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问题、改进和前景

专题研究《国际论坛》　２
０１９年１期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问题、改进和前景
＊
丁　纯　杨嘉威 【内容提要】　欧债危机的爆发暴露了欧洲经济治理体制长期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包括经济政策架构不完善、货币与财政政策分离、危机预防与治理机制缺失、直接融资市场发展滞后。

欧洲经济治理体制不仅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表现乏力，而且对劳动力市场僵化、长期发展趋异等由体制缺陷带来的长期性问题束手无策，直接危及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继续推进，经济治理体制改革因而刻不容缓。

欧债危机爆发后，为了应对危机、重振经济发展，欧盟与欧元区在治理危机的同时，也着力推进一系列改革措施，利用危机带来的契机修补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漏洞，取得了一定成果。

展望未来，面对复杂形势，特别是经济发展趋异加剧削弱欧洲认同的局面，欧盟领导人将如何审时度势，积极稳妥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待观察。

【关键词】　欧洲；经济体制治理；
欧洲一体化【作者简介】　丁纯，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导，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嘉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２０１６级硕士
研究生。

（上海邮编：２００４３３
）【ＤＯＩ】　１０．１３５４９／ｊ
．ｃｎｋｉ．ｃｎ１１－３９５９／ｄ．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３【中图分类号】　Ｄ８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１７５５（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３３－
１７·
３３·＊此文为教育部课题“
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任务成果：运用习近平新时代思想促进‘多速欧洲’
阶段的中欧经贸发展研究”、上海教卫工作党委办智库内涵建设项目“欧洲局势与中欧关系核心问题研究系列”
、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课题“危机后时期欧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及我国应对建议”
以及“新时期中欧关系发展现状、问题及相应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至今已过去八年，
时至今日，欧盟与欧元区经济已经逐渐摆脱了随时可能面临成员国退出、乃至欧元区崩溃的危急局面。

历经金融危机后初期的短暂复苏和欧债危机后的持续低迷，欧洲经济从２０１４年起进入新一轮的复苏。

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由２０１３年的０．３％和－０．２％提高至２０１６年的１．９％
和１．８％；①通胀率回升至略低于２％的政策目标水平；
②总体失业率分别回落至８．６％和１０％，③失业问题持续改善；财政赤字占ＧＤＰ比重分别由最高峰的６．６％和
６．３％降低至１．７％和１．５％，
④已经达到《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要求。

这些指标表明欧洲经济的运行状况正逐步走出危机的阴霾，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欧洲经济当前的复苏态势的背后，既有经济周期的作用，也与危机暴露欧洲经济管理体制缺陷后欧盟矢志改进、填补体制缺陷的努力密不可分。

欧债危机暴露出欧洲经济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的体制根源何在？欧盟与欧元区如何通过改革弥补漏洞、回应挑战？同时，尽管欧洲经济总体上的复苏趋势不容忽视，但仍存在不少漏洞亟待弥补，其前景几何？理清这些问题，无疑是考察欧洲经济未来走向的重要前提。

一、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缺陷
欧债危机的爆发，暴露了欧洲经济治理体制长期存在、但深藏于水面之下的诸多缺陷。

这些深层次的体制缺陷和这些缺陷给欧洲经济酿成的长期问题是理解危机后欧洲经济表现的重中之重。

（一）经济治理体制缺陷
１．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分离在实现货币政策统一后，欧元区经济政策未能实现进一步一体化，由欧洲央行统一掌管的货币政策和由各国政府自行支配的财政政策之间互相分离。

欧元区只是一个货币联盟，而没有财政与转移支付联盟，也没有一个能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央
·
４３·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问题、改进和前景
①②③④
欧洲统计局数据库，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
ａ．ｅｕ／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ｗｅ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ｄａｔａ／ｄａｔａｂａｓｅ，访问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４日。

同上。

同上。

同上。

行。

这一半成品式的经济一体化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严重的弊端。

首先，财政联盟的缺失加剧了成员国经济周期非对称性。

根据最优通货区理论，一个能够自动维持内外平衡的最优通货区应具备充分的对称性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ｉｔｙ
），①分散化的财政和经济政策使得各国经济周期运动不可避免地呈现出难以遏制的特异性（ｉｄｉｏｓｙｎｃｒａｓｙ
），而单一的货币政策无法针对不同成员国的个别状况进行适应性调节，反而加剧了这种特异性的发展，引发欧元区内部严重的经济失衡。

这一缺陷在危机中被放大。

源于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带给不同成员国不同影响：当核心国家的经济已进入复苏阶段、逐步恢复竞争力时，希腊等外围国家仍深陷于不断积累的逆差与债务之中。

面对危机带来的不对称冲击，一方面外围国家由于欧元区内货币政策的统一，不能通过贬值本币纠正经济失衡，也不能执行符合本国经济周期的货币宽松政策，例如由于资产质量问题，欧洲央行始终拒绝将希腊国债纳入量化宽松的购买范围；另一方面，财政联盟的缺失使得外围国家难以通过与核心国家财政政策的配合来分担调节压力，只能各自为战：在外围国家被迫实行财政紧缩时，核心国家仍在追求财政平衡，实际上是使得前者承担了失衡调节的全部
责任与代价。

②外围国家必须通过加强财税征管、削减公共开支、实施结构性改革等
方式实现“内部贬值”，而这些举措短期内使得财政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停摆，造成内
需萎缩，给经济增长、就业状况和人民福利水平造成恶劣的影响，使得债务问题的解决成为镜花水月。

２０１３年至今，
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公共负债率始终分别维持在１８０％和１３０％的水平上，
难见改善迹象。

其次，转移支付联盟的缺失使得欧盟失去了治理不对称冲击的有效途径。

③泛欧转移支付联盟可以扮演共同体层面的自动稳定器，有效地弥补国家财政的财力限制，缓解成员国之间由经济周期差异造成的经济表现分化。

然而，由于来自核心国家的政治阻力，欧洲预算框架下的转移支付机制规模较小，作用有限。

据统计，危机后美国州际财政转移消除了３０％的州国民收入波动，
而欧元区这一指标仅为微不足·
５３·《国际论坛》　２
０１９年１期①
②③Ｐ．Ｇｒａｕｗｅ，“Ｗ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Ｗｅ　Ｌｅａｒｎｔ　Ａｂｏｕｔ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　Ｔｒｅａ－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４（４），２００６，ｐｐ．７１１－７３０．Ｐ．Ｄ．Ｇｒａｕｗｅ，“Ｄｅｓｉｇ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ｚｏｎｅ，”Ｉｎ　ＶＯＸ．Ｓｅｐ．７ｔｈ　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Ｖｏｘｅｕ．Ｏｒｇ
／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ｓｉｇ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Ｅｕｒｏｚｏｎｅ，访问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２日。

Ｐ．Ｋｒｕｇｍａｎ，“Ｒｅｖｅ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Ａｒｅ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Ｂｌｏｇ，Ｊｕｎ　２４ｔｈ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Ｋｒｕｇｍａｎ．Ｂｌｏｇｓ．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２０１２／０６／２４／Ｒｅｖｅ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ｕｍ－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Ａｒｅａ／，访问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２日。

道的０．５％。

①转移支付联盟的缺失使得欧盟难以有效地向受困国家转移经济资源、纾解其财政困境，必须通过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旷日持久、惊心动魄的谈判解决危机，导致危机解决过程一波三折，陷于成员国之间的拉锯博弈，甚至屡次将成员国推至“退欧”的边缘。

再次，经货联盟内最后贷款人的缺位严重削弱了成员国独立应对冲击的能力。

货币政策的集中使得成员国失去了本国的最后贷款人，无法灵活使用货币政策、为
主权债务提供隐形担保；②而债务问题爆发后，由于欧洲央行不是最后贷款人，由其
代行这一职能不仅附加严苛的整顿财政、力行结构性改革的条件，而且为了协调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伴随着高昂的决策时滞和交易成本，往往缓不济急。

２．
危机预防体制缺失危机前的欧洲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没有建立起一体化的金融与财政监管。

在金融监管上，尽管成立了三个金融监管委员会以适应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但并没有
改变长期奉行的“结合最低标准和互认的母国控制”的监管模式，
③主要监管权力和责任归于成员国监管机构，呈现离散特征，未能形成统一的监管规则（ｓｉｎｇ
ｌｅｒｕｌｅｂｏｏｋ
）。

在共同体内金融一体化日渐发展的背景下，成员国间监管分化不仅给区内金融机构的跨国经营带来额外协调成本，而且留下大量监管套利漏洞，而经货联
盟的建立进一步刺激各国监管机构通过“逐底竞争”支持本国金融机构发展。

④这使得欧洲金融监管机构在危机前坐视外围国家大量举借外债来弥补对外失衡，致使债务风险积聚；放任银行业不断提高杠杆、剧烈扩张信贷（见图１）并深度摄入美国市场的高风险金融创新活动，致使风险失控。

此外，成员国监管当局对本国金融机构跨国活动的外部性监管严重不足，是危机在共同体内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

在财政监管上，欧盟虽然早已制定了以《稳定和增长公约》为代表的财政纪律，以预防成员国采取不负责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保证财政自动稳定器正常发挥作
·
６３·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问题、改进和前景
①
②③④Ｂ．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Ｎ．Ｊｕｎｇ，Ｓ．Ｍｏｃｈ　ａｎｄ　Ａ．Ｍｏｄｙ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ｚｏ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Ｐｈｏｅｎｉｘ　Ｍｉｒａｃｌｅｏｒ　Ｌｏ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３９（２０１４），ｐｐ．２８８－３０８．Ｐ．Ｇｒａｕｗｅ，“Ｄｅｓｉｇ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ｚｏｎｅ－Ｃａｎ　Ｔｈｅｙ　Ｂｅ　Ｆｉｘｅ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ｓ　４９１，２０１３，ｐ
．１０．Ｄ．Ｓｃｈｏｅｎｍａｋｅｒ　ａｎｄ　Ｐ．Ｗｉｅｒｔ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
ｅ？”Ｌｏｎｄｏｎ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ａｐｅｒ　１４３，２００２，ｐ．６．胡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欧洲金融结构的转型—
——走向银行与资本市场并重均衡的欧洲金融体系》，《欧洲研究》２０１７第４期，第２５—２６页。

用，但这一体制存在一系列缺陷：首先，与之配套的惩罚措施由于欧盟往往难以获得充足授权，在实践中极难落实；欧盟不惩罚法国与德国财政赤字超标的决定更使其
丧失了可信度，①沦为了无牙的老虎。

其结果是欧债危机前的２００８年，
欧盟总体公共负债率就已超过６０％的警戒线，希腊与意大利公共负债率均已超过１００％。

②其次，欧洲财政监管机制缺乏预防成员国的财务作假行为的能力，未能及时发现希腊掩盖债务的行为，最终使其脆弱的财政直面危机的冲击。

再次，市场对欧元区隐性担保的预期放大了财政监管缺失造成的漏洞。

安金鲁（Ｍ．Ａｒｇｈｙ
ｒｏｕ）和苏卡拉斯（Ｊ．Ｔｓｏｕｋａｌａｓ
）指出，危机前金融市场预期欧元区核心国家将为外围国家财政承担兜底责任，这一预期使得外围国家的国债市场利率明显偏离其基本面而被高估，
③积累了大量泡沫，因而在危机中造成了更加惨重的损失。

３．
危机应对与治理体制缺失欧元区在危机前并没有共同体层面的危机应急机制和应对工具，在制度设计中
要求成员国在没有外部支持的条件下独立应对危机的冲击。

④这一方面是由于对此前欧盟对于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规模与烈度和部分成员国经济的脆弱性估计不足，假设成员国自身有充足能力承担应对和治理危机的责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范道德风险，具体体现在以防范部分成员国搭便车、实行对整个共同体具有强烈负外部性的财政政策为目的的“不可救助原则”和以防范金融机构要求公共财政为其投机行为买单、损害纳税人利益为目的的“内部纾困原则”上。

这一缺陷一方面使得共同体在债务危机初露端倪时反应迟缓，未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使得欧洲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独木难支，并在之后的危机治理过程中极大地提高了受困的外围国家及其银行获取援助的门槛，迫使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独立承担超出自身能力的危机应对责任；另一方面，在危机初期人心惶惶的环境中，市场对欧元区兜底承诺的预期落空进一步激发了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导致外围国家几乎完全失去依靠国债市场融资纾困的能力，并使得危机在共同体内部迅速蔓延。

·
７３·《国际论坛》　２
０１９年１期①②③④
Ｍ．Ｆｅｌｄｓｔｅｉｎ，“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ａｃ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２７，２００５，ｐｐ
．４２１－４２６．数据来源：欧洲统计局数据库，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ｗｅｂ／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ｇ
ｏｖ＿１０ｄｄ＿ｅｄｐ
ｔ１，访问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８日。

Ｍ．Ａｒｇｈｙｒｏｕ，Ｊ．Ｔｓｏｕｋａｌａｓ，“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　Ｄｅｂｔ　Ｃｒｉｓｉｓ：Ｌｉｋｅｌｙ　
Ｃａｕｓｅ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３４，２０１０，ｐｐ
．１７３－１９１．Ｍ．Ａｒｇｈｙ
ｒｏｕ，“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Ｃｒｉｓｉｓ　ｔｏ　ａ　Ｎｅ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ｎｕａｌ，２０１５，ｐｐ．３０８－３２８．
４．
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危机将欧洲由银行间接融资主导、资本市场发育不良的金融体系的弊病暴露无遗。

首先，银行体系基于银企间长期合作关系和非公开信息交流运作，缺乏市场价格信号和出清机制，对于内外参数变化不敏感，虽有助于敉平市场波动对企业金融环境的影响，但长期势必导致资源错配问题积累，引发系统性风险。

危机前欧洲的低利率环境和核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隐性担保更驱使外围国家银行放宽信贷政策，
大肆扩张信贷（见图１），放大了风险评估的系统性失误和金融资源错配问题，直接导
致经济形势恶化后大量贷款转变为不良贷款，如意大利２０１６年银行贷款不良率高达
１７．１％，
①多家全国和地区性大银行处于破产边缘。

图１　欧元区对非金融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率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数据库，详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ｃｂ．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ｓｔａｔｓ／ｍｏｎｅｙ＿ｃｒｅｄｉｔ＿ｂａｎｋｉｎｇ
／ｎａｃｅ／ｈｔｍｌ／ｉｎｄｅｘ．ｅｎ．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７日。

其次，僵化的银行融资体系难以有效吸收意外冲击，不能像发达灵活的资本市场那样可以扮演实体经济的缓冲垫。

美国经济有能力吸收８２％的周期波动，
其中·
８３·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问题、改进和前景
①世界银行数据库，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ＦＢ．ＡＳＴ．ＮＰＥＲ．ＺＳ／，访问日期：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８日。

４８％由资本市场吸收；而依赖银行渠道的欧盟仅能吸收３６％的波动，
①两种体系效能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再次，银行融资体系无法像发达资本市场一样能够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和风险对冲工具，分散实体经济面临的风险。

危机爆发后，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的枯竭和主权信用危机与银行业危机之间循环强化使得欧洲银行信贷迅速收缩；此后，受到欧洲经济当局对银行业监管的强化、欧洲央行的负利率政策和银行着力控制风险敞口、修复资产负债表等因素的影响，欧洲银行业对企业信贷陷入长期低迷，即使在量
化宽松刺激下也难见起色（见图２），非金融企业、特别是高度依赖银行融资的中小企
业的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替代性融资渠道的缺乏成为阻碍欧洲企业恢复运营、扩大投资的重要原因。

据估计，２０１４年老欧盟１５国长期存在２６００亿欧元的投资缺口。

②当前，固定资本与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已成为制约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

例如，在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数字基础设施上，欧盟光纤普及度仅有８％，远远低
于日本（７３％）和韩国（７１％）。

③最后，资本市场发育滞后阻碍了推进新兴产业、创新企业的发展。

以高风险、多样化、缺乏自身造血能力为特征的创新型企业的成长需要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以满足不同阶段的融资需求并缓解信息不对称性，这是银行关系型融资无法替代的职能。

欧洲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是风险投资市场的发展缺口对科技创新活动形成
了严重制约。

２０１５年，欧盟研发支出占ＧＤＰ的１．９６％，明显低于日本（３．２９％）
、韩国（４．２３％）和美国（２．７９％）。

④这一问题进一步制约了欧洲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据统计，欧盟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长已从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的
１．１％跌至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０．５％，
且表现为各个产业部门普遍性的下跌。

⑤·
９３·《国际论坛》　２
０１９年１期①
②
③
④⑤Ｋ．Ｊａｎｓｅ，“Ｈｏｗ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ｄｅ　Ｅｕｒｏｐ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ｒ，”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ｅｆｏｒｕｍ．ｏｒｇ／ａｇｅｎｄａ／２０１６／０３／ｈｏｗ－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ｉｓｉｓ－ｍａｄｅ－ｅｕｒｏｐｅ－ｓｔｒｏｎｇ
ｅｒ／，访问日期：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８日。

Ｇ．Ｃｌａｅｙｓ，Ｐ．Ｈüｔｔｌ，Ａ．Ｓａｐｉｒ　ａｎｄ　Ｇ．Ｂ．Ｗｏｌｆｆ，“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ｒｕｅｇｅｌ　Ｂｌｏｇ，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ｂｒｕｅｇｅｌ．ｏｒｇ／２０１４／１１／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ｅｕｒｏｐｅｓ－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访问日期：２０１７年９月３０日。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ｕｒｏｐｅ，Ｒｅｆｏｒｍ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７－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Ｂｒｕｓｓｅｌ，２０１７，ｐ
．５．ＯＥＣＤ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ｏｅｃｄ．ｏｒｇ／ｒｄ／ｇｒｏｓ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ｏｎ－ｒ－ｄ．ｈｔｍ，访问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４日。

２０１５年为最新可获得数据年份。

ＥＣＢ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Ｔｈｅ　Ｓｌｏｗｄｏｗｎ　ｉｎ　Ｅｕｒｏ　Ａｒｅ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Ｍａｙ　
２０１７，ｐ．５０．
图２　欧元区对非金融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率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数据库，详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ｃｂ．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ｓｔａｔｓ／ｍｏｎｅｙ＿ｃｒｅｄｉｔ＿ｂａｎｋｉｎｇ
／ｎａｃｅ／ｈｔｍｌ／ｉｎｄｅｘ．ｅｎ．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日。

（二）体制缺陷酿成的长期问题
１．
成员国长期经济发展趋异成员国经济发展趋同是共同体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

然而，危机后欧洲国家间经济运行状况呈现显著的趋异性，成员国宏观经济指标离散趋势增强，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经济差距拉大。

使用β趋同模型，基于对欧盟各成员国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间经济增速、就业情况、国际贸易收支状况、通胀水平、财政收支状况等多维指标的趋同性检验，发现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后，
欧盟成员国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均呈现明显的“马太效应”，初始高水平成员国后续表现趋向于更好，而初始低水平国家则趋向
于表现得更差。

①这种分化集中体现在经济增速上。

危机前，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
和对西欧市场、技术与资本的开放，欧盟内低收入经济体经济增长表现优于高收入
经济体。

夸雷斯马（Ｊ
．Ｃ．Ｃｕａｒｅｓｍａ）等分析表明低收入国家的追赶是危机前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②但在危机后，共同体内人均产出和收入趋同效应明显趋缓，其中
欧元区１２个创始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状况分化更为明显，人均ＧＤＰ离散系数由２００８
·
０４·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问题、改进和前景
①②
丁纯、张铭心：《“多速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基于欧盟成员国发展趋同性的实证分析》，《欧洲研究》２０１７第４期，第１０—１２页。

Ｊ．Ｃ．Ｃｕａｒｅｓｍａ，Ｇ．Ｄｏｐｐ
ｅｌｈｏｆｅｒ　＆Ｍ．Ｆｅｌｄｋｉｒｃｈｅｒ，“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８，Ｉｓｓ．１，２０１４．
年的０．３５增长至２０１６年的０．４１
（见图３）。

图３　１９９９—２０１６年欧元区１２国、１９国与欧盟经过购买力调整的人均ＧＤＰ离散系数
资料来源：欧洲统计局数据库，作者计算得出，详见：ｈｔｔｐｓ：／／ｅｃ．ｅｕｒｏｐ
ａ．ｅｕ／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ｗｅ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ｄａｔａ／ｄａｔａｂａｓｅ，访问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４日。

共同体内部核心—外围经济格局的巩固和加剧与经济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

根据保罗·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理论，假设存在规模经济，若区域间运输成本降至较低水平且制造业成为国民收入主要来源，则制造业集聚和人口（市场）集聚之间
将出现正反馈，
驱使制造业向初始状态下制造业占比较高的区域集聚。

①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欧盟成员国间逐步消除了制约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这将自然引发制造业由初始制造业较不发达的外围国家向较发达的核心国家集聚。

货币一体化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

由于货币一体化进程推进过快，南欧诸国在加入欧元区时并没有进行充分的供给侧改革，单位劳动力成本高于德国，在加入欧元区之后非但无法通过贬值本币调整产业竞争力，反而由于一体化后的经济繁荣
带来的高通胀（低实际利率）和高名义工资增长率进一步与德国拉开差距（见图４）
，驱使生产要素向德国集中，造成不可持续的竞争力分化。

面临由此产生的对核心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外围国家不得不在资本账户下积累外债，造成外部失衡；在外部冲击引爆失衡问题后，又被迫通过紧缩政策恢复平衡，导致内需不足、失业率上涨。

其结果是共同体内的后进国家经济不仅难以向先进国家趋同，其间差距反而日益
·
１４·《国际论坛》　２
０１９年１期①
Ｐ．Ｋｒｕｇｍ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９９，Ｎｏ．３，ｐｐ．４８３－４９９．
扩大。

图４　欧盟部分经济体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数，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２０００年＝１００
） 资料来源：欧洲统计局数据库，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２．
劳动力市场僵化自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起，
对于社会公平的强调使得欧洲劳动力市场体制趋于僵化，表现为最低工资、最长工时等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趋紧、工会势力的增强与集体谈判的发展、企业雇佣成本特别是解雇成本上涨、社保缴纳比重上升和保留工资（失
业福利）升高。

①这一趋势直接导致了欧洲失业率的上涨，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带
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

危机前后欧洲劳动力市场僵化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劳动力市场保护程
度强（如表１）。

较高的劳动者保护显著提高了欧洲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刚性，进而拉升了产品市场的价格刚性，使得欧洲经济在面临危机冲击时很难进行充分的顺周期调节以保持市场竞争力。

这一点对于危机前名义工资涨幅高于劳动生产力涨幅的外围国家尤为致命，因为货币一体化使其必须通过国内价格与工资调整来恢复内外平衡。

此外，倾向于在职者的劳动保护使得就业竞争对年轻人不利，导致了严重的青年失业问题，并催生了以高临时工比重为特征的双重雇佣体制，临时工培训和升
·２４·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问题、改进和前景
①
Ｓ．Ｈｏｒｓｔ，“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ｉｇｉｄ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Ｋｉｅ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７８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ｆüｒ　Ｗｅｌｔ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ＩｆＷ），Ｋｉｅｌ．
职机会缺乏抑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①２０１６年希腊与西班牙失业率高达２３．６％和
１９．６％，青年失业率分别达到惊人的４７．４％和４４．５％。

②其二，劳动力流动性低。

尽管劳动力自由流动是经济一体化所追求的核心目标之一，危机前后欧盟内国际劳动
力流动性仍仅为美国州际劳动力流动性的三分之一，
③构成共同体内部经济失衡调节的又一大障碍。

其三，社会福利再分配功能强。

如表２所示，欧洲国家、特别是核
心国家税楔（Ｔａｘ　Ｗｅｄｇ
ｅ）占比显著高于美国。

过强的再分配既造成企业高劳动力成本，既提高了劳动者保留工资，削弱其就业和工作积极性，又挤出了有利于推动生产率提高的企业投资。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僵化和监管约束已成为仅次于经济增长前
景和部分国家政策不确定性的阻碍欧洲企业投资的第三大因素。

④表１　２０１４年就业保护法规严格指数国家
永久性雇员临时性雇员美国
１．２　０．３德国
３．０　１．８比利时
３．０　２．４荷兰
２．９　１．２法国
２．８　３．８意大利
２．８　２．７希腊
２．４　２．９西班牙２．３　３．２
注：
指数越高表示劳动者保护法规越严格。

２０１４年为最新可获得数据年份。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详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ｅｌｓ／ｅｍｐ／ｏｅｃ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ｐ
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ｈｔｍ，访问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６日。

·
３４·《国际论坛》　２
０１９年１期①
②
③④
Ｔ．Ｃｏｏｌｅｙ，“Ｅｕｒｏｐｅ’ｓ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Ｆｏｒｂｅｓ，ｈｔｔｐ
ｓ：／／ｗｗｗ．ｆｏｒｂｅｓ．ｃｏｍ／２０１０／０３／３０／ｌａｂｏｒ－ｍａｒｋｅｔｓ－ｅｕｒｏｐｅ－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ｃｏｌｕｍｎｉｓｔｓ－ｔｈｏｍａｓ－ｆ－ｃｏｏｌｅｙ
．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６日。

ＯＥＣＤ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ｏｅｃｄ．ｏｒｇ／ｕｎｅｍｐ／ｙ
ｏｕｔｈ－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ｒａｔｅ．ｈｔｍ，访问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７日。

Ｋ．Ｈ．Ｏ’Ｒｏｕｒｋｅ，ａｎｄ　Ａ．Ｍ．Ｔａｙｌｏｒ，“Ｃｒｏｓ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７（３），ｐｐ
．１６７－１９２．ＥＣＢ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Ｗｈａｔ　ｉ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ｗ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Ａｒｅ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ｆｒｏｍ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Ｅｕｒｏ　Ａｒｅａ　Ｆｉｒｍ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ｐｐ．１－３．
表２　２０１６年税楔占劳动力成本比重（％）国家
税楔占比美国
３１．７１日本
３２．４２德国
４９．４３比利时
５３．９６荷兰
３７．４５法国
４８．０７意大利
４７．７７希腊
４０．２４西班牙
３９．４８
注：税楔（ｔａｘ　ｗｅｄｇ
ｅ）指税后工资与企业劳动力成本之差。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详见：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ｏｅｃｄ．ｏｒｇ／ｔａｘ／ｔａｘ－ｗｅｄｇｅ．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
／ｅｌｓ／ｅｍｐ／ｏｅｃ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５日。

危机造成的周期性失业进一步恶化了长期困扰欧洲的失业问题，特别是危机前
产业竞争力损失较大的外围国家（见图５），且在部分国家始终难以改善，不仅成为其
经济复苏的重要障碍，也引发了其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危机。

图５　危机期间欧盟部分国家失业率（％）
资料来源：欧洲统计局数据库，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ｂｙ　
Ｓｅｘ，Ａｇｅ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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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问题、改进和前景
这一系列体制问题的积累与爆发严重阻碍了欧洲经济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进而威胁了政治、制度上的一体化，经济治理体制改革变得刻不容缓。

二、欧洲经济治理的改进
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为了应对危机、重振经济发展，维护一体化的宝贵成果，欧盟与欧元区多管齐下完善经济治理体制。

历经多年不懈努力，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欧洲经济新一轮的增长贡献良多。

其一，在危机爆发初期，一体化程度较深的货币分支较为及时地采取了应对措施。

除了采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以纾解流动性危机，欧洲央行还采取了一系列
非常规货币政策，
绕开瘫痪的金融业直接向市场注入资金，其中包括直接购买部分受困国家国债以降低其融资成本的量化宽松政策。

欧洲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短期内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从长远看也为金融体系的修复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还为欧洲经济治理改革的展开争取到必要的时间。

其二，完善了共同体层面的金融和财政监管体系，推进了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一体化。

首先，鉴于金融危机前金融机构过度投机造成的恶劣后果，欧盟于２０１０年
筹建了欧洲金融监管体系（ＥＳＦＳ），包括组建欧洲银行业管理局（ＥＢＡ）
、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ＥＳＭＡ）和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金管理局（ＥＩＯＰＡ）
分别负责不同领域的微观审慎监管，设立欧洲系统性风险理事会（ＥＳＲＢ）
以负责为宏观经济的系统性风险提供预警，并将成员国监管机构纳入其中。

相比于其前身，新的欧洲金融监管机
构获得了更大的权能，
包括否决国家级监管机构决定的权力，并被赋予了制定共同体统一监管规则的职能，以实现金融监管的一体化，防止监管套利和逐底竞争（ｒ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其次，面对间接融资在欧洲居主导地位的现状，为了有效预防和应对银行业危机，
在欧洲央行框架内组建了欧洲银行业联盟，其三大支柱中的单一监管机制（ＳＳＭ）和单一处置机制（ＳＲＭ）
已经建成，统一存款保险机制也被提上日程。

①银行业联盟的建立使得欧洲央行得以对欧洲银行实施统一的监管和更有力的早期干预，以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同时保障纾困过程中纳税人的利益。

为了加强对成员国
财政的监管和约束，欧盟改进了效果差强人意的“稳定与增长公约”。

２０１１年生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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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国际论坛》　２
０１９年１期①
Ｎ．Ｍｏｕｓｓｉｓ，“Ｅｕｒｏｚｏｎ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Ｔａｃｋｌｅ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２０１４，ｈｔｔｐ
：／／ｅｕ－ｒｏｐｅｄｉａ．ｍｏｕｓｓｉｓ．ｅｕ／ｄｉｓｃｕｓ／ｄｉｓｃｕｓ－１４１７３４３０３４－８４２８２９－１６１８４．ｔｋ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