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文学思想

论孟子文学思想孟子作为孔子之后的儒家著名代表人物,其思想体系基本继承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然而,孟子的文学批评思想则向着文学的接受和批评方面发展,这一点和孔子有所不同。

在文学接受和批评方面,比较著名的是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知言养气”和“同乐”“同美”思想。

一、“以意逆志”说“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重要的文学接受思想。

《孟子·万章上》中,孟子针对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理解上的偏颇,提出了“以意逆志”的文学读解方法: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

《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

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 靡有孑遗。

’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显然,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两句诗的理解是不正确的。

这不正确之处,按孟子的意思,就在于他没有抓住诗人之志,而是断章取义地理解诗句,那自然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

孟子认为,此诗的关键之处是“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诗·小雅·北山》),即孟子所说的“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

因为这首诗是讽刺国王任用大夫劳逸不均,善恶无别的,因此,诗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绝对不是以实言之,而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就如同《诗·大雅·云汉》中所说的“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一样,并不是实指,而是一种虚夸。

“以意逆志”的方法虽然是针对《诗经》的正确理解而提出来的,但是孟子也把它应用到其他文学作品的接受上。

《孟子·尽心下》云: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仁人无敌于天下。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尚书·武成》所述为武王伐殷之事,事成之后,武王具体描述了牧野之战的残酷场面:“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

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孟子对这样的写法并不满意,认为会“以辞害义”,所以他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主张,这里并不是不要《书》,而是要对《书》中所描述的情景进行具体分析,不可盲目相信《书》中所写的一切,所以他说:“吾于《武成》,取其二三册而已矣。

”不可信者不取。

关于“以意逆志”,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其一是指说诗者心中之意,如赵歧注云:“意,学者之心意也。

……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

”[1](P393)朱熹注云:“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

”这里的“意”,应该属于读者阅读作品时所产生之意。

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必然产生对作品的理解,以其对作品的理解去探讨作品的本意,即赵歧、朱熹所说的“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

其二是作者作品之意。

苏轼云:夫诗者,不可以言语求而得,必将深观其意焉。

故其讥刺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恶, 而言其爵位之尊,车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见其不堪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是也。

其颂美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华,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见其无愧也。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服其命服,朱黻其皇”是也。

(《既醉备五福论》,《苏轼文集》卷二)这里苏轼主张要“深观其意焉”,而不是只了解诗的字面意义,“深观其意”的“意”即是作者作品之意。

清代的吴淇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中说:诗有内有外,显于外者,曰文曰辞;蕴于内者,曰志曰意。

……汉宋诸儒以一“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

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之见也几何矣!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

吴淇说得更清楚,在他看来,“意”与“志”具有同一性,“意”是“志”之舆,即载体,“意”用来载“志”,因此,“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

显然,苏轼和吴淇的观点与赵歧和朱熹不同,更强调“意”来自作家作品本身,是与“志”相一致之“意”。

其实,孟子的“以意逆志”是要说诗者把握诗的全部含义,而不是断章取义,在此基础上去探讨作者之“志”。

这里的“意”和“志”虽有联系,但却是不同的。

“志”可以看做是诗的主题,孟子认为《诗经·北山》中“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两句蕴含着作者之志,是全诗主题。

“意”是文章的基本内涵,要从文章的范围内全面理解,不能只从文字上去理解,孟子批评咸丘蒙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作了断章取义式的理解,指出:“是诗也,非是之谓也”,说明要从诗的角度进行全面理解,而不能将诗中的个别诗句同现实作简单的比附。

二、“知人论世”说“知人论世”是孟子提出的著名的文学批评思想。

《孟子·万章下》云: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这里,孟子是针对“尚友”的问题提出“知人论世”的思想的。

“尚友”,即注重人际交往,与人为友,与人为善,不仅要广交今世之朋友,而且也要与古人为友。

与古人为友,则既要“颂其诗,读其书”,又要“知其人”,“论其世”,因为“颂其诗,读其书”是知其所言,而“知其人”、“论其世”则是知其所行,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

由此可见,孟子的“知人论世”说与孔子的“知人”说是十分接近的。

孔子的“知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孟子的“颂其诗,读其书”即“听其言”,而“知其人”、“论其世”则是“观其行”,同样都是对人的完整考查。

所以,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说道:“至于‘知人论世’,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

‘颂诗’、‘读书’与‘知人论世’原来三件事并列,都是成人的道理,也就是‘尚友’的道理。

”然而,尽管孟子的“知人论世”说是针对“尚友”问题提出来的,但此处的“尚友”关键在于“尚论古之人”,“古之人”已不复存在,要了解“古之人”,首先要阅读其留下来的作品,即“颂其诗,读其书”,但这还不够,要真正理解古人著作,还要“知其人”,“论其世”,了解其思想品格、道德修养,以及艺术才能和风格,方能深入地“论古之人”。

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鉴赏、批评的程序与方法问题,“颂诗”、“读书”是第一层次的鉴赏与批评,“知人论世”是第二层次的鉴赏批评。

只有第一层次的鉴赏批评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进入到第二层次的鉴赏批评,才能真正把握古人文章的底蕴与境界。

而“颂诗”、“读书”与“知人论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这里,孟子将两者的关系说得十分明确,“颂其诗,读其书”是目的,“知其人”、“论其世”是方法,只有深入了解作者的身世、品行、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作品。

孟子不仅明确地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主张,而且也积极地实践着这种批评方法。

孟子在评价《诗·小雅·小弁》与《诗·邶风·凯风》时说: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 “怨。

”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

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

《小弁》之怨,亲亲也。

亲亲,仁也。

固矣乎,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

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

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

”(《孟子·告子下》)孟子对高子将《小弁》归为“小人之诗”提出批评,认为这首诗同样是“高叟之诗”。

至于《小弁》怨而《凯风》不怨,那是由于诗作者所处的境遇不同。

《小弁》向来被看做是放臣逐子之作,孟子认为诗作者无罪见放,亲之过大,所以诗中对君父强烈的怨刺是合理的,相反,“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而《凯风》是儿子歌颂母亲抚养之恩的诗篇,篇中深自责备,可知作者当是一个充满孝心之人。

亲子之间虽有不愉快的事,但属于“亲之过小”,所以不怨是正常的。

孟子对两诗的评价,完全从诗的本事出发而进行“知人论世”式的评说,实践着他“知其人”、“论其世”的批评主张。

“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是紧密相关的，“意”和“志”都是具体的“人”和“世”的产物，有其独特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如果将两者割裂开来，便将陷于主观片面，而不能正确地评诗论文。

王国维说得好:“由其世而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

……治古诗如是，治后世诗亦何独不然?”(《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三、“知言养气”说孟子的文学批评思想中还有“知言养气”说,虽然孟子在谈到“知言养气”问题时,主要是针对自己的心性修养和人性辨别,但于文学鉴赏却十分有益。

关于“知言”,吴英在《孟子集注》中说:“知言者,尽心知性,于凡天下之言,无不有以究极其理,而识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

”由此可知,“知言”是“尽心知性”的方法和手段,通过分析研究“言辞”来理解其意义,判知其情性,诚如孟子所说:“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孟子·公孙丑上》)言辞不同,其内心所想,其性情所钟是不同的,而且亦会带来不同的后果,“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

(《孟子·公孙丑上》)“养气”则是指批评家的思想修养,即通过“养气”而形成自己的“浩然之气”。

所谓“浩然之气”,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是集义之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孟子·公孙丑上》)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气”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大致可以划分为物质之气和精神之气两个方面。

孟子之所谓“气”具有融合物质之气和精神之气的特点,他将“塞于天地之间”的物质之气“配义与道”,使其成为具有了道德内涵的“浩然之气”,而将“至大至刚”之气“配义与道”,则体现了孟子“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过程与方法,其思想修养,于此可见一斑。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知言”和“养气”与文学鉴赏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

关于“知言”,孟子虽然是针对人性辨别而言,通过言辞考查人的思想性格,但引申来说,人的思想性格也可以通过言辞来表现,言辞对于表现人的思想性格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而,进行语词分析,不仅可以了解文学的基本内涵,更可以把握作家的思想性格。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不仅作为文学的思维工具,更作为文学的载体而存在,文学离开了语言就无法生成和传播,更谈不上鉴赏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