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文化身份与建构

第38卷 第3期
2018年8月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Vol.38 No.3July.2018
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文化身份与建构
乔治·拉伦认为“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匙就会出现。

”[1]194文化身份是确立个体在社会结构中角色与地位的一种文化标示与烙印，表现为个体对某种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具有稳定性与流变性等特征。

在全球化多元文化的语境中，面对各种异质文化的渗入与冲击，原有的稳定文化身份发生变化，个体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之间出现割裂、偏离与异化，从而陷入文化身份危机之中，面临着在新环境中如何进行文化身份重构的难题。

这一现象在人际交往日益频繁的当下日益突出，因而文化身份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课题。

本文在对文化身份内涵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力图对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文化身份延异与重构问题进行有益探索。

一、共存与延异：文化身份内涵分析
英语Identity（身份）一词源自于晚期拉丁语（Identias）和古法语（Identite）,其基本含义是指物体、物质或事物存在状态的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是事物将自己与它类事物区分开来的某种特征或标示，是Identity存在的根源，也是我们对事物进行分类或识别的基础。

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身份一词进行了阐释，韦伯认为“‘身份’应当意味着一种根据正面或负面特权得到社会评价的有效要求，其典型基础是：社会方式、正规教育、继承的或者职业的声望。

由于财富的差异一个公务员或一个大学生可能处于截然不同的阶级地位，但却不会导致不同的身份，因为教养和教育造就了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

”[2]425在此，身份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某个个体或群体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确定自身地位或角色的具有明确性、可认可性与特征性的依据或尺度。

例如性别、文化层次、种族、职业等都可以作为某种尺度来衡量或确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

对于身份尺度与标示的研究，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提出的“情感结构”[3]5与爱德华·萨义德所说的“感觉与参照的体系”[4]132，都是对身份内在尺度与参照系的有益探讨。

所谓文化身份就是以个体所具有的文化属性作为依据或尺度确立自身在社会结构中角色与所处地位的一种标示或符号。

人类文化学者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王光利
（宁波大红鹰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75）
摘 要：文化身份是确立个体在社会结构中角色与地位的一种文化标示与烙印，表现为个体对某种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具有流变性、层次性、情感性等特征。

在全球化多元文化语境下，面对强势文化的渗入与碰撞，个体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极易产生模糊与焦虑感，从而陷入文化身份危机之中。

本文探讨了如何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建构文化身份的问题，认为个体或群体应当在固守原有文化身份的前提下，采用理性主义原则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地进行吸收与融会贯通，从而建构起新型的适应多元文化语境的文化身份。

关键词：文化身份；多元文化主义；建构；危机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63(2018)03-0054-06
DOI :10.16729/ki.jhnun.2018.03.010
收稿日期：2018-03-02
作者简介：王光利（1969- ），男，山东淄博人，浙江大学美学博士，宁波大红鹰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文化社会学。

基金项目：2017年宁波市软科学项目“宁波市农民工文化消费激励机制研究”（2017A10098）；2013年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文化身份与利益分配的社会学研究”（13YJA840021）。

【文学研究】
王光利：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文化身份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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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

”[5]1阿尔弗雷德·舒茨对文化一词则定义为：文化是除去形式之外，观察到的人类行为之后留下的剩余部分，包括肉眼难以观察到的人类思想意识，“或作为个人，或在某种难以想象的集体意义上说作为‘集体目标’‘共同价值’和‘主观实在’的概念。

”[6]4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文化的浸淫中生存与发展，文化属性是个体或群体最基本的一种特性，因而以文化作为参照系区分身份就变得极为重要与普遍，因而成为学术界重点研究的对象。

对于文化身份的属性、本质及存在状态，英国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从两个立场对文化身份进行了探讨。

首先他认为文化身份是一种共享、共有与共存的文化，而不是专属于个人，是“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也共享这种‘真正的自我’”[7]1。

文化身份在这一层面上为我们提供了“在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

”[8]209因而认为文化身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斯图亚特·霍尔的另一个立场是：文化身份不是固定静止的，而是一种共享共时的“存在”，在时间长河中文化身份随着环境的变化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因此“它永无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

”[8]212从历史的维度看，文化身份既属于过去，同时也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超越地域、时间、历史与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远非永远固定于某个本质化了的过去，它们服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游戏。

”[9]223在这里，霍尔指出了文化身份的一个重要特性：建构性。

即从文化身份的形成过程来看，它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通过一个不断生成、变化、重塑的过程建构而成。

文化身份形成的过程与文化本身息息相关，根本上它是通过一系列要素和纽带如血统、种族、语言、宗教以及地域、国家等获得自我与群体认同。

文化身份与文化属性及其表现形态具有统一性，不但体现一个群体的精神归属感和向心力而且也是集体无意识的外在表现形式。

韦伯认为身份群体的产生，“意味着一个大型群体内部的众多成员成功地得到了一种特有的社会评价，可能还有身份垄断。

”[2]426文化身份的存在与文化群体的存在相关联。

特定文化身份者，对应着一个特定的身份群体，反之亦然。

对文化身份分析，可以总结归纳出以下五个主要特征：一、遗传性或继承性。

文化是通过一系列要素和纽带如种族、语言、血统、宗教、地域等而获得的。

无论从生物学上的血统、家庭还是社会学上的种族、语言等都具有极其强的遗传性或继承性。

一个人一旦出生，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一般而言他所处的文化社会环境就基本确定。

从出生到青年，再到成人，一个人如果不移民，那么他所处的文化环境及地理环境一般而言具有确定性或唯一性，外在环境的确定性从某种意义上就大体框定了他的文化范围。

个人或群体一旦得到文化身份的确认，从生存或发展的角度而言，因为具有相同文化身份的人较容易交流，能够相互帮助，因而固守传统成为个体一种自我认同和保护的行为。

而从生物性上，个人或群体则希望后代继承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是一种天然的遗传特性。

二、层次性。

一般来说，身份大致遵循系统论“等级秩序”的规律而呈现等级层次性。

由于经济条件、教育水平、社会角色等构成文化身份的要素本身有高低强弱之分，具有层次性，因而由诸多要素构成的文化身份也具有层次性。

三、社会性。

美国学者戴维•波普诺认为：“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并要通过社会交往来学习和传承。

”[10]8社会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产生与存在的基础，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社会形成的过程实际也是文化形成的过程，二者紧密相连，不能分割。

文化身份是在社会交往中获得社会群体的认同与确认而获得并传承下来，因而其社会性显而易见。

四、情感性。

获得和认同文化身份在实践中是一个认识、建构与重述的复杂过程，在社会群体承认与自主确认的过程中，人们对自己所属的文化群体“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

”[11]1067相反，对不属于自己的文化现象或具有其它文化身份的个体与群体会自然产生一种排他或疏离抗拒的情感。

五、强制规范性。

个人或群体如果认同或确认了自己的文化身份，那么在潜意识中他或有意无意强调彼此之间必须以共同或共享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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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社会交往与文化活动，对不遵守文化身份规则的行为（例如异族通婚、宗教信仰、民族禁忌等）进行规范或制裁，不但保护文化身份的纯洁性而且能以此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以求获得有利于相同文化身份者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二 多元与危机：多元文化主义视域下的文化身份
多元文化并存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早在古埃及、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就曾长期和睦地共处于一个社会，并孕育出灿烂的古代文明。

随着现代科技、资本流动与人员交流等方面的飞速发展，知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领域的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日益频繁，世界无疑已经步入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时代。

美国学者哈里斯·卡伦首次提出了“多元文化主义”概念，他认为人们虽然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或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宗教、哲学观念以及伴侣、服饰、行为习惯等，但却无法选择和改变自己的祖先、家族和血统关系。

这些文化元素与生俱来，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会消失或改变，因而他认为美国的文化应该是一个多元并存的文化，文化之间没有征服与被征服、同化与被同化之关系。

不同文化应该平等与民主地共存于同一个社会中，否则在美国这个以移民为主的社会里，各种文化之间必然产生极具破坏力的碰撞，在族群之间产生对立与冲突，从而撕裂整个国家的凝聚力。

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认识，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

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用来“解决世界关于各种价值准则（值得珍视和培育的）以及方向（应该坚定不移地去追求的）的不确定性的最普通的办法”[12]146，因为多元文化主义可以包容各种文化形态的共存。

皮特·凯威斯通从其功能的角度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寻找保护不同民族认同的方式。

”[13]36因为只有在具包容与平等意识的社会中，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才可能和谐地共存。

英国学者比丘·帕瑞克则认为:“‘多元文化’一词与文化多样性的事实有关。

”[14]7而多元文化主义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对文化多样性的概括与总结。

虽然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解与界定不尽相同，但人们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内涵在下列几个方面达成了共识： 一、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共存是时代的必然选择。

二、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在保证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同时，应重视非主流与边缘群体文化的独特价值。

三、各种文化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同文化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同理解和意义，交流与碰撞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渊源。

四、各种文化在参与全球化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除了具有均等的权利之外还拥有享用、继承、发展自己文化传统的权利与义务。

五、应冷静、客观、宽容地对待文化之间存在的合理竞争，此消彼长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化的当下，各种文化形态和谐共处地交融发展无疑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然而现实情势却并非如此。

例如伴随着西方在经济、政治、传播技术等方面强势的确立与强化，西方文化的影响无孔不入，并渐渐成为国际交往中占主流地位的强势文化，其负面影响是其它文化被动地处于附属与次要地位，背离了多元文化主义文化平等的原则，使拥有非西方文化背景的个体或群体在文化交流中处于被动地位与文化身份危机之中。

文化身份危机是由于主体与社会文化之间出现偏离甚至割裂，主体在文化身份认同上存在不确定性与矛盾心理，由此在观念、行为及心理等层面表现出焦虑、模糊、异化甚至冲突的现象。

即在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中，由于自身文化的弱化与某些强势文化的输入，许多人出现文化归属感焦虑，同时由于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力，加剧了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困惑，从而徘徊于多种文化之间无所适从。

所谓“文化逆差”，借用了经济学中“贸易逆差”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在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影响大于本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影响，或者本国引进或输入文化要素的数量大于输出文化要素数量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文化交流碰撞频繁的今天变得日益普遍，加重了人们在文化身份认同方面的焦虑与危机意识。

面对多元文化中文化身份危机，处于弱势文化背景者，如何才能克服这种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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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至于丧失自己呢？首先，不能盲目崇信自己所面对的强势文化。

对强势文化的过分推崇和对自身文化的自卑、厌倦乃至抵触的情绪，只会使自己处于更大的身份危机之中。

在多元文化体系中，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位置，并没有高低与主次之分，因此，对自身的文化必须要有足够的自信，这样才能使自己在文化交流中处于自主地位。

在文化交往中，由于不具备对两种文化的甄别与判断能力，难以对二者在一个更高更广的视角上进行深入剖析比较。

如果缺失甄别评价能力，不能客观深入理解本土文化和外来异质文化的优劣异同，自己在面对文化差异时往往游离其间，迷失了自我的文化身份，变得无所适从。

另一方面，虽然文化身份受一种不断完善的动态机制影响并随环境变化而变化，但它是在本族文化中经过较长时期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心理机制，本身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并且个体对自己本族、本国文化往往具有强烈的情感认同。

因此无论是从情感层面还是从心理层面分析，对文化身份的调整绝非一蹴而就，必然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

当置身于多元文化之中而面对强势文化的冲击时，个体或群体可能对本族文化、语言等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地位、作用及未来前途产生信任危机，从而弱化了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同时由于对母语文化强烈的情感依赖又使他们不会轻易接纳新的外来文化元素，即使这种文化元素较为强势，因此客观上他们难以在有限时间内对异族文化或异质文化产生认同感，在此背景下个体或群体极易产生文化归属的失落感，引发不安、焦虑，甚至抗拒的情绪，后果是人们在疏远本族文化的同时又拒绝其它文化，从而陷入更深的文化危机之中。

三、解构与重构：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文化身份认同
福柯认为“一切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一种文化是独有的和纯粹的，所有文化都是杂交的、异质的、千差万别的和多元的。

”[15]331因而在全球化语境中多元文化的交流就是一个冲突、对话、融合的过程，是一个文化身份重构的过程。

虽然全球化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文化上的趋同现象，在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各种文化的影响力不同，如何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影响，建立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文化身份，无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威廉·布鲁姆认为:“身份确认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

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护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后者对于个性稳定与心灵健康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6]332文化身份不是一个静止的符号标签，它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原有文化身份伴随着异质文化的渗入、现代化的冲击以及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都无可避免地被撕裂与解构。

在多元文化交往中文化身份问题主要体现为对自身民族文化身份的危机意识，而在现实生活与工作中，由性别、教育程度、城乡出身、职业、贫富等差别所形成的文化身份差别，在社会交往中也往往体现为个体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危机感。

例如对于一个来自偏远乡村、具有传统乡土文化身份的人而言，虽然在城市中生活，然而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模糊与焦虑却使他无法在文化方面完全地融入城市社会。

在现代生活中这种无处不在的危机感，是多元文化社会对传统文化身份的一种解构，体现为文化身份的多样性、碎片化与流变性。

其负面影响是文化身份的确定性消失，使人们失去自信与安全感，从而时时处于焦虑与危机中，不但阻碍了个体的发展也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因而对文化身份进行重建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文化与社会问题。

大量外来的文化形式，虽然为人们提供了众多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也使人不知所措，产生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危机感。

不得不思考以何种形式或原则吸收与拒斥外来文化而建构新的文化身份。

建构适应新环境的新型文化身份一般遵从三种原则：一是保守主义的坚守原则；二是激进主义的全盘接受原则；三是理性主义的兼收并蓄原则。

从人类文化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壤中勃兴起来，”[17]39因而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其形态都是精华与糟粕、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并存的一种复合体。

保守主义者在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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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身份的建构中固执地认为自己所处的文化最优秀，没有瑕疵，在跨文化交际中往往以狭隘和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为出发点，采取封闭性和排外性的策略，拒绝接受外来文化，拒绝改变自己原有的文化身份。

显然，这种保守的策略与交流融通的全球化时代背景已经格格不入。

中华民族有着灿烂的文化，我们以拥有中华文化身份为荣，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在落后的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农耕文化，在现代化语境下，与西方现代生产方式、全球视野的交流模式存在着不相适应的地方。

如果我们一味地坚守自己的文化身份，拒绝吸收外来文化的滋养，必然无法建立起新型的适合现代社会的文化身份，使自己无法真正融入现代社会，不但对于自身的发展无益，而且也丧失了在多元文化交流中弘扬民族文化的机遇，有百害而无一益，因而保守主义的原则断不可取。

激进主义的全盘接受原则，即亨廷顿所说的“文化撕裂”，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身份建构策略: 盲目地崇尚外来强势文化而对自己原有的传统文化感到强烈不满与自卑与，积极主动抛弃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身份，努力全然向另一种文化身份过渡、转变。

这种文化身份的建构形式被学者称之为“逆向的文化身份建构”。

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对强势文化的全盘接受、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彻底抛弃，极力否认自己原有的文化身份，而以强势的文化身份自居。

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断开与原有文化的联或者完全进行文化身份的转化都无可能，抛离原有文化根基的身份建构，如没有根基、随波逐流的水上浮萍一样，注定会在多元的文化冲击中变得支离破碎进而成为没有文化根基、失去身份的飘零者。

理性是一种能抛开个人好恶，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识别、判断、评估实际并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的智能。

它通过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发现真相，通过符合逻辑的推理而非依靠表象得出结论和行动的理由。

理性地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构建适合全球化趋势的多元文化身份是指在建构文化身份过程中，在坚守对自己固有文化身份基础上，个体或群体兼收并蓄地对外来文化进行吸收与融会贯通，从而建构起新型的适应多元文化语境的文化身份。

对事物进行全面的价值判断，只要是对自身的发展有益处，就积极地吸收，如果对自身发展有害无益，不管个人从情感上多么喜好，都坚决摈弃，客观上这需要一种开放进取的精神和大度包容的气魄。

只有在现实中主张多元文化的融合互补，崇尚对话与交流，反对对抗冲突与封建保守，才能建构起符合个人与社会发展的“多元文化身份”。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就是在建构多元文化身份时，要考虑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

横向维度是指在全球化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中，积极吸收其它优秀文化的有益元素，并在对二者有机融合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

纵向维度注重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在坚守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摒弃其中不合时宜的消极成分。

只有“自我”和“他者”之间在维系一定张力的条件下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同时增强自身文化身份的自信心，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和群体归属感，成功地完成在全球化语境下建构起适合个人与时代发展的多元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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