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戈— 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读书》杂志中的马克思形象

中国知识界好谈马克思，谈论的方式也不断地因时而变。

而这种流变的具体环节、特定阶段和实际进程又成为映显学术与时代之间深层互动过程的一个不可多得的“镜像”。

因而，梳理和检省《读书》自１９７９年创刊以来二十八年的马克思论说，实属一项非常有趣而又意义重大的工作。

那么，《读书》作者们二十八年以来究竟是如何理解和诠释马克思的呢？他们究竟给我们描绘了怎样一幅（或多幅）马克思的思想肖像呢？这种思想肖像又在何种意义上正是他们的“群体自画像”呢？概而言之，《读书》的作者们对马克思所做的诠释工作大致经历了下述三个阶段性的变化———第一个阶段从１９７９年到８０年代中期，作者们主要从马克思与意识形态的亲和性上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形象，马克思仍然保持着他的“传统形象”。

第二个阶段从８０年代中期到８０年代末，马克思被“边缘化”了，关于马克思的论说在《读书》文章中不再占据主流。

第三个阶段从８０年代末开始特别是从９０年代中期以来，马克思获得了“新形象”，作者们从多种远离意识形态的多种学理视角出发，开始了重新诠释马克思的积极尝试，马克思的形象逐步地被塑造为承载着人文主义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而这一塑造过程又是富于当代性和现实感的，它恰恰就是作者们在当下境域中的“自我塑造”过程，通过把马克思塑造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为自己标识出了必须承担的责任、必须具备的品质和必须传承的理想与精神。

第一阶段的核心人物是：作为“革命导师”和“真理化身”的马克思。

应“解放思想”的时代要求，《读书》杂志于１９７９年创刊之际便围绕着“读书无禁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而在要求“读书解禁”“解放内部书”的呼声中，马克思也相应地被当作绝对意义上的“权威学者”来加以引证和探讨。

例如仲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评》（１９７９年第１期）和《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序跋》（１９７９年第２期）、金海民的《马克思的笔记》（１９７９年第８期）和《历经沧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私人藏书》（１９８０年第６期）等，都直接把马克思看作学者的典范、读书人的楷模，或明或暗地要求当时的读者们在阅读、研究和写作方式上向马克思学习。

作为“学术楷模”，马克思甚至直接被用来向读者推介好书，例如：王象的《马克思很喜欢的一本书（摩尔根的《古代社会》）》（１９７９年第６期）等等，都有以马克思的“绝对认可”为标记向读者推介书籍的用意。

在《读书》创刊初期的几年中，马克思是绝对意义上的“读书权威”，是《读书》的大多数作者和读者心目中的学术标尺，是绝对真理的化身和象征。

引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著述不仅是文章“在思想上正确”的标志，而且还是它“在学术上具有科学性”的标志。

为什么大家都把马克思著作当作“真理的化身”呢？这显然是因为：《读书》初期仍然停留在原有的、以“图解政治”为宗旨的学术研究模式中塑造马克思的思想形象。

如果细读１９７９年至８０年代最初几年的《读书》文章，就会发现，与“读书无禁区”同时并行、同样火热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以至后来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很明显，后者绝不是一个纯粹学理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所谓“读书无禁区”，当然是在正确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去无禁区地读书。

因而，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的支持下，马克思理所当然地会成为《读书》所树立的“第一号学术楷模”，成为知识人的典范和真理的持有者。

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读书》杂志中的马克思形象郗戈（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１００８７１）摘要：《读书》作者们对马克思所做的诠释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性的变化：马克思的思想形象分别被意识形态化、边缘化和知识分子化。

目前《读书》中马克思论说的主流是：马克思的形象逐步地被塑造为承载着人文主义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而这一塑造过程又恰恰是作者们的“自我塑造”过程。

《读书》杂志在马克思思想的诠释和研究方面基本上保持了与国内学术界的同步发展，在某些方面———如对马克思思想的批判精神和超越维度的强调———甚至稍有领先，开一代风气之先。

关键词：《读书》杂志；马克思形象；公共知识分子；自我塑造中图分类号：Ｇ１１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６３６５（２００７）０３－００１６－０４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３－０７作者简介：郗戈（１９８１－），男，陕西商洛人，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２００６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现代性问题。

第２８卷第３期２００７年５月云梦学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ｕｎｍｅｎｇＶｏｌ．２８，Ｎｏ．３Ｍａｙ．２００７第３期作为“革命导师”、意识形态化了的马克思，显然是《读书》所塑造的“权威学者”马克思的精神内核。

《读书》最初几年的主要讨论和主要文章，都是在政治化的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这一绝对原则指导下展开运作的。

以马克思来图解政治，或者说，对马克思思想和著作进行纯粹政治性的诠释，其后果显然是对马克思进行了一层又一层的意识形态涂抹，从而把他变成了一个可以随处标贴的意识形态符码，这样，其本身的思想精髓和学理意蕴却在无形中被不断翻新的政论言谈深深地遮蔽了。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意识形态化诠释的主流之下，仍有另一股“潜流”在隐约中显现出来：部分学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从纯粹学理的角度探讨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和著作。

例如上文所述的金海民的两篇文章，如果仅从文章内容而不是从当时实际的思想环境来考虑的话，都可以视为９０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学术热潮的一些最早的“先声”；而李以洪的《人的太阳必然升起》（１９８１年第２期）等文章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问题和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的观点，以及杨适的《应当借鉴的一个重要方面（读两本关于青年马克思的书有感）》（１９８３年第３期）集中研读青年马克思著作的做法，也都可以视作重新从“本来面目”上诠释马克思的积极尝试。

第二阶段草草退场的是被“冷落”和“边缘化”的马克思。

上述各种重新诠释马克思的积极尝试，在《读书》后来的发展中似乎并没有像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那样被连贯的传承和发展下去：８０年代中期之后的几年中，曾经在《读书》上纵横捭阖、显赫一时的马克思，突发性的“退隐”了。

从１９８４年张钟朴、雪苇和周继旨的数篇分别谈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手稿、《资本论》和科技思想的文章之后，马克思（至少是马克思思想专论）便在《读书》上不动声色地消失了！１９８５年第１２期上的一个“座谈会侧记”《马克斯・韦伯：一位思想家的肖像》标识除了世界性的“韦伯热”在中国“再热一把”的可能性。

虽然，国内韦伯研究一开始就是在“马克思－韦伯”的比较语境（特别引起学者们关注的是这二者的共同问题：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中来引介和谈论韦伯的，但是，一个实质性的变化开始发生了：学者们开始逐渐离开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术语而被吸引到韦伯的立场、观点和术语上去。

正如甘阳所言，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虽然打破了“马克思神话”，但却立即走进了另一个神话：“韦伯神话”。

［１］而在哲学思想领域，马克思退隐之后所遗留下的“思想真空”，被多种西方思潮如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德精神分析学说、后现代主义、尼采直至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等竞相占据，呈一派鼎沸繁荣之势……第三阶段的新主角是被重新塑造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马克思。

这一阶段大致开始于１９８９年下半年，《读书》从第７－８期开始，特辟了“学习马列著作专栏”，从列宁主义学起，一直学到１９９０年上半年回复到马克思方告一段落。

这一专栏的突出强调列宁主义的哲学党性原则，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基本上属于政治教育和思想宣传性质的文章，与此前《读书》探究学理的一贯风格不同，使人容易联想起《读书》创刊时期的思想氛围。

而惟独李文的一篇《回到马克思（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手记）》（１９９０年第３期），算是一个恰到好处的结尾，呼应了学术界日益强烈的要求纯粹学理地研究马克思的潮流。

９０年代初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大量引介以及国内相关讨论的逐步兴起，为学理地同时也是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特别是其批判性的和超越性的内涵———提供了一个契机。

早在８０年代末，《读书》作者就依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多种观点开始重视和理解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例如徐均尧《知识分子和现代社会（从葛兰西到新左派的思考）》（１９８８年第９期）就提出了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活动的积极作用，并且把这种批判理解为知识分子的必要因素。

而真正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潮流则开始于９０年代中期以后，《读书》作者们在积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左派思想以及西方现代性论说等双重话语资源之后，对马克思形象的重新诠释和塑造才大规模地步上“正轨”。

总体来看，这种努力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部分作者开始对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核心概念、基本原理进行细致研究和重新考辨，并进一步提出了“重新理解马克思”的问题。

例如，卞悟的《拒绝“原始积累”》（１９９８年第１期）一文就对人们耳熟能详的马克思概念中译名进行了重新考辨，提出了颠覆性的意见。

而辜正坤的《外来术语翻译与中国学术问题》（１９９９年第８期）和王若水的《“异化”这个译名》（２０００年第７期）两篇文章，围绕着马克思的关键术语“异化”的理解和翻译问题展开了细致严谨且饶有兴味的争辩。

而且，作者们并未停留于基本概念的讨论，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破除各种误解成见和僵化模式，开始了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各种积极尝试。

例如，曹卫东在《从“公私分明”到“大公无私”》（１９９８年第６期）一文中，引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学说的同时，还满怀正义感地为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式辩护：他十分公允地指出，所谓“经济决定论”纯粹是强加在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身上的“不负责任的误解”。

林杉的《＜社会科学与现代＞：有关“哲学基本问题”》（１９９８年第７期）一文，强烈质疑苏联的教科书体系，要求破除把“唯物”“唯心”绝对化的僵化理解模式，从而重新理解马克思以至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二，作者们在引介和讨论西方思想家，特别是现当代思想家时，普遍注意到他们与马克思的相似性和可比较性，从中凸现出马克思作为西方现当代思想的重要来源这一不可忽视的理论地位。

在哲学问题的讨论中，一些作者对马克思与西方哲学传统的关系提出了较为新颖的理解。

例如，张汝伦的《实践哲学的意义》（１９９７年第５期）试图从西方哲学的整体的“实践化”趋势以及中西方实践哲学会通的可能性中凸现马克思思想的独特价值。

在他此后发表的《黑格尔与现代国家》（２００１年第１０期）一文中，他更进一步地把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置放在同一个问题框架中来加以思郗戈：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１７云梦学刊２００７年索，以期发现二者在本质上的内在关联。

相比而言，作者们更为关注的是马克思与西方现当代思想之间的密切关联性，此类文章比较多见，而且有时会在一段时期非常集中：１９９７年第６期上刊载的两篇介绍福柯的文章：旷新年的《从界外思想》和张弘的《心仪福柯》都特别强调了福柯与马克思的相似性与共通性，前文侧重于二者相似的怀疑批判精神，后文则侧重于二者具有传承关系的“社会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