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试析隋李谔上书正文体》载《常熟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
羊士谔事迹考略与其诗校释
羊士谔事迹考略与其诗校释郭殿忱【摘要】羊士谔,两《唐书》未立传,致使其生年、表字、里籍、仕历多有歧说,今试予考辨,略加解说.明代高棅编选《唐诗品汇》收录羊士谔各体诗七首,今以之与宋人《唐诗纪事》、《万首唐人绝句》,元人《唐音》、《唐才子传》,清人《全唐诗》,现当代岑仲勉《唐人行第录》、闻一多《唐诗大系》等比勘,发现异文及讹误处若干.现逐一校释,期以给出献可替否之结论.【期刊名称】《泰山学院学报》【年(卷),期】2019(041)002【总页数】7页(P18-24)【关键词】泰山;羊士谔;诗;校释【作者】郭殿忱【作者单位】北华大学文学院,吉林吉林13201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中唐才子羊士谔，两《唐书》无传，致使其生卒年、表字、里籍、及第年份、仕历均现歧说，今据相关资料逐一加以考辨。
一、生卒年考闻一多先生撰《唐诗大系》（以下简称《大系》）定为（七五六-？）［1］（P324）。
陶敏《羊士谔生平及诗文系年》（以下简称《生平》）则称：“唐肃宗宝应元年壬寅（762）生，一岁。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辛丑（821）六十岁在户部郎中任。
本年或稍后卒。
”［2］（P287）考：《登科记考补正》载：“唐德宗贞元元年乙丑（785）进士三十三人：郑全济，状元。
麴信陵…… 羊士谔，《唐才子传》：‘羊士谔，贞元元年礼部侍郎鲍防下进士。
’孟（二冬）按：《郡斋读书志》卷四上、《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皆云士谔贞元元年第进士。
”［3］（P495）按：如依闻先生公元756年生之说，及第时（785）已年届而立。
《生平》公元762年生之说，乃系定《守郡累年俄及知命聊以言志》一诗作于元和六年（811），上推得知。
然题中“守郡”并非专指巴州，“资州”（今四川简阳）、“睦州”（今浙江建德）均合诗中“南国疑逋客”的“南国”之意。
据《严州图经·郡守题名》载：“羊士谔：元和十二年三月五日自祥（洋）州刺史拜。
”［4］（P990）考：羊士谔由京官外放，自元和三年（808）贬资州刺史（于途中改贬巴州刺史）始，至元和六年或元和十二年，哪个更合题中“累年”之表述呢？显然，闻一多先生之说更可采信。
《隋书》疑误辨析
第20卷第4期 2017年10月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Journal of Jim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Vol.20,No.4Oct. ,2017《隋书》疑误辨析龙坡涛(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上海200234)[摘要]《隋书》是研究隋朝历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为治史者广泛征引与运用。
然而魏征等人著述 《隋书》时因种种条件的限制，加之流传与刻板中所产生的问题，故书中疑误之处难免。
对其中部分内容 略作分析，祈盼学者在运用《隋书》时，注重核查史源，从而减少乃至避免错误的产生，防止以i化传讹。
[关键词]魏征；《隋书》；勘误[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隋书》是保存隋代官方史料最系统的一部史书，是正史“二十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治史者必读和参考之书。
诚如张之洞所言:“凡引据古人事实，先以正史为凭，再及别史、杂史。
”笔者在研究《隋书》时发现所载U处似有疑误，现略加分析，抛砖引玉。
1.《隋书•五行志》载：“梁天监元年五 月，有盗入南、北掖，烧神武门总章观。
时帝初即位，而火烧观阙，不祥之甚也。
”[2]按：“神武门”当为“神虎门”。
据《资治通鉴》卷145载：天监元年（502) “五月，乙亥夜，帅其徒数百人，因运荻炬，束仗入南、北掖门作乱，烧神虎门、总章观，入卫尉府，杀卫尉洮阳愍侯张弘策”[3]。
《梁书•武帝纪》载:天监元年“五月乙亥夜，盗人南、北掖，烧神虎门、总章观，害卫尉卿张弘策”[4]。
此处“神武门”是为唐人避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名讳而 改，应为“神虎门”。
2.《隋书•五行志》载：“后齐河清二年二 月，大雪连雨，南北千余里，平地数尺，繁霜昼 下。
是时突厥木杆可汗与周师入并州，杀掠吏 人，不可胜纪。
”[2]627“后齐河清二年，太原雨 血。
刘向曰：‘血者阴之精，伤害之象，僵尸之类也。
’明年，周师与突厥入并州，大战城西，伏尸百余里”[2]_。
第一章---隋代诗歌综合研究
第一章隋代诗歌综合研究自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到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有隋一朝，只维持了三十七年。
但它却结束了南北朝二百七十年的分裂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兵制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唐以后各封建王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为人所公认的。
然而，隋代诗歌的文学史地位却一直为人所忽视，在讲述中国文学史时，要么陈隋相提，要么略去不论。
究其原因，一是隋代柞命短暂，二是隋代确未产生足称一代代表的大诗人，三是对隋代诗歌在诗歌发展中上的价值缺乏认真的研究。
从本世纪初至七十年代，对隋代诗歌进行整体综合研究的专题论文一篇也没有。
各种《中国文学史》中倒是有一些关于隋代诗歌发展状况的叙述，然大多流于一般性的介绍，缺少深入研究。
比较早地对隋朝诗歌进行深细探讨的是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1936书籍作者：郑賓于著图书出版社：上海北新书局印行他在该书中从“杨素的复古”、“统一文学与反动”、“宫体诗的作家”、“隋宫的女诗人”几个方面，比较具体地讨论了隋代诗歌的特点和成就。
倪其心的《试论隋代的诗歌》是本世纪最早一篇对隋代诗歌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题论文，本文涉及面广，从隋文帝论到炀帝时，从薛道衡等文人之诗论到民间歌谣、无名氏的小诗，文章最后认为，“在文学史上，隋代是一个新旧创作思潮开始交替的过渡时期。
南北文风虽然合流，而齐、梁以及梁、陈的宫廷文学的影响仍很严重；不及根本的粗暴改革，反而导致变本加厉的恶果；但是文学不会停滞不前，必定会从人民群众中创作出新鲜有生命力的优秀作品，推动文学创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这就是隋代诗歌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它提供的有益经验。
”葛晓音的《八代诗史》，则在研究深度上超越了前人，她首先指出，“隋代的政治文化状况在文帝和炀帝两代不同的统治方式下，呈现出极大的差异”，这是隋朝前后诗风发生变化的原因。
接着，她又在与梁陈齐周诗的比较中，归纳出隋诗“时有蒙气”、“普遍缺乏创新精神”的特点。
同时她又对隋诗这种特点产生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隋诗普遍缺乏创新精神，当与作者多为朝臣、前期受文帝儒家教条的压制，后期又受平庸嫉才的炀帝的压制有关”，“还与这一代作者大多才情不高有关，就连水平较高的诗人也缺乏雄厚的才力和突破的气魄。
隋唐时期文学批评课件
曰情。”
隋唐时期文学批评 p 11
诗境的产生和特点： ❖ 诗境是诗人主观的情与客观的景相结合而产
生的范畴。 ❖ 诗境是通过艺术构思来定形的。
❖ 《诗式》：“真于情性，尚于作用。” ❖ 《诗式》：“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
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 类同者，尽入比兴。”
大则经纬天地，作训隋垂唐时范期文，学批评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
民。”
p 16
②中唐时期是高潮时期，古文理论上有：
❖ 发展前期的贵道说，以韩愈为代表；
❖ 发展前期的济世说，以柳宗元为代表；
❖ 总结古文的艺术规律，提出了情、气、才、辞的理 论。
❖ 情：提出了以“情”达“道”的主张，道不离情， 情可达道。
② 取境的艰难 ❖ 《诗式》“取境”：“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
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 得，此高手也。”
隋唐时期文学批评 p 10
③ 虚实的结合 ❖ 《诗议》：“夫境象非一，虚实难明。有可
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 虽系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贯众象， 而无定质，色也。凡此等，可以偶虚，亦可 以偶实。”
❖ 钟嵘《诗品序》：“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 滋味者也。”
隋唐时期文学批评 p 25
司空图的“辨于味”有两重含义： ❖ 一是辨别诗是否有味，是什么样的情趣韵味；
❖ 二是辨别诗是否有味外味，即“近而不浮， 远而不尽”。
❖ 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倘复以全美为 工，即知味外之旨矣。”
隋唐时期文学批评 p 26
❖ 司空图的诗歌理论是晚唐诗歌思想的一个高 峰，它是对整个唐代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和 丰富经验的总结，是一次侧重于艺术理论方 面的总结。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叙论李唐传世将三百年，而杨隋享国为日至短，两朝之典章制度傅授因袭几无不同，故可视为一体，并举合论，此不待烦言而解者。
独其典章制度之资料今日得以依据以讨论者，仅传世之旧籍。
而其文颇多重复，近岁虽有新出遗文，足资补证，然其关系，重要者实亦至少。
故欲为详确创获之研究甚非易事。
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汉，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而迄鲜能论其渊源流变之专书，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
兹综合旧籍所载及新出遗文之有关隋唐两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成此一书，聊供初学之参考，匪敢言能补正前贤之阙失也。
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粱、陈，三曰（西）魏、周。
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
其在旧史往往以“汉魏”制度目之，实则其流变所及，不止限于汉魏，而东晋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内。
旧史又或以“山东”目之者，则以山东之地指北齐言，凡北齐承袭元魏所采用东晋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属于此范围也。
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
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
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
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旧史言之详矣。
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书后（可编辑）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书后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书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胡平一、成书背景及其它诚如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所说,要了解一本史书的意义,先要了解史家本人。
如能略知写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时期陈寅恪先生的生活环境与时代背景, 当能有助于我们对该书的了解。
1据书后之《附论》 , 知此书完成于 1940 年 4 月 , 时作者大病初愈, 居于昆明青园学舍。
《附论》中所说大病, 当指作者于 1940 年 1 月 30 日所发之心脏病。
据陈先生自己所述, “此2次之病甚不轻 , 即心悸心跳, 所谓怔忡者是也”。
由于病情较重, 影响了正在进行中的《隋3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的写作,至 1940 年 2 月底, “尚欠一章论财政者未成”。
此书的书名初看似乎只是研究隋唐制度之渊源 , 但陈先生的想法却不仅如此 , 他其实是把此书当作4《通史》来写的, 因此才有“极费力”的感慨。
至 4 月,陈先生虽已完成书稿,但因尚欲有所修正,而自己眼疾之症又十分严重,故 7 月间仍致信傅斯年,请他托人代为抄写一份。
5该书起初准备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印行, 陈先生虽极度不满商务印书馆往往改易原稿之病,6但为尽早出版,乃亲自详看一遍,仍交付商务出版。
尽管如此,由于正值抗战时期,时局动乱,故该书迟至 1942 年仍然未能刊行。
当时战事方殷, 陈寅恪先是困居香港 , 准备应牛津大学之聘 , 等候赴英, 然 1939 年欧战爆发, 无法成行, 陈寅恪又迁回内地, 居于昆明 , 后又迁至桂林。
在此数年当中 , 陈寅恪7一家生活物资极其匮乏,家人多患病,真可谓是饥寒交迫、穷困潦倒。
除此之外,图书乃学者治学最为重要之工具, 而因战乱之关系 , 陈寅恪“二十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 悉在8安南遗失”。
其中包括陈先生花费极大心力的《世说新语》注、《五代史记》注以及蒙古与9佛教等方面的大批重要书籍,幸存的“仅不经意之石印《旧唐书》及《通典》二种”。
李谔《上书正文体》的再认识
２ ０ １ ７年 １ １月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 科 学 版 ） Ｊ ．ｏ ｆ Ｊ ｉ ａ ｎ ｇ ｓ ｕ Ｎｏ ｒ ｍａ ｌ Ｕｎ ｉ ． （ Ｐ ｈ ｉ ｌ ｏ ｓ ｏ ｐ ｈ ｙ ａ ｎ ｄ Ｓ ｏ ｃ ｉ ａ ｌ Ｓ ｃ ｉ ｅ ｎ ｃ ！ 垦 ｄ ｉ ｔ ｉ 里
典， 伊、 傅、 周、 孔 之说 ， 不 复关心， 何 尝入耳。
对 于 这篇 上 书 ， 前 人 讨论 甚 多 。或 认 为 其 持 论偏激、 狭隘 ， 完 全 否定 了文 学 的独 立 性 价 值 ； 或 肯定其 纠 正 齐 、 梁 文 风 的历 史 作 用 。也 有 论 者 从 隋统一 全 国 的视 角来 看待 其 总 结 性 意 义 ， 如 王 运 熙、 顾 易生 认 为 ： “ 李 谔 处 于 新 的 大 一统 王 朝 建 立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后 ， 其 观点 更 具有 了 总 结整 个 六 朝 历 史 教 训 的
魏晋 以后 “ 轻 薄” “ 浮华 ” 的士 风在文 学 领域 的基 本 体现 。上书 中“ 吟 咏” “ 缘情 ” “ 无用 ” “ 竞 一韵 之 奇 ， 争 一字 之巧 ” 等 都是 “ 文” 的典 型特 征 。 当然 ， 南 北
曲 归仁 ， 学必 典谟 ， 交不 苟合 ， 则摈 落私 门， 不
君 人之 大道 ， 好 雕 虫之 小 艺。下之 从 上 ， 有同 影响 ， 竞骋 文 华 ， 遂 成风 俗 。江 左 齐、 梁， 其弊 弥甚 ， 贵贱 贤愚 ， 唯 务 吟 咏 。遂 复 遗理 存 异 ，
加收齿； 其 学不 稽 古 ， 逐俗随时， 作 轻 薄 之 篇
李 谔《 上 书 正 文体 》 ， 历 来 被 视 为 隋 杨 坚 时 期 的代 表性 文 学批 评文 献 。全文 如下 ：
《隋书·李谔传》原文及翻译译文
《隋书·李谔传》原文及翻译译文1、《隋书·李谔传》原文及翻译译文《隋书·李谔传》原文及翻译隋书原文：李谔，字士恢，赵郡人也。
好学，解属文。
谔以属文之家，体尚轻薄，递相师效，流宕忘反，于是上书曰：“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
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
江左齐、梁，竞骋文华之弊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
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
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
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角，未窥六甲①，先制五言。
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以儒素为古拙，以词赋为君子。
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视无用以为用也。
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
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
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之翰，并宜实录。
其年九月，泗州刺史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
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
闻外州远县，仍钟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
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②，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
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
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
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
”上以谔所奏颁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
谔在职数年，务存大体，不尚严猛，由是无刚謇之誉，而潜有匡正多矣。
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悦服。
后三岁，卒官。
(取材于《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译文：李谔，字士恢，是赵郡人。
(他)喜欢学习，会写文章。
李谔因(当时)写文章的人，崇尚轻薄的文体，互相学习效仿，远离(为文之本)不知返归，于是上书说：“我听说古代圣王教化百姓，一定改变他们的所见所闻，防备他们的嗜好和欲望，堵住他们的邪恶放荡之心，把淳厚和谐的道路指给(他们)看。
《隋书·李谔传》原文和译文
《隋书·李谔传》原文和译文1、《隋书·李谔传》原文和译文《隋书·李谔传》原文和译文隋书原文：李谔，字士恢，赵郡人也。
博学解属文。
仕齐，为中书舍人，有口辩，每接对陈使。
周平齐，拜天官都上士。
谔见隋文帝有奇表，深自结纳。
及帝为丞相，甚见亲待，访以得失。
时兵革屡动，国用虚耗，谔上《重谷论》以讽焉。
帝纳之。
上谓群臣曰：“朕昔为大司马，每求外职，李谔陈十二策，苦劝不许，朕遂决意在内。
今此事业，谔之力也。
”赐物二千段。
谔见礼教凋弊，公卿薨亡，其爱妾侍婢，子孙辄嫁卖之，遂成风俗，乃上书曰：“臣闻追远慎终，人德归厚，三年无改，方称为孝。
如闻大臣之内，有父祖亡没，日月未久，子孙无赖，引其妓妾，嫁卖取财，有一于此，实损风化。
妾虽微贱，亲承衣履，服斩三年，古今通式。
岂容遽褫衰绖，强傅铅华，泣辞灵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见者，犹致伤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复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贵，平生交旧，情若弟兄。
及其亡没，杳同行路，朝闻其死，夕规其妾，方便求娉，以得为限。
无廉耻之心，弃友朋之义。
且居家理务，可移于官，既不正私，何能赞务?”上览而嘉之。
谔又以时文体尚轻薄，流宕忘反，上书曰：臣闻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
五教六行，为训人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
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
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
苟非惩劝，义不徒然。
降及后代，风教渐落。
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
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
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
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
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
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浮词，遏止华伪。
自非怀经抱持，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参厕‚缨冕。
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
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推罪。
[精品]隋代文病论二题
![[精品]隋代文病论二题](https://img.taocdn.com/s3/m/d77928618f9951e79b89680203d8ce2f00666570.png)
隋代文病论二题隋代文病论二题摘要：隋王朝以“去华求实，崇尚雅正”为文艺政策。
从这一政策出发，朝臣李谔在《上隋文帝书》中，批评历代文病，表达了其“屏黜轻浮，遏止华伪”的文学观念；隋代大儒王通从“重道轻文”的观念出发，对历代文病进行了批评，表现了其狭隘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
关键词：隋代文病论李谔王通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存在的问题，可以称之为“文病”。
“文病”是批评家历来关注的对象。
批评家指出文病、评论文病、探讨文病的原因，提出救治文病的措施，可以称之为“文病论”。
隋王朝虽然享祚甚短，但其政治、文化措施对唐代乃至中国历史都有巨大影响。
隋代君臣、文士不乏针对“文病”的言论，探讨其“文病论”，对我们认识隋王朝的文学观念，加深对隋代文学批评史的理解是有一定意义的。
一、隋王朝的文化政策与李谔对文病的批评581年，北周贵族杨坚建立隋王朝。
589年隋灭陈，结束了中国从汉末以来（西晋曾有过短期的统一）的长期分裂局面。
大一统的隋王朝只维持了37年，是中国历史上众多短命王朝中的一个。
隋文帝杨坚文化修养不高，史书称其“素无术学”“不悦诗书”（《隋书本纪》）。
杨坚崇尚实用，开国之初，也曾一度兴办学校，但几年之后，因未见有特殊人才出现，便下令废除，可见其在政治措施方面的急功近利。
隋朝君臣总结前朝灭亡教训，认为陈后主等人纵情享乐、荒淫无度是亡国的主要原因。
他们吸取教训，崇尚雅乐正声。
《隋书・音乐志》记文帝对群臣语：“闻公等皆好新变，所奏无复正声，此不祥之大也。
自家形国，化成人风。
勿谓天下方然，公家家自有风俗矣。
存亡善恶，莫不系之。
乐感人深，事资和雅。
公等对亲宾宴饮，宜奏正声。
声不正，何可使儿女闻也！”{1}认识到音乐的感化作用，提倡雅乐，反对新声，其目的是发挥音乐对人的教化作用。
中国自古以来有音乐与文学相通的观念，在音乐方面，追求雅正，反对淫靡，所表达的是一种崇尚质朴实用的文艺态度。
隋王朝的文艺态度传导到文学批评之中，时任治书侍御史的李谔上书隋文帝。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六兵制六兵制（此章本题为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载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柒本第叁分，兹略增订，以为本书之一章。
）（壹）府兵之制起于西魏大统，废于唐之天宝，前后凡二百年，其间变易增损者颇亦多矣。
后世之考史者于时代之先后往往忽略，遂依据此制度后期即唐代之材料，以推说其前期即隋以前之事实，是执一贯不变之观念，以说此前后大异之制度也，故于此中古史最要关键不独迄无发明，复更多所误会。
夫唐代府兵制，吾国史料本较完备，又得《日本养老令》之《宫卫军防》诸令条，可以推比补充，其制度概略今尚不甚难知。
惟隋以前府兵之制，则史文缺略，不易明悉，而唐人追述前事，亦未可尽信。
兹择取此制前期最要之史料，试为考释，其间疑滞之义不能通解者殊多，又所据史籍，皆通行坊刻，未能舆传世善本一一详校，尤不敢自谓有所创获及论断也。
（贰）《北史》陆拾（《周书》壹陆同，但无“每一团仪同二人”至“并资官给”一节，又《通典》贰捌《职官典》拾将军总叙条及叁肆《职官典》壹陆勋官条略同）云：初魏孝庄击以尔朱荣有翊戴之功，拜荣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
荣败后，此官遂废。
大统三年，魏文帝复以周文帝建中兴之业，始命为之。
其后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职，自大统十六年已前任者凡有八人。
周帝位总百揆，都督中外军事，魏广陵王欣元氏懿戚，从容禁闼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
今并十二大将军录之于左：使持节太尉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尚书左仆射陇右行台少师陇西郡开国公李虎[略]与周文帝为八柱国。
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少保广平王元赞。
[略]是为十二大将军。
每大将军督二开府，凡为二十四员，分团统领，是二十四军。
每一团仪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都十二大将军。
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
隋代文学
春江平不动， 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 潮水带星来。
《昔昔盐》
刘餗sù 《隋唐嘉话》云：‚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其右。 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 泥否？’‛
隋炀帝《无题》(题佚) 寒鸦飞数点， 流水绕孤村。 斜阳欲落处， 一望黯销魂。
• 宋人秦观把《无题》铺陈成词， • ‚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 村‛ 。
《春江花月夜》
4、题材和诗风的过渡以及文学思想的变革，标 志隋代文学上承六朝文学之余绪，下开唐代文学之 先路。
薛道衡
• 隋最著名的诗人 。 • 薛道衡（539—609），字 玄卿，河东汾阴（今山西 荣河县北人），曾官至襄 州总管、播州刺史，后因 忤逆炀帝被杀。受南方文 学的影响，诗语骈偶工丽。 《人日思归》、《昔昔盐》 是他的代表作。
‚开皇四年，（文帝）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 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
炀帝继位后，隋文学更明显地向重文采的南朝诗风发展。
杨广为晋王时，便喜爱招引才学之士，即位之后，这些人也大多
成为宫中的文学之臣。其中主要人物，如诸葛颖、虞世基、徐仪 等，都是从梁、陈入隋的。他们本来就熟谙绮丽文风，作为文学 侍臣，作品大多是“应制”、“奉和”一类，体现出南朝文学为 文造情、无病呻吟的倾向。
《人日思归》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刘餗sù 《隋唐嘉话》记载：‚薛道衡聘陈，为《人日》
诗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 ‘是底言？谁谓此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雁后， 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无虚士。’‛
燕子素以雌雄颉颃，飞则相随， 以此而成为爱情的象征： ‚燕尔新婚，如兄如弟‛ 垂柳复金堤，蘼芜叶复齐。 （《诗经· 谷风》）； 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溪。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 燕 采桑秦氏女，织绵窦家妻。 于归，远送于野‛（《诗经· 燕》）。 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 正是因为燕子的这种成双成对， 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 才引起了有情人寄情于燕、渴 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 望比翼双飞的思念， 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 有了‚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 泥‛的空闺寂寞。 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 ‚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 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 二句，透过环境细节的描写， 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 刻划出思妇的孤独寂寞的心境， 显示出艺术上的独创性。 玉啼：女人的涕泪
《李颀诗集》版本源流考述
《李颀诗集》版本源流考述
隋秀玲
【期刊名称】《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6(026)005
【摘要】李颀是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重要诗人,宋、元时期,其诗集通行的是一卷本.但宋、元旧椠,仅见记载,今皆不传.明、清两代,一卷本、三卷本皆有刊刻.一卷本源自宋刻本,朱警刻本是最能反映李颀诗集原貌的本子.三卷本源自宋录本,自明正德刘成德三卷本,经过明无名氏铜活字本、黄氏浮玉山房本、统签本和清季稿本的不断补充,成就了<全唐诗>三卷本.
【总页数】4页(P89-92)
【作者】隋秀玲
【作者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河南,郑州,45000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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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西域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西域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世上的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看似长篇巨著，一路读下来，有益、有趣的东西不多，属于越读越簿的一类；还有一类书，不一定连篇累牍却耐人寻味，每每读来都让人有所感、有所悟、有所获，越读越厚。
陈寅恪先生的著述属于后者，一部仅十几万字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包含了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与隋唐制度及其建置相关的内容，涵盖了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文化史、语言文字学等与中古史相关的诸多领域，显示了陈寅恪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中西文化的关系、种族与文化的界定、胡化汉化的实质等问题的高标卓识。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本不是为西域史立论，然通观各篇，与西域史研究有关的考索和证述却比比皆是，无处不在。
无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彩阐释，还是“在文化不在种族”的独到见地，对西域史研究来说都堪称经典。
陈寅恪先生的著作是功力和才识的结晶，更是中学素养与西学薰染的积累，读懂他并非易亊，需要反复钻研、把玩，甚至需要经历和体验，这里用得着先生对待古人学说所说的一段话：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
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1]对古人及其学说的“了解之同情”也是我们认识陈寅恪及其学说所应具备的，这不只是一种态度，一种方法，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
若此，才能如先生于《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云，“其间倘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2]对先生的学问才可能有准确深刻地了解。
001《试析隋李谔上书正文体》载《常熟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
试论隋李谔《上书正文体》苏州大学人文学院王铭内容摘要东晋以降，文风浮华，内容空洞，"损本逐末"。
隋初，治书侍御史李谔提请文帝杨坚用行政手段端正公文文风。
本文以其《上书正文体》为研究对象，从文种学角度出发：探索"上书"的历史渊源与向"奏"文种转化；分析后世沿用残留状态的上书之原因；印证该实例所处的文种演化阶段。
从文体写作的角度出发：分析该文所崇尚的"儒素"之内涵，是强调公文以实用为本。
"儒"指内容实在、"素"指文字朴实。
与文艺作品基本出发点，以意境为统率、情趣为根本、欣赏为目的，明显有异。
进而分析李谔的主张在公文写作指导思想上的局限性。
主题词上书文体文种公文文风李谔，字士恢。
赵郡人。
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
隋文帝杨坚为北周丞相时，即与之交厚；代周称帝后，任谔为比部、考功二曹侍郎，升迁治书侍御史。
其传世之作《上书正文体》（原载《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在公文写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李谔《上书正文体》历史背景及文字疏正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
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
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
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
苟非惩劝，义不徒然。
降及后代，风教渐落。
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
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
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矜吟咏。
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
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
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
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
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
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篇一：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一叙論李唐傳世將三百年，而楊隋享國為日至短，兩朝之典章製度傅授因襲幾無不同，故可視為一體，並舉合論，此不待煩言而解者。
獨其典章製度之資料今日得以依據以討論者，僅傳世之舊籍。
而其文頗多重複，近歲雖有新出遺文，足資補證，然其關係，重要者實亦至少。
故欲為詳確創獲之研究甚非易事。
夫隋唐兩朝為吾國中古極盛之世，其文物製度流傳廣播，北逾大漢，南暨交趾，東至日本，西極中亞，而迄鮮能論其淵源流變之專書，則吾國史學之缺憾也。
茲綜合舊籍所載及新出遺文之有關隋唐兩朝製度者，分析其因數，推論其源流，成此一書，聊供初學之參考，匪敢言能補正前賢之闕失也。
隋唐之製度雖極廣博紛複，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粱、陳，三曰（西）魏、周。
所謂（北）魏、（北）齊之源者，凡江左承襲漢、魏、西晉之禮樂政刑典章文物，自東晉至南齊其間所發展變遷，而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孫摹倣採用，傳至北齊成一大結集者是也。
其在舊史往往以“漢魏”製度目之，實則其流變所及，不止限於漢魏，而東晉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內。
舊史又或以“山東”目之者，則以山東之地指北齊言，凡北齊承襲元魏所採用東晉南朝前半期之文物製度皆屬於此範圍也。
又西晉永嘉之亂，中原魏晉以降之文化轉移保存於涼州一隅，至北魏取涼州，而河西文化遂輸入於魏。
其後北魏孝文、宣武兩代所製定之典章製度遂深受其影響，故此（北）魏、（北）齊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則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詳論者也。
所謂梁陳之源者，凡梁代繼承創作陳氏因襲無改之製度，迄楊隋統一中國吸收採用，而傳之於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後半期內其文物制度之變遷發展乃王肅等輸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孫未能採用，而北齊之一大結集中遂無此因素者也。
舊史所稱之“梁制”實可兼該陳制，蓋陳之繼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舊史言之詳矣。
所謂（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創作有異於山東及江左之舊制，或陰為六鎮鮮卑之野俗，或遠承魏、（西）晉之遺風，若就地域言之，乃關隴區內保存之舊時漢族文化，以適應鮮卑六鎮勢力之環境，而產生之混合品。
李谔《上书正文体》的再认识
李谔《上书正文体》的再认识
胡政
【期刊名称】《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7(043)006
【摘要】李谔《上书正文体》作于隋平陈之前,正处于北朝的最末期。
其现实动机是：纠正原北齐境内以邺城为中心的黄河附近地区及黄河以南地区残存的以文华求誉的世风和地方以文华取士的做法,体现了山东传统经学世家的基本文化立场,也契合了隋初统治阶层的文化态度和对山东等地区进行文化打压的政治意图。
李谔的文学观念主要继承了传统的诗教说,重点在于讨论文学风气与社会治乱的关系,同时也给性情文学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与颜之推相比,其文学观念偏于保守,但也与北朝后期主流的文学思想观念一致。
【总页数】7页(P33-39)
【作者】胡政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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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隋李谔《上书正文体》苏州大学人文学院王铭内容摘要东晋以降，文风浮华，内容空洞，"损本逐末"。
隋初，治书侍御史李谔提请文帝杨坚用行政手段端正公文文风。
本文以其《上书正文体》为研究对象，从文种学角度出发：探索"上书"的历史渊源与向"奏"文种转化；分析后世沿用残留状态的上书之原因；印证该实例所处的文种演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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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指内容实在、"素"指文字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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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郡人。
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
隋文帝杨坚为北周丞相时，即与之交厚；代周称帝后，任谔为比部、考功二曹侍郎，升迁治书侍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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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谔《上书正文体》历史背景及文字疏正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
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
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
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
苟非惩劝，义不徒然。
降及后代，风教渐落。
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
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
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矜吟咏。
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
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
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
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
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
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
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
损本逐末，流徧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
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参厕缨冕。
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
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
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
如闻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
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
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
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
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
（疏正："总丱"，亦称"总角"，即儿童"束发受书"之意。
"钻仰坟集"一语中的"坟集"一词，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卷二○"李谔"，一作"坟素"；《上书正文体》亦为其原标题。
）我国南朝，自东晋以降，许多依附王公贵人的所谓文人雅士，趋奉于权贵之门，沉溺于游乐饮宴，脱离社会现实。
其诗文，内容空洞、虚美浮夸，遂以华艳的词藻相堆砌、为掩盖，形成雕辞琢句、浮华绮丽的文风。
社会普遍流行的文风必然影响到公文写作之风。
把出于欣赏目的之文艺写作标准、规律、方法，不加辨析地搬用于以实用为目的之公文写作，当然是如该文所述"构无用以为用"，导致"文笔日繁，其政日乱"。
隋统一天下后，用行政手段促使文风端正。
开皇四年（公元584年），隋文帝杨坚"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
并将文表写得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治罪，起到振聋发聩的轰动效应。
李谔作为治书侍御史，就本职范围内该管事项，针对六朝以来的浮华文风，上书隋文帝，请正文体。
从儒家经典与道德教化、社会风气的关系入手，进一步挖掘浮华文风的根源，指出其"损本逐末"的本质缺陷。
并提议："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
对扭转公文写作文风（乃至整个文风）及培养、选拔人才，都起到积极作用。
二、上书文种源流考上书，是由先秦"书"文种的上行用途演化为分支文种，并作为"奏"前身的残留状态在封建社会长期沿用的非正规上奏文种。
上书源出于书。
《太平御览·书记》篇曰："三代政暇，文翰颇疏。
春秋聘繁，书、令弥盛。
"书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文种之一，无固定的行移方向。
可以通用于平行、下行、上行。
例如，《左传·文公十七年》记"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
"郑国执政大臣公子归生派人致书给晋国执政大夫赵盾，是用于平行的书。
再如，齐王遣太傅带黄金、文车、服剑，"封书谢孟尝君"，复其相位，是用于下行的书。
又如，苏秦游说秦惠王，"书十上，而说不行"。
是用于上行的书。
战国时，上于君主这一特定用途的书频繁运用，遂渐成分支文种，称为上书。
即（梁代）刘勰《文心雕龙·章表》篇所谓："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主，皆称上书。
"例如，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李斯上书谏逐客，"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即为典型实例。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实施文种规范化，改上书为奏。
从此，奏体文种成为大臣上于皇帝的正规公文，并为历代封建皇朝所沿用。
奏文种既经确立，作为其前身的上书并未就此退出政务实践，而以残留状态时被运用。
上书被沿用的原因。
（1）"奏"有使用级别的限制，低层官吏越职言事，士子平民有所陈诉，仍用上书。
《颜氏家训·省事》篇称："上书陈事，起自战国，逮于两汉，风流弥广。
"此后历代，皆有运用。
清末光绪年间康有为"公车上书"，即循古义。
（2）"奏"请求皇帝裁断、接受的意念较为急切、强烈。
皇帝通常须作出处理决定：批示称"制可"；答复谓之"报"。
当大臣只提出建议时，也可以使用"上书"，供皇帝考虑、采择，遂较为缓和。
该文即属此类。
如此，皇帝嘉纳，上书者自然光采。
皇帝不表态，上书者也不尴尬。
就文种学意义辨析，此时的"上书"已处于文种孑遗时期。
同一名称公文的发展演化阶段，可分为五个时期：（1）准文种时期。
如唐代的"告身"、"过所"及明代的"路引"，以其为名称的公文，实质是：固定以某其他文种兼用于该特定用途。
（2）"前文种时期"。
在规范为正式文种之前的历史阶段，该名称，仅作为发出公文的动作或指称公文的外型特征（如汉代的"露布"）。
（3）规范文种时期。
是对同一历史时期具有独特名称、固定格式用语、独特用途并相对稳定结合的一部分公文的内在本质理论概括。
（4）变易文种时期。
由于用途发生根本改变，名称虽然依旧，实质已变易为另一个文种。
如解放前的"指令"是被动行文，用于因下级所请而有所准、驳，相当于今之"批复"。
而建国后一度设置的"指令"是上级的主动行文。
已完全不同与前者。
（5）文种孑遗时期。
历史上早已消亡或现行法规业经取消的文种，在实际公务中，仍按传统习惯偶加运用。
例如，民国时期和现行工作中实际使用的"榜"。
三、《上书正文体》在公文写作思想上的启窦崇尚"儒素"，要求"实录"，在公文写作学上有重要积极意义。
公文的用途与文艺作品不同，故体格（文体、风格）有异，判断优劣标准的着眼点不一。
公文是推行政令、进行管理（即该文所谓"君人之大道"、"化民"、"训民"）的工具。
其写作出发点以实用为本。
并体现于以下两大方面：其一，首重内容实在。
要求根据实际情况、阐述具体意见（如该文强调"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以推动阅、知者照此实施（如该文所谓"行大道于兹世"，用"五教六行"来"正俗调风"）；从而达到预期的实际目的（如该文"褒德序贤，明勋证理"，"惩劝"，"家复孝慈，人知礼让"）。
这些，就是该文所倡导的"儒素"中"儒"的内涵。
其二，次重文字朴实。
为确保公文行政效能之实现，在表述上，要求格式符合常规（如古代公文的首称、末称组成要素规范），文意清楚并适应阅知者的水平和理解能力。
文从字顺、语句通畅、语气得体（符合由身份、地位、职责、权限等差异显示的行文关系）。
故文风以"简朴晓畅"为高。
而不必刻意追求形式新颖、辞藻华丽。
以免深奥难懂、理解歧义，导致"因文害事"。
这些，是该文所倡导的"素"之内涵。
文艺作品以意境为统率、情趣为根本（即该文所谓"缘情"）、欣赏为目的。
其内容既可以寄情自然（即该文所谓"月露之形"、"风云之状"），也可以托于世事。
就取材而言，既可以本于实事，也可以拼合、拔高乃至虚构（即该文所谓"傲诞"）。
故其写作追求，对形式情有独钟（即该文所谓"寻虚逐微"）。
譬如，在篇章结构上，忌平实，贵奇变；在情节上，忌直述，贵曲巧；在文句上，贵工整；在辞藻上，贵华艳（即该文所谓"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
当然，从公文写作指导思想来看，该《上书》的主张也有局限性：（1）没有明确指出文艺作品、公文两者有不同写作规律，而一味指责崇尚文词就是"雕虫之小艺"，有欠全面。
倒过来认识，如用写公文的标准，去进行文艺创作，也同样是不恰当的。
（2）强调公文应该有实在内容、正确意见，当然有积极意义。
但仅将其解释为儒家学说、古代典籍，则是其历史局限性。
（3）从"矫枉必先过正"的策略看，为有效遏止华而不实的文风，在当时提出"弃绝华绮"或许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