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中国写实文学论(一)

20世纪末中国写实文学论(一)
内容提要写实文学在20世纪末的中国语境下以全新面貌崛起，获得了真正的繁荣。

本文在描述其整体流变的同时，进一步发掘出这一文学新生态的文体建构原则、创作原则和独特价值，以期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反省提供一种新视角、新思维和新的结构方式。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写实文学文体建构原则创作原则
在对渐行渐远的20世纪中国文学做出反思和总结的时候，我愈来愈感觉到“写实文学”之于百年尤其是之于近二十余年文学变迁的重要意义与显在价值。

我以为，这种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写实”正在作为标志性词语被嵌入现代中国文学的“词典”，更重要的是它已然成为小说、传记、报告文学、剧本以及影视文学等诸种文体写作的一个基本母题。

在此，我们欲对20世纪末中国写实文学的流变做出当代性描述和阐释，进而发掘出这一文学新生态的文体建构原则与独特价值。

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历经数十年的“革命叙事”和“宏大叙事”之后，中国文学洗心革面的变局终于拉开序幕。

这种变局所依存的背景是以建立现代化强国为民族驱动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科技中心时代的到来，内在缘由则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对极端乌托邦式的“文革文学”的反动，以及对充溢神秘色彩与浪漫气息的“寻根文学”的矫枉过正。

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酷似左拉风格的“新写实小说”横空出世。

然而，与上世纪初以自然主义小说为主体的“写实文学”相比，这一时期以至其后二十年里，
“写实文学”已演变成多元文体的融合。

这里既有被韦勒克和沃伦称为“想象性的文学”的新写实小说，也有趋向于经验模式而被卡津称为“再现了不能被艺术家们所想象出来的事实”的报告文学、口述实录文学和传记文学，更有霍洛韦尔所言“综合了小说、自白自传和新闻报道的各种特点”的非虚构小说（纪实小说）。

而在晚近二十余年的当代文学研究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对写实文学生态成果丰厚但却缺少交融与整合的单一性关注。

人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多元化的文学时代产生了多元化的写实文学。

在当代语境中，写实文学的阐释路径与空间，已远非写实文学历史性阐释的单一和单向所能容纳，报告文学、写实小说、纪实小说等文体其实都属于写实文学这一新质文学生态家族中的一员，它应该是一种融合了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新质文学生态。

现在需要探讨的是，突破写实文学内部各文体间存在的因局限于单一文体而缺少跨文体整合观照的研究壁垒，以视角与方法的开放性、多元化和多层次，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这一时域所出现的新写实小说、报告文学、口述实录文学、纪实小说等文体作为对写实文学整体考察的主要对象，将它们纳入到写实文学的整体性框架中进行研究，重点研究其在“写实”符码统摄之下的文体特性，以及“写实”作为多层次多义性符码在上述代表性文体类型中的个性显现，以此探究其融合多种创作原则，并以“新自然主义”为其主导规范的发展规律。

从整体流变来看，写实文学在“后文革”时代不仅以其风起云涌之势迅速
成长，改变和影响着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走向，更以其整体生态形式与世界写实文学发展同步，参与并呼应着世界。

最早是以徐迟《歌德巴赫猜想》为旗帜的报告文学由过去散文与新闻的“附庸”一跃而成“新时期文学”的主流文体，创造出20世纪报告文学的最辉煌成绩。

与此同时，以叶永烈、权延赤等为代表的以中国革命领袖和高层领导人为主要书写对象的传记文学，以刘心武、刘亚洲、蒋子龙等所作《5·19长镜头》、《中国心》和《燕赵悲歌》等为代表的纪实小说，以张辛欣等、安顿的《北京人》、《绝对隐私》等为代表的口述实录文学蜂拥而至，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当时文坛的固有面貌。

作为对20世纪末期出现的包含有小说、诗歌、戏剧和电影的“现代派”或曰“先锋派”文艺以及“寻根文学”的反叛和矫正力量的主力，以方方、池莉、刘震云、刘恒等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的影响力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直抵今日之文坛，不可谓不深远。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写实文学以其凸显的新质文学生态成为20世纪末改变或者说影响中国文学内质的主要因素。

我们若放眼世界文学，也不难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非虚构文学浪潮形成之后，德国、法国、英国、瑞典、苏联、日本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先后出现了有影响的写实文学作家和作品，在日本、美国和台湾等地甚至还设立了全国或全地区性的报道文学、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性作品大奖。

2003年在德国的柏林，世界级的写实文学奖项——“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诞生。

这些都旨在表明以科学技术为动力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以元小说、
新小说、非虚构小说、新新闻报道、报告文学甚至具体音乐、纪实摄影、纪实影视等写实文学（艺术）文体样式所体现出的文艺生态已形成足以影响世界文学格局、作家思维方式和文本建构原则的规模态势。

面对这样一种以“写实”为旗帜但内涵有别的文学生态，为避免非科学、非学术的挂一漏万或捉襟见肘，我无意于对写实文学作整齐划一的概念限制，而且写实文学的繁复内象也不允许我作这样简单的裁定。

我在此的目标是，描述与阐释“写实”作为多层次多义性符码在世纪末的不同文体类型中所显现的不同功用与意义，以便进一步深究写实文学作为文学新生态所呈现的文本建构原则、价值以及对当代文学整体走向的影响力。

“新写实小说”的“写实”体现为对生活原态与自然真实的仿真，造成“写实感”。

譬如，池莉作品的“写实”实际上印证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变迁——对“文革”为代表的极左思想的反叛和颠覆，对西方文明中关怀个体生命、尊重平民世俗生活理念的接纳和继承。

方方的文本则更像是外科医生的冷眼体察、预言家的怪诞神奇和哲学家的世态警示的三位一体。

如果说，池莉、方方的“写实”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可对照性，那么，刘震云和刘恒的“写实”就更多地显现在人物生存状态和内在精神等方面。

刘震云通过对琐碎生活流程的细致叙述和强烈的反讽，表现出“权力意识”对人物的“官场”和“家庭”生活无所不在的笼罩，刘恒则在“黑色幽默”中完成对山乡农民生存状态的摹写。

报告文学的“写实”内蕴表现为富含新闻价值的生活原态和自然真实的
写实，是其非虚构性的文体本性之所在，它形成“写实态”，即卡津所谓的“再现了不能被艺术家们所想象出来的事实”。

20世纪末中国报告文学“写实态”的形成，其核心要素在于“非虚构性”的注入与呈现。

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具体由田野调查性、新闻性和文献性等元素构成。

如果将二十多年来的报告文学划分成三个代表性时域，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对“非虚构性”所呈现出的不同特性——1977至1980年的“新时期”，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带有“恢复”与“拨乱反正”色彩，接续被“文革”十年所盛行的现代乌托邦文学切断了的现实主义直面现实人生的传统。

1987至1988年的“中国潮”时期，强化了“写实”的难度。

以阐述社会问题为主要目的的集合式与全景式报告文学的流行，改变了以“一人一事”为主体的书写方式，使作家的“田野调查”更具广泛性、复杂性和多层性。

1990至2000年的“转型期”，报告文学的“写实态”生发出微妙的变化：一是在大量详细描述和复现历史场景的所谓“史志性报告文学”文本中，其“田野调查”的完全实现受到质疑，其连带后果就是时效性和真实性的缺陷；二是在某些长篇文本中，与全景和全方位一同带来的是结构和语言的修辞缺陷——粗俗而缺乏精致的叙述不仅将报告文学逼近非艺术化的困境，还使得其在非虚构性上大打折扣。

口述实录文学的“写实”特性在于，它是生活原态与自然真实的语言“写实”，实为具备大众传播价值的普通人之心理写实，它使文本在获得“写实性”的同时，也满足了受众的窥隐欲和情感、心理的对象化。

与20世纪50、60年代的“革命回忆录”有所不同的是，兴盛于20世纪80年
代，受到美国作家特克尔（StudsTerkel）的《美国梦寻》（AmericanDreams，LostandFound）影响，以张辛欣和桑晔的《北京人》、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安顿的《绝对隐私》等为代表的口述实录文学有其特殊的描述对象，他们大多不是老红军、老八路或高级干部，而是生存于日常生活中的平民。

因此，人物设置的平民化，就使得口述实录文学与“新写实小说”在这一点上达成了默契。

口述实录文学并非“有闻必录”，而是渗透着记录者或曰作家的主体意识，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其实是一种重组或剪辑的被记录者的“口述”。

纪实小说之“写实”，在于借用小说的表现技巧，将一定的生活原型和自然真实情状描述出来，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营造某种张力，于虚与实的对立统一中，探讨新的小说形式的可能性和新的小说美学原则。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刘亚洲、刘心武、蒋子龙、梁晓声、张辛欣等以“纪实小说”之名发表若干作品，在给人以阅读的新鲜感和冲击力的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其主要的焦点集中于“纪实小说”名称是否合理等问题上，与人们对报告文学的争议基本同出一辙。

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获得某种自由叙事的机缘，也许正是纪实小说“写实”的优势所在，我将之称为“仿非虚构”，即让受众不认为是虚构的“虚构”。

我以上述四种文体为个案，对它们所显现的“写实”内涵做了初步的分析。

可以看到，“写实”在这里确实是一个涵义多维的符码，它使得兴盛于20世纪末的中国写实文学内涵博大而繁杂，呈现出生动而丰富的文学生态。

作为20世纪末中国写实文学的创作主体，写实与虚构的理念交
错其间，令其充满文体探险的激情和叙述悖论的困惑；作为20世纪末中国写实文学的文本呈现，真实与虚幻的效应缠绕其间，令其展现文字对应现实的潜能和“带着镣铐跳舞”的拘束；作为20世纪末中国写实文学的接受主体，描摹自身与幻象体验，令其感受虚实真伪的快慰和痛苦。

二
以当代视角去描述与阐释20世纪末中国的写实文学，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实际上已经构建出了一个文学的新生态。

这种生态的内蕴主要通过其文体建构原则显现出来。

写实文学的文体建构原则主要包括人物与事物描述的实证性、人物描述的平民化和文体格调的反浪漫化等内容。

人物与事物描述的实证性，即在文本中描述与现实可以对应的确指的地域性事物、人物和其他人文景观。

我不否认这一原则是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理念的一个对应。

他的那种“科学时代”的小说作法在20世纪末的中国写实文学中得到了延续和光大。

实证性描述，其深层原因来自于对“文革”甚至更早一些时期的无“人性”的“神性”文学理念的反动，来自于文学本体反浪漫、反虚妄的内在需要，来自于受众（读者）关怀现世、审视自身的接受法则。

报告文学对这一原则的体现尤为明显——它以对现实中实存的人物和事件的“非虚构性”描绘为宗旨，但它并非是“摄像机”式的“照单全收”，而是力图将作家对人生和社会变迁的认识通过这种方式传达给受众，让受众去做或批判或模仿或保持中立的种种审视。

徐迟的《哥德巴赫
猜想》、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都是对现实人物和事件的写实。

但作家们并未就此浅尝辄止。

徐迟对陈景润这样一个被常人“误读”的知识分子的“还原”写实，进一步暗示出“文革”对人的戕害；钱钢以全景式的手笔再现十年前惨痛的天灾，他所要传达的也不仅仅是还原历史的本相，而是思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秘诀。

可以说，人物与事物描述的实证性，是报告文学“非虚构性”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而力避“有闻必录”的深化，又使得报告文学获得了文体存在的价值。

与报告文学相比，其他三种文体类型在“实证性”的显现程度上按照口述实录文学、纪实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顺序呈递减态势。

在口述实录文学那里，人物身份及粗略形态“有证可查”，最为突出的是人物语言的实证性（尽管这些语言可能已经被作家剪辑或重组）和现场情景的实证性（譬如记录者与被访者的对话以及氛围描述）。

纪实小说在事件或人文景观描述上的实证性要求应该高于其人物描述的实证性要求，譬如，《5·19长镜头》（刘心武）里中港男子足球赛的时间、地点及其当时的基本氛围与实际发生一致，具有可验证性和对应性，但文本中的主人公是虚构的产物，即使是这样，“滑志明”的形象也应有与现实中某个实存的人的心态和行为上的相似性。

新写实小说则可能只保留了故事和人物生存地域及其人文景观的实证性，而在人物设置与事件设置等方面行使小说家得天独厚的虚构和想象的权力。

因此，当我们阅读池莉与方方的文本时，亲切感和陌生感会同时涌来，她们文本中共有的“武汉”这一地域名词已经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具体可感的现实存在。

但同时文本中的人
物形象又令我们陌生，因为这只是一些虚构的、并非实存的“镜像”。

尽管上述几类文体对“实证性”的显现各有千秋、程度不同，但对于“实证性”法则底线的遵守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其中，报告文学在“实证性”之外比其他三类文体更具有创作主体介入的表征，如果不反对左拉“观察是指出，而实验则是告知”这样一种判断的话，那么，将口述实录文学、纪实小说和“新写实小说”视为“观察”，而将报告文学甚至传记视为“告知”似乎是不无道理的。

人物描述的平民化主要指两种情况：一是指作家描述或再现人物的视角（维度）；二是指描述的对象。

前者实际上是对过去泛政治化时代文学中人物描写的英雄化、典型化、理想化和极端化方式的反拨，后者则是将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作为书写的主要目标。

总之，是力图通过日常生活流程展示普通人物的生存状态。

写实文学的这一原则，十分典型地反映出20世纪末中国文学描述对象由“超人”变“俗人”、由“英雄”变“平民”的基本轨迹。

“新写实小说”和口述实录文学对这一原则的体现尤为突出。

在《北京人》、《一百个人的十年》和《绝对隐私》等口述实录文学的文本中，“平民历史”的理念贯注其间，它们选择的是不包含高官显贵的“工农商学兵”，关注的也不是大开大阖的重大事件，而是“平民”生活中凝聚着酸甜苦辣的“平凡事”、情感生活中的爱恨情仇、特定时代里的人性真伪和人格优劣。

相比较而言，口述实录文学的“平民化”书写更具客观呈现、不露声色之特点，而“新写实小说”的“平民化”书写则常常显出叙述者多带有反讽意味的话语态度。

报告文学的“平民化”
涵盖了上述两种情况：它一方面以反映社会底层人物、弱势群体的人生、人性、人权状态为己任，另一方面，它对领袖和杰出人物的再现也归于人性化而非神性化，这种描述在优秀的文本那里往往还具有反思性或批判性色彩。

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夏衍的《包身工》、萧干的《鲁西流民图》等文本中就得到生动的体现，20世纪末则更有《西部在移民》、《中国乡村教师》、《在底层》、《落泪是金》等对贫困山区农民、乡村教师、城市下岗职工和贫困大学生等底层或弱势群体的描述。

这种描述的理由可以理解为作家对报告文学文体本质的深刻把握以及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清醒认知。

因此，只有全面观察中国社会，才能真实描绘中国社会，“平民化”的视角与方法正是作家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通道。

报告文学“平民化”的另一方面也早在《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记贺龙》等文本中得以展现，20世纪末出现的《哥德巴赫猜想》、《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等文本无疑是这种“平民化”书写方式的继承与发展。

那些以领袖人物或杰出人物为描述对象的传记作品，也将自己的叙述视角由过去的“仰视”调整为如今的“平视”，让被“神化”的人物走下“神坛”，也许这种带有解密性质的书写方式正切合着文学适应市场化需求的潮流，但无论如何，“平民化”描述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写实文学整体的叙述态度及其叙述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