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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章太炎对曾国藩文学观的批评与推阐
曾国藩与章太炎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位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人在事功与学术上均颇有建树，真正做到了儒家素所提倡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学界对二人文学观的研究成果甚夥，然而在总体上却是孤立的，大多数进行的是个案性质的研究，对于二人在文学方面的传承关系与比较研究，更是无人问津，这显然是一个遗憾。

章太炎文学观的形成固然根源于其自身的研究探索，以及师友的影响，但是亦与曾国藩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是故，笔者不揣浅陋，以文学观为研究视角，探讨章太炎对曾国藩的批评与推阐，并剖析其深层的原因之所在，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学术与文学发展的逻辑规律以及动态特征。

章太炎对曾国藩文学观的批评与推阐主要包括：文气说、骈散论、四言观三个方面。

、文气说
曾国藩论文最重“文气说”。

曾氏云：“行气为文章第一义”。

①“古
云：
文之法全在‘气’字上用功夫。

”②在文气说的基础上，曾氏发展了姚鼐的阳刚阴柔说：
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二种。

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

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

就吾所分十一类言之，论著类、词赋类宜喷薄；序跋类宜吞吐；奏议类、哀祭类宜喷薄；诏令类、
书牍类宜吞吐；传志类、叙记类宜喷薄；典志类、杂记类宜吞吐。

其一类中微有区别者，如哀祭类虽宜喷薄，而祭郊社祖宗则宜吞吐。

诏令类虽宜吞吐，而摄文则宜喷薄，书牍类虽宜吞吐，而论事则宜喷薄。

此外各类，皆可以是意推之。

③
曾国藩对各种文体的气骨都作了评断，认为文章的阳刚阴柔皆有定法。

章太炎对此是极为赞同的，并列举了历代具体实例来推阐阴阳刚柔之说:
余常谓文不论骈散，要以气骨为主。

曾涤生倡阴阳刚柔之说, 合于东人所谓壮美、优美者。

以历代之作程之：周、秦、两汉之文刚，魏、晋南朝之文柔；唐代武功犹著，故其文虽不及两汉,
犹有两汉遗风；宋代国势已弱，故欧、苏、曾、王之文，近于六
朝；南宋及元, 中国既微，文不成文；洪武肇兴，驱逐胡虏，国
势虽不如汉唐，优于赵宋实远。

其异于汉唐者，汉唐自然强盛,
明则有勉强之处耳。

由上所论，历代文章之盛衰，本之国势
及风俗，其彰彰可见者也。

④
在章太炎看来，文气之阴阳刚柔取决于国力之强弱盛衰，但无论骈散，一定要以气骨为主。

文气说虽肇始于曹丕《典论•论文》，不源于曾国藩，而且曾氏之阳刚阴柔说乃本之于姚鼐，但是章氏于此特意仅提曾氏的主张，很显然在这个方面是继承了曾氏的文气理论。

章氏在此亦分析了曾国藩文章有阳刚之气的原因：“曾涤生自办团练，以平洪杨之乱，国势既变，湘军亦俨然一世之雄，故其文风骨遒上，得阳刚之气为多。

”⑤可见，章太
炎对曾国藩的散文创作是作了一番认真研究的， 因而他在文气说 方面继承了曾氏之理论主张， 但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对历代文
章气势之盛衰作了评述并探讨了缘由所在， 这就比曾国藩的文气 理论在深度与广度方面要系统得多。

曾国藩只是对文气说作了界 定，而章太炎则对文气形成之因作了剖析。

因而，章太炎对曾国 藩文气说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推阐是极富有意义的。

二、骈散论
清代学术自始至终贯穿着汉宋之争， 其反映到文学上即是以
阮元为代表的选学派与以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的骈散之争。

曾国 藩作为中兴桐城文派的健将， 在学术上是力主汇通汉宋,
上则是主张援骈入散，以挽救日渐衰颓的桐城派， 同时不自觉地
奇偶互用之道，假赠言之义以为同志者勖”：⑥
天地之数，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则生两，两则还归于一。

奇一偶，互为其用，是以无息焉。

……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 之用也。

文字之道，何独不然？六籍尚已。

⑦
曾氏在这篇文章中认为骈散互用是自然之道，
不能偏颇，不 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主张: 偶思古文之道与骈文相通。

由徐、庾而进于任、沈，由任、 在文学 创立了湘乡派。

他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中
“略述文家原委，明
必“尊丹者非素”，不能囿于门户之见,
骈散之争是徒劳无益的, 司马迁、班固、蔡邕、范晔、潘岳、陆机、
任昉、韩愈等大家之 文都是骈散结合的，只要能达到经济之用,
骈散皆可。

他在日记
沈而进于潘、陆。

由潘、陆而进于左思，由左思而进于班、张, 由班、张而进于卿云，韩退之比卿云更高一格。

解学韩文，即可
窥六经之阃奥矣。

⑧
曾国藩通过对中古诸位文学巨擘的文章考察, 认为骈散并无
根本轩轾，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一脉相承的。

因而，他主张骈散合
,对魏晋南朝文章亦持推尊态度。

这就大大地影响了章太炎的
骈散观。

章太炎为文经过多年探索，最后决心师法魏晋，章氏云:
余少已好文辞。

本治小学，故慕退之造词之则，为文奥衍不驯。

……三十四岁以后，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读三国、两晋文辞, 以为至美，由是体裁初变。

……吴、魏之文，仪容穆若，气自卷舒，未有辞不逮意、窘于步伐之内者也。

…余既宗师法相，亦兼事魏晋玄文。

……余又寻世之作奏者，皆知宗法敬舆，然平彻闲雅之体，始自东汉，迄魏晋南朝皆然，非敬舆始为之也。

……曾
涤生窥摹陆公，颇复简约，其辞乃如房行制义；若素窥魏晋南朝
诸奏，则可以无是过矣。

由此数事, 中岁所作，既异少年之体,
而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不欲纯与汪、李同流。

……今世文学已衰，妄者皆务为髋骸，亦何暇訾议桐城义法乎？⑨
章太炎认为魏晋文章至美玄雅，应当效法，然对于桐城派的散文，则不宜讥评。

曾国藩虽然也推崇魏晋文章，但他更加推尊唐代陆敬舆的文章。

所以，章氏指出曾氏不应当摹仿陆敬舆，而
宜窥摹魏晋，显然是因为他虽认同曾国藩的骈散结合的理论，但是认为其并不得法。

由此观之，章氏是通过对曾氏的骈散观进行
批评而推阐自己的骈散论的。

魏晋文章，虽已骈化，但对仗不工, 夹杂散体，尚未形成真正的骈俪之文，考其实质，乃是骈散结合。

是故，章太炎师法魏晋文章，即是研习骈骈散结合之道。

章氏认
者，不能使之偶；语合偶者，不能使之单。

……由今观之，骈散 二者本难偏废。

头绪纷繁者，当用骈；叙事者，止宜用散；议论 者，骈散各有所宜。

不知当时何以各执一偏，如此其固也。

今以口说衡之，历举数事，不得不骈；单述一理，非散不可。

者并用，乃达神旨。

以故，骈散之争，实属无谓。

若立意为骈, 或有心作散，比于削趾适屦，可无须尔。

⑩
章太炎承袭曾国藩的主张，倡导骈散结合，随机用体，并且 具体分析了骈散兴衰交替的缘由，可谓一语中的，振聋发聩:
文之变迁，不必依骈散为论，然综观尚武之世，作者多散文;
尚文之世，作者多骈文。

秦汉尚武，故为散文，骈句罕见。

东汉 崇儒术，渐有骈句。

魏晋南朝，纯乎尚文，故骈俪盛行。

唐代尚 武，散体复兴。

宋不尚武，太其文通行四六。

作散文者，仅欧曾 王苏数人而已。

余波及于明清。

桐城一派，上接秦汉、下承韩柳 固不足，以继北宋之轨则有余，胜于南宋之作远矣。

章太炎论骈散，并不只是简单地提倡骈散结合， 而是联系到 具体的时代背景，来讨论骈散的创作机制。

他认为国力强盛、尚 武的朝代以散文为主，国势衰颓，尚文的朝代自然是以骈文为主。

这就揭示出了骈散产生的内在根源。

这样的论述就比曾国藩更进
步，更高一筹。

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章氏既然继承了曾国 藩的骈散结合论，所以对于骈文的态度，是与曾氏大致相符的。

例如：曾氏在日记中说：“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千古传诵;
不知其深处。

”按，曾氏认为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不是很好,
其他学者的评论是大相径庭的， 但他对此只是略一提及, 明不好的原因。

而章太炎对此则有所阐释，他说：“邹阳, 家也。

观其上
书，行文以骈，而文气之盛，异于后之四六。

为骈文与散文各有体要: 骈文、散文，各有短长。

言宜单
并未说
谓骈体气弱，未为笃论。

”由此观之，章太炎将邹阳狱中上梁王书视为之骈文，而且认为其文气很盛，这自然是符合曾国藩的论文标准。

但是曾氏为什么对其不看好呢？在《菿汉微言》里，章太炎说：“秦汉之文，不尽可法。

如《太史公书》，常有辞不比顺，意不相属者。

又如邹阳上书，缠复缴绕，转笔引事，其立意仍与上同。

使今人为之，适足为笑，而古人之文，若终已不可及者，亦时势为之。

”可见，章氏认为此文之弊在于烦言赘语，语义重复，而无新意，而所谓“缠复缴绕，转笔引事”即是由其骈文的性质所导致的。

英雄所见略同，正是因为曾、章二人均推崇
骈散合一之文，是故对于邹阳之“骈文”自是不会看好的。

而对于此文之讥评，显然是由曾氏提出，章太炎推阐的。

三、四言观古文四言，音调铿锵，韵味十足，最能体现文章气骨。

曾
国
藩论文既重文气说，故极为推崇以韩愈文章为代表的雄奇之文, 是故于四言，有自己独到之见解与偏好，曾氏在谕其子纪泽的家
书中云:
余生平于古人四言，最好韩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张署文》、《进学解》、《送穷文》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响如春霆。

即其他凡墓志之铭词及集中如《淮西碑》《元和圣德》各四言诗，亦皆于奇崛之中迸出声光。

其要不外意义层出、笔仗雄拔而已。

韩公而外，则班孟坚《汉书叙传》一篇，亦四言中之最隽雅者。

尔将此数篇熟读成诵，则于四言之道自有悟境。

曾氏认为韩愈四言和《汉书•叙传》，均雄奇隽雅，气骨俊逸，乃四言中之上乘，遂教其子将其熟读成诵。

而章太炎则不以为然，他说:
近世曾国藩，独慕《汉书叙传》。

四言之用自汉世已衰，《叙传》虽非其至，自《雅》、《颂》以下，独有李斯、韦孟、扬雄、班固四家，复欲陵轹其上，固以难矣。

韩愈稍欲理其废绝，辞已壮丽，博而不约，鲜温润之音，学之虽至独病愧怪，不至乃犷犷如豺狼声，讵非正以《雅》、《颂》，其可为典刑耶?
在章太炎看来，三代以降，为四言者，皆无法达到《诗经》的高度。

韩愈与《汉书•叙传》之四言成就虽有，但皆有差失, 不宜学习。

而《雅》、《颂》之四言才是四言中的典范之作，最宜效法。

由此可见，章氏论文是厚古薄今的，而曾氏则是古今不偏，而章太炎之所以认为《诗经》四言成就最高，究其原因，乃是章氏首先是一位古文经学家，其论文自然会不自觉地站在经学的立场上，以儒家经典为圭臬、至美。

而曾氏非经学中人，更多
的是从文学、经世的角度来评判四言的优劣。

因此，二人四言观自然不同。

不过，章氏对四言的看法显然是通过对曾氏的四言理论的批评而阐发的。

结语
注释：
①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家训》，北京：中国华侨出版
社，2011年版，第36、29 页。

②③⑧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嘉言》，北京: 中国华侨
出版社，2011 年版，第84、86 页。

④⑤⑩章太炎: 章太炎讲国学》，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
年版，第202、203、199、198、203 页。

⑥⑦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7 页。

⑨章太炎著，虞云国点校：《菿汉三言》，上海：上海书店
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66 页。

B11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北京：中国华侨出
版社，2011 年版，第61 页。

B 1 2章太炎著，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44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