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教学模式的挑战与创新——访世界知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乌尔里希·泰希勒教授

“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教学模式的
挑战与创新
——访世界知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乌尔里希·泰希勒教授
潘秋静1，胡永红2，阙明坤3
（1.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日本广岛7398511；2.厦门华厦学院人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3.无锡太湖学院高教研究所，江苏无锡214000）
摘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肆虐与蔓延，常规教学模式被迫集体转向应急性在线教学。

世界知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乌尔里希·泰希勒（Ulrich Teichler）教授认为：后疫情时代，全球高等教育机构可尝试以此为契机构建更具创造性的、线上线下有机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教学与研究均衡型的大学教师更容易适应在线教学对能力提升的要求；与学术型大学相比，应用型高等教育机构受到的冲击更显著，其人才培养的应用性与实践性决定了其依然要坚持面授教学为主、在线教学为辅；应用型高校的发展要坚持四个原则，分别是培养学生适应巨变的素养、注重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与发展、确保学习科目的高度应用性和市场对应性、保障学生的校内外实践机会，同时离不开政府提供的政策与资金支持。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在线教学；应用型高校；混合式教学；挑战
Challenges and Innova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Models in the"Post-epidemic Era":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Ulrich Teichler
PAN Qiujing1,HU Yonghong2,QUE Mingkun3
（1.Research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Hiroshima University,Hiroshima7398511,Japan;
2.School of Humanities,Xiamen Huaxia University,Xiamen361021,Fujian,China；
3.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Wuxi Taihu University,Wuxi214000,Jiangsu,China）
Abstract:In2020,the raging and spreading of COVID-19all over the world has led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 a sudden leap towards virtual communication and IT-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Professor Ulrich Teichler,the international renowned expert in higher education,actively advocates that in the post-epidemic era,it might be an opportunity to move towards a more creative mix of mode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 all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Moreover,he believes that virtu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uld work better if most professors aimed at a"unity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However,compared with research universities,the changes in the teaching model caused by COVID-19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application-oriente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In this way,application-oriented institutions can adhere to four principles:the competence of students to adapt to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world of work;the teachers'knowledge of professional problem-solving;the high-level application and marketability of the subject of study;the provision of practical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school.Besides,funding and policy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is also indispensable.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暴发。

疫情的严重蔓延与危害导致中国以及欧美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交流活动戛然而止，居家工作、学习常态化。

绝大部分高等教育机构都不得不从传统的面授教学模式转向远程在线教学。

随着传统教学模式的突变，高等教育发展发生了哪些变化？国际高等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又如何看待这次疫情对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冲击？如何在化“危”为“机”的实践里未雨绸缪，做好未来应对？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共同课题，需要各国各界人士对此进行讨论、交流与反思。

就此，课题组3人以“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教学模式的挑战与创新”为主题，于2020年7月26日下午对世界知名高等教育专家、德国卡塞尔大学前副校长、终身名誉教授乌尔里希·泰希勒进行了正式访谈。

乌尔里希·泰希勒（Ulrich Teichler）教授是世界知名的高等教育与比较教育研究专家。

2010年，英国《高等教育研究》（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杂志总编马尔科姆·泰特（Malcolm Tight）将其与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马丁·特罗（Martin Trow）一起，评为当代最著名的三大高等教育研究学者。

①泰希勒教授青年时代曾任柏林马克斯·普朗克教育研究所的研究员，1978年创建德国卡塞尔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INCHER-Kassel），任中心主任及该校副校长等职，现为卡塞尔大学终身名誉教授。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高等教育与劳动市场的关系、高等教育体系的国际比较、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学生流动性、学术职业以及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泰希勒教授所创建的“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不平等”“高等教育体系多样性”等理论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

他访问过80多个国家，在海外发表过600余次演讲，参与主持数十个大型国际比较研究项目，发表文章1000余篇，出版专著百余部，作品被翻译成20余种文字。

“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突出成就，只有菲利普·阿尔特巴赫（Philip Altbach）可与之媲美。

”②泰希勒教授就此次采访主题分享的世界经验，无疑可为后疫情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创新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启示。

一、新冠肺炎疫情下高等教育的教学模式：变化与影响
问：您作为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能否谈谈新冠肺炎疫情对高等教育教学模式产生的影响？
答：此次疫情对传统教学模式及在线教学模式的影响深刻且深远，可以总结为两点。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以面对面授课为核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其弱势显而易见。

以德国为例，此次疫情发生之前，大部分学生每周参与讲座或课堂学习的时间至少为15小时，每年花费在此的时间合计约7个月。

其中只有不到10%的学习内容采用某种或多种虚拟方式，如慕课等在线教学模式。

但是，今年4月起，疫情的蔓延倒逼德国传统教学模式集体转向在线教学。

目前，我们还无法精准判定在线教学是否只是特殊情况下传统教学模式的一种替补，还是有望成为今后教学模式的新常态。

不过，不管未来趋势如何发展，这次世界性大事件的爆发所带来的深刻影响确实折射出了传统教学模式在危机应变方面能力不足的事实，同时也提醒我们反思“如何促进教学模式多样化”问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第二，当下在线教学模式的兴起固然弥补了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我们大力推进在线教学的运用时，也看到了其在教学过程中产生的局限性。

也许最近德国报纸上刊登的一幅漫画可以为我们解读疫情之下在线教与学的尴尬与无奈之处：“漫画的一端，一位教授正在以传统的教学风格热情洋溢地开展授课活动。

较之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授课对象是麦克风，而非学生。

漫画的另一端则描绘出了学生听课时的千姿百态——一个躺在床上，一个坐在马桶上，一个边听课边在餐桌旁照看孩子。

”这幅漫画让我们意识到，在线教学模式虽然有其灵活性和便利性，但随着时间与地点的变动，传统教学模式的井然有序在此刻被消解；学习状态的参差不齐如果长期延续，其对教学效果的影响不可低估。

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结合国际学生的流动性理论展开阐析。

根据国际上对留学生的流动性及其适应度研究的成果，我们发现两种国际学生流动的主要类型。

一
Keywords:post-epidemic era;higher education;virtual communication and IT-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application-oriented institutions;mixed mode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challenges
种是“垂直性”学生流动，即学生从一个国家的一所学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大学转到另一个国家的另一所学术水平较高的大学。

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垂直流动状态下的留学生为顺利获得学位，其适应新环境的内驱力会更强。

另一种是“水平性”学生流动，可解释为学生在某一段时间内（也许是半年、一年或者两年）转到另一所质量水平与其原大学相似的大学。

在这种情况下，在原大学的学习经验可以直接被活用于新大学的适应过程，我们称之为“从对比中学习”。

[1-2]以上两种流动方式，都有利于学生顺利融入另一种教育环境和生活方式，并获得各种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知识与能力。

两者的区别在于：垂直移动所期许的学习效果是否能够如期达成，与学生的环境适应能力和主动性紧密相连；而水平移动所期许的学习效果则与学习环境的类似性密不可分。

因此，基于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两个角度来探讨“传统教学模式向在线教学模式转移过程中教学效果的变化”这一课题。

首先，从学生的角度思考，我们发现传统的教学模式转向在线教学更接近于“垂直性”移动。

假设学生想要适应并从中受益，则要求其具备更强的自我适应能力和学习内驱力。

另一方面，如果从环境相似性的角度思考，在线教学模式则又可称为“水平性”移动，且这是两种均类似于“以理论教学为主”的教育环境间的移动。

由此可以推测，与就读于“以实践与技能的获得为教学目标”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相比，拥有类似学习经验的研究型大学的学生更容易适应新环境，在对比中学习并从中受益。

概言之，可以推测同样的教学模式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学生或高等教育机构。

特别是对注重实践教学的应用型高等教育机构来说，尽管理论知识方面的学习效果可以通过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来达成，但学生在实践及技能方面的能力提升仍然离不开传统的面授和演练。

在后疫情时代，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开展的教学活动一旦离开物理存在，必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如何缓解教育环境与教学模式的转变对不同类型高校产生的冲击，是当下我们在实施在线教学的过程中亟须思考并解决的难题之一。

二、新冠肺炎疫情下教学模式面临的挑战：研究型大学与应用型大学
问：2014年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推进应用型本科建设，推动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加强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之一是确保线下学习场所中的实践性教与学。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教学模式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体现在教学观念的革新、教育资源共享性的提高、学习方式的非线性化、教学方式的多样化等方面。

上文中，您也指出了研究型大学与应用型大学所受冲击的不同。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与政策导向，作为一名在高等教育研究与教学方面都拥有丰富经验的知名教授，您觉得在后疫情时代，以培养实践应用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应用型大学该如何应对教学模式面临的挑战？
答：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然而有趣的是，我们发现近年来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的教学风格正日趋相似。

以德国为例，当我还是一名大学生时，我所体验到的德国大学的课程大约有一半以讲座形式开展，有些领域还出现过数百名甚至超千名学生坐在一起听教授独白的场景。

另一半课程则采用由少数参加者组成的研讨会形式，这种模式下的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参与讨论的机会。

不过，近年来研究型大学约有一半的学生也像应用型大学的学生一样参加实践活动，特别是理工科的大学生更趋向于通过参加实验等实践性课程获得学术知识和技能。

同时，我们观察到，成立于50年前的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开设的大多数课程也采用了类似于传统型大学的研讨会形式的教学模式。

可以说，这是彼此间的相互借鉴、融汇与吸收。

由此可见，实践性的教学活动对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具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

这次疫情倒逼传统的教学模式向边缘化转移，对两种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形成的冲击不言而喻。

与以理论教育为中心的研究型大学相比，疫情对注重实践性与应用性教育的高校（如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中国的应用型大学与高职院校，日本的专门职大学院、短期大学与高等专门学校等高等教育机构）的冲击更为巨大，影响更为深远。

原因在于，面对面的现场实践与训练是应用型高等教育机构实现教学目标的主要途径。

实践场所的学习具有真实性与不可复制性；缺乏实践，容易导致所学知识与工作领域的割裂。

对于传授者来说，只有通过面对面的教授模式才能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结合起来，达到预期教学目标。

对于学生而言，实践场所是挖掘潜能、学以致用的有效场所。

在具备一定理论知识基础的前提下，实践学习更有助于学生超越课堂经验，挖掘实践能力，开发有效应对非常规问题的职业能力，从而更好地对接未来的职业。

概言之，面对这次在线教学模式的转变和盛行，研究型大学的师生可能更加适合且适
应线上教学；而主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应用型高等教育机构，则在此种新型教学模式的适应过程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境地。

尽管在线教学模式的“不得已”运用极有可能促进今后该模式在教学方式上的常态化发展，但我认为对于应用型高等教育机构来说，仍然需要以面对面的教学为主，虚拟在线教学为辅。

问：线上线下有机融合、内在统一的双线混合教学模式提高了信息技术对学术性学习的影响力，具有现实价值，但应用型高等教育讲究“场景性”，学习实际技能则需要亲临现场，例如实验、实习或者一些需要面对面操作的实践项目都需要可接触的实践现场。

可见，在线教学模式对各类高校带来的冲击不言而喻，也不尽相同。

您认为高等教育机构该如何做出应对呢？
答：此次疫情的突发性提醒我们，当外在的不可抗力因素（如社会冲突、自然灾害、疫情等）打断了常规教学时，教育信息化潮流席卷而来，几乎全球的高等教育机构都以在线教学作为首选应对方式，这说明先进的信息技术可以支持教学从非正常转向相对正常的状态，帮助我们缓解矛盾。

因此，这次疫情危机其实暗藏机遇。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分两点进行说明。

第一，我认为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可以借此契机，思考如何增进教学模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并在开发教与学的多样化组合模式上做出一些新尝试。

根据我多年来的研究与教学经验，我尝试提出以下组合模式供参考（如图1所示）。

图1教与学的混合模式
资料来源：根据泰希勒教授的分类制作而成
具体而言，多样化的混合教学模式可以由六部分组成。

（1）传统讲座（10%）：由各高等教育机构的教授自行举办，适应大班规模教学，旨在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

（2）传统风格的研讨会（20%）：学生人数较少，有助于学生参与讨论与思考。

（3）传统风格的实验或实
习（20%）：关注实验或实习场所，旨在培养学生的操作、实践及运用能力。

（4）名师慕课+各校教师指导（10%）：名师慕课为学生提供获得世界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和平台；同时线下教学的教师也可在线上名师慕课的基础上，通过组织面对面的研讨会，进行二次教学与指导。

（5）在线研讨会（20%）：课堂人数较少，以学生为中心，促进沟通与思考。

（6）新式实验（20%）：教师可通过在线教学引导和支持的方式，开展理论和实践的对照教学，学生则在老师的指导和支持下进行实验或实践活动，这类模式较适用于高年级学生。

未来高等教育的教学发展中，基于教育信息技术的慕课等虚拟在线教学模式将有可能占据更高比例。

诸如以上所列举的多样化混合教学模式不仅可以促进传统模式与在线模式之间的分工合作、互相补益，弥补疫情防控背景下在线教学模式的局限性，也可以促进高等教育教学模式的创新发展。

第二，上文中我也提到，实践能力方面的教学活动仍需以传统教学模式为主，在线教学为辅。

究其原因，既是考虑到实践场所等物理存在对教育目标达成效果的影响，亦是出于避免高等教育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的长远考虑。

早在2003年，我便接受欧洲科学院（Academia Europaea ）的邀请，组织了欧洲各学科中1%-2%的顶尖研究者，围绕“当下及未来高等教育和科学领域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和趋势”这一议题进行了探讨与预测。

2010年，我们组织了一次关于“虚拟大学”的国际大会。

2015年，我们承袭前一主题，举办了“从书本到慕课：新兴的高等教育教与学模式”国际研讨会，围绕“虚拟大学与慕课的优势与风险及其可能的应对方法”这一主题，专家们达成三点共识。

（1）慕课等虚拟教学模式超越国家、民族、时间与地点的局限性，让名校、名师、名课实现时空跨越；慕课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世界公民公平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缓解了世界优质教育资源区域不均衡的矛盾，也极大深化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价值，这是虚拟教学的优势和魅力。

（2）过度强调和宣传网络教学的优势，极有可能导致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逐渐趋于同质化。

随着
慕课的兴起和网络教学在全世界的盛行，各国原有的多样化教学模式将有可能趋于统一，最终导致异质概念与文化特征的模糊、弱化甚至逐渐消失。

这是不可忽视的缺陷。

（3）如何在风险和机遇之间取得平衡？对此，我们仍然抱有相对乐观的态度：即使是讲授同一主题，每位教师因为教育背景、知识储备、授课方法与个性特征等方面的差异，亦有可能呈现出内容与风
格迥异的慕课。

同时，线下教学的教师也可在名师慕课的基础上，通过组织面对面的研讨会进行二次教学与指导，形成特色教学。

以上是10年前我们就慕课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的一次讨论。

结合现实情况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世界上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的慕课课程量不超过本校课程总数的10%，其教授和学生仍然相信面对面教与学的不可替代性。

疫情暴发后，慕课等在线教学模式转眼间进入各级各类院校，正式荣登特殊背景下高等教育教学模式的“宝座”。

基于疫情暴发之前的情况来看，也许我们高估了围绕慕课的强势炒作所产生的副作用，但这不能说明对慕课等在线教学模式的局限性和风险性的担忧是多余的。

形势变化快速且多样，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预测和评估世界大环境的发展与趋势变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必不可少，这体现了一种防患于未然的全局发展观。

三、后疫情时代高校在线教学的双主体：教师与学生
问：此次疫情防控背景下，在线教学模式在高等教育机构教学活动中的全面应用，均凸显了教育信息技术对教育变革的深刻影响。

同时，高校对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方式也提出了新要求。

您认为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教师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角色，如何审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做到科学地将教育信息技术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融合呢？
答：基于教育信息技术平台开展的慕课等在线教学模式真实地改变了高等教育各要素（教师资源、教育场所、教学方式等）原本的存在状态。

后疫情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与普及，高等教育的教和学也可能转向其他的创新方向，高等教育的教学工作者也面临新的挑战和要求，需要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学生学习习惯与方法、平台与途径、资源管理等维度省思在线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差异。

具体来说，对于从未接受过系统严谨的在线学习设计培训的教师而言，为了做到在自主贴合教学与学生的实际需求、个人特点的基础上进行教学设计与决策，其角色转变是必然的。

思考教师角色的转变，着眼于“大学学术职业的特征和定位”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研究界普遍将大学教师从事的职业称为“大学学术职业”（Academic
Profession）。

“大学学术职业”原指在大学担任职务、精通某专业领域的知识、从事学术活动、拥有特定文化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职业的总称；而所谓的“专业”，指教师具备了长期教育背景、学识、学术自由、职业伦理、社会威望、高度的学术生产性（包括研究生产性和教育生产性）等要素的相关特点。

[3]1992年，我与日本的有本章教授等多位国际知名学者就各国“大学学术职业”的特征面向14个国家（含1个地区）开展了国际调查，我们注意到各国和各高等教育机构在对研究与教学的重视度以及对两者关系的理解上都存在差异。

根据教育和研究意向的差异，大学学术职业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1）研究意向的德国型（G型），例如德国、荷兰、日本、韩国和瑞典的大多数教师认为自己是研究人员，只是在教学过程中传递知识，并没有承担太多的义务去成为教学和学习的专业人员；（2）研究和教学意向均衡的盎格鲁-撒克逊型（AS型），例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地区越来越多的教师努力在研究和教学之间取得平衡，将其作为重要的专业能力；（3）以教学为主的拉丁美洲型（LA型），例如智利、阿根廷、巴西、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教师主要将自己定位为以教学为主、研究为辅的教学人员。

[4]另外，2007年至2008年我们又进行了针对大学学术职业变化的国际调查（The 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 Study,简称CAP）。

通过对比两次国际调研的结果，我们的研究团队发现了各国的大学学术职业在以上三种世界模型之间的转移倾向和特点，即：除美国依旧停留在极强的教育意向中之外，其他无论是注重研究与教学意向均衡发展的盎格鲁-撒克逊型（AS型）还是以教育意向为主的拉丁美洲型（LA型），两者均削弱了教育意向，强化了研究意向，并不断向研究意向的德国型（G型）转变。

[4]究其原因之一，则是受到来自美国的世界大学排行榜风潮的影响。

此次突如其来的疫情震荡亦促使我们再次反思大学教师的发展问题。

换言之，大学教师如何未雨绸缪，如何提高应对未来教学活动中可能遇到的各种突发事件和挑战的能力？基于以往对教育与研究之关系探讨的研究成果[5-6]，我认为以上三种不同特征的“大学学术职业”中，类型二——教学与研究均衡型的大学教师更容易适应在线教学的新模式。

众所周知，1810年，德国教育部长威廉·冯·洪堡创办了柏林大学，提出了“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统一”三大理念。

洪堡大学理念的提出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大学只传授已有知识的旧观念，树立了“传授知识与创造知识相统一”的现代大学新理念，对包括德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影响深远。

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