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越瓷茶具变化看越地茶文化之发展_魏建钢

农业考古2013魏建钢，男，浙江大学历史地理专业访问学者，绍兴文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历史地理、越文化。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规划项目
“越窑制瓷业产业兴衰研究”(项目编号:11JDYW02YB )。

从越瓷茶具变化看越地茶文化之发展＊
魏建钢
摘要：茶具是越窑千年生产发展的主体产品，越瓷从生产到使用都有深深的地域文化烙印，不同时代越瓷茶具的釉色、器型、装饰的变化，能够真实反映这个地区茶文化发展的轨迹，越地唐代茶道的兴起反过来促进越窑制瓷业的繁荣和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越窑;茶具;茶文化
浙江东北部地区春秋时为古越国核心地，东汉时，曹娥江流域的小仙坛窑就成功生产出世界上第一批成熟瓷器，成为世界上瓷器的发源地。

其后，
越窑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唐宋时达到顶峰，北宋后期至南宋初停烧，前后共烧造青瓷千余年。

综观历代生产的越瓷产品，茶具始终是其中的主体。

千余年间，越窑茶具种类的变化、造型装饰的发展直接反映了越地人们长期以来种茶、制茶、饮茶的生活习俗，同时也揭示出越地先民传统的“天人合一”原始宗教思想。

一、汉宋间越地茶事活动梳理
浙东越地自汉代起就有茶事活动的记载，《神异记》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
“（四明）山中有大茗。

”[1]（《鲁迅全集》第八卷P514）
经唐代陆羽实地考证，
“大者殊异，小者与襄州同”。

[2]（八《茶之出》P33）说明在
越地分布的茶树科有乔木茶和灌木茶两种类型。

同时汉代，在天台山“有仙翁茶园，旧传葛元
植茗于此”。

[3]（卷十九《山水门》P7425）
炼丹术家葛元在汉
代已进行人工种植茶树。

至三国时，吴帝孙皓每
次举行酒宴，都要令臣下喝得酩酊大醉，臣僚韦曜不善饮酒，孙皓便“常为裁减，或密赐茶瞱以
当酒”。

[4]（卷六十五《吴书二十》P1462）
吴时宫宴上已出现以
茶代酒习俗。

东晋时，饮茶成为官僚士族自我标榜生活俭朴的一种好方法，东晋权臣桓温在守
扬州时，“每宴惟下七奠，瞲茶果而已”。

[5]（卷九十八
《桓温传》P2576）
东晋之后，越地佛、道两教发展迅速，
前来曹娥江流域隐居的中原大族人士逐渐增多，因为茶的色、香、味悦人，而且饮茶有益人类身心健康，
“品茗”“饮茶”成为文人墨客风雅的文化生活，也是文人吟诗创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据记载，谢安隐居东山时“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
文，无处世意。

”[5]（卷七十九《谢安传》P2072）他们通过品
“仙茗”让自己在隐居生活中清醒混浊心灵，放牧灵魂，抛掉烦恼。

谢安有一段与支遁的话：“人
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

”[6](卷五
P7226)
说明当时隐居在曹娥江边东山的文人始终
向往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

又因饮茶具有解渴、提神、醒脑、抑制性欲等功效，成为佛僧、道士坐禅、练功时必备之佳品，在民间和寺庙，道院种
茶、制茶和饮茶日渐盛行。

到了唐代，越地茶文化有了更大发展，出现了具有真正意义的茶道。

制茶方法变得更加规范而复杂，《茶经》记载：茶叶生产过程经过“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2]（三《茶之造》P7）煎茶工序有“一沸调味，二沸投茶，三沸育其华”；饮茶品种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几种；[2]（六《茶之饮》P20）列出饮茶的器皿就有28种。

据统计唐代徜徉于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诗人着墨越瓷茶具的就有十多位。

僧人皎然对饮茶益处有明确记录“越人遗我剡溪茗，……一饮涤昏寐，……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

”[7](P2014)唐代上至朝廷下至普通百姓大兴佛教，广建寺院、古刹，僧徒“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

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8]（卷六P18）说明在越地到唐代饮茶已真正成为寺庙僧人平日生活的必须品。

宋代绍兴日铸茶运用“炒青法”生产条形散茶（绿茶），“遂开千古茶饮之宗”，实现了自唐代以来制茶方法的重大改革，为之后我国绿茶生产大发展打下基础。

“会稽山茶，以日铸名天下”[6]（卷十P7267），《嘉泰会稽志》引《青箱记》曰：“越州日铸茶为江南第一”[9]（卷十七日铸茶条”）。

南宋初年，糯米价每斗八百钱，越州茶叶卖出价为一等每斤八百八文，[10]种茶成为老百姓重要的经济来源，诱人的收获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种茶积极性，最终使越地广大丘陵“山木之广，不足以供樵苏。

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

根木卉之微，砍撅皆遍，芽蘖无复可生”[11]（卷中P77）。

生态植被的严重破坏，一方面影响人们生活用能，同时，也影响一些手工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越地更是名茶倍出，且出现外销，使茶文化走向海外。

二、越瓷茶具演变中的茶文化内涵
茶具是制茶、饮茶必不可少的工具，明人许次纾在《茶疏·煮水器》中有“茶滋于水，水籍乎器，汤成于火，四者相须，缺一则废”的描述，说明自古茶具是茶文化形成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同时，茶具又紧紧围绕人们的饮茶习俗
的变化而改变。

越瓷茶具与越人饮茶风俗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越窑在千余年制瓷过程中，其茶具主要通过釉色、器型、装饰三个方面的创新来适应当时人们不断变化的品茗需要。

越瓷茶具釉色变化:实现由“天人合一”到“人地和谐”的思想提升。

瓷器施釉的目的是为了让器物变得更加光亮美观，增强机械强度，降低吸水性，不易沾染污垢。

然而，越瓷釉色的选择却与越人原始宗教思想密切相关。

越人自古多祭祀，古籍有“春祭三江，秋祭四海”[12]（卷十四，P101）的记载，原始青瓷是继青铜器、青玉器之后的一种青色礼器，显然制作青釉越瓷是越人“尚青”、“敬天”思想的体现。

《庄子》曰：“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13]（P299）越地先民通过给越瓷施青釉来表达整个民族“与天和”的思想。

如果说越瓷施青釉是体现越地先民传统“天人合一”宗教思想的话，那么，其后越瓷表面釉色的改进则反映了越人通过茶道实现人与江南自然环境的融合。

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汉宋不同时期生产的越瓷器面反射光进行测试，发现越瓷表面对可见光的反射光波长多在450—600μm之间，属于青蓝光，但不同时期越瓷器物表面的釉色存在一定差异。

具体地说，东汉三国，瓷器表层釉呈豆青色；两晋时为青灰、微绿至黄色；南朝至唐早期，基本保持两晋釉色，但釉层出现细密开片；唐代中晚期起，釉呈艾青色；北宋中晚期，器表釉又为青灰色。

一直以来越瓷器面的颜色深浅难以控制，陆龟蒙称其为“千峰翠色”[14]（P1585），为什么人们要把唐代越瓷艾青色定为理想之色，并赋予“秘色”盛名？这与当时全国范围出现的茶道有关。

盛唐时期，越地盛行饮茶品茗之风，根据当时的“煎茶法”制成的茶汤，其颜色在《茶经》中就有“茶作白红之色”、“茶色丹”、“其色缃也”[15]（P65、65、86）记载，说明茶色应为红白色叠加形成的橙红色。

烧制出怎样颜色的茶具才能衬托出人们需要的茶色？艾绿色为首选之色，文人墨客们称之为“捩翠融青”
从越瓷茶具变化看越地茶文化之发展
农业考古2013·2
[16]（P1793－1794），因为用这种颜色的青瓷茶具装茶汤才能达到“青则益茶”[2]（P11）的效果。

“唐诗之路”的主轴线曹娥江正好穿过越窑核心分布地区，有人曾统计过，“徜徉于浙东唐诗之路的（非本地）诗人至少有400位。

”[17]（P1）远路而来的文人墨客，沿曹娥江逆流而上的考察途径中，品茗赏景，自然会“又有烟岚色”[18]（P1569）、“轻旋薄冰盛绿云”[16]（P1793－1794）、“薄烟轻处揽来匀”[19]（P1250）、“欲觉身轻骑白鹤”[20]（P1209）之意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地和谐”。

文人们在“越瓷青而茶色绿”[2]（四《茶之器》P11）的品茗中作诗，自然会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成为越文化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陆羽《茶经》中虽然描写茶具色青宜茶，但他更强调越瓷因“类玉”而胜邢瓷。

这是因为纯正而单一的釉色总是感到比较单调而浅薄，具有半透明质地的器物才让人感到厚重而含蓄。

如何能让茶具器面产生“类玉”的光泽和质地呢？中唐后匣钵窑具的应用为越窑创造了这一奇迹，匣钵把瓷坯与窑炉中的火焰隔离开来，这使得瓷坯在装烧过程中具有稳定的还原条件，同时，还能使瓷坯中的釉保持一定比例的钙长石结晶和未熔化的石英颗粒，烧成器物的表面釉层会失去原先的透明，出现了半透明的漫反射效果。

正如陆羽所说：“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2]（四《茶之器》P11）。

银是一种金属，作为器物的整体银，表面光洁对可见光是整体反射的，而玉则不一样，表面呈现半透明，在显微镜下会看到凹凸不平的表面，或者表层以下有细颗粒状半透明物质，对可见光不会整体反射，器表以下很小尺度的不同颗粒的反射光会聚到人的眼中，就具有亚光厚重的质地性质。

作为茶具越瓷通过色泽的改变，达到与玉器一样高贵的效果。

越瓷茶具器型改进:完成由“大众饮茶”到“精英品茗”的文化提升。

古人云“器为茶之父”，无论是大众饮茶还是文人品茗，饮茶都离不开茶具。

不同时代因为烹茶方法不同，茶具的种类也不同，即使同一种类型的茶具也会因特殊的
饮用方法，出现造型的差异。

优质的茶具往往既会保持浓郁茶香，同时还能够衬托出茶汤的液质，让品茗者的情趣达到最大化。

越瓷茶具类型的变化是制茶、饮茶方式演变的一面直接镜子。

唐代以前，用煮茶法制茶，茶具相对比较简单，考古资料显示没有专门的越瓷茶具。

在日用越瓷中，茶具往往兼作其它用途，如茶碗也是饭碗，茶壶也作酒壶等。

在越地早在三国时以茶代酒已成为招待客人的一种常事，茶作为一种生活饮料明显比酒来得普通而大众，饮茶完全是越地普通百姓平日生活中的一种习俗。

碗是饮茶的主要工具，盘是放茶碗的地方，而钵是贮茶的工具，壶成为倒茶的器皿。

碗、盘配套作为饮茶工具组合，也是后期茶盏、盏托出现前的雏型，盏或碗配托盘在东汉晚期和吴、晋墓葬中常有出土，如镇海汉墓出土置耳杯与碗，应当属于饮酒饮茶器具。

到了唐代，烹茶方法由煎茶法取代煮茶法，制茶、饮茶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饮茶成为文人墨客追求高雅生活的一种象征。

茶道逐渐形成，茶文化由大众饮茶向文人品茗方向发展，这对越窑制瓷业提出了生产新产品的要求，越窑开始生产专门制茶、饮茶的茶具，茶瓯、茶盏一直是唐至北宋人们饮茶的工具。

据统计，《全唐诗》中直接以《茶瓯》为题作诗的有陆龟蒙、皮日休两人，描写“越瓯”的有吕群的《竹》、孟郊《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李涉《春山三矨来》、郑谷《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归》《题兴善寺》、韩矪《横塘》和白居易的《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二韵以纪之》诗，但是介绍越瓷茶盏的却只有唐末五代初的徐夤《贡余秘色茶盏》一诗。

从唐代诗人的描述中不难看出，茶瓯虽是专门的饮茶器皿，但比较平常，为大众饮茶器具，而茶盏则是越瓷精品，属于“秘色茶盏”，[16]（P1793－1794）用秘色茶盏品茗在唐、吴越时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从各地墓葬出土来看，茶盏常在皇族贵族墓葬中。

从走过“唐诗之路”的众多诗人中，也很少有文人墨客使用过茶盏来品茗，在《全唐诗》收录的诗中，除了徐夤找不出第二个
赞美茶盏品茗的诗人。

但是，唐代诗人们即使用最普通的茶具“越瓯”品茗，也对越地茶具和饮茶习俗给予很高评价，后人可以从诗文中复原当时的茶文化风俗，从中也可以窥视到唐宋时期茶道的影子。

越瓷茶具的造型在唐代前后大相径庭，这与人们饮茶习俗变化有密切关联。

汉晋时期，人们常用煮茶法制作茶水，喝茶是普通百姓平时解渴的一种生活习惯。

碗是最普遍的茶具，用煮茶法倒茶，茶叶往往不会倒入茶碗中，饮茶者一般可以整碗一饮而尽，所以，窑匠在设计茶碗的造型时往往做成深腹、敛口或直口，能防止茶水外溢。

当时的茶碗高多在5厘米以上，口径10厘米左右，容量大。

茶壶在魏晋时期也是一种重要茶具，其造型是个矮、大肚、厚重、盘口，适于煮茶后茶水的装壶和倾倒，也有利于为多人共饮倒茶，属大众饮茶器皿。

东晋至南朝，瓷壶的颈变得比较细长，整体形状也一改过去的个矮肚大特点，朝着下腹收束，上腹圆鼓的方向发展，器物造型显得更加典雅、优美，这说明饮茶习俗已由大众百姓饮茶逐渐向文人专门品茗方向转变。

唐代茶具造型变得更加精致而专一，瓯是数量较大的一种茶具，《茶经》中记载其器型为“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以下。

”[2]（四《茶之器》P11）按唐代度量衡标准去测量，瓯的容量当在300毫升以下。

[21]（P144）对照当时越窑生产的茶碗，一种底似玉壁的碗，其容积大小与《茶经》记载茶瓯相符，其敞口、浅底的造型，完全符合煎茶法条件下的饮茶要求，即在饮茶时容易把茶汤与茶末一起喝掉。

茶盏、托具组合茶具是唐代典型的秘色贡瓷，盏托是由托子和茶盏两部分组成，托子为内底有凸圈的小盘，圈略大于盏足，可以固定茶盏，唐、五代时越瓷茶盏变得精致而成熟。

根据茶盏器型特点，结合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描述，用茶盏品茗确实可以达到“染春水”、“盛绿云”的效果，盏比唐代茶碗小，直口、深腹，托盘圆形，喇叭圈足、沿外翻，利用别致的茶盏饮茶，既美观、庄重、高雅，又适用于唐人煎茶后乘
热而喝的饮茶方式，是唐代品茗精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越瓷茶具装饰发展:完成由“生理需求”向“艺术享受”的生活超越。

装饰是体现越瓷茶具艺术价值的一个重要内容。

为了迎合不同时代人们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消费观念的变化，窑匠们十分注重茶具装饰题材的选择和装饰技法的改进。

早期越窑青瓷十分注重器表装饰，作为日用品的茶具装饰显得简单朴素，如汉魏时期作为普通日用品的茶具碗、盘、钵常以素面装饰为主，外壁即使有纹饰也比较简单，如网格纹、联珠纹、弦纹等。

六朝时随着田庄经济的不断发展，具有亲和力的象形器成为越瓷装饰的主流，如魏晋时期，壶成为一种重要的茶具，其口、柄部分逐渐采用动物化装饰，常用鸡首作口，所以又称鸡首壶，起到美观、亲和、生动的艺术效果。

三国时鸡首壶开始生产的当初，壶身两边堆贴鸡头、鸡尾作为器物铺首，鸡头尖嘴无孔，完全是一种装饰品，没有实用价值；东晋起鸡尾消失成为手柄，有的塑龙首成为把手，把手逐渐高于壶口，鸡首也变得更加高起，鸡头开孔作嘴，可以作为倒茶之口，随后这种造型装饰迅速消失。

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行，佛教题材开始出现在茶具的装饰中，如两晋时茶具碗、钵等器物上出现了佛教题材的忍冬纹和佛像。

南朝时，在茶碗外壁刻划代表佛教艺术的莲瓣纹等，这为当时隐居在窑场附近名士贤达带来惬意的生活和丰富的文化。

唐代茶道的兴起把品茗作为一种重要精神生活。

人地和谐思想和工艺绘画成为那个时代越瓷茶具装饰的主要题材和技法。

越瓷茶具中，瓯、盏托是主流，因制茶饮茶方法的改变，壶虽然还大量生产，但已退出“茶壶”的行列，《茶经·四茶之器》中通篇没有发现壶出现在茶具行列中，《茶经》有“凡煮水一升，酌分五碗，乘热连饮之”[2]（五《茶之煮》，P17）的煮茶分茶方法的记录，喝茶人总是现煮现舀现喝，不会装壶冷却而喝。

瓯从越瓷茶具变化看越地茶文化之发展
农业考古2013·2
为唐代大众茶具，根据各地收藏的“玉壁底碗”实物，结合唐代诗人相关“越瓯”“茶瓯”的描述进行分析，瓯以素面为多，基本无纹饰，内外施釉，釉层均匀光滑。

盏托是唐宋越窑窑匠重点装饰的茶具，唐代金银器成形工艺对茶盏的影响比较明显。

从外形上看，茶盏一改六朝时的动物象形器装饰，而变成拟植物形状，体现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一种思想。

如托似荷叶，盏如荷花；托似莲叶，盏如莲蓬，器型为直口、下腹内收，假圈足（饼形足）；从装饰上看，托座常饰莲蓬纹，茶盏呈荷花形，口作五缺、腹压五线，饰萱草纹或莲瓣纹。

装上一盏热茶后，整体看去犹如盛开的荷花或者莲花，花开之处雾气绕绕，品茗之时犹入仙境；荷花荷叶出污泥而不染，显示品茗之高雅。

三、小结
茶具伴随着一个地方人们的饮茶习俗而产生，又会随着一个地域茶文化的发展而演化。

越窑茶具虽然只是一种普通的日用品，但从茶具的形、色、质、饰中体现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环境、风俗习惯、文化水平和审美价值，因此，就茶具本身而言，实际上就凝聚着一个地区文明的精髓。

越地为适应煮茶法而创造的青瓷茶具往往质朴、大方、豪气而充满力量；而唐代以后，为迎合煎茶法而设计的青瓷茶具则精致、轻盈、秀气而富有内涵。

越地茶文化的形成，从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越窑茶具的研发、创新，加速越窑制瓷业的繁荣和发展；但从另一侧面去分析，越窑茶具生产的日渐成熟，助推了茶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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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