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内容提要：以权钱交易为基本特征的腐败，不但损害政权的合法性，而且严重影响经济发展。腐败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是：降低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影响私人投资总规模；减少外国投资并影响投资结构；加重企业负担；妨碍中小企业发展；增加无效公共投资；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影响公共服务质量；影响经济稳定与金融安全；减少教育和公共卫生支出；鼓励人才流向寻租部门；损害市场经济体制的合法性。

腐败是一种古老的丑恶现象，前资本主义时期主要发生在政治领域，表现为官员在选官、理讼、收税、兴修公共工程时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以后，腐败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因为腐败的本质和特征是权钱交易，因此人们一直主要把腐败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来对待，在今天的中国尤其如此。

1964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塞尼尔.莱夫在《美国行为科学》发表的《经济发展：通过官僚腐败》一文和1968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比较早地注意到了腐败对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严重腐败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政府体制僵化，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专断性干预妨碍投资，干扰正常经济决策，降低经济活动效率，阻碍经济发展；以贿赂为主要手段的腐败能够打破阻碍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与制度，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因此，“一定程度的腐化会成为一种受人欢迎的润滑剂，可以减少现代化道路上的阻力。”(1) 这就是“腐败有益论”的观点。此后，不断有学者论证和支持这一观点。1985年，美国学者弗郎西斯.刘借助数学模型提出一种假设，论证时间对不同的人有不同价值，时间的价值决定于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时间的机会成本；时间价值最大的人可用向官员行贿的办法减少排队时间，因此，贿赂能够通过为时间价值最大的人节省时间的途径提高经济效率。(2) 1986年，贝克、玛赫、里恩用数学模型证明，在腐败市场的竞争中，有能力支付最高贿赂的公司通常是最有效率的公司；贿赂能使最有效率的公司得到项目或合同，因此，贿赂能够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3) 坚持“腐败有益论”观点的人还认为，贿赂能够降低僵化的政府体制给公司造成的成本，减少税费，有助于公司发展；贿赂有利于维持官员的低工资，使政府能够维持低税率；腐败有助于新兴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有利于通过非正常途径实现政治统合，缓和社会矛盾，减少革命危机，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经济发展。

9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社会对腐败问题日趋重视，“腐败有益论”受到严厉批驳。发生这种转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90年代中期，东南亚几个国家最高领导层的严重腐败问题被揭露，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造成韩国、印尼、菲律宾等国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使“腐败有益论”失去了最重要的实践依据。二是以1995年8月保罗.莫罗在美国《经济学季刊》发表《腐败与增长》一文为标志，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哈佛大学的专家为主的一批研究人员，依据大量的调查资料，用统计学和实证比较的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腐败对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从理论上彻底驳倒了“腐败有益论”。

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织了大量的调查，发表了数十件研究报告，有力地证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瓦特.坦茨等人根据1997年世界银行在97个国家的调查资料得出的结论：腐败程度与按人均GDP计算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年均增长速度都有消极的联系，腐败程度越深，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人均GDP增长越慢。(4) 腐败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是：

一、腐败影响私人投资的总规模。

按照传统理论，投资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必备条件。官员腐败妨碍行政效率，增加公司运营成本和不确定性，降低公司获利预期与信心；大量本应成为公司利润可用于再投资的资金进入腐败官员的口袋被用于生活消费，这就必然减少私人投资总额。1995年，保罗.莫罗依

据商业国际提供的57个国家1971－1979年的资料、68个国家1980－1983年的资料和它所给出的腐败指数与体制效率指数证明：无论政府管理经济的壁垒如何，腐败对投资率总是有着强烈的消极作用。在排除其他一切因素的影响后，腐败和受腐败直接影响的体制效率指数总是显著地对投资率有着负面影响。腐败指数每降低一级，投资占GDP的比率提高2.9％；行政效率指数每提高1个等级，投资占GDP的比例提高4.75％。设备型投资比非设备型投资更容易受到腐败影响。根据保罗的计算，若把孟加拉的官僚效率提高到乌拉圭的水平，即提高一个等级，其投资率可提高5％，GDP年增长率可提高0.5％, (5) 而官僚效率或体制效率与腐败指数是高度相关的。保罗在另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在平均腐败指数为2.38的情况下，每降低一个等级，投资率增加4％以上，人均GDP的年增长率提高0.5％以上。(6) 二、腐败减少外国直接投资。

引进外资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引进外资通常有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两种。外商直接投资既带来资金，也带来先进技术与管理，是优越于银行信贷的投资方式。在资金引入国的腐败（以贿赂官员为主要形式）尚可承受并可预测的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可能继续进入，但在腐败近于制度化、系统化、普遍化的国家，外商投资多集中于其运作相对独立、因而较易得到保障的外商投资区，并集中在轻加工、商业、贸易这样一些一旦腐败变得不可承受时可以随时撤出的领域。对外国投资人来说，腐败是可从收益中得到补偿的一种成本。一旦这种成本太高或不可预测，就不会投资或撤走资金，除非出于占领市场或资源的更长远考虑而暂时留在那里。严重的腐败使外国投资家避之唯恐不及，因此，腐败造成的风险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中边缘化。(7)

世界银行顾问、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魏尚金教授认为，高可变性的贿赂使得腐败恰如一种不可预见的、随意性的税收。腐败程度的提高和它的不可预见性的增加，无异于提高公司税率。他1997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税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减少外商直接投资3.3％；腐败指数每上升一个等级，可减少外商直接投资11％，相当于边际税率提高3.6％。如果把新加坡的腐败指数提高到墨西哥的水平，相当于把边际税率提高21％－24％。腐败越不可预见，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越大，如把新加坡的腐败不可预见性下降到墨西哥的水平，相当于把跨国公司的税收增加了32％。

魏尚金教授还指出，腐败还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高腐败会使外商倾向于建立合资企业，因为腐败使得企业必须得到所在地政府的开业许可，这个过程不透明且成本很高，合资因有本地合伙人处理政府关系，可以降低贿赂成本。但合资容易造成技术泄漏。因此，腐败严重时，外商不会来；腐败可以承受时，外商会来，但技术含量高的外资会选择独资方式，在技术水平比较一般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合资方式。美国公司因受1977年通过的《反国外贸易腐败行为法》的限制，很少选择合资形式。而且，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不愿将资金投入高腐败国家，因为资金可能被用于无益的公共工程和浪费性的政府开支，有很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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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腐败加重企业负担。

对企业来说，腐败如同税收，而过重的税收对企业发展不利。据魏尚金教授研究，腐败指数每提高一个等级，等于税率提高4.69％。如把新加坡的腐败指数降低到哥伦比亚的水平，等于提高税率25.8％；把新加坡的腐败指数降低到墨西哥的水平，等于提高税率29.3％。(9) 税收对企业发展不利，但总有一部分用于为企业提供社会性服务，而官员贿赂所得和腐败的不确定性、秘密性，则使它的消极影响远大于税收。(10)罗蒙德.菲斯曼、杰克.斯文森依据1998年对乌干达243个公司的调查资料认定，公司税率（税额／销售额）提高1％，公司年增长率降低0.5％；贿赂率（贿赂额／销售额）每提高1％，公司年增长率降低3.5％，腐败对企业的影响是税收的3倍。平均贿赂率一般低于税率，但就每个企业来说，贿赂的影响却大于税收。(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