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与中国学术传统_周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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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与中国学术传统

周　可　真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中国古代学问内在的学术理路是以形上直觉思维为本质特征的。顾炎武学术首次突破了形上直觉思维传统,开创了以归纳为体、演绎为用的思维方法。清代考据学者吸取了顾氏学术中的归纳法,建立并发展了“征实之学”,其特点是重“实事”而轻“求是”。

近代学问主要是传统今文经学的发展,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吸纳了“西学”中某些科学思维因素,但尚未突破今文经学的思维框架。当今中国学者应该像顾炎武那样,既自知“匹夫之贱”

的身份,又不失“有责”于“天下兴亡”的“豪杰”之气,才能站到实事求是的起点上。

关键词:学术　思维方法　形上直觉　实事求是　豪杰

一、顾氏以前的中国学术传统

中国古代学术寓于中国古代学问之中。这包含两层意思:其一,中国古代学术是中国古代学问的一种自觉形态,是对历史上或当时现存的学问的一种反思形式;其二,中国古代学问有其内在的学术理路,即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一定的逻辑来思考和研究问题的。

中国古代学问内在的学术理路与中国古代学术之间存在着一种互通、互动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后者能动地反映前者,认同或批判、修正前者;另一方面,前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者的渗透或指导。

在中国古代学问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都有学者起而反思历史上或当时现存的学问,以此达成其对思维规律的把握。

先秦时期在诸子百家中居“显学”地位并以“名学”(逻辑学)见长的墨家,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学术代表。其创始人墨子(约前468—前376)所提出的“三表”说,是他对历史上和当时现存的学问进行反思的思想结晶。“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者?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三表也。”(《墨子・非命上》)这里,第三表实际上是解答“为何思”的问题的,对此,墨子的回答是:为“刑政”之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而思。第一表、第二表则是解答“怎么思”的问题的,墨子的回答是:思必有所本,必有所原,即思想一定要有根据,思维一定要合乎逻辑。所谓“古者圣王之事”和“百姓耳目之实”,便是墨子为人的思维所确定的两个逻辑前提,凡离开这两个前提而进行的思维,即被视为不合逻辑的思维,是无效思维。后期墨家继承和发展了墨子的学术思想,更围绕“思是什么”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

致的探讨,认为思维(“虑”)是主体凭借其认识能力而向外的一种求知活动,而要获得知识,则必“以五路

知”,并依靠“心”(思维器官)对由“五路”(感觉器官)所获得的经验知识进行考察、辨别、推理,方能形成

深切著明的理性认识。后期墨家还按其来源将知识区分为“亲知”(直接经验知识)、“闻知”

(间接经验知识)和“说知”

(由推理得来的知识)三类。墨家的上述学术成果,作为对历史上和当时现存的学问的深刻反思的产物,是对先秦学问事业的全面总结,既能动地反映了该阶段学问内在的学术理路,也在中国古代学问奠基于该阶段的意义上反映了其后中国学问发展的基本走势。

中国古代学问之崇尚不确定思维,在一定意义上是其思维辩证性的表现,然而,因其缺乏形式逻辑的基础,它又并非是科学意义的辩证思维,而实属于“不谴是非”的形上直觉,即思维过程中“由此及彼”的过程或程序极不明朗而实属“暗箱操作”的混沌思维或非序性思维。这种内在地排斥逻辑的形上直觉思维,势必导致形上之学。

形上之学的追求,在先秦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及儒道兼综的《易传》中,就已然有比较明显的体现(只是其程度不同而已),汉代以后更其明显,至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乃是充分地体现出来了。可以说,形上直觉思维便是内在于中国古代学问内在的学术理路。这种思维形式的本质特点就在于其思维的非程序性和由此决定的内在地排斥逻辑的倾向。

当然,在一定意义上,其思维的非程序性也可以说是一种逻辑形式,即具有鲜明中国古代思维特色的“辩证逻辑”,它可以用《易传》中提到的那个“唯变所适”的“屡迁”之“道”来表示。此“道”,不是确定不易的规律或必然性,而是柔弱随时、变化无方的偶然性。思维过程中的必然性表现为前提与结论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即由某个前提只能相应地得出某个结论;反之,其偶然性则表现为前提与结论之间不具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即由某个前提可以得出若干乃至无数不同的结论来。现代人通常所谓逻辑思维,实是指前一种情况(必然性思维)而言。本文所谓非程序性思维,则是指后一种情况(偶然性思维)而言。

在偶然性思维中,由于前提与结论之间存在着一种完全不确定的关系,这就势必导致思维主体只是

把前提当作“虚位”(韩愈语)来看待,由此则不外乎出现如下两种情况:重视“虚位”者,是“唯变所适”地

去填充“虚位”,亦即根据出于某种需要事先定下的结论来诠释既成之前提(犹“我注六经”

),抑或根据自己所希望得到的结论来收集材料或寻求例证以确立与其结论相应的未成之前提(犹“六经注我”

);反之,藐视“虚位”者则是“唯变所适”地“空言”,单凭主观下结论,抑或干脆“无言”,不作任何判断。大体上,顾炎武以前从事经史之学者可以归入重视“虚位“者一类,而从事禅学、心学者则可归入藐视“虚位”者一类。无论是重“虚位”的还是轻“虚位”的,其共性在于其思维的主观随意性。

中国古代学问中“辩证逻辑”的学术理路,是与其学问作为政治附庸的意识形态性直接相关的。它实质上是中国古代社会君主专制政体下政治运行机制上的非程序性或行政操作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在思维过程中的反映。

二、顾氏学术及其影响之下的清代学术传统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顾炎武(1613—1682)是一位开近代学术之先河的巨匠。从他开始,中国的学问开始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逐步走上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

顾炎武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的学问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概括说来,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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