屹立千年的玄奘雕像和他身后的大慈恩寺

屹立千年的玄奘雕像和他身后的大慈恩寺

就在西方还在争论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曾经到达过东方之时，中国的一位僧人却在公元627年独自西行，穿越沙漠，翻过雪山，历尽艰难险阻和生死考验，往来于中国和印度大陆之间，这段非凡的传奇之旅被写成一本书，《大唐西域记》，早于马可波罗几百年，完成这一壮举的是一位佛教历史名人，玄奘。

玄奘西行的路线是从唐长安城出发，穿越河西走廊，过星星峡、流沙河，进入哈密，再穿越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登上帕米尔高原，翻越兴都库什山达坂，进入印度。

今天，当我们在地图上寻找玄奘西行路线时，依然会觉得不可思议，一出阳关，便进入使人谈而色变的大沙漠莫合延啧和白龙堆，没有生命，偶尔见到一颗枯死的胡杨，已经死了一千年，沙丘在狂风中转瞬就换了位置，会让人迷路致死。茫茫沙海中，可以做路标的，唯有死人惨白的枯骨，无声的诉说着可怕的过去和依然可怕的现在，而玄奘竟然独自一人，依仗着一匹老马走了出来，直到抵达印度那烂陀寺，最为神圣的佛国。

自此，丝绸之路又成了一条向西天取经之路，一条自觉的文化交流之路，玄奘对外来文化主动迎取，索求真理的态度，也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决定了盛世唐朝博大、积极、自信的胸襟和气度。

在西安大慈恩寺门前的广场上，有一尊青铜玄奘塑像，他手持芒杖，端严若神，1300年前，他用17年时间，行程5万里，终于把佛经和佛国文化的精髓带回中国，安放在大慈恩寺内，这是千年之前一个僧人对于信仰的实践，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于生命与信念的拷问。从今天回溯历史，人们不禁要追问：玄奘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要西行取经？这条西行路留下了怎样的精神密码？

历史总会在团团迷雾中遗留下一些碎片，犹如一条线索，引领后人通往文明的谜底。

还记得那个唐僧么？在古典名著《西游记》中，他带领三个徒弟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从西天取得真经，这个唐僧的原型就是玄奘，但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是孤身西行求法，身边除了尸骨亡灵，风沙黄土，陪伴他的只有一匹识途老马，根本没有团队。

有人说，玄奘的行动是对中国人探险精神的有力证明，事实上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里并不缺少积极出走的本性，夸父逐日，周穆王驾车拜谒西王母，人类文明的进程，从来都是各个文化之间相互冲突、借用、营养和不断创造奇迹的过程。

在玄奘所处的时代，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蓝图正在迅速壮大，丝绸之路上往来的商旅与使团中夹杂着佛教徒，最初翻译佛经给中国人看的是大月氏人、安息人和于阗人，他们对汉语和梵语都是一知半解，许多佛经译得不确切，这激发了玄奘为寻求真理前往印度，百折不挠的大英雄气概。

初唐时代，西北边陲烽烟不断，朝廷明令百姓不准出关，玄装只能偷渡出关，他昼伏夜出，曾经

四天五夜滴水未进，遭遇过盗贼、雪崩、追捕……共游历了138个国家，一位印度学者曾说：如果说征服者通过战争征服，给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的话，那么，和平的使者则不顾个人安危得失，不远千山万水，传播和平的声音。中国著名佛教徒玄奘就是这样一位和平的使者，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

公元645年，玄奘谢绝了印度戒日王和师友的挽留，带着657部佛教经典，150粒如来舍利（佛骨）和佛像等佛教宝物，回到祖国，欢迎他的队伍从朱雀街到弘福寺，绵延数十里，万人空巷争睹大师风采。

《西游记》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唐僧取经归来还少一难，于是渡河时老龟发怒，师徒落水。当年玄奘大师归国时确曾遇见风浪和盗贼，两头驮经的大象溺水而死，损失了不少经卷。经过这些意外，玄庄对带回长安的经卷倍加爱护，奏请朝廷批准，亲自主持、设计、督造，甚至搬运砖石，在大慈恩寺里建起了一座砖塔存放经卷，这座塔高64米，共7层，伫立在西安已有1000多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位著名诗人写过一首诗，说来到西安，看见这座塔就禁不住跪拜下去，这就是后来被誉为唐代佛塔之冠的大雁塔。

这座历经千年沧桑的大雁塔，每一块砖石都记录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其价值远远超越了历史。应该说没有玄奘就没有大雁塔，当大师远去之后，大雁塔作为一个凝固的精神符号留存下来，传世千年，这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从宗教角度看，是对于玄奘的精神临摹，从历史角度看，是永恒不灭的生命图像。

诗人的跪拜，是在跪拜这个民族挽回的历史，挽回的生命和挽回的珍藏。

今天，在大雁塔底层的砖龛中，我们能看到两块碑，《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和《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千百年来被奉为书法经典，唐太宗李世民在碑文中盛赞玄奘法师，尊他为法门领袖，“松风明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意思是说，松风明月也比不上玄奘那样清丽华美；仙露明珠岂能比得上玄奘那样光彩明亮。

玄奘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取经和译经，他生于河南，辗转各地，但他生命中最耀眼的时光是和大慈恩寺联系在一起的。

大慈恩寺是玄奘取经归国后第一个落脚点。这是唐代长安城内规模最大的一个寺院，面对终南山，东邻曲江水，在唐代已是游览的名胜之地，也是佛教学术气氛最浓的寺院，玄奘在此翻译佛经1335卷，共计130余万字，开辟了一个新译时代，并且与弟子窥基法师创立了法相宗，使自己的佛学思想向海外流动，2002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评选为“世界文化名人”。当年，玄奘在大慈恩寺制定出“五不翻”原则，直到今天仍在沿用，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说：“佛经翻译事业，至玄奘已登上顶峰，再没有佛经译家能超过他。”

这幅玄奘负笈图就珍藏在大慈恩寺的法堂内，玄奘肩负取经背篓，足蹬麻鞋，一盏佛灯照亮征程。

梁启超先生曾谈到：一千多年前，中华学子西行求法的留学运动中，以一人孤征者为最多，而玄奘之独往独来，最足为此精神之代表，是“千古之一人”。

当历史事件像风卷残云一般地被时间带走以后，人类的目光可以借助理性的力量，去透视隐藏在每一个事件背后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印度僧王达摩帕尔说：“玄奘依然活在每一个印度人的心灵深处，倘若没有他珠玑般的著作，我们印度的历史就不会完整。”

在佛教东传的历史中，从被动的“接”到主动地“取”，文化在玄奘西行的道路上轰轰烈烈的碰撞融合，这是一个优美迷人的历史文化大动作，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符号，玄奘、大雁塔、大慈恩寺延绵至今，历经风雨和朝代更迭而不朽，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密码，将外来文化的精华消化，吸纳到自己的肌体中，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是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秘诀。

鲁迅先生说：“玄奘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民族精神的代表。” 今天，玄奘的顶骨被分成几份，藏于世界上八个地方，人们为了供奉他的灵骨，致使其播迁过程变得曲折复杂，这恰好印证了人们对于玄奘精神的自觉传播与供奉。

从历史中的玄奘到小说中的唐僧，意味着一种民间精神和殿堂精神的大融合已经形成，从印度的那烂陀寺到中国的大慈恩寺，佛教换了一个血型，呈现出生命力的奇迹，这造就了一个时代的繁荣。

一道佛教及其文明中国化的大幕，千年之前，由一个名叫玄奘的僧人在大慈恩寺缓缓拉开，此后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唯有精神的融合，才是文化的最终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