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20世纪前期买办制度之嬗变
20世纪前期买办职业报酬制度分析
解 出发 的 。
买办 巨额 的收 入从何 而来 ？ 其收入 来 源是相 当
复杂 的 。他们 不仅 是 洋 行 的雇佣 者 ， 时 又是 自营 同
生意 的商人 ； 仅 是 货 物 的经 纪 人 ， 时又 是 货 主 ； 不 同 不仅 赚取 工资 和佣 金 ， 时又 赚 取 远 远 超过 工 资 和 同 佣 金 的商业 利 润 。有 的买办还 涉 足钱庄 、 当铺 、 漕 盐 等厚 利 营生 ， 加地 产 、 参 洋厘 、 据 的投 机买 卖 ， 至 票 甚 参 与 贩卖鸦 片 、 军火 、 力和 走私 偷漏 。买 办 的职业 苦 所得 只是其 收 入 的来 源 之 一 ， 多 买 办 自营业 务 的 许 收入 已经远 远 大于其 买 办收 入 。但 买 办职业 之外 的 经济 活动 往往 与其 职业 活 动 有 着 千丝 万 缕 的瓜 葛 ， 某 种 意义 上 已经成 为他 们职业 活 动 的延 伸 。
办 的 经 济地 位 没有 因 此 得 到 削弱 ， 而 因为 原 有 制度 的成 熟 而 得 到 进 一 步 的增 强 。 反 关 键 词 ：经 济 史 ；买 办 ；职 业 收入
中 图分 类 号 ：Ｋ ６ ． ５６９ 文献标识码 ： Ａ 文章 编 号 ： ０ １ ５ （０ ０ Ｏ －１９０ １０ ９ ７ ２ １ ） １ ２ － ０ ４
世纪 前期 恰恰 是买办 研究 更好 的 切人点 。
无 论 哪 个 行业 的买 办 ， 业 报酬 都 是 由两 部 分 职
收 稿 日期 ：０ ９ ）— ２０ ￣８１ ７
基 金项 目 ： 家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一般 项 目（ ５Ａ １０ ９ 国 ０ Ｊ ７０ ０ ）
买办制度的演变
买办制度的演变篇一：论买办论买办买办是指1800年－1910年，帮助欧美国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
这类被外商雇用之商人通常外语能力强，一方面可作为欧美商人与中国商人的翻译，也可处理欧美国家商界与中国政府之双向沟通。
除此，这类型商人还可自营商铺，因此致富者颇众。
买办曾经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导，是西方资本主义人侵中国的桥梁。
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的转化，曾经引起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动。
在近代商品经济瓦解中国这个古老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买办的作用从沿海城市一直渗透到穷乡僻壤—他们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度，也是不可忽视的。
一、鸦片战争前后买办制度的变化有清一代的对外贸易, 在鸦片战争以前虽然经历了海禁时期(顺治元年—康熙二十二年)多口通商时期(康熙二十三年—乾隆二十二年)广州贸易时期(乾隆二十二年—道光二十二年)等阶段，但是中央政府的基本政策是闭关自守，重点放在防闲、防夷上面。
在清政府看来, 对外贸易可有可无，海关税收也是次要的, 。
但是既允许贸易(那怕是带有很大限制性的)，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货物买办、银钱收付、陆地居住、生活供应等问题，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语言隔阂、制度两岐、商情互异、货币不同的困难。
既要贸易，又要管理, 于是就出现了既是贸易交往中不可缺少的中间商人, 又是贸易管理中承上连下的环节人物—行商们、通事、买办、银师等。
这些人物在商业交往中各有其专职，但在监督外国商人方面又起着对官方保证，并又互相保证的作用。
行商是经过清政府核准的、垄断对外贸易的少数特权商人。
到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中国官方把保甲制度的成规施之于行商。
“行”与“行”互保，同行倒闭，各行行商负责分摊清偿；“行商”保“夷商”，夷商生事或拖欠税款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这就是所谓“保商制度”[1]。
到鸦片战争前夕，已经形成一个以监督外商为主要任务的错综复杂的保证系统。
自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以后，清政府为了达到闭关自守、防闲、防夷的目的，首先把对外贸易的渠道约束在广州这个窄狭的地区，然后又在这一“瓶颈”地带实行一套“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管理制度。
第九讲 二十世纪初清朝政治制度的变化.
督办政务处的主要职责是制定“新政”的 方案，推动“新政”措施的实行。督办政 务处成立后，代表清政府组织制定并着力 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政”措施。它包括政 治、军事、经济、法律、文教等多方面的 内容，其中涉及政治体制和机构调整的主 要有5个方面：
(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 外交部，班列各部之首
商部
及至同年8月又谕令设立商部，并将原矿务铁路总 局并入。商部的机构由尚书、左右侍郎、左右参 议组成，负责农垦、农牧、路矿、工商等事务。 下辖有平均司、通艺司、会计司和司务所等。 与此同时，清朝又任命载振为尚书，伍廷芳、陈 璧等为左右侍郎，聘请张謇等有经济实力的实业 界人士为顾问。 商部成立后，制定了一些规章和办法，颁布了 《商法》，设立了户部银行及京师劝工陈列所等。
清末新政与戊戌维新之异同
清朝在“新政”期间对机构所进行的所谓 “改革”，在形式上基本没有超出“百日 维新”的范围，从指导思想和实际内容及 所产生的影响上，更是有别于前者。
戊戌维新时期搞机构改革的目的是要通过 开国会、立宪法而把中国由封建的君主专 制政体改变为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制度； 而清朝的所谓“新政”则仅仅是要把君主 专制的封建政体稍作一些细枝末节的改动， 以达到从根本上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和 列强对华侵略的又制订了《练兵处办 事简要章程》，从而把全国兵政督抚、提 镇以下文武官吏的任免、练兵军饷以及各 省设制造军械的局厂管理权力集中于练兵 处。
巡警部
与此同时，清朝还于1905年10月成立巡警 部，作为管理京师地方警察和全国警政的 最高公安机构。巡警部由尚书、左右侍郎、 左右丞、左右参议组成。下设有警政司、 警学司、警法司、警保司。巡警部的下属 机构有京师内城和外城巡警总厅、司艺所、 预审厅、稽察处、教养局、消防队、消防 总局、探访队、协巡营等。
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出现的买办阶级
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出现的买办阶级摘要：买办阶级在很多研究者认为是一种沟通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封建地主之间关系的一种‘媒介’，这个‘媒介’直接导致了“官僚买办化和买办官僚化”的局面形成。
通常买办被认为是一个“反动的阶级”。
但是实际上买办在近代中国的早期社会的变迁中起到了很多积极的意义。
在当时的中国，几乎各个领域都有买办的活动。
洋务运动的发展离不开买办阶级的推动，民族工业的创办更离不开买办阶级的引导，除此之外，在我们国家的早期引进和宣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我们不能单纯的只看到买办存在的消极性，我们要相信任何新生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我们在研究买办这个特殊阶层的时候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
关键词：买办；民族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买办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重要部分之一，他们是先于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产生的。
他们的活动体现在当时中国的各个领域，并不是昙花一现。
买办阶级的活动甚至参与到中国近代很多的重大的政治事变的过程里来。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尤其是在经济上的入侵是少不了通过买办阶级的帮助。
很多时候买办收到的评价很低，正如严中平先生曾言，买办“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操纵、指使和庇护下，发挥为外国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作用；通过为外国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方式，以积累自己的资本。
”[1]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买办阶级也可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导。
买办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十分深刻。
1.对买办阶级的认识1.1 买办的含义买办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自产生之后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中间有一个身份地位的转变，主要分为两个方面来说明：1.1.1 买办产生前期买办最早产生于明代，是专门指朝廷供应的商人。
之后，买办的范围扩大，担任起了为官府或者地主富豪采购事物的职能。
在明朝时期，买办还主要受制于官府朝廷，如果不官商勾结，买办根本不会有利润可言。
到了清代至鸦片战争之前，清朝政府因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在广州实行的贸易制度。
20世纪前期之买办制度论析_杨宇辰
第29卷 第4期2010年12月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J OURNA L O F EAST CH I NA I N ST I TUTE O F TEC HNOLOGY V o l 29 N o 4D ec .2010收稿日期:2010 06 03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05JA710009);江西省重点学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资金支持。
作者简介:杨宇辰(1976 ),女,河北张家口人,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20世纪前期之买办制度论析杨宇辰(南昌工程学院人文社科系,江西南昌330099)摘 要:20世纪前期,外国资本主义和买办这一对合作伙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博弈,逐步将买办的无限保证责任制度、买办的基本职责、买办的职业报酬制度和外商对买办的庇护制度等买办制度的基本内容加以强化和完善,达到了更好的双赢效果;外商尝试对买办制度进行了局部改良,但不表明买办制度已经衰落,由于中国市场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买办制度此时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买办制度在这一历史时期最充分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面临着盛极而衰的命运。
关键词:经济史;买办制度;20世纪前期中图分类号:K 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3512(2010)04 0321 07买办 一词系借用旧称,在我国明代指专司宫廷供应的商人。
但它一度成了 极不光彩的帝国主义的奴才和爪牙的通称 [1],有的学者提出 对买办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职业买办。
[2]笔者认为,买办的活动相对封闭,大多局限于经济领域,对买办的界定应以其经济职能和职业属性为界。
因此,本文对买办的研究基于这样的理解:近代史上的买办是在保证责任制度下,根据与外商订立的契约,居于外商与华商之间,以外商的名义与华商交易,从外商取得薪金,从卖者(可以是外商,也可以是华商)取得佣金,并为自己的业务活动对外商负无限经济责任的一种职业,兼有外商雇员、担保人、代理人和独立商人四重身份。
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
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期。
一方面，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这些变革体现在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
本文将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这些变革的源起、过程和影响。
一、政治变革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的社会。
武昌起义的爆发使得清王朝的统治力量瞬间崩溃，让中国面临政治权力真空的局面。
此后，在各种思想潮流和政治派别的互相斗争中，中国经历了民主派与封建派、左派与右派、军阀与政治家等各种政治力量的交替。
在政治思潮上，主张变革和改革的思想逐渐升温。
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以及“民主共和国”的理念，成为了思想的代表；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在不同的领域发表了大量的思想文章，呼吁改革。
在政治实践中，士大夫、商人、工人和农民等各个群体都进入了政治舞台，希望通过斗争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
而各种派别斗争不断，往往以暴力和战争为手段。
这种政治局面的动荡，也成为了中国社会变革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二、文化变革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仍然深受封建思想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也迎来了一次文化复兴的浪潮，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许多文化名流。
在文学领域，鲁迅、茅盾等人提出了“白话文运动”理念，试图用通俗易懂的方式阐述经典文化。
在艺术领域，中国美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西山、森美、赵少昂等画家提出了“新文化美术运动”的理念，试图将中国画融入到西方艺术的形式结构中；同时，戏曲、音乐等古老文化也迎来了一次复兴。
三、经济变革20世纪初的中国经济，严重落后，而外国列强在中国的殖民和掠夺也不断加剧。
先进生产方式的运用促使中国产业和技术水平的发展。
铁路、电力、矿产等行业的发展和士绅商人的崛起，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转型。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得世界贸易大幅减少，中国逐渐实现了自给自足，使中国经济非常有活力。
买办与20世纪初期商会事业机构建设
商会的成立是上海历史变迁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经济近代化新的一页的开端。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商会，主要职责和任务是振兴商务，尽快消除官商隔阂，为商战贡献良策。从此，商会不但成为政府与工商界的重要沟通平台，也使工商业的行业自律与各业之间的合作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自上海有商会始，在政府倡导下，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了商会，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到民国初年，商会不但成为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法人社团，也在中外交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近代商会选举问题，参见朱英：《近代中国商会选举制度之考察——以清末民初的上海商会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其中，品行方正、在沪有实业、谙习公牍、明白事理为入选议董和总协理的必备条件，会员也以品行方正、在沪经商者为限，旨在使上海商务总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工商团体，更具资本主义色彩。真正在商务总会中居领袖地位并能左右会务活动的是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新式商业资本家和作为外资企业代表的买办，他们在商务总会会员总数中占半数以上，而拥有的经济实力则居压倒性的优势。
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组织构成中，我们可以看到买办的地位。在5名总董中，3名具有买办身份，其中1名（唐杰臣）是以洋行代表的身份入会并充任总董、议员职务的，在包括总理、副总理、议员、会员共75名成员中，可以查知有买办身份的有16名，占21.3%，其中作为洋行代表的身份成为议员、会员者各占2名。[5]49可见当时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不但允许买办代表外商企业入会，有被遴选为议员、正副总理、总董的资格，而且很多兼有买办身份的人大都是素孚盛名的“体面巨商”，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使初创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增添了近代资本主义的组织成份。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存在两年多（1902年2月—1904年5月），从其组织构成的资产阶级社团面貌以及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倾向来看，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反映传统的行会统治开始让位于粗具近代格局的早期商会组织的领导，意味着上海商业社会向近代化迈进的新的步伐，对于后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商会，扫除积习，开通风气，起到先行示范和扩大影响的作用，从而博得了“第一商会”的称誉。
重新认识中国近代买办(历史论文)
重新认识中国近代买办[摘要] 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无论在政治与经济，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的活动，而且曾扮演过很显眼的角色。
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买办曾经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导，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华进行经济活动的桥梁，但任何新生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也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的变动，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 买办；经济近代化；社会关系买办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一个老资格的角色，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出现早于中国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他们的活动历久不衰，不象洋务运动到十九世纪末叶已近尾声；也不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仅仅是昙花一现。
甚至到大陆解放后，买办出身的人，在台湾还身居高位[1]——他们的存在和活动的时间是很长的。
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无论在政治与经济，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活动的踪迹。
在中国近代历次重大的政治事变中，他们也曾扮演重要角色。
依托于外国强大的侵略势力，他们的触角既伸向地主、豪门和权贵，也伸向工人和农民——他们的活动空间是很广的。
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他们曾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导，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桥梁。
它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卵翼下产生的，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带有一定的反动性。
但我认为任何新生事物的产生都有其生存的土壤，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它并不是反动透顶，不能将其一棍子打死。
应该说，买办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建主义的坚冰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一道瓦解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经济结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关系的现代化，其社会影响不容忽视。
一外国资本主义为了强迫输入鸦片，进行经济侵略，不惜以大炮打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
外国侵略者虽然暂时取得了军事胜利，但爱国的中国人民是不甘心的，他们要抵抗，要斗争。
试析二十世纪前期买办制度之成熟
用行 款等错误和过失 ，致使洋行受到损失 时 ，买办要负责赔偿。 洋行 买办 制度最早产生 ，因此也更 为 成熟 。它的运作方式为其他类型外商企业 买办制度 的确 立提供 了范本 ，他们大多效
外商与华商之 间 ，以外商 的名义与华 商交 易 ，从外 商取得薪金 ，从卖 者 （ 以是外 可 商 ，也可 以是华商 ） 取得佣 金 ，并为 自己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的业 务 活 动 对 外 商 负无 限经 济 责 任 的 ～ 种
职 业 ，兼有外商雇 员、担保 人 、代理人和 独立 商人 四重身份 。
是 因营业上的责任 问题 ，被洋 行向领事控 诉， 通过地 方官把他禁押 ， 坐牢 而死的（ 彭
调 和 发 展 ，逐 步 将 买 办 的 无 限 保 证 责
任 制度 、基 本职 责 、 职 业报 酬 制 度 和 外 商 对 买 办 的 庇 护 制 度 等 买 办 制 度 的 基
日本某洋行和 日资中国航 运公司的十六条 和十 四条 的买办雇佣 合同中 ，有三分之～ 的条款都是关于买办保证 责任 的 （ 内田直
“ 仅 一 人 ， 需 二 三 人 或 四五 人 连 保 。不 非 且 特 此也 ， 人之 自身 ， 需保人” 马寅初 ， 保 更 （
到 国际市场去卖 ） 银行和公司买办。洋行 、
国主 义的奴才和爪 牙的通称 ”（ 黄逸峰等 ，
１ ８ ，有 的学者 提 出 “ ２） ９ 对买办 的研 究不 能仅局 限于职业买 办”（ 聂宝璋 ，１ ７ 。 ９ ９） 笔者认 为 ，对买办 的界 定应 以其经济职 能 和职业属性 为界。因此 ，本 文的研究基 于 这样 的理解 ：近代史上 的买办是在保证 责 任制度下 ，根据与外 商订立的契约 ，居于
试论近代买办资本家之迅速蜕变
试论近代买办资本家之迅速蜕变作者：鲁科灵来源：《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08年第06期摘要：买办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他们由卑微小民迅速跻身上流社会，除了外部环境和其特殊的优越条件之外，其自身的许多可贵品质也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关键词：买办；资本家；蜕变中图分类号：TUO98. 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08）06－126－01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市场，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兴起而产生一种特殊的职业，即近代意义上的买办。
作为直接为外国资产阶级开拓贸易服务的人，买办最先接触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并深受其惠。
于是在白手积聚起大量财富的同时，他们成为近代中国最狂热的投资者。
附股外国企业，是买办投资新式企业的第一步。
不言而喻，它的下一步就是从附着于外国企业向自办企业的转化。
在这一过程中，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买办也就转变为民族资本家了。
买办投资的第一步是附股于外商企业。
在整个19世纪下半期的外国侵华的各项企业中，几乎没有一项没有华商的附股活动。
在这些狂热的附股者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买办。
买办附股外资企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通过附股外资企业，得以参与企业的创办和管理，从而了解和掌握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管理方式，锻造出一批懂行的企业管理人才。
其中著名的有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
他们先后被李鸿章委任为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重要企业的会办或总办，为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初创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附股外资企业的过程中获得巨额利润，这为以后投资于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及自办企业提供了资金。
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办起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官督商办企业，这为华商的投资活动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很多买办如唐廷枢、徐润等相继把资金投进了规模庞大的官督商办企业。
洋务派官僚控制的几个大一点的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和上海织布局等等，或者是由这些人创建，或者是在他们主持之后，才能有所发展。
试析二十世纪前期买办制度之成熟_杨宇辰
１２商业时代 （原名 《商业经济研究》） ２０１１年１３期买办制度的定义“买办”一词一度成了“极不光彩的帝国主义的奴才和爪牙的通称”（黄逸峰等，１９８２），有的学者提出“对买办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职业买办”（聂宝璋，１９７９）。
笔者认为，对买办的界定应以其经济职能和职业属性为界。
因此，本文的研究基于这样的理解：近代史上的买办是在保证责任制度下，根据与外商订立的契约，居于外商与华商之间，以外商的名义与华商交易，从外商取得薪金，从卖者（可以是外商，也可以是华商）取得佣金，并为自己的业务活动对外商负无限经济责任的一种职业，兼有外商雇员、担保人、代理人和独立商人四重身份。
所谓买办制度，并非指由政府颁布或规定的成形的规章制度，而是在外商雇用买办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得到多数买办与外商默认的一套合作方式。
具体到每一时期、每一位外商与买办之间合作的方式、程试析二十世纪前期买办制度之成熟■杨宇辰（南昌工程学院人文社科系 南昌 ３３００９９）▲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０５ＪＡ７１０００９）江西省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资金支持◆中图分类号：Ｆ７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内容摘要：２０世纪前期，外国资本主义和买办这一对合作伙伴在利益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博弈，买办制度经过微调和发展，逐步将买办的无限保证责任制度、基本职责、职业报酬制度和外商对买办的庇护制度等买办制度的基本内容加以强化和完善，取得更好的双赢效果，使买办制度达到了成熟。
文章认为对买办的界定应以其经济职能和职业属性为界，所谓买办制度，并非指由政府颁布或规定的成形的规章制度，而是在外商雇用买办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得到多数买办与外商默认的一套合作方式。
关键词：经济史 买办制度 ２０世纪前期度都不尽相同，因买办的地位、外商的种类和合作的具体情形而定，由他们签订的雇用合同作具体规定。
到了２０世纪前期（本文所指的“２０世纪前期”主要是１９００－１９３７年间），外国资本主义和买办这一对合作伙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博弈，逐步将买办的无限保证责任制度、基本职责、职业报酬制度和外商对买办的庇护制度等买办制度的基本内容加以强化和完善。
买办制度浅谈
买办制度浅谈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今天千姿百态的21世纪，历史的河水汩汩流淌了几千年，在这悠长的历史中，经历了多少历史的嬗变，朝代的更迁。
君王远去了一代又一代，臣民更换了一茬又一茬，不少阶层勃然兴起，繁华之后又销声匿迹，堙没在时间的潮水里，仅留下几页宣纸的回忆。
在离我们不远的中国近代——清朝末年凌乱而又凄惨的社会中行走着这样一个阶级：买办。
这个名词大家都不陌生，可熟悉的名词背后隐藏的那段历史却鲜为人知，因此我想对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买办做一个浅谈。
论述未始，概念先行。
究竟何为买办，《辞海》里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买办亦称“康白度”（葡comprador）。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理人。
原指欧洲人在印度雇用的当地管家。
在我国，指外国资本家在旧中国设立的商行、公司、银行等所雇用的中国经理。
“买办”一词，明代专指对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清初专指为居住广东商馆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买人或管事人。
鸦片战争后，废止公行制度，外商乃选当地中国商人代理买卖，沿称买办。
其性质既是外商的雇员，也是独立商人。
嗣后，外商为了减少买办的中间佣金，逐渐采取与中国人直接交易的方法，买办遂转化为单纯的外商雇员，称“华经理”或“中国经理”。
可见买办一职早就有了，只不过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它有着不同的社会职能。
可为什么在中国近代“买办”会忽然兴起并迅速成长为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呢？原因几何，个人做出了如下分析：中国近代时期，英美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多年的海外殖民和扩张迅速崛起，超过了闭关锁国多年的清王朝，渴求并觊觎中国丰富的物产和原料以及巨大的商品销售市场，心之所向，剑之所至，贪婪的列强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迈开了殖民中国的第一步，一开始列强们兴奋难耐激动不已，可很快狂热的心就凉了一半，因为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旧中国，他们千辛万苦、漂洋过海运回来的商品根本就开不开销路，再加上语言不通，风俗各异，商业规则不尽相同，因此开拖市场的难度可想而知。
试析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买办社会
儿子连续继 任, 父子四人共在怡和洋 行供职 82 买办 ( 如叶星海、李正卿、严焦铭等) 都是经他 年, 直到解放后该行从大陆撤退。 [ 2] ( P27- 53) 这 介绍发家的。后来王铭槐经营失败, 也是宁波籍
种家 族关系某种程度 上加强了买 办阶层的 内聚 买办鼎力相助, 出资拥护他又作了德商礼和洋行 力, 也是买办社会排外性的重要原因, 以至当时 买办。 [ 2] ( P206- 214) 在上海, 他们在工商界处于领
三
王芸卿继任。他一介书生, 根本无法开展业务, 实权很快落在王伯年生前的部下徐继才手里。 [ 13 ]
在买办社会达到鼎盛的同时, 买办阶层的分
( P174- 192) 类 似例子, 在 买办这个 圈子里屡 见不 化现象也明显表现出来。其成员构成, 呈金字塔
鲜。买办社会固有的封闭性和买办家族的衰落迹 状态。那些大买办们鹤立塔尖, 能够呼风唤雨,
社会普遍认为买办是家族的事业。
导地位。1902 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和 1904
但值得注意的是, 买办家族形成以后, 一般 年成立上海商务总会的主要领导职位, 都由宁波
都呈衰落趋向。他们的买办家业往往从一个声名 籍买办的头面人物占据。
赫赫的大买办开始, 但其后代多为纨绔子弟, 缺
苏州洞庭山席家为首的洞庭山帮, 在上海也
不在少数, 举不胜举, 是当时社会耀眼的暴发
席氏家族是买办 家族中最大的 一支。从 19
户。为了联络感情, 互通有无, 他们还成立了各 世纪 70 代开始至 20 世纪 30 年代, 这一家族共有
种形式的买办组织,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汉口华商 23 人担任过 13 家外商银行的买办, 5 人担任 2 家 总会、天津行商分所、上海买办公会等。这些组 洋行的买办。 [10] ( P138) 汇丰银行买办之职从席正
史学界对“买办”评价的变迁
史学界对“买办”评价的变迁晚清时上海的汇丰银行大楼“买办”一词，国人肯定不会陌生。
但能确切说出该词具体含义的人，恐怕也不多。
简而言之，买办乃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职业，他们同外商订立契约，交纳保证金，以外商名义和华商做生意，从中赚取薪水及佣金。
自清末诞生之日起，买办这个特殊群体即饱受非议。
其后世形象，可谓大起大落。
与买办群体同时代之人，大多对买办持否定立场买办主要存在于清末民初。
同时代之人，对买办群体大多持否定看法。
林则徐：买办等本系汉奸晚清时，国人在“华夷之辨”的观念下，极瞧不起帮洋人做事的买办群体，称他们为“二毛子”或“洋奴”，林则徐甚至说过“买办等本系汉奸”的话。
经济上富起来的买办，为提高社会地位，大都花钱捐官，如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等，都捐得道台头衔。
20世纪初，买办们开始自称华经理，以摆脱买办这个惹人厌恶的名号。
①陈独秀：买办帮着外国资本家掠夺中国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买办之一受以上社会观念的影响，早期研究买办的学者，对买办多无好感。
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所谓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的买办，只能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只希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
不久后，瞿秋白较早地使用了“买办阶级”一词。
马寅初：买办的存在有客观原因，但“害多利少”此外，1923年，马寅初在一次演讲中，很准确地指出买办存在的原因：“中外通商，语言不同，习惯各异，不得一能代表两方意思者，介于其间，欲求交易之成，必不可得”，但在他看来，买办制度“害多利少”。
②沙为楷：买办使中国的工商业凋零1927年，沙为楷著《中国买办制》一书，持相同观点，且列举买办在外交、内政、国政、工商业、经济5个方面的危害。
如外交方面，在国人抵制日货、英货时，买办代日人、英人出面，销售商品，此种买办“缺乏爱国热心”，甚至是“国家之蝥”；又如工商业上，外商原有优势，加之买办“随时参谋指使”，使“我国之工商业日渐凌夷，外商之经营日渐隆盛”。
论买办
论买办买办是指1800年－1910年，帮助欧美国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
这类被外商雇用之商人通常外语能力强，一方面可作为欧美商人与中国商人的翻译，也可处理欧美国家商界与中国政府之双向沟通。
除此，这类型商人还可自营商铺，因此致富者颇众。
买办曾经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导，是西方资本主义人侵中国的桥梁。
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的转化，曾经引起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动。
在近代商品经济瓦解中国这个古老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买办的作用从沿海城市一直渗透到穷乡僻壤—他们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度，也是不可忽视的。
一、鸦片战争前后买办制度的变化有清一代的对外贸易, 在鸦片战争以前虽然经历了海禁时期(顺治元年—康熙二十二年)多口通商时期(康熙二十三年—乾隆二十二年)广州贸易时期(乾隆二十二年—道光二十二年)等阶段，但是中央政府的基本政策是闭关自守，重点放在防闲、防夷上面。
在清政府看来, 对外贸易可有可无，海关税收也是次要的, 。
但是既允许贸易(那怕是带有很大限制性的)，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货物买办、银钱收付、陆地居住、生活供应等问题，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语言隔阂、制度两岐、商情互异、货币不同的困难。
既要贸易，又要管理, 于是就出现了既是贸易交往中不可缺少的中间商人, 又是贸易管理中承上连下的环节人物—行商们、通事、买办、银师等。
这些人物在商业交往中各有其专职，但在监督外国商人方面又起着对官方保证，并又互相保证的作用。
行商是经过清政府核准的、垄断对外贸易的少数特权商人。
到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中国官方把保甲制度的成规施之于行商。
“行”与“行”互保，同行倒闭，各行行商负责分摊清偿；“行商”保“夷商”，夷商生事或拖欠税款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这就是所谓“保商制度”[1]。
到鸦片战争前夕，已经形成一个以监督外商为主要任务的错综复杂的保证系统。
自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以后，清政府为了达到闭关自守、防闲、防夷的目的，首先把对外贸易的渠道约束在广州这个窄狭的地区，然后又在这一“瓶颈”地带实行一套“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管理制度。
近代商业制度从公行制到买办制的演进初探_赵娟霞
近代商业制度从公行制到买办制的演进初探赵娟霞(天津工业大学天津300020)摘 要: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被官方特许的公行所垄断,随着公行制度的取消,买办阶层应运而生,买办制度是近代中国一项独特的商业制度,它推动了我国新式商业的产生。
以往对买办制度的研究多侧重于在政治维度下的讨论,缺乏从经济视角对其进行分析。
本文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运用交易费用理论来分析从公行制到买办制的变迁,剖析了近代商业制度变迁的经济机制。
关键词:近代商业制度;公行制;买办制;交易费用理论中图分类号:F7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007(2010)09-0094-05Abstract:Befo re the Opium War,the for eig n tr ade w as monopolized by the o fficial licensed business,and w ith the cancel o f licensed business system,the co mpr ado r class came into being.T he co mprado r system is a special com mer cial sy stem in mo dern china,pushing the fo rmat ion of new st yle o f co mmerce.T he for mer research on t he com prador system put emphasis on the discussion under the political dimension,lacking the analy sis fr om the perspectiv e of economy.In this paper,accor ding to the analytic method o f cost and benefit o f economics under the new system,I make an analy sis o n the shift f rom licensed business system to the co mprado r system thr ough the theor y o f t ransaction cost,and make an explo ration on the econom ic mechanism of business sy stem tr ansfo rmatio n in mo der n times.Key Words:M odern T imes'Business System;L icensed Business System;Comprador System;T ransact ion Co st T heo ry所谓制度,诺思在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所给出的定义是:!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1]。
浅谈戊戌变法：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变迁的开端论文
浅谈戊戌变法：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变迁的开端论⽂ 中国近代法制转型从清末变法改制开始。
清末效法⼤陆法系进⾏法律移植,形成了中国近代法律体系雏形。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依据近代西⽅资产阶级法律创造了近代民主共和法律模式。
以下是店铺为⼤家精⼼准备的：浅谈戊戌变法：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变迁的开端相关论⽂。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戊戌变法：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变迁的开端全⽂如下： 【摘要】：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视⾓中,制度替换往往发⽣于旧制度危机⽇益严重并将发⽣崩溃的"临界点"时期,决定政治⾛向的⾏动集团如果把握了⾏动的主导权,就可能在制度变迁中成功实现制度创新。
1898年的戊戌变法试图通过⾃上⽽下的渐进式改⾰,来突破中国封建王朝路径依赖的惰性,把中国带⼊民主宪政的轨道。
从新制度主义视⾓分析,以康有为为⾸的维新集团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势⼒很弱的政治集团,其先天不⾜的因素包括组织涣散、意识形态凝聚⼒与整合⼒不⾜、改⾰所需的资源匮乏以及⾂民⽂化对变法的阻滞等,这些都决定了戊戌变法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制度创新这⼀伟⼤历史使命。
【关键词】：戊戌变法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视⾓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学研究领域引⼊了新制度主义，引起了处于政治学研究困境的学者们的极⼤关注，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词”之⼀。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流派之⼀的历史制度主义在继承传统制度对重⼤制度替代和宏⼤政治变⾰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将⾏为主义对⾏为主体在制度变迁和政治变⾰中的重要作⽤引⼊了研究视域，它将研究的核⼼放在了制度对于⾏为主体如何产⽣影响，以及由制度、⾏为和观念共同作⽤、相互影响于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塑造某种政治后果具有必然缘由。
这⼀研究⽅法的优点是它避免了⾏为主义的太过微观琐碎以及对社会历史背景现存限制性条件的忽视，克服了传统制度分析模式的单⼀边界条件的缺点。
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强调社会因果关系中的“路径依赖”在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作⽤，“路径依赖”意味着系统具有⾃我强化或正反馈作⽤，认为⾏为者⼀旦步⼊某⼀路径，便会沿着此路径演进，系统对这种路径产⽣依赖，原本可能更加优化的政策也可能失去实现可能性或者改变这种路径⽽另辟途径将是难度很⼤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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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20世纪前期买办制度之嬗变20世纪前期买办制度达到成熟；外商尝试对买办制度进行了局部改良，但不表明买办制度已经衰落，由于中国市场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买办制度此时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买办制度在这一历史时期最充分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面临着盛极而衰的命运。
关键词：经济史买办制度20世纪前期由于认为20世纪后买办社会开始“衰退和没落”，对于买办的研究集中于19世纪中后期，对20世纪买办的研究寥寥无几。
笔者认为，20世纪前期（1900-1937年）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加深；买办社会折射出了这种变化，发展到了顶点（其标志为买办人数的空前扩充，买办社会组织体系的完善，以及因为买办社会的成熟而导致的买办阶层的分化）；20世纪前期是买办制度的辉煌时期，买办制度的真正衰落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的。
20世纪前期买办制度的形式尽管买办的存在为外商转移了贸易风险，便利了他们深入中国内陆，但外商对买办的不满也是由来已久，与日俱增的。
买办过分控制了华洋贸易的全过程，有些买办“收取与运货到中国的运费相等的佣金，同时就英国制造品中的主要货物而言，这种佣金竟与海关的进口税相等。
”有的买办竟然比他的洋东还富有，“最后实际成为这个洋行的真正经营者了。
” 20世纪前期，随着来华洋行及企业增多，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外商的竞争压力逐渐增大，与买办分割利润的矛盾日益明显。
于是，有的外商开始尝试保留买办的主要职能而削弱他们权利的办法，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形式：一种方式是高级职员制。
即取消买办名义，雇用中国人为高级职员。
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真正取消买办，代之以华籍高级职员，分管某一方面工作，如雇中国人为副经理或称华经理、总稽核、会计主任、业务科长、大写等。
主要区别在于取消保证金和佣金制，成为单纯薪金制，职员的经济活动不再有独立性。
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以与中国文化和语言差异相对较小的日商为多。
这种方式取消了保证金和佣金制，成为单纯薪金制，职员的经济活动不再有独立性。
例如三井物产会社废除买办后，“雇佣华人任该公司与华商之折冲及调查信用并经理货币出纳之事”，横滨正金银行废除买办后，雇佣中国人为出纳科副科长。
有的外商为了保持职员的积极性，仍部分保留了佣金的形式，只是佣金率远远低于旧式买办。
大多数外商只是变更了买办的名称而已，所谓“华经理”的职责和报酬制度与原来的买办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另一种形式是经销包销制。
即把市场划分为若干地区，每一地区建立一个总代理商家，其下再建立分代理商，和当地的批发、零售商一起，结成一个网状销售系统。
地区经销商根据包销数量交付一定的保证金，并按销售额取得一定比例的佣金。
由于这种情况不发生商品所有权的转移，经销商还是中间商性质，因此是一种变相的买办制。
采取这种方式的多为一些来华的国际托拉斯企业。
天津宁通洋行与买办张松甫的合同就是包销形式的典型。
合同中规定：由买办签约订购的货物，货物运到一切开销由买办支付，货物如何销售、售出与否，概由买办负责。
这样外商风险降低，销售也更有保证，而且可以直接控制各级代理商，防止买办过分控制贸易过程；而买办独立性加大，获利进一步增多，可谓双赢。
有的外商还采取合伙制。
外商大量吸收买办股份，买办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外商企业的股东之一。
实际上，保证金名为押金，由于数额巨大，实际上也常被外商用作营运资本，甚至有外商借水行舟，依赖于买办垫付的押金作资本，某种意义上等于买办投资参加外商的运营。
有的外商因此付给买办象征性的利息，如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天津分行在与买办魏信臣的合同中写有“寄库金三万两仍为该买办的财产，行方给年息百分之五，半年支付一次。
”买办的保证金交纳5%左右的利息也是外商银行业的通常做法。
这种形式一般作为买办制的补充，外商通过这种形式利用买办资金，将买办利益与外商利益进一步挂钩，防止买办侵害外商利益；同时买办则从外商利润中分得了更大份额。
20世纪前期买办制度存在的原因有的学者因为买办制出现了上文提及的种种变化，认为进入20世纪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形势发生了变化，买办的地位已开始逐渐下降。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因为这些改革仅仅是局部的，少数的，试验性的，而且也往往是流于表面的。
许多大洋行和外国银行非但始终没有削弱买办的势力，而且对一些大买办给予了充分的信任，直到解放后仍保留着买办制。
改变称呼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当时革新的潮流，更重要的是满足买办的自尊心。
“买办”一词本身就有不敬之意，买办自身对这一称呼向来反感，加之20世纪反帝运动风起云涌，买办常常成了历次反帝运动的攻击目标。
因此许多买办要求以华经理的名义就职，沈燮臣在1923年就任美最时和捷成洋行买办时，就特别提出“要以华经理名义就职”。
而且在传统深厚的中国，凭借特殊的社会结构所型构的交易行为也多是发生在族人、亲朋、乡里和熟人这些封闭和半封闭的网络中间，交易主要依赖个人信誉、亲朋网络、乡里关系以及私人友谊等社会机制来调节，离开买办，西方商人没有办法直接嵌入到中国的商业网络；有的外商离开买办既不能买，也不能卖，业务量立即下降，不得不又恢复买办制。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分行在取消买办后，对华汇票业务随即大受影响，起初采取给华人行员手续费的形式以刺激他们的积极性，但效果仍不理想，到1924年不得不在汇票买卖上恢复买办制。
而大多数外商也只能部分取消买办制，像三井物产会社那样进口棉布部未设买办，出口糖、丝、棉花部则设有买办的做法较为普遍。
加之20世纪政局动荡，外商比以前更需要买办为他们的经营活动分担风险。
因此，这时的买办制度还具备强大的生命力；买办制度在这一时期虽然有了局部的改革，但是买办的势力并没有因此得到削弱，反而因原有制度的成熟而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20世纪前期买办制度的发展由于买办制度的成熟，买办队伍的膨胀，买办的经济活动异常活跃。
这一时期在华的外商企业数急剧增加。
据史料记载，1895年，在华外商企业数为603家，1900年达到1006家，1910年即增加到3239家，1925年达到7743家。
原有的外商企业利用其垄断地位进一步扩展了业务；但增长的主体是以收取佣金为主的小型企业。
由于这些外商企业大小不等，每家雇佣买办的数目不尽相同，而且雇佣买办的形式也趋向多样化，我们无法得到确切数据估计买办数目的增长情况。
但随着外商在华企业的增多，规模的扩大，买办的数目无疑也是随之增长了的。
因此，这一时期买办队伍大为壮大，买办的势力是增强了，而不是削弱了。
洋行买办树大根深，银行买办异军突起，公司买办也小露头脚，买办社会达到了鼎盛。
不同行业、不同地位的买办以不同的速度和方式积聚财富，必然导致经济地位的不同，从而在买办社会产生了分化。
一个阶层要结成一定的社会集团，进而在这一集团内部发生分化，前提是这个集团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已经相对稳定和发达。
显而易见，少数人无所谓分化问题。
在整个19世纪，买办的人数还不足以导致分化的产生;进入20世纪，这一条件具备了。
分化产生的过程是：大买办本身资历雄厚，加上服务于外国垄断企业，财富以滚雪球的方式积聚；他们凭借其势力在身边培植了庞大的买办家族和买办帮派，使买办社会呈现盘根错节的网络状态，买办家族和买办帮派之外的人想进入买办社会很艰难，因此买办社会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和排外性。
另一方面，下层小买办资历浅薄，事业风雨飘摇，只相当于一般商人，不得不频繁进出买办社会；大、小买办之间转化困难。
由于大型外商企业需要有相当财势的华商作买办，而只有充当大型外商企业的买办才可能获得稳定的巨额收入，这种封闭式的循环方式使小买办与大买办之间的鸿沟很难逾越，因此这一金字塔由底层到顶层的转化极为困难，其成员结构也就呈现一种稳固状态。
买办家族和买办帮派的形成是20世纪前期买办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信用既然是任职买办的先决条件，买办的就职又需要可靠的人保荐；外商信赖的一般是和他们合作多年的买办或外商企业内的职员，而这些人保荐的常常是他们的亲属、同乡，这就决定了买办社会不可能对外开放，具有天然的封闭性。
家族之间相互援引，形成了庞大的买办家族；同乡之间也辗转介绍，形成了以地域为区分的买办帮派。
这样，买办社会以亲缘、乡缘为连结，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络。
这张网络纵向向后代传袭，有的延续数代之久；横向向亲属、同乡延伸，盘根错节，自成体系。
这种家族关系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买办阶层的内聚力，也是买办社会排外性的重要原因，以至当时社会认为买办是家族的事业。
子承父业在买办社会虽为普遍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买办家族一般都呈现一种日益衰落的趋向。
他们的买办家业往往从一个声名赫赫的大买办开始，但其后代多为纨绔子弟，缺少历练，再也不能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出色，有许多因缺乏当买办的起码素质，不久就被外商抛弃。
买办家族日趋衰落的迹象预示了整个买办社会的没落趋势。
和家族关系纠缠在一起的是同乡情谊。
中国商人自古就有商帮的观念，很自然的，同乡援引就成为买办的重要来源。
大买办乐于利用自己的声望将他们的同乡荐入自己的圈子，甚至连买办间小职员的位置都愿留给他们的老乡。
日久天长，就逐渐分化出了以地域划分的买办帮派。
广帮和宁波帮是这其中最大的两支。
从作用上来说，人数上居于主体的小买办影响力甚小，大买办才是这个金字塔的中流砥柱，是他们扶持起了庞大的买办家族和买办帮派，促进了买办社会的繁荣和扩张。
当20世纪40年代前后外商企业因战争等原因纷纷撤出中国时，买办社会底层大量破产，上层则向创办民族企业转化，买办制度遂开始衰亡。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制度不是对“公行”制度的简单继承,也不是对西方制度的完全移植,而是一种制度的“变迁”。
外商和买办在利益上几经博弈，买办制度经过微调和发展，达到了很好的双赢效果。
因此，在20世纪前期，买办制度最充分地履行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买办阶层在相对封闭的天地里积聚起了巨额的财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有的城市阶层；而他们的财富本质上来源于外商对中国经济的不平等的垄断。
他们一方面参与和助长了这种垄断和剥削的进行，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外的沟通，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具有复杂性。
买办主要靠佣金和吸附在外商企业上的自营业务积聚了巨额财富，但是这笔可贵的资金积累只有很小一部分转化成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原始资本积累，绝大部分被挥霍掉或流入投机领域。
因此笔者认为，买办在中国近代民族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有限，他们的经济价值更多表现在促进中西方经济沟通的桥梁作用上；他们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这种作用是间接的。
由于看似强大的买办制度完全是搭建在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不平等的侵略基础之上的，与外国侵华势力一荣俱荣，一毁俱毁，随着这种侵略制度气数已尽，买办制度的辉煌背后是衰落直至消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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