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歌舞团的故事

东方歌舞团的故事
作者：薛琳
来源：《百年潮》2013年第05期
承载着党和人民的重托，文化外交的生力军——东方歌舞团在20世纪60年代初脱颖而出。

在其辉煌而曲折的成长历程中，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与她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东方歌舞团的前身是1957年在北京舞蹈学校成立的东方音乐舞蹈班。

万隆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国为加强对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工作，于1955年6月10日派出了以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为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尼，其间为当地民众演出中国歌舞、民乐和京剧，获得了良好效果。

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印尼总统苏加诺选派著名的“厘舞”艺术访问团赴华进行友好演出。

该团80余人于9月13日抵达中国。

10月3日，在访问团即将结束在北京演出之际，周恩来总理观看了她们的演出，并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指示郑振铎，要求我国舞蹈工作者认真学习厘舞蹈，并特别强调北京舞蹈学校要派人随团学习。

接到周恩来的指示，舞蹈学校校长戴爱莲立即选派正在该校古典舞教研组进修的上海实验歌剧院演员张均和该校六年级学生于海燕随团学习。

说到这个后来被誉为“印度舞玄奘”的中国第一代东方舞蹈表演艺术家张均，不得不提一个小插曲。

张均与东方舞蹈结缘于1954年底在印度和缅甸的访问演出。

张均在舞蹈学校学习期间，因其优美的舞姿、精湛的舞技和良好的形象，被校长戴爱莲选为重点培养对象。

1954年底，戴爱莲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的艺术顾问，将张均带在身边，随团赴印度、缅甸参加演出和学习。

临行前，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代表团成员，他要求大家“不光介绍我们的文化，也要学习人家的文化”，并特别叮嘱舞蹈演员“好好学习印度舞蹈”。

访印期间，戴爱莲专门请来了印度舞大师乌黛·香卡，请他亲自教授演员们印度古典婆罗多舞，还特别关照张均用心学好。

张均不辱使命，将印度舞那种迷人的眼神、富有语言感的手势和“三道弯”的腰姿与中国的文化神韵相融合，产生了独有的艺术魅力。

回国后，代表团向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作汇报表演，张均因其精湛的演技在首都文艺圈中一炮走红，被公认为中国“印度舞玄奘”。

缅甸单人舞（张均）
当张均得知这次要去学习“又土又怪”的“厘舞”时，哭闹着向校领导申请换人，但未获批准。

有些任性的她索性就等“厘舞”艺术访问团赴沈阳时，躲起来不上火车。

负责舞蹈学习工作的郑振铎得知张均的“想法”后，亲自找她谈心，对她说：“我们之所以派人随团学习，是为了展示我们对对方的友好和尊重。

”还特别告诉她：“这次学习任务是周总理下达的。

”想到周总理的嘱托，张均二话没说，就登上了去沈阳的列车。

此后，她和于海燕同印尼艺术家们一起在
我国九个城市进行了两个月的巡演。

在印尼“厘舞”艺术访问团即将回国之际，张均、于海燕还参加了她们在广州举行的告别演出，她们两人的表演将演出推向高潮。

斯里兰卡舞蹈：罐舞
就在“厘舞”艺术访问团在北京演出的同时，9月30日，苏加诺总统对中国进行了首次访问。

当苏加诺总统得知周总理专门派中国舞蹈家随“厘舞”艺术访问团学习的情况后，深受感动，随即向周总理提议要选派印尼舞蹈艺术家来华授课。

周恩来又一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北京舞蹈学校。

在苏加诺总统的高度关注下，印尼政府不到半年就选派了舞蹈、音乐各两人共四位厘舞艺术家赴华教学。

这四位艺术家于1957年7月中旬抵达北京，并带来了苏加诺总统赠送的15件铜质甘美兰乐器。

但是7月份已经过了中学的正常招生时间，为落实周总理指示，北京舞蹈学校重新组织了专门的招生考试，择其优者组建东方舞蹈科印度尼西亚舞蹈训练班。

原计划招收24名学员，音乐10人、舞蹈14人，但因当时很多考生对东方舞蹈认识不足，加之已经过了正常的招生时段，即使经过9月23日和10月21日两次考试，学校总共才招录到17人，仍比计划少了7人。

1957年11月6日，东方音乐舞蹈班（简称东方班）正式创立，这17位学员成为了中国东方音乐舞蹈的火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关怀和推动下，以张均、于海燕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东方音乐舞蹈艺术家茁壮成长起来。

经过近一年的刻苦学习，东方班的17位学员掌握了“厘舞”的全部表演技巧。

1958年9月，文化部部长茅盾和印尼驻华大使亲自观看了东方班学员的汇报演出。

乐队学生身着印尼传统服装，演奏甘美兰乐器，配合舞蹈队的各位师生，表演了集体舞、双人舞和单人舞等十个节目。

在欣赏演出过程中，印尼大使不仅称赞了东方班演员们的精湛舞技，更是因为看到“第一次完全由外国人演出的‘厘舞’”，而真切体会到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

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计划，东方班学完“厘舞”之后，接下来就要学习印度舞，但到了1959年秋，中印两国关系因
边界问题已经转冷，故而学习印度舞的计划只能暂时搁置。

此时，鉴于东方班学员的年龄已经偏大，文化部和北京舞蹈学校决定，将全班17名学员划归中央歌舞团，为东方音乐舞蹈艺术储备人才。

1960年夏，文化部和中央歌舞团专门请来了著名的缅甸舞专家杜钦纽，为东方班的学员们传授缅甸舞。

在杜钦纽的悉心指导下，经过三个多月紧张学习，这些学员就掌握了缅甸古典舞。

1960年11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亲自观看了东方班学员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的缅甸舞结业晚会。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当场向全体演员宣布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他说：“明年我要率政府代表团去缅甸访问，随同前往的还有文化代表团，你们今天参加演出的演员全体都随团去缅甸演出。

”听到这一消息，全体演员喜出望外，决心加紧排练，给外国朋友带去最精彩的节目。

出访之前，周总理更是亲临排练现场审查节目，为了使出访能够学有所成，他叮嘱大家要遵循“严肃、严格、严密”的“三严”的学习标准，并特别教导大家学习外国舞蹈“一定要每一个都学得非常透、非常深”。

1961年1月2日，激动人心的日子终于来了。

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赴缅甸参加《中缅互换边界条约批准书》的签字仪式，其中就包括由东方班师生、总政歌舞团和云南省歌舞团组成的文化代表团。

1月5日，代表团在仰光新建成的露天剧场举行了首场演出，由东方舞演员张均和赵世忠表演了杜钦纽创作的“缅甸古典双人舞”。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缅甸总理吴努等领导人到场观看节目。

在场观众看到由外国人表演的本国舞蹈，非常兴奋，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吴努总理更是带头起立为两位演员鼓掌。

当时，吴努总理兴致很高，表示很想再看一遍舞蹈，周总理随即让礼宾司的同志跑上台转告张均说：“应吴努总理的要求，周总理让你们再演一遍。

”翌日，缅甸各大报纸在显要位置刊登了两位中国演员的大幅舞蹈照片，称赞他们是“来自中国的缅甸公主和王子”。

1月8日，在代表团即将回国之际，周总理在中国驻缅使馆举行告别晚宴，邀请缅甸政要和各国驻缅大使500多人。

在宴会上，东方班全体学员为各国朋友表演了一场精彩的东方音乐舞蹈晚会。

十几位演员或是单独、或是集体，分别表演了缅甸、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柬埔寨、阿富汗等十四个亚洲国家的节目。

每当演员们表演到某一国的代表节目时，那个国家的大使就走到周总理身边，碰杯致谢，宾主之间的浓情厚谊将整场晚会的气氛推到了高潮，音乐声、祝酒声、碰杯声此起彼伏，整个会场弥漫着友谊和欢乐的气氛。

演出结束后，周总理接见了参加演出的全体演员。

他对演员们说：“今天我看了这场演出非常高兴，我从来还没有看过这样的演出，而且也不知道咱们还有这样的家底子，这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

你们这样搞很好。

今天的这场演出影响很大呀！那些大使们看了都高兴极了！”他强调道：“同志们，我们不要过低地估计了这场演出，它的政治影响是非常大的，通过我们同台表演了东方各个国家的歌舞艺术，促进了东方国家的文化艺术交流，加强了我们的友谊，而且对于世界和平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过去别的国家是看不起东方的，尤其是歌舞艺术，可是现在能够通过我们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向这些国家的使者介绍出来，你们看这个影响多大呀！”对于演员们的艺术道路，周恩来谆谆教诲说：“我们在学习人家的东西时，一定要准确，要精，不要学得什么都不像了。

我们不但要学东方的，而且还要会跳全世界的。

”这场演出虽
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东方班规模不足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

周总理同演员们说：“东方班的这些小孩们太累了，他们人太少了，出来一个节目是这几个人，再出来一个节目还是这几个人”，并明确表示“这个事业一定要大大的发展，东方班要补充人”。

现有的东方班已不能满足中国文化外交的要求，不仅要扩大演员规模，更要提高艺术水平。

在缅甸归国的飞机上，周恩来、陈毅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致祥详细研究了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现实状况和未来目标，决定成立“东方歌舞团”，专门从事东方歌舞的教学和表演。

从缅甸归国后，为感谢东方班演员们的演出，1961年2月19日，也就是农历辛丑年大年初五的晚上，陈毅副总理受周总理委托，请演员们到中南海紫光阁共度新春佳节。

周总理夫妇和文化部、对外文委的主要领导也出席了宴会。

因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演员们刚进门，陈毅就稍显遗憾地说：家里实在没什么好菜能款待，只能请大家吃“窝窝头和烩菜”。

张茜边张罗演员们入席，边鼓气道：“今天把你们邀请来是表示对你们的慰问，你们在缅甸的演出很成功，很受缅甸人民的欢迎，让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国人民是非常重视外国艺术的。

”在其乐融融的晚宴中，陈毅称赞演员们说：“你们支援了我们的外交工作，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好的局面。

”同时，他也给这些“小娃娃”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首先，为让这些青年演员认识到艺术工作的政治意义，他讲道：“艺术家是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代表，对政治最敏感，反映最快，她为民族的苦难斗争和控诉，为民族的欢乐幸福生活而歌颂，艺术是最好的表达工作。

”接着，他又对东方班未来的演出方向提出了要求。

他指出：“应该把亚洲各国的舞蹈都学到手，因为东方的艺术传统很深远，历史悠久，同我国有许多血缘关系。

将来还应该学习非洲的舞蹈。

”对于学习外国艺术所遵循的原则，他告诉大家“要学得好学得像，学到家”，并特别叮嘱“不要随便去改人家的东西”。

除了关心演员们的艺术修养，陈毅也非常关心他们的文化修养。

他强调说：“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艺术家，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光靠技术不行，不能更好体会和表达感情……中央很关心你们的修养，你们要搞一辈子事业，就要下苦功夫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天才艺术家。

”在晚宴最后，周总理宣布成立“东方歌舞团”。

为了充分展现东方艺术的魅力，他提出演出内容要“又有歌又有舞又有音乐”，并在其中设立研究机构和演出机构以便于宣传、教学和演出。

1962年1月在文化部举行东方歌舞团建团典礼，陈毅副总理讲话
经过在舞蹈学院的入门学习和中央歌舞团的实习演出，以及出国演出时向外国艺术家虚心请教，和向来我国访问演出的外国艺术团体学习，东方班的演员们已经学习和掌握了蒙古、缅甸、印尼、叙利亚、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古巴、哥伦比亚、墨西哥等23个亚、非、拉国家的80多个歌舞和民间乐曲节目。

成立东方歌舞团的条件已经成熟。

在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推动下，相关部委启动了东方歌舞团的筹建工作。

1961年3月13日，文化部党组书记齐燕铭和对外文委党组书记张致祥联名向周总理上报了《关于建立东方歌舞团的请示报告》。

不到一个月，周恩来不仅批准了报告，而且明确提出了东方歌舞团的演出方针，即“学习和演出我国民族民间传统的、优秀的、健康的、革命的歌舞节目，同时学习和演出亚非拉各国民族民间的优秀的、健康的、进步的歌舞节目，以促进我国和亚非拉各国的文化交流，增进我国人民和亚非拉人民及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

1962年1月，周恩来总理观看东方歌舞团建团演出后同演员们合影
在前期筹备阶段，东方团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少演员。

为帮助解决这一难题，周恩来不仅专门指示陈毅要把舞蹈学校的教员张均调来，还亲自主持从多个地方院团商调最好的演员以充实力量，例如，维吾尔族舞蹈演员阿依吐拉、蒙古族舞蹈演员莫德格玛、傣族舞蹈演员刀美兰、白族歌唱演员赵履珠和中央歌舞团的朝鲜族舞蹈家崔美善等。

经过多方努力，到成立时东方歌舞团已经聚集了一大批国内优秀演员，加上原有的东方班学员，共30多人。

此外，另选派一流的文艺干部领导东方团的各项工作，其中，戏剧编导戴碧湘任团长，舞蹈家田雨和歌唱家王昆分别任副团长和艺术委员会主任。

经过近一年的紧张筹备，1962年1月13日，东方歌舞团在文化部小礼堂举行了成立大会，陈毅副总理代表周总理出席了大会。

会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着重向大家说明了文化外交在新中国“反帝”外交中的突出价值。

他说：“世界的大国，没有一个国家向他们学习，让他们落后不堪，歧视他们，中国这个大国能学他们，他们感觉到感激的心情，使他们的自卑感就去掉了几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就提高了几分，因此可以把他们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争取过来，发挥力量，艺术上的承认就是政治上的支持。

”
建团后，周恩来和陈毅等领导同志就东方歌舞团的任务以及思想、业务建设等，作过十多次的指导讲话，用心血培育了东方歌舞之花。

此外，他们还从实际行动上帮助东方歌舞团。

建团之初，由于没有自己的排练场地，东方团只能租借其他院团的场地，很不方便。

为了尽快解决场地问题，张茜亲自出马，在北京和平里小区找了两栋新楼，作为演员的宿舍和排练场。

1964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日益严峻，为了突破美苏的封锁和包围，我国开始在“两个中间地带”国家寻求战略盟友。

为配合其他外交举措，实现寻求盟友的目标，对外文委决定东方歌舞团分别于2月初和6月初赴西欧六国和亚非五国进行巡演，这是其成立后首次成建制的大型出国演出。

3月25日，周总理刚刚结束亚非欧十四国之行回国，还未来得及向中央汇报情况，就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即将出访的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们，用自己的工资请他们吃饭。

在接见过程中，周总理对青年演员的艺术成长和东方歌舞团扩大规模等问题都作出了指示，特别是就如何成为合格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如何为亚非拉民族革命服务这两个关键问题作出了重要阐述，他讲道：“要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文艺工作者，首先要革自己的命，要建立一个革命的人生观”，“东方歌舞工作首先是革命的工作，亚非拉美是世界革命的最前线，做一个革命的东方歌舞艺术工作者，不但要交流歌舞艺术，增进各国人民之间友谊，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亚非拉人民闹革命”。

周总理的一席话深深触动了青年演员们的心，帮助他们树立起献身东方歌舞事业的坚定信念。

古语说：诗以言情，几位青年演员当场创作了一首快板诗以表达自己的心声。

东方歌舞一枝花，决心学好亚非拉，
党的话儿记在心，誓把青春献给她。

蒙古族舞蹈：盅碗舞（莫德格玛）
周总理看到这首诗非常高兴，当他读到“要把青春献给她”这句时，即席做了修改，把其中的“青春”改为“一生”，他解释说：“你们说要把青春献给她，把‘青春’二字改为‘一生’；你们要披荆斩棘一辈子。

你们讲青春也有道理，老了就不能跳了么！但是跳不了，还可以搞研究工作。

”这次接见后，为使大家树立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信念，周总理又将第三句修改为“一心要听党的话”，并委托3月31日该团参加文化部优秀话剧授奖大会的同志给青年们带话。

这样，经过周总理修改过的快板诗变成：
东方歌舞一枝花，决心学好亚非拉，
一心要听党的话，誓把一生献给她。

从此，经过周总理亲自修改的这首满怀革命豪情的短诗成为了东方歌舞团全体演员的座右铭，在艰难的日子里、在前进的道路上，它激励、鼓舞着一代代的“东方人”迎难克险，不断前行。

高水平的节目是艺术团的生命，对于承载着文化外交重任的东方歌舞团来说，“学好、学像”亚非拉的艺术就更是如此。

周总理曾多次对该团的艺术学习问题作指示，鼓励和鞭策演员提高节目质量。

对于演员的学习内容，周总理从国家外交大局的角度，专门规定“学习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歌舞，首先要尊重人家，要学习人家纯的民族民间的东西。

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有着反帝反殖的光荣传统、有许多老的革命歌曲，我们都应该学习，应该唱”。

亚非拉国家的节目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但有些艺术形式过于热情奔放，在“含蓄”的中国人看来就显得格外的“不健康”，特别是对生活在那个封闭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就更是这样。

在东方歌舞团演员学习舞蹈的过程中，就曾为是否要学古巴的“嚓嚓嚓”、埃及的“肚皮舞”和非洲舞等问题而大伤脑筋，有的演员说：“如果不学，那是人家的典型舞蹈；如果学，国内的人肯定接受不了。

”是否学习这些舞蹈，并不仅仅是艺术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为解决演员们的困惑，周总理教育他们要从实际出发，通过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即：“第一，看看他们有没有比较具有战斗性的进步的舞蹈；第二，如果没有，再看看有没有比较健康的舞蹈，如果都没有，也可以学一些他们国家典型的传统舞蹈。

”对那些必须要学的舞蹈，他始终要求演员们“人家的舞蹈是什么样就跳什么样，这是人家的传统”，但在具体演出时“（胯）可以扭得含蓄些”。

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东方歌舞团在建团后不长的时间里，就学习、积累了80多个音乐节目和170多个舞蹈和舞蹈素材。

朝鲜族舞蹈：丰收曲（崔美善）
学习是为了演出，为使演员们的歌舞节目能更好地展现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增强亚非拉国家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周恩来对东方歌舞团出国演出的节目提出了很多具体要求。

他曾反复强调要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即：“就是我们国家的需要为主，以对我们外事工作和文化交流是否有利为主”。

具体来说，演出的节目要以我国的歌舞节目为基础，用我国的革命化节目和具有抗敌精神的、重视劳动的古典节目“启发、影响人家”，同时要演出一些外国“艺术性强的，有思想性、人民性的”的节目。

为表示“尊重人家”，他主张要把外国节目“放在上半场的后面，或者下半场的前面”。

在“以我为主”演出方针的指导下，东方歌舞团在1964年6月至10月不到四个月时间中，沿着周总理非洲十国之行所走过的路，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叙利亚等五个国家的33个城市，演出53场，观众12万人，赢得了外国观众的广泛赞誉。

例如，许多民众特别喜欢他们表演的中国节目，尤其是大刀舞、红绸舞、弓舞等传统节目，认为“是从未见过的、有高质量的表演”，“给了我们无法比拟的艺术养料”，“全
面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

叙利亚总理比塔尔称赞我国节目说：“不仅看到了中国的艺术，也看到了中国革命的精神和亚非的艺术。

”
在周恩来、陈毅的关怀和指导下，经过了四五年时间的学习和发展，东方歌舞团如新苗茁壮成长，即将为新中国文化外交与中外文化交流开出艳丽的友谊之花。

就在这时，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如狂风暴雨把这朵刚刚吐蕊的“东方之花”吹落满地。

江青为了一己私利，在文艺界大树特树自己“文艺旗手”的形象，使文艺界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

为了诋毁和消除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在东方歌舞团的巨大威望和影响，她谩骂东方歌舞事业，说什么“东方歌舞是靡靡之音”、“非洲舞都是摇摆舞”，“东方歌舞现在还有必要么”，更是通过种种阴谋手段，挖出了几十名“反革命分子”和“外国特务”。

黑云压城城欲摧，东方歌舞团面临灭顶之灾。

就在这时，周总理挺身而出，竭力为这支刚刚绽开的东方艺术之花遮风挡雨，对那些毫无根据的污蔑之辞，他旗帜鲜明地反击说：“东方歌舞团有着优良传统，我不相信整个东方歌舞团三分之二的人都是反革命……”
1969年10月15日，周恩来陪同外宾观看来华学习的坦桑尼亚杂技团的汇报演出。

演出结束后，在登台接见演员时，周恩来获悉这场演出的主持人是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李雅媛，当即把李雅媛介绍给外宾，并详细介绍了东方歌舞团的情况。

他关心地问李雅媛：“非洲舞忘了没有？”李回答说：“没忘。

”听到回答，周总理加重语气，又一次问她道：“真的没忘？”当再次听到肯定的答复后，他高兴地连声说“没忘就好”，并对她说：“‘东方歌舞团’这个名字很光荣，你们要保持这一光荣称号。

”周总理在困难之中对东方团的关怀与关心，成为每个东方人心中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最黑暗的年代里，支撑着大家的信念。

为保存新中国的文艺队伍，1973年8月，周恩来指示文化部将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团和中央民族乐团等文艺团体中的尖子抽调出来，合并组建中国歌舞团，在其中专设东方歌舞队。

“恶梦醒来是早晨”。

1977年初春，“东方歌舞队”接到通知，要求参加由文化部组织的首都文艺界庆祝“四人帮”倒台的歌舞晚会。

被迫离开舞台三年半之久的演员们顿时欢呼雀跃，如获新生。

在演出过程中，演员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表演了美妙绝伦的歌舞节目，博得了观众一次又一次的掌声。

演出结束后，演员们怀着急切的心情，各自找自己熟悉的领导同志，表达恢复东方歌舞团的强烈愿望。

据蒙古族演员莫德格玛回忆，她当时就找到了自己的老领导乌兰夫倾诉心声，诉说东方歌舞团深受“四人帮”迫害的事，她说道：“我们‘劳改’了三年半！团也取消了，我们很不服气，大家等着恢复东方歌舞团。

”乌兰夫倾听了她的心里话，感叹良久，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这些文艺工作者，恢复东方歌舞团这个光荣的团体。

他当即提议要让东方团的主要演员带头恢复演出，“让大家知道”东方团的精湛艺术，并给莫德格玛鼓劲说：“人民会支持你们，人民爱戴周总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嘛！”听到乌兰夫的鼓励，莫德格玛非常高兴，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东方歌舞队的演员们，他们听了特别兴奋，连夜开会商量恢复演出的事。

最后，演员们决定将东方团的代表性节目组成一台晚会，由张均、崔美善、莫德格玛、阿依吐拉、刀美兰等主要演员负责排练，尽快恢复艺术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