瓦
（左一14YG:采5）
图四邺南城宫城釉陶瓦
（上中14YG:采6下右
14YG:采7）
图五
邺南城宫城釉陶瓦当残片（14YG:采8）图六邺南城宫城釉陶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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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光亮。

釉面均有细碎开片，气泡浮于釉层表面破开呈细针眼状。

由于烧成氛围的影响，各烧成个体均基于酱色釉这一基本釉色而发生转青黄或转褐色的倾向，深则黑褐，浅则青黄。

青黄偏绿釉的板、筒瓦的釉色（图二、七）应是色彩倾向上的微妙变化，不能等同于基本釉色的变化，不能看作是绿釉陶瓦，这在工艺技术上有根本不同，个别瓦件呈现浅酱釉———青黄釉的渐变釉色，也能说明此点。

邺南城宫殿区出土大量低温绿釉器物，这种绿釉与
青黄近绿的釉陶瓦在观感上是截然不同的。

关于琉璃瓦的施釉，前引《营造法式》同卷目下“琉璃瓦等”条目下记“…筒瓦于背面…并遍浇刷…板瓦于仰面内中心。

重唇板瓦仍于背上浇大
头；其线道、条子瓦、浇唇一壁…”[2]。

邺城的釉陶筒
瓦于背面基本满釉，一般单波纹板瓦下缘不施釉，檐头双波纹（重唇）板瓦基本满釉，线道瓦一边施釉，《法式》所记都与此相同。

虽然《法式》成书于北宋崇宁二年，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北朝之后釉瓦烧制工艺的传承。

（三）烧制后期不撵烟、不饮窑
大凡普通的
青灰建筑件在烧制后期需要撵烟并加水饮窑[3]，出窑的产品是胎色青灰的产品，而酱色系琉璃瓦的烧造则恰恰相反。

为了烧成发色明快的釉色，除了窑温、釉汁的稀稠、胎体对釉的吸附率等方面因素外，胎色是辅助彩釉发色的底色，这个底色需要和釉彩相辅相成，达到最佳的烧成效果。

酱色系釉和红陶胎体的结合显然达到了这个目的，故此酱釉系琉璃建筑件是不必运用撵烟、饮窑技术的。

（四）瓦件上下缘的处理方式
板瓦下缘常
处理成双波纹状或单波纹状，下缘捏作双波纹状的板瓦应为檐头板瓦；上缘处理成圆沿或方沿（图
八，5）；筒瓦下缘平齐，上缘连较长的瓦舌。

（五）与酱色系釉陶器的关系
邺城东魏北
齐遗存中还有一类数量巨大的酱釉系红色胎釉陶日常生活用品，品种齐全，常见有碗、盆、盒、灯、罐、佛像及雕塑类产品等等。

此类产品的胎、釉特征与酱釉系琉璃瓦的胎、釉特征一致，烧成氛围相同。

在邺城内城中央官府陶瓷窑址、郭城东北及西南陶瓷窑址均可见这种产品的残片，可见在邺城，以上三处窑址都能制作这样的产品。

（六）管理制度及生产性质
邺城遗址遗留
的大量东魏、北齐时期的建筑构件中，绝大多数为青掍瓦。

在大多数的青掍瓦上都可看到阴文或阳文的印章形戳记[4]，个别的为刻划阴文[5]。

文字内容基本为“姓名”、“姓氏”、“名字”、“官职名称+姓名”等几种基本形式。

“官职名称+姓名”的戳记格式主要包括“军主××作头××匠××”、“军主××匠××”、“军主××匠××瓦匠××”、“军主××瓦匠××”、“×军匠××”、“×军××”等几种。

那么此处的“军主”指的是当时的什么官职呢？《隋书·卷二十七·志第二十二·百官中》记“后齐制官，多循后魏…”，“将作寺掌诸营建，大匠一人，丞四人。

亦有功曹、主簿、录事员。

若
图七
邺南城宫城釉陶瓦
图八邺南城宫城釉陶瓦
（1.14YG:采2 2.14YG:采1 3.14YG:采3
4.14YG:采4
5.瓦尾处理方式）
图九
（1.14YG:采8
2.14YG:采5
3.1
2
3
4
5
10厘米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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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营作，则主将、副将、长史、司马、主簿、录事等各一人。

又领军主、副，幢主、副等”[6]。

由此看来，在整个东魏、北齐邺城的营建过程中，为都城的营建而专设了包括烧制建筑构件在内的一应管理体系。

在代表中央官府的将作寺的统领下，烧制过程中由各军主直接管理作头，由作头管理工匠，这种垂直管理的体系，有力地保证了产品的品质，促进了邺城宫城用釉陶建筑构件整体质量的大幅提升。

三、邺城釉陶瓦的渊源
在邺南城北部的战国时期遗址[7]中见有表面一层极薄青色釉的灰陶罐残片，根据其形态可看出似为柴灰釉。

目前，这是邺城地区以釉饰陶的最早实物，不惟是釉陶瓦，也是邺城后世陶瓷业用釉的渊源。

由此可看出其制陶业的悠久历史及雄厚基础。

邺城地区自东汉以来形成了烧制低温釉陶器物的传统，其中的一部分属随葬明器。

邺城周围汉魏墓葬出有数量较多的低温釉陶器，如西高穴
M2：368号酱釉陶罐、M2:40号青釉陶罐[8]，这种釉陶器的主体釉色即酱釉和绿釉。

另外，在邺北城南的汉魏窑址上也发现了此类绿、酱釉陶罐残片[9]。

邺城地区陶瓷手工业技术伴随着北朝时期各王朝都城的迁移而兼收并蓄，渐趋成熟。

烧制琉璃瓦的技术也是如此。

迁洛之前北魏都城的琉璃瓦使用情况可以从古代文献及考古工作中管窥一二。

《南齐书·魏虏传》记载：“…正殿西筑土台，谓之白楼。

万民禅位后，常游观其上。

台南又有伺星楼。

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为瓦。

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10]。

《格致镜原》引用《郡国志》的记载：“朔方太平城，后魏穆帝治也。

太极殿琉璃台及鸱尾，悉以琉璃为之。

”[11]以上史料明确记载了北魏部分宫殿建筑使用琉璃建筑构件的情况。

近年来大同操场城三号建筑遗址[12]和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教寺院遗址[13]均出土了釉陶板瓦，为北魏时期在高等级建筑上应用琉璃瓦的实证，印证了相关记载，也可观察当时琉璃瓦的生产状况。

四、小结
分离出专门的青瓷制造业，直接催生了早期白瓷。

就目前所见，邺城釉陶瓦未见大型制品，规格相当于青掍瓦系列的中小型产品，推测其应是在中、小型高等级建筑上使用。

釉陶瓦的制作发展到北朝晚期的邺城时间，釉色华丽，品种齐全，已具备在室顶满铺的条件。

《邺都宫室志》记叙仙都苑内的建筑时提到“…东头有鹦鹉楼（以绿瓷为瓦，其色似鹦鹉，因名之），其西有鸳鸯楼（以黄瓷为瓦，其色似鸳鸯，因名之）”[14]。

从此则记载可以看出，正因为鹦鹉、鸳鸯两楼顶部满铺了绿、黄色的釉瓦，才可能在观感上产生仿生的效果。

而釉瓦如果换成剪边的模式铺设，则不会呈现如此生动的拟物。

由于调查的局限性，采集品均为残片，在与釉陶瓦胎质胎色一致的个别红陶胎的筒瓦瓦舌残片上残有阴文印章边框，文字部分残断。

联想到邺城此期流行的在青灰磨光板瓦或筒瓦上戳印工匠姓名图章的做法，推测釉陶瓦上亦应如此。

在走向隋唐大一统道路的过程中，邺城处于巨变的前夜，其所继承并发展的围绕都城的各种制度，于历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陶瓷业制度也是如此。

酱色系釉陶瓦可说是后世黄釉琉璃瓦的前身，在琉璃瓦的应用过程中，可谓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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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宋]李诫《营造法式》，上海商务印书馆，1954年，第二册第110页。

[3]参看李清临《中国古代砖瓦生产中浇水转釉技术的起源与发展》，《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1期。

[4]a.乔文泉《邺城考古调查和钻探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4期。

b.傅春喜《邺城所出历代陶文简述》，《东方艺术》2009年第12期。

[5]2014年邺南城宫殿遗址区采集。

[6][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751、758页。

[7]焦智勤《邺城战国陶文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2002年，第323页。

[8]潘伟斌、朱树奎《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考古》2010年第8期。

[9]此处窑址即2014年调查的高家楼东南窑址，这类残罐片一般矮直领，鼓肩，肩部饰一周或几周短竖线
（下转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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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2页）
纹，红或褐陶胎，施绿或酱釉，釉面开片明显。

[10][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第986页。

[11][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

[12]云冈石窟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教寺院遗址》，《考古学报》2016年第4期。

[13]徐国栋、林海慧《北魏平城时期的板瓦和筒瓦》，《华夏考古》2014年第4期。

[14][明]崔铣《彰德府志·卷八·
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

（作者工作单位：
场景。

第二，双林寺五十三参壁画以连环画形式布局排列，人物形象多样，不似前代严谨，更趋近于真实的生活。

在壁画衬景上，以树木、祥云、阁楼为主，主像占每幅壁画大部分，与衬景对比强烈，人物形像突出，主从有致；壁画色彩以土黄、石绿、赭石为主，整体风格偏淡雅。

人物服饰颜色多以赭石、石绿为主。

明代对于颜色的选择极为慎重，严禁平民服饰中使用红色和黄色；人物形象刻画丰富，如善财童子拜访善知识时的动作、姿态、服饰可分为六种类型。

第一种形象是善财童子曲躬合掌立于善知识前，饰圆形黄色头光，着石绿飘带，赭色外服，系黑色腰带，赤足。

第二种形象是善财童子双手合十立于善知识前，无头光，头顶梳两小髻，着石绿飘带，赭色外服，系黄色腰带，赤足。

第三种形象是善财童子双手合十跪于善知识前，饰圆形黄色头光，头顶梳两小髻，着石绿飘带，赭色外服，系黑色腰带，赤足。

第四种形象是善财童子双手合十立于善知识前，饰圆形石绿色头光，头顶梳两小髻，着石绿飘带，赭色外服，系黑色腰带，赤足。

第五种形象是善财童子曲躬合掌立于善知识前，饰圆形石绿色头光，头顶梳两小髻，着石绿飘带，赭色外服，系黑色腰带，双足站立于莲花之上。

第六种形象是善财童子双手合十立善知识前，光头，着石绿飘带，赭色外服，系黄色腰带，赤足。

其中壁画绘所有善财童子形象中以第一、二、
四种形象居多。

在人物面部塑造的细致刻画上极具表现力，其对各种人物神情体现之深入、神态之自然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整体构图简洁明快，画工细致，线条流畅，体现了明代画工高超的绘画技术。

总之，平遥双林寺五十三参壁画构图严谨，线条流畅，人物服饰简练而不单一，堪称承袭唐宋遗风的优秀作品，是研究山西省内乃至全国的明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宝贵的资料。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山西佛教壁画调查与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3CZJ013；山西省创新人才项目“山西佛教壁画史”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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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夷典《平遥县志》（康熙四十六年八卷本）卷1《星野》，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2]董金宝《平遥佛教文化》，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3]平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平遥县志》（1997-2011），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48页。

[4][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67《舆服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56页。

[5][唐]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正藏》第1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3年版，第332页。

[6]同[5]，第687页。

（作者单位：王英，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侯慧明，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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