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陈序经与中国现代“文化学”体系构建

再论陈序经与中国现代“文化学”体系构建
摘要：以讨论东西文化问题而引发大规模文化论战和极力主张“全盘西化”而闻
名的陈序经，对中国现代文化学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是中国最早提倡并积
极建设“文化学”的先驱之一，对现代“文化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在对“文化本身”的研究中，以《中国文化的出路》为源点，以《文化学概观》四卷本为结点，用一套颇有特色的范畴和命题，建构起了他自己的现代文化
学体系。

关键词：陈序经中国现代文化学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2）11-0003-04 陈序经( 1903—1967) ，广东文昌县(现属海南省)人，1928年在美国获得博士
学位，学贯中西,是著名的文化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

历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等职。

在20世纪2、30年代，陈序经是极力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创始人之一。

糟糕的是，他在学术上的积极建树与他在政治上的错误主张
纠缠在一起。

可惜的是，目前研究陈序经的文化思想的学者，如张太原、刘集林、田彤、赵立彬等，多是从史学的角度，以“全盘西化论”为中心展开探讨。

他们虽
然注意到陈序经的文化学的巨大学术价值：“陈序经是较早致力于建立文化学的学者之一”，[1] 118 “就其学术成就而言，陈序经作为现代中国文化学的开创者之一，其文化学理论亦有不容忽视的地方。

”[2] 9 “从文化学的角度切入，综合研究陈序
经的学术系统仍然有极为广阔的拓展空间。

”[3] 73但是以陈序经的文化学理论为
中心，具体分析其创建中国现代文化学的贡献却显不够，本文试图就此做一探讨。

一、积极倡导并系统建设文化学
陈序经特别强调要重视研究“文化本身”。

在20世纪3、40年代，持续参与东西文化论战的学者之中，陈序经是一个偏激而又极有影响力的人物。

一般学者的
主张多是一时主观的成见，或情绪化的意见，缺乏科学的理论论证，“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争论，即使再争百年，对中国文化的再生，也是没有多少益处的。

”[4]
但陈序经则不同，他在表达东西古今南北文化观时，都有严密的文化学理论分析，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

陈序经强调，在具体讨论文化问题之前，“我们应当对于文化本身上有充分的了解；因为假使我们对于文化本身上尚没有明白是什么，而去
研究东西文化问题，正像不懂得哲学是什么，而要谈谈东西哲学的问题一
样。

”[ 5] 1对“文化本身”的研究，就是“文化学”研究的任务。

陈序经较早明确提出文化学概念，并在大学开设文化学课程。

《文化学概观?
出版前言》介绍：“本书是先生在西南联大开设‘文化学. 课程的讲稿的基础上写
成的，见证了先生开各国大学文化学教育之先的创举，也标志着文化学在中国作
为一门学科的开始。

”[6] 据陈序经自己讲，1928年，他在广州岭南大学任教，就“曾用过‘文化学. 这个名词”。

[7] 466没有过多久，他又“指出文化学是自有其研究对象，自有其题材的一种学问。

”[7] 466只是在1928年以前，陈序经“对于文化
的本身的问题并没有作过有系统的研究。

”[ 7] 467 1938年，恰巧西南联合大学社
会学系需要新开课程，陈序经自己“很愿意把文化的本身上与根本上的一些问题
或原理加以讨论”，[ 7] 471 “乃提出‘文化学. 这个名词”。

[7] 472自从1938年的下半年起，每个学年中的第一个学期，陈序经都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里主讲文化学
课程。

陈序经在开设文化学课程之后，更意识到文化学应该“自成一门学科”，并且
着手对文化学进行系统的研究，从学科的高度进行文化学体系的建构。

陈序经
说：“文化学的本身是近二十年来的一种新产儿，虽则文化学的名词是源始于百
年以前。

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历史学者、地理学者以至哲学家与科学家等等，
虽各人都从个人的立场而研究文化，然而从文化的本身而研究文化的还是很
少。

”[ 7] 476他通过研究认为：“文化本身是有了自己的范围，有了自己的对象，是自成一个格式，是自成一个单位，所以应当自成为一门学科，应当自有其一种
立场。

”[ 7] 476所以他坚信：“只有这样的去研究，只有这样的去推动，文化学
才能发展。

假使我们只是从别的专门学科的立场而去研究或推动文化学，则文化
学只能当作这个专门学科的附庸，结果恐怕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 7] 476
陈序经的文化学的著作有：《中国文化的出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1 月初版，9 月再版)、《中国文化史略》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东西文化观》 (岭南大学，1937 年)、《文化学概观》(共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
11月初版) ;他在抗战期间完成的二百余万字的《文化论丛》 (或称《文化学系统》)：《文化学概观》4册、《西洋文化观》2册、《美国文化观》1册、《中
国文化观》1册、《东方文化观》1册、《中国西化观》2册、《东西文化观》6册、《南北文化观》 3册。

[ 2] 21陈序经认为，他这二十册《文化论丛》，“就
是透过文化的普通与根本的观念，来讨论东西文化与南北文化的问题，自成系统的。

”[ 8] 134 《文化论丛》又称《文化学系统》①，陈其津认为其父“众多的著
作中，最重要且影响最深远的，当首推《文化学系统》。

[ 8] 238对陈序经《文
化学系统》的成就的评价，陈其津认为“首先建立‘文化学’这一门独立的、自成系
统的科学学科”。

[ 8 ] 239
总的来说，在陈序经所有的文化学著作中,《中国文化的出路》和《文化学概观》四卷本是最重要的代表作，前者为源点，后者为结点；前者不仅标志着系统
完整的“全盘西化”论的提出，而且标志着其文化学体系的萌芽，后者则主要对前
者中的文化理论部分做了系统和深入的探讨，从而成为最终建构其恢弘的现代文
化学体系的标志。

二、陈序经文化学体系的理论要点
(一)对“文化”的理解
什么是文化? 现代许多学者大谈文化，然而大多不太清楚文化究竟为何物。

有的文化学者如梁启超、梁漱溟、钱穆等虽然也为文化下过定义②，但不是失于晦涩，就是过于笼统。

在《中国文化的出路》里，陈序经给“文化”下了一个简单
的定义：“文化可以说是人类适应时境以满足其生活的努力的工具和结果。

”[5] 5
在陈序经后来的文化研究中，基本一直沿用这个定义，并不断丰富其内涵，如在《文化学概观》中说：“文化既不外是人类适应各种自然现象或自然环境而努力
于利用这些自然现象或环境的结果，文化也可以说是人类适应时境以满足其生活
的努力的结果。

”[6] 28
对以上的文化的简单定义，陈序经以“人”为中心，作了较详细的说明：第一，人是文化的动物。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文化。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有了人类，必有文化，文化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是同时发生的。

第二，文化是人类所独
有的。

“一切的文化都是人的文化，没有物的文化，因为惟有人，才有文化。

物
的本身绝没有变成文化的能力。

”[5]59第三，文化是一种手段性的现实，文化的
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且创造新的需要。

第四，人有创造文化的能力，文化是人类的创造品。

文化的发生及发展，必赖于人类的努力创造，并且文化的
创造和发展要依赖“个人”的才能和努力。

第五，人类因为有了创造文化的能力，
他们也有了改变、保存及模仿文化的能
① 陈其津在《我的父亲陈序经》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第238－239 页，
载有198》年底他从美国访问归国途经香港带回了一批他父亲有关《文化学系统》编写纲要手稿。

② 梁启超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易言之，凡人类心能所开创，历代累积起来，有助于正德、利用、厚生之物质和精神的一
切共同的业绩，都叫做文化。

” ( 《什么是文化》，载《饮冰室合集》第五册，梁
启超著，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8 页)梁漱溟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

” (梁漱溟：《中国文化问题略谈》，载《梁漱溟学术文化随笔》，李凌己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年版，第48页)钱穆说：“我认为文
化只是“人生”，只是人类的“生活”。

” (钱穆，《文化学大义》，《钱宾四先生全集》 ( 37 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6 页)
力。

他们若觉得他们的文化有缺点，他们可以改变之。

他们若觉得他们的文
化比他人的文化好得多，他们可以保存之。

他们若觉得人家的文化比较他们自己
的文化高一点，他们可以模仿之。

[5]5第六、文化必须适应一定自然环境和时代
环境，也就是文化的创造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基础，包括地理的、心理的、
生物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基础等。

从陈序经的文化定义可以看出，他受到文化功能派和文化进化论派的影响比
较大。

而这一定义,在当时显然是一个既简洁又具体的表述。

(二) 陈序经提出关于文化学的几个独特概念
文化基础。

《中国文化的出路》中的“文化基础”概念，在《文化学概观》中
又称“文化的环境”。

陈序经认为，文化的发展，有地理的基础、心理的基础、生
物的基础、社会的基础等。

这四种环境也就是文化本身的对象，文化本身的材料，这些也是文化发生发展赖以生存的环境，文化就是这些环境的产物，而各种文化
之所以不同，往往就是由于各种环境的差异。

不过，他又认为，文化固是环境所
形成的东西，然而环境尤其是所谓自然的环境，对于文化的影响是有限度的。

“文化的发展的程度愈为优高，而所谓自然的环境，对于文化的影响的程度愈为减少。

无论这些环境是地理的，或是生物的，或是心理的，或是社会的”。

[ 6] 214
除了文化的地理、生物、心理与社会的各种环境外，文化还有所谓“文化的环境”，即文化的基础。

文化是人类的创造品，然而同时文化也可以说是人类所创造的文
化的基础。

并且“文化愈进步，文化的文化基础，愈为重要”。

[6] 216而“文化学
之所以能够成立，与需要成立，也可以说是筑在文化的文化基础上”。

[6] 217 “文
化基础”是陈序经提出文化学体系中的一个独特概念，类似于我们现在谈的“文化
环境”，但显然“文化基础”的内涵更为丰富。

文化圈围。

陈序经以文化基础的讨论为起点,给文化圈围下了一个粗糙的定义：“由地理、生物、心理及文化各种要素的影响，而形成某一社会的文化，我们可以叫做文化圈围。

”[5] 11对这个定义，陈序经从下面两个方面做了进一步解释：第一,文化圈围是某一种文化整个方面的表示，而别于他种文化圈围。

文化圈围也可
以叫做研究文化的单位,好像政治学上的政府,经济学上的财产，生物学上的生命，天文学上的天体。

第二，每个文化圈围固是整个的表示，但它可以从两方面去观察：一是空间，一是时间。

从空间看去，文化的特性是复杂的，从时间看去，文
化的特性是变动的。

因为了它是变动的，所以经过了悠久的时间，文化遂成为了
不少的层累。

因为它是复杂的，所以在每一圈围的文化里，其所包含的成分也很多。

[5] 11陈序经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叙述“文化圈围”这个概念，很自然
引出“时间上的文化成分分析及时间上的层累分类的问题”，即文化层累的问题。

[5] 31
文化层累。

文化层累是陈序经文化学一个非常特别的概念。

在《中国文化的
出路》里，陈序经对历史上将文化层累进行分类的种种观点进行了归纳介绍，如
立脚于“物质及器具”的琉克理细阿、孔德等；立脚于“经济”的李士特、包斯等；
立脚于整个“文化”的如摩尔根等。

在这些介绍中，陈序经所谓的文化层累，基本
上就是文化阶级或文化阶段或文化时期的意思。

陈序经在《文化学概观》中，也
从文化发展的重心的角度，将文化层累分为四个时期：宗教时期、政治时期、经
济时期和伦理时期。

然而，陈序经不直接用文化时期或文化阶段，而采用独特的“文化层累”概念，显然，“文化层累”有它特别的意义。

陈序经后来在《文化学概观》里曾这样对
“文化层累”和“文化阶段”两个概念进行比较说明：“文化发展的层累，就是一般
人所说的文化发展的阶段。

我们用层累两字，而不用阶段两字，是因为前者比较
上有弹性，而后者比较的为硬性。

所谓阶段，往往使我们联想及文化的发展是有
一定的次序的，有一定的步骤的。

而且，在阶段与阶段之间，好像是有绝对的不
同或者至于相反的差异。

层累的意义，未必就是这样的。

其所表示的，是在文化
的变化的历程，只是有了一种连续的观念。

”[6] 290在同一层累的文化上的文化，不但可有种类的不同，而且可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同一阶段的文化，大致上说就是
同种类的文化，同程度的文化。

所以，文化层累的概念，要比文化阶段概念的,其意义更灵活和宽泛一些，在
论述问题时也更加方便。

陈序经论述文化的演进的“突变”，就是在某种地层较低
的文化的人类，“可以不必经过人家已经的阶级，而直接能模仿人家已达的最高
的阶级”。

[5] 30
(三)文化的“一致与和谐”原理
陈序经文化学中的“一致与和谐”原理，很有自己的特点，也比较难理解。

“一致与和谐”原理，主要揭示了文化存在的状态、文化发展的趋向及不同圈围的
文化相接触所表现出的规律。

陈序经认为，每一圈围的文化都是“整个”的表示，但所谓整个的表示并非指“惟一”或“独一”，而是一致与和谐。

对“一致与和谐”的解释，陈序经也像解释“文化”概念一样，从“人”入手，他认为“人是处处相同的，而且是处处相异的”，[5]
32只要是人，无论什么样的人，有相同的一面即“社会性”,也有相异的一面即“个
特性”，正是这两面才造成了文化中的“一致与和谐”。

他说：“从文化的各方面的
不同而有连带的关系方面看去，文化是和谐的。

但是因为文化的各方面有时都是
人人所需要的，从这方面看去，它却可以叫做一致。

”[5] 33
上面解释的文化的一致与和谐，是在同一圈围的文化。

假使有了两个圈围文化，接触起来，陈序经认为其结果和趋向也是一致的，或和谐的，或是一致与和
谐的。

陈序经认为文化的接触大约有下面三种可能：一是两种完全相同的文化；
二是两种完全相异的文化；三是两种有同有异的文化。

文化接触后的结果他用如
下公式表示：
第一，两种完全相同的文化相接触→一致。

第二，两种完全相异的文化相接触→和谐。

第三，两种同异兼有的文化相接触→一致与和谐。

[5] 35
以上的推断完全是基于程度相等的文化。

所谓程度相等的标准，陈序经认为
颇难指明，但他还是大略说明：
第一，在文化层累的演进上须处于同等阶级。

第二，在文化发展的趋向上必须适合。

第三，他们必须能够适合接触以后的新时代及新环境。

陈序经还把这一理论普遍化，认为“设使两种以上的文化接触起来，其结果
也是趋于一致与和谐。

”[ 5] 35
陈序经的这一“一致与和谐”理论很有新意，但不难发现它完全是一个理想的模型，应用起来其实很困难。

事实上，他的这一理论不光是“一致”、“和谐”与“一致与和谐”三个概念的区别极其模糊,而且，他设定的两种“完全相异”、“同异兼有”的文
化在理论上也是无法明晰地区分。

什么是相异的文化? 他认为“一切文化的差异，只有程度或量上的简单和复杂的差别，却没有质上的差异”，[5] 78也就是，“相
异的文化”判断标准是“程度或量上的简单和复杂”的不同；而另一方面，他的“一
致与和谐”原理公式之一的“两种完全相异的文化相接触→和谐”中的“相异的文化”，却又是“基于程度相等的文化”，显然前后矛盾。

所以，陈序经的这一理论需要进
一步完善。

(四) “文化本身不可分”的文化整体观
陈序经多次强调文化存在的整体性。

由地理、生物、心理等文化各要素的作
用而形成的某一社会的文化，是一个整体，各方面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陈序
经不时地提醒：“不要忘记，所谓分析与分类，不外是为我们研究的便利起见。

从文化的本身来看，在空间上，既没有分析这回事，在时间上,也没有法子去做明
确的分类。

”[6]320“每一时间上的文化都有其空间。

同样，每一空间上的文化都
包含时间”，“所以我们说在每一圈围的文化都是整个的表示。

”[5] 31依照陈序经“文化本身不可分”的整体观，如要学习西方，不学则已，要学就必须“体” “用”皆学，必须“全盘接受他”，“全盘西化”。

三、陈序经创建现代“文化学”之评价
依上文所述，陈序经较早提出和积极建设文化学，并且形成自己较完备的文
化学体系，对中国的现代文化学创建有开先声之功，因而他不愧为中国现代文化
学的先驱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陈序经在《中国文化的出路》的基础上，倾力对
文化学进行专门的研究，取得了《文化学概观》四卷本丰硕的成果，它应该是中
国文化学学术史上第一部结构宏伟的深入讨论文化学的专著①。

这两部著作奠定了陈序经在中国文化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但是，由于陈序经总是把文化学与他的“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纠缠在一起，
而且，作为文化论战浪尖
① 同样是在抗战期间，另一著名文化学者黄文山，也在努力建构其宏大的《文
化学体系》，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抗战结束，才完成其宏著的上半部分，而完
整《文化学体系》直到1968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其他像阎焕文的《文化学》 (见《文化学论文集?附录一?文化学》,黄文山著，中国文化学学会出版，1938) ，虽然所谈内容极广，但往往只有骨架，而无血肉，论证不够力。

上的风云人物，其主要的兴趣和精力大都花费在具体的文化问题的讨论上，
对文化学的系统思考不力；抗战时期虽准备集中精力对文化学进行建构，但战乱
多少影响了他研究的进度；抗战后，他的兴趣转向了历史的研究和其他社会活动，并没有继续拓展和深入研究其文化学体系。

这些造成了其创建的文化学存在诸多
缺失。

第一，对中国其他文化学者的研究重视不够。

陈序经显然对中国当时的文化
学研究的横向关注不够。

其实，对于现代文化学的提倡和建设，中国并不比西方晚，当时涌现出许多文化学者，如梁启超、梁漱溟、张申府、黄文山、朱谦之、
阎焕文等,有的甚至很早就极其明确地提出建立文化学，而且已经着手在建设，取
得了众多成果。

但其他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陈序经在其研究著作中基本没有提及，个别涉及的，如梁漱溟也是做反面靶子。

其实张申府在1926 年就明确提出
在中国“建设文化学”[9] 13，黄文山在1931至1935年期间就在大学开设文化学
课程，并且写了大量的专门谈文化学建设的论文，而且，阎焕文还写出《文化学》①一书，而1937年时的陈序经一点不知道，竟然说：“据我所知的，应用这个名词而为一种课程的，在中国的大学里固是没有听见，在欧美各国的大学里也是没
有听见。

”[ 7] 472当时他在“欧美大学里没有听见”，这属实，但对中国学术界，
他实在是孤陋寡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陈序经之所以对中国学术界这样生疏，固然可能与当时因战乱信息闭塞有关。

但其根本原因是与他“全盘西化”的文
化主张有关。

因为在他眼里中国万事不如人，学术亦如此，因此不屑于中国的学术。

郭齐勇教授认为陈序经“英美学风印痕较深” [10] 29，其因也应在此。

第二，文化学体系的内在矛盾与紧张。

陈序经文化学体系内在矛盾与紧张之
处并不少见，现举一处：“文化没有本质的差异”与“文化不相容论”的矛盾。

陈序
经一方面认为，一切的文化只有程度和量上的不同，并没有种类和质的不同，文
化没有东西之分，文化为人类所共有。

他说“一切文化的差异，只有程度或量上
的简单和复杂的差别，却没有质上的差异。

”[5] 78又说：“文化的本身，是整个
人类所共有共享的东西，而不是任何一国家，任何一民族的专有或专利品。

”[ 11 ] 15按照以上陈序经的意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也只是存在程度和量上的简单与
复杂的不同，中西文化为人类共有，二者之间应该可以共存，可以相容的。

而且
按照他的“一致与和谐”原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接触，至少可以达到“一致
与和谐”的状态。

但是，陈序经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文化有些“是不能和西化相
容的”,如“孔子的生活是与全盘采纳西洋文化不能同时并行的”。

[5] 81陈序经理论的这一内在矛盾与紧张，其实是其文化理论与其“全盘西化” 这一偏激文化主张的矛盾，至少陈序经在运用这一理论去解决具体的文化问题时，遇到了逻辑的困境。

第三，有些问题的研究有待深入。

在陈序经的文化学著作里，有不少地方是
叙述性和描述性的内容，理论的科学建构不够，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

如：
在论述“文化的成分”的分类时，只是较为详细地罗列当时中外各家如泰勒、拉策
尔等人的分类情况，并加以分析，“但他自己在集中讨论文化的成分时，始终没
有提出一个自己详细的分类方法。

”[ 3] 84在论述“文化学”概念时，他只是较为详细介绍了文化学的发展史，从最早的拉弗日尼?培古轩到斯宾塞等学者有关的文
化学研究。

但陈序经对文化学的理解并没有太多的表述，只是偶尔谈及文化学的
范围，如：“与其说文化学乃社会科学之一种，不如说是好多社会学科乃属文化学的范围之内。

政治、经济，像我们上面所说，就属于文化学。

”[ 7] 46这样的界定显得极其宽泛，文化学的学科定位依然非常模糊。

至于文化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
的科学，与其他的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哲学等的区别，到底在
科学体系中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陈序经并没有给出他自己的解释。

*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 广州与中国现代文化学的创建( x2x
cN5080330)。

作者简介: 黄有东(1976—), 男，博士，硕士生导师，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文化学和中国文化史(广东广州，510006)。

[参考文献]
[1] 赵立彬.20世纪30—40 年代全盘西化思潮研究[D]. 广州：中山大学人文学院，1999.
[2] 刘集林.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