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的文学评论与1980年代社会学批评方法的嬗变

雷达的文学评论与1980年代社会学批评方
法的嬗变
雷达一直以文学批评的方式追踪当下文学创作、现象和潮流，“探测此起彼伏的文学潮汐”[1]。

他曾明确指出，自己是以“历史的美学的批评”方法，做区别于“时间相对充裕的研究者们”的“近距离的”文学评论[2]，并从整体上将自己的评论概括为：既有评析具体作家作品的“微观解剖性”文字，也有“概观”文学现象、文学潮流的“宏观评估性”“整体描述性”文章[3]。

更值得注意的是，雷达文学批评的嬗变与1980年代社会学批评方法蜕变、更新的关系。

雷达是秉承着社会学批评方法走上文学批评道路的。

而社会学批评方法在20世纪50—70年代就存在“泛政治化”“泛阶级论”的缺点，并在“文革”期间走向了极端。

“文革”之后，文艺界承继了这种批评方法，但随着对“文革”清理的深入和思想解放的展开，理论批评家们对其存在的诸多问题做出了调整，使其走上了正常化、健康化的道路。

与此同时，随着1980年代文学逐渐走向“多元”“异质”的文学尝试与探索也对社会学批评方法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

雷达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历程，恰恰体现了社会学批评方法面对时代转型与文学新潮而进行积极调整的过程。

虽然“背着传统而面对缤纷的新思潮”[4]，但他并没有墨守成
规、顽固守卫既有方法观念“纯洁性”，而是与阎纲、许觉民等年长的批评家一道，迎纳新潮，独立思考，为备受质疑与冷遇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开拓出了蜕变与更生之路。

1984年之后，随着雷达对“人的觉醒”“现代意识”“传统与现代”等问题思考的深入，以及对凝聚着“激情与理性”批评风格的自觉追求，他的价值立场与批评风格日渐成熟，创作了《游魂的复活——评〈红高粱〉》《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白涡〉的精神悲剧》，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的《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心灵的挣扎——〈废都〉评析与批判》等一批批评文章，在“新潮批评”崛起与“方法论”“观念论”的众声喧哗之中，昭示出社会学批评不可取代的价值与深切浑厚的魅力。

一、“真实性”：对认识主体的发现与重视
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社会学批评，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美学观念为基础，重在从“反映论”的角度认识文学与时代生活的关系，强调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艺术创造与阶级意识形态、文艺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阶级的优越与否来判断文艺的“优越”与“腐朽”，认为现实主义是“最正确”的艺术方式[5]，强调对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做出社会学评价。

批评家要“努力寻找有关作品的基本社会倾向”，并以“无产阶级伦理学中的那个标准：凡是有助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发
展和胜利的都是好的，凡是有害于这一事业的都是糟的”，对作品的倾向“作出总的评价”[6]。

因此，社会学批评不仅重视文学对时代社会“真实”的反映关系，还强调通过对广阔的历史、现实的开掘，以表现历史时代的“本质”；不仅重视作品的思想倾向，还强调作品的社会效果和现实功能；为了避免“席勒化”倾联盟向，人物的形象性与环境的“典型性”，是作品成功的重要标志[7]。

真实性、思想倾向性、人物与环境的典型性是这种社会学批评方法的三大标准。

雷达的文学批评重视“小说中深切的生活真实和浓厚的生活气息，深刻独到的见解和丰满厚实的人物形象”[8]，重视作品的“现实的广阔感，历史的纵深感，人物的厚实感”[2]，便是这种批评标准的具体体现。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批评实践中，怎样的历史、现实、人物才是“真实的”？历史时代的“本质”究竟如何认定？这些问题由于“主体”认知“客体”的过程的复杂性和有限性，很难有统一的答案。

在20世纪50—70年代，往往由政治意识形态、政策的标准判断作品的“本质真实”与否。

因而在政治、政策转型与变动中，就出现了判断的分歧，甚至对作品的评价在政策变动前后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文革”后，文艺界在“揭批”与“拨乱反正”中，“扫荡瞒和骗的文艺”，呼吁“直面现实”[9]，重新将“真实性”确立为批评的重要标准。

然而，在判断作品的“真实性”问题上，分歧并没有消失。

在对《班
主任》《伤痕》《假如我是真的》等文学作品的争论中，“真实”与否都是决定作品命运的关键所在：支持者以反映了生活真实来论证这些作品的合法性，否定者则通过强调“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强调“真实性与政治倾向性”的辩证关系，提出“典型真实”与“本质真实”等概念，对这些作品进行了批判。

“真实性”仍然是一个“扯不清”[10]的问题。

应该怎样判断作品的“真实性”，也是雷达必须面对的问题。

写于1978年2月的《人民的心声——赞〈班主任〉等作品的出现》一文，以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情感来论证作品的“真实性”，显然是对当代文学批评以“人民性”来判断“真实性”的传统的延续。

几个月之后，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理论界提出了“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同样将文艺作品的评判标准和权力交回到“人民群众”的手中。

然而，“人民”毕竟是集合概念，作为个体的批评家以“人民”的情感立场判断文艺作品的“真实性”时，如何处理“人民”中不同个体的不同情感和价值判断？而且，在1980年初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大多数观众对《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的档案里》等作品表示欢迎，却并不能证明这些作品真实性和合法性。

因为有批评家提出：“不能对人民群众是文艺权威评论者这个正确的命题做机械的理解”，不能将群众的颂扬、“票房价值”作为证明作品社会效果的证据[11]。

可见，在巨大的思想分歧之下，“人民性”也成了一个“扯不清”的问题。

在稍后的文学批评中，雷达很少用“人民性”来论证作品的真实性，而是从作家主体与生活客体之间的关联来思考真实性的问题：通过强调作品的“题材和人物深深植根于生活的泥土之中” [2]，作家对此又有着深切的相关经历和体验，来指认作品的“真实性”，是雷达这一阶段论证作品“真实”的常见思路。

然而，在具体论述上，雷达还无法超越社会学批评的时代局限，他认为：“真实性本身也有高低之分，表层与深层之别”[8]，强调“本质真实”的重要性。

他要求作品“处理好光明与黑暗的辩证关系”“真实地表现生活中的新兴力量必然能够战胜腐朽的力量”[8]，在“真实地描绘出生活的严峻性”同时，还要写出“光亮”，写出“时代的必然要求和未来趋势”
[2]，认为这才是“本质的真实”。

从中可以窥见“写真实=写本质=写光明”的套子。

由此，雷达批评蒋濮的小说“严峻有余，明朗不足”，他认为，蒋濮“需要追寻今天生活中更有价值的东西，比如那种献身社会、事业、革命斗争的人物，那些心灵美好、性情美好的人物”，以写出“社会主义的个性”[2]。

与主流批评观念相似，在指导青年作家时，雷达同样批评了青年作家“自我表现”的文学观，认为只有“以迄今为止仍然是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深刻认识生活、观察人生”，才能“正确”地把握时代生活[8]。

对表现个体“自我”的轻视，既没有认识到主体认知的复杂性，也很难使作家获得独立的思想艺术个性。

1980年以来，文艺理论界围绕“写真实”问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讨论。

一些批评家开始质疑“本质真实”的观念，认为“本质论”的本质是“害怕真理，依靠瞒和骗过日子”[12]，“不管从其对文艺创作的实际影响来看，还是从它的理论实质来看，都是错误的”[13]，“实有废除的必要”[14]。

并对“要写本质就得大写光明，要写光明就不能‘注重’生活阴暗面”的批评逻辑[15]进行了大胆的驳斥。

一些批评家则开始摆脱反映论的拘囿，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思考“真实性”问题：有人指出，真实只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并不是客观事物本身”[16]，有人则将文艺真实性归结为作品艺术处理是否“合情合理”[17]，还有从欣赏者的角度将真实性问题归结为“艺术说服力”的问题[10]。

这些从艺术本体、作家主体、读者主体等角度对“写真实”问题的思考，突破了之前在种种政治教条和“禁忌”之下，业已僵化了的反映论思维，预示着社会学批评的蜕变和新思维的萌芽。

在激烈讨论和思考“文学的主体性”命题的时代氛围中，雷达吸纳了“主体性”理论视野，以“主体意识的强化”、“创作主体的多样化趋势”[4]来扫描当时的文学创作，并逐渐认识到作家对社会历史的认知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个人性。

因而在评论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时，雷达提出了历史的主体化、心灵化命题[18]。

二、思想性：“现代意识”价值尺度的运用
1980年评价《绿色的山岗》《乡场上》等作品时，雷达流露出对时代现实的乐观估计：一方面他敏锐地指出，如果没有“农村经济形势的好转”，就不会有冯幺爸们的精神蜕变和人格独立的萌蘖；另一方面，又满怀希望地认为“农村的形势……变化之快之大，是令人振奋的……农民们又看到用自己的辛劳所能换来的好光景”[8]。

“不公正的日子有如烟尘，早在一天天散开……庄稼人的脊梁，正在挺直起来”[8]。

正是基于对“时代本质”的这种乐观估计，他才在“写真实”的问题上要求作品在暴露的同时，要写出“光亮”的时代趋势。

然而，在真切了解历史现实之后，雷达认识到时代转折的艰难复杂：“应该看到我们面对的既是一个科学和文明日益昌盛的社会，又是一个旧的胎痕明显，愚昧、腐朽的势力还不肯轻易退出生活舞台的社会。

我们虽然已经完成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但新事物的蓬勃生长和旧事物的顽强抗拒，仍将在各个生活领域里尖锐地存在着。

”[2]在此后的评论中，雷达愈发日渐看重以人物灵魂的挣扎和冲突来展现民族文化心理在文明与愚昧的艰难蜕变中的复杂性。

对“时代本质”“时代精神”的把握，逐渐蜕变为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剖析和评判，并明确提出了民族文化心理“发现与重铸”的重大命题。

沿着这种对“现代与传统”的思考，雷达与他的同人们擎起了“现代意识”的大旗，不但以之剖析作品人物表现出来的旧观念，而且对作家流露出来的传统思想进行了批评，从而
使他的文学批评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推动着社会观念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对《芙蓉镇》《人生》《爬满常春藤的小屋》等作品的分析中，雷达在剖析了人物精神深处的现代与传统的同时，也透过作家的情感态度，解剖出作家思想中守旧的基因，对他们固守传统道德尺度，不能以“现代意识”烛照人物的行为和灵魂提出了批评。

在评论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作家时，雷达在肯定了这几位作家对农村生活的深切了解的同时，也指出他们的价值观念不能超拔出来，“跌落在与农民同一的水准线上，用农民的素朴善恶观解释农民自身”[4]。

他提出反照文化、思考人生的“立足点、支撑点、观照点”，“只能是立足于现实，支撑于现代意识之上”[4]。

与此相关的是，雷达的评论目光逐渐从对“新人”形象的发现，转移到对田家祥、王木通、韩玄子等展示出时代精神转型的复杂性的人物形象系列之上。

扮演着思想“清道夫”的批评家雷达，对自身思想中“传统的惰性”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警惕：“惰性的铅沉积于我的血液剔除不去，背着传统而面对缤纷的新思潮，我的变化仍很缓慢。

但我知道，倘若在今天有谁封闭而满足，那真要把灵魂押给恶魔靡菲斯特作俘虏。

”[4]体现出批评主体的真正的觉醒。

经过如此蜕变的社会学批评，开始呼应着1980年代的启蒙思潮，催促着作家价值观念迈向现代的步伐。

社会学批
评对作家作品思想倾向的评判，也不再是令作家“心有余悸”的政治倾向性、阶级倾向性的判断，而是以“现代意识”为价值尺度，对作家的社会观点、道德观点进行更加学理化的思想评论，从而使社会学批评真正走出了简单、粗暴的政治评判的泥淖。

三、有效性：“多元”格局中的社会学批评
在1982年的“答问”中，雷达曾清晰指出：“近五年的文学的重要功绩在于，它在当代文学中较充分地恢复了革命现实主义的精神……它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贯注着现实主义精神，而又高举着革命现实主义的旗帜。

我们强调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强调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强调反映时代精神，强调与新的群众相结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正是革命现实主义精神的发扬。

”[2] 1980年代初期，文学潮流主要是在“革命现实主义”的航道上行进，用社会学批评方法对其进行评论，是契合的。

而且随着社会学批评内部思想观念的扬弃与调整，再加上批评家各自对生活的独立思考、对文学作品敏锐的审美把握以及对批评风格、文体的自觉追求，社会学批评在阎纲、许觉民、刘锡诚、雷达等批评家笔下展现出阐释的力度，放出光彩。

雷达文学批评的这种成就，与他积极拓展自己的理论资源、理论视野密切相关。

雷达是1960年代的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马列文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学批评，以及
泰纳的文论对他的文学批评影响很深。

但随着1980年代的文化开放与西方文艺理论的引入，他开始注意“吸收西方社科的思想成果，“既喜欢读斯宾诺莎、叔本华、尼采、萨特、加缪，也喜欢读本雅明、巴赫金、福柯、伊格尔顿、杰姆逊”[1]。

从具体的批评实践来看，他1985年后的文学批评逐渐加入了对“主体性”“传统与现代”“叙事学”等问题、理论的思考。

在对现实主义的认识上，也超越之前的“革命现实主义”观念，开始强调作为“精神”的“现实主义”。

正是这种理论方法、思想观念的调整与拓展，使他的社会学批评能够在时代、文学的转型中获得阐释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然而，社会学批评方法毕竟更适用于评价现实主义文学，面对1980年日益多样化、多元化的创作，社会学批评逐渐显示出自身的局限。

如果说面对《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等现代派作品，雷达的社会学批评依旧以反映论的思路，将其与《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鬈毛》等作品相联系，从中发现了历史转折时期青年们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的剧烈动荡，不能不说是深刻的洞见的话。

那么，他对沈从文、何立伟、吴若增、汪曾祺、任大霖等不符合革命现实主义标准的抒情性、诗性小说的“不能书写广阔的时代，没有展现时代深度”的批评，因而对作家提出“扩展作品中时代、思想的容量”的要求，就显得不合适了。

雷达以时代感、思想高度、时代精神为标准评判汪曾祺
的作品，认为《受戒》“既是思想解放潮流下的一个独特的产儿，又与思想解放的情绪暗暗合上了节拍”，明海与小英子之间的感情是在讴歌“人的解放”与“劳动者人性的光辉”。

这很难说契合了作品和作家的真正个性思想。

他将《复仇》与《受戒》相对照，看到“复仇者最后是皈依了宗教，明海最后却是划着船与小英子一起，去寻求幸福”，从皈依佛门到叛逆宗教的约束，认为这“是作家经历漫长生活道路后思想的质变”。

由于雷达用“转机、变革”的时代精神来框范汪曾祺的创作，便与汪曾祺是从“常”的角度来观察人情的创作个性发生了错位。

而且他的社会学批评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作品有益于时代社会和“世道人心”，因而他认为：“《鉴赏家》在思想上也比较薄弱”，并指出并深刻“汪曾祺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提高怀旧之作的思想力量的问题”[2]。

面对1985年之后的“新潮小说”，社会学批评同样出现了“失语”的危机。

他后来说：“对我来说，确实有许多拿不准、看不透的作品。

由于批评资源和知识结构的原因，我与某些新现象猝然遭遇时，甚至出现过失语。

比如，面对1980年代中期的某些实验性作品，语言革命和叙事圈套，我的准备不是很足，虽然我也在努力学习‘恶补’。

”[1]
事实上，任何一种批评方法都不可能用来阐释所有的创作现象。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很长历史时期中，“革命现实主义”是唯一合法的创作方法和文学观念，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
评也具有唯一的正统性、合法性的批评方法，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一直处于“一元”的状态。

随着1985年以来“异质”文学潮流不断涌现，文学观念逐渐突破了“一元”状态。

面对这些“异质”的文学现象，在社会学批评失语的同时，新批评、结构主义、文体学、叙述学等批评方法开始被引入尝试，反映论、主体论、本体论等不同观念并进，文学批评开始出现了真正的“多元”面貌。

社会学批评方法也从“一元独尊”，回归到“多元”中的“一元”的正常化位置。

四、文学性：社会学批评的个性魅力
雷达的社会学批评之所以能够在1985年之后“新潮批评”崛起、“方法论”与“观念论”众声喧哗之中，依然具有深切浑厚的个性魅力，与他敏锐的审美体验、感悟、发现能力以及对理性与激情相灌注的批评风格、文章气韵的自觉追求有关。

雷达能够准确地把握住作品的艺术特质，精准到位地对作品进行艺术审美分析，从而使他的批评成为真正的“历史—美学”批评，弥补了社会学批评“审美”维度的缺失。

同样是评论汪曾祺的创作，他准确地指出，汪曾祺“具有诗人的气质，要把‘诗’放进小说”，并断定汪曾祺是“一个竭力寻找内在感情的外在冷静型的作家”，并对汪曾祺小说的语言做出了细腻、准确的审美评析[2]。

雷达善于将自己对作品的审美感受与理性思辨以富于
文采的语言呈现出来。

因此，他的文学评论浓烈的激情与深邃的理性相灌注，文采斐然，风卷云舒，而又逻辑缜密，气象森然。

他常常在文章的开篇，以感性而又凝聚着思考的语言，准确有力地将自己的阅读感受和盘托出，开门见山，总领全篇。

并根据评论对象的不同，使用不同风格的评论语言。

如《〈绿化树〉主题随想曲》的开篇：
从西北高原一个荒寂的几乎被人遗忘的村落里，突然射出了一道强烈的、巨大的、照人肺腑的艺术之光。

它受孕于六十年代初期的饥荒岁月，却辉映于八十年代初期的蔚蓝天幕。

虽然横亘着二十余年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由于它揭示了具有哲理色彩的重大的人生主题，它的艺术力量依然象电流一样，迅速地通向了今天每个富于良知的心灵。

但是，也由于它触及了至今仍然极其敏感的知识分子问题，也就造成了人们感受的空前复杂和认识的多种歧异。

这就是张贤亮的系列中篇之一《绿化树》所产生的特殊的社会反响。

[4] 在宏阔的时空中进行强烈、迅捷的理性思辨，出之以激情诗意、简洁有力的表达，雄浑有力，充满激情和气势。

而在评价铁凝的《哦，香雪》时，则说：
两根纤细、闪亮的铁轨抓住了我，我不得不紧跟着那一列多情善感的火车，钻进了大山皱折里的小村台儿沟，我的心不能不被香雪和凤娇们如花般清馨的心灵感染了，溶化了，我也不由不沉醉在美妙的“一分钟”里，聆听那带磁铁的
铅笔盒哒哒的开阖声。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忽然觉得心头一紧，喜悦的泪水悄悄地渗出了眼角。

[4]
语言里满是对作品世界的陶醉与深情的诉说。

雷达的批评语言浸染着批评家主体的情感和思索，或重重疑问，如雾起层山；或层层分析，理性，准确，层次严密，逻辑井然；或直取问题核心，到位、有力，有俯瞰众山之感。

当然还有对作家、人物、作品的赞叹、欣赏和惋惜，有对审美体验的形象描摹，情感流荡，形象生动……这种种笔墨，都使他的社会学批评文章文采斐然，散发着文学魅力。

在文章的结构上，雷达特别注重整体的气韵和严整的逻辑层次，这在《当代农村的社会风俗画——略论〈芙蓉镇〉》等文章中便有所体现。

而《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一文，首先指出贾平凹小说“思想多变里有统一”、“故事的久远里有时代的切近”的特点，以之为总起，层层设疑：贾平凹小说思想的统一是什么；变化又是什么；作者是如何将久远的传统与当下的时代结合起来的。

步步逼近、层层深入，如抽丝剥茧，给文章造成一种强有力的引导力和说服力。

《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论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艺术独创性》则首先宏阔有力地指出红高粱系列的三个整体特征：历史的主体化、心灵化；在传统的骨架上生长出强烈的反传统的叛逆精神；以众多人物灵魂的历史为基础写出民族历史的灵魂。

然后提出人与历史关系的问题，通过对小说层层递进、
逐步深入的分析，问题逐步得到解答。

整篇文章起、承、转、合，首尾呼应，气脉贯通，畅达一体。

总而言之，雷达激情与理性凝聚，细致入微、层层剥笋而又气势恢宏的个性化批评实践，不仅使社会学批评在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转型中完成蜕变和更生，还由于批评家主体个性和审美追求的浸染，使社会学批评在1985年后批评界百花争艳之时，依旧散发出思想的、文学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