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作业

读《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有感

摘要：本文是韦伯在一八九五年五月的弗莱堡大学就职演讲时的文章，在德国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所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困境的社会大背景下，韦伯阐述了东部农民问题、德国东部边界、经济移民和民族生存竞争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与庸俗经济学对立的他还在文章中不时攻击“经济”或“政治”，仔细品读，就会发现，韦伯认为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只能依据本国的国家理由，表达了对德国的强烈民族情怀，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同时也是不同文化价值及不同民族理念和民族素质之间的斗争。他提出德国民族是一个政治上不成熟的民族，德国国内还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担当起领导德国走向政治成熟的重任，凸显了对德国未来发展的深深担忧。本人在仔细品读该文之后对韦伯的研究方法也由此产生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东部农民；政治成熟；民族斗争；研究方法

一、作者简介

作者韦伯(1864—1920)，是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被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二、主要内容简介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是韦伯的一篇就职演说，按老师要求读本书75-108页，这篇就职演说有近一半的篇幅是在讲德国东部的农民问题，当时，德国东部有大量波兰农工不断流入，并且在东部地区日益坐大，造成德国东部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韦伯发问，为什么波兰农民能在东部落脚，并获得越来越多的土地？是因为他们拥有先进的生产力，亦或者是他们资本雄厚？韦伯深刻指出，波兰农民并不是掌握先进的经济手段，而是他们凭借对经济和精神生活的低要求立足于东部的。也就是说，韦伯认为波兰农民给德国带来的是较低等的文明，并且这种低等文明渐渐将德国农民代表的较高文明的雇工文明驱逐出去。

韦伯认为，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经济政策，只能是一个德国的政策，一个德国理论家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只能是德国的标准。如果一个德国经济学家按照某种全球化的标准来建议相应的经济政策，比如在自由主义经济的原则下开放东部的劳动力市场，那么他在韦伯的眼中肯定属于那种全无睿识和心肝的专家。在此点上，他认为，“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个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外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起来反对民族的未来。”对当时德国东部出现的这种情况，韦伯表现出来了强烈的民族担忧感。他从维护德国利益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关闭东部边界，防止外国人员跨国边界来务工，保护德国雇工的利益。第二，由国家大规模收购东部土地，一方面扩大皇室土地，一方面协助德国农民拓殖适合耕作的土地，尤其是拓殖适合耕作的皇室土地。在这里，我们注意到韦伯将矛头直指“既得利益者”，即彼时德国东部的荣克地主阶级。其实看看韦伯发表演说的年代，可以发现德国经济的各项指标都是在高速发展中的，国内的经济形势并未有明显衰弱的走势，为

何一个东部的农民问题就让韦伯如此担忧？个中原因，本人认为韦伯对民族国家间经济斗争的理解已十分通透。与其说他担忧的是德国东部的经济问题，不如说他更担忧的是德国民族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彼时的德国国内也没有一个力量能够担当起领导德国走向政治成熟的重任。那么何谓韦伯眼中的政治成熟呢？韦伯指出，所谓政治成熟就是指这些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至于其它任何考虑之上。遗憾的是彼时的德国还沉醉在国家统一与经济的快速成长带给他们的喜悦与安逸中，没有一个有担当力的力量站出来担此重任，甚至都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意识到这个巨大的隐患。韦伯便毫不客气的指出，“市民阶级似乎未老先衰，无能担纲民族的权力利益，但同时没有迹象表明工人阶级已经开始成熟并取代市民阶级。这些几乎已经成为了民族的敌人。”在他看来，国内不同阶级的斗争同样事关民族的生死存亡，毫无和平可言，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如果将经济斗争去政治化，那么德国的前景将是一片黯淡。

早在十九世纪末期，韦伯就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对于本民族的影响。他认为这种经济的发展方式并没有使民族之间的斗争变得容易，相反，各个民族要想在这场激烈的经济扩展方式下生存下来将更加困难。这种经济的浪潮会唤起当前利益与民族未来利益的冲突，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起手来反对本民族的未来。韦伯的理解是深刻的，经济全球化事关民族的生死存亡，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将经济斗争排除政治因素，那一个民族的未来发展必将岌岌可危。所以，经济应该为政治服务，经济政策的制定标准应当是“国家理由”。纵观德国近代历史，韦伯的担忧似乎都变成了现实。德国因为每次政治上的不成熟做出的错误选择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三、读后思考

在韦伯的作品中，他不但注重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方法，也注重历史方法，也以他自己的方式试图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联系起来。和马克思一样，都研究政治经济学，都研究资本主义，都试图为整个现代社会找到一个基本的分析、解释和批判的框架。两人在方法上，也不像当代西方一些实证主义社会学家讲的那样对立，韦伯把现代化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看作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理想化的社会分工，是一个没有人情味儿、不以个人价值观念为转移的资本主义市场和为它服务的官僚行政机构。在韦伯看来，这个金钱社会的理性计算最终会把现代人从一切传统的生活世界中连根拔起，驱入现代性的“铁笼子”里。这些看法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典分析大同小异。韦伯和马克思的根本的不同在于，他注意力的焦点并不在生产和经济生活里的矛盾冲突，不在社会领域里的不平等、不公正，不在阶级斗争，当然更不在为无产阶级制定斗争纲领，而是始终如一地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现代人的两难处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它的根本原因。

从这个角度看，韦伯对现代性的社会学分析和韦伯作为一个具体的德国市民阶级成员的“政治的人”的价值反思之间并不是没有理论结构上的接触点。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各种社会力量、社会群体都在为争取进入社会主流和中心斗争，以便保护自己的权利和价值。这种冲突在总体上确实带来了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但这种社会的民主化的实现，却导致了民主社会的公民越来越对价值主流和核心的社会象征本身不闻不问，缺乏兴趣。这时候的问题就不是公众被挡在社会价值和权利的核心之外，而是因为有太多的门向他们打开，反倒使他们无所适从，产生出一种价值冷漠。韦伯的“祛魅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