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传》中儒道转佛高僧的社会地位及转向原因分析
重庆市第八中学2021学年下学期高二年级第二次月考历史试卷
重庆市第八中学2020-2021学年下学期高二年级第二次月考历史试卷（试卷满分：100分考试时间：75分钟）一选择题（本大题共15小题，每小题3分，共45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妇好在商朝武丁时代参加并指挥对土方、八方、夷方、鬼方等方国的大作战，在其墓葬中出土了代表军权的大铜钺。
据此可知商代A．母系氏族色彩浓厚 B．宗法等级观念淡薄C．华夏文明不断扩展 D．中央集权观念萌发2自武王以后，周共灭九十九国，降服六百五十二国。
上述国数未必可信，但灭多数小国，建立较大的侯国，使遵守周朝制度、向周王朝贡，则是事实。
这表明西周初年A．出现新旧并存的政治制度 B．推行分封制是巩固统治的需要C．沿袭商朝分封诸侯的传统 D．实行的政治制度强调血缘关系3先秦时期流行的一项体育运动“乡射礼”对于射手的评价包括三个方面：能否射中靶心、形体能否合于音乐节奏、能否礼让对手。
只有符合全部条件的射手，才能成为获胜者。
据此可知，“乡射礼”A．保证了人才的全面发展 B．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演变C．蕴含了中华文化的精神 D．契合了战乱频繁的时代4孟子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
”这表明孟子在政治上主张A见利思义 B．实行仁政 C．民贵君轻 D．教化万民5据记载，秦王嬴政分天下为36郡，后又增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
下列关于秦新增“三郡”的相关表述，正确的是①秦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设立三郡②地理上处于“东越”地区③对该地区实施军事镇守和行政管理④是该地区归入中央王朝管辖的开端A．①③ B．②④ C．①④ D．③④6西汉从周亚夫以条候为相起，至汉武帝元朔五年以前为宰相者必先得封侯，当时选相的范围局限在汉初被封的143个侯爵之内。
对此合理的解释是A．国家尚未形成完善的选官制度 B．诸侯得到皇帝的信任C．军功集团影响了汉初政治发展 D．丞相引起皇帝的猜忌7有学者认为，后世的经学大师片面强调董仲舒思想中阳对阴的主导作用，忽视了他所强调的“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
关于儒道佛的几个基本问题的论文
关于儒道佛的几个基本问题的论文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在历史上，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主要是由儒道佛三教所支配、所决定的。
今天，儒道佛依然对中国社会文化生活有着广泛的影响。
只不过，对不同社会领域和阶层的影响程度与影响性质有所不同而已。
由于每个人的生活背景和文化程度不同，对这种影响的自觉程度及评价标准有所不同。
这都是自然的、正常的情况。
不过，如果对儒道佛的认识和评价出现太大的差异，乃至截然的对立，则多少有点不正常了。
而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确实存在着。
这意味着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缺乏一种起码的共识。
这种现象值得深入反思。
同时也表明，从不同角度对儒道佛加以探讨是必要的、有意义的。
通过这种探讨，或许可以而形成某种基本的共识。
基于此，本文尝试阐述儒道佛的几个基本问题，权作抛砖引玉而已。
（一）儒教、天祖教与传统宗法性宗教探讨儒道佛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儒学或儒教的性质问题，究竟是人文学说还是一种宗教学说？由此涉及第二个问题，即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土生土长的道教之外，是否还存在另外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这种宗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国教？学界提出“儒教、天祖教与传统宗法性宗教”这三个名词，旨在说明这两个问题。
按学界以往的主流看法，儒学不是宗教，中国历史上不存在所谓“国教”的现象。
但目前学界看法有了变化，他们分别用不同名称来说明中国历史上土生土长的国教的存在，或用“儒教”[①]，或用“天祖教”[②]，或用“传统宗法性宗教”（或宗法性传统宗教）[③]。
其中，儒教问题是近期学术界讨论的热点。
学界大致存在如下几种观点：1、儒学就是儒教，儒教就是宗教；2、儒学不是儒教，但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一种宗教性质的儒教；3、历史上所谓“儒教”，指的是教化之义，而不是宗教含义。
因此，儒学不是宗教，而是一种人文学说；4、儒学虽然是一种人文学说，但具有深刻的宗教性；5、儒学广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宗教。
对于学界存在的这些争议，张岱年先生总结得好，他说：“对于宗教，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谈佛教中国化论文
浅析佛教中国化专业：班级：：学号：摘要：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了一个长期的中国化过程，佛教的中国化主要表现在译经、格义、僧官制度，与农业结合及其判教开宗上。
关键词：佛教中国化格义僧官制度判教开宗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支撑着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厦。
这其中，儒、道是由中国本土产生的，而佛教则是从国外输入的。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在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长期的中国化过程，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
一、什么是“佛教中国化”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由于它的思想学说在很多方面都与中国原有的思想有巨大差异，所以，在其传入中国后，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壮大，就必须根据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实际情况，在教义理论的容和形式、传播方式、修行实践等各个方面不断调整和改变自己，逐渐适应中国的国情。
事实上，佛教自传人中国以后，由于其学说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佛儒之间为了争夺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开展了长达近千年的争论。
在争论中，佛教为了争取在中国发展的机会，针对当时中国的情况对佛教义理、修行方式和政治价值取向都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最终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实现了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并推动和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换言之，佛教这样一个从两汉开始传入中国，经过晋南北朝的发展，直至隋唐时期繁荣的过程，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佛教中国化。
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一一禅宗的出现，则是佛教中国化完成的标志。
简言之，“佛教中国化，就是佛教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不断调整传播方式和不断发展义理的过程。
”①二、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表现（一）佛教初传入华与译经格义“印度佛教传人中国的大致年代，应该是在西汉末年和汉初年之间，正是公元一世纪初叶前后。
”②而关于佛教初传人中国的确切时间，学术界存在着很多种说法，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
查阅资料可以看到，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传入说”③据《三国志·志·东夷传》注引三国时期国鱼豢《略·西戎传》记载：“或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浅谈儒道禅三家思想
浅谈儒道佛三家思想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而共撑中华传统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当为儒、道、佛三家。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基本可以说是儒道佛三家的共融。
三家思想构成了我国辉煌的五千年文明史，为我们文化的发展与交流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指导思想。
几千年来，三家思想互相争斗攻击，互斥异端。
但是在斗争的过程中，也不断在交融。
我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受到其影响，从吃穿住行各方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儒道禅三家极具深度的思想。
深入研究此三家的文化传统，进一步发掘中华文化优秀、健康的精神遗产，并加以创造性的现代转化，进而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大业，是有积极意义的。
儒、道、佛三家虽各有所重而相径庭，然仍能融合会通，相济相补，构成彼此共存共荣的文化格局，长期以来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
一、三家思想的异同：1、儒家—入世，治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由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仁、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
他的修身、治国、平天下之理论贯穿于整个思想之中，万事以人为中心强调了人的主观动能性。
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体系，它的目的是使人达到一种高度社会化的人格境界，这是通过“修齐治平”的过程实现的，最终达到“君子”、“圣人”的境界，儒家文化是包含了一套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规范在内的庞大的体系。
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的误解（好多人认为，我们现今社会官方实行的思想和儒家思想一样，这是错误的，我个人认为儒家思想好比我们现在社会上的道德规范。
）儒家倡导的是“人”，万事以人为中心，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当今，整个社会强调的是“法治”，社会中的这种秩序的维护，依靠的是制度化的规范，条条框框将人的行为规范在可行的制度范围内。
古代文学中的儒释道三教思想和影响
古代文学中的儒释道三教思想和影响古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面貌，也承载了丰富的哲学思想。
儒、释、道三教思想是古代中国的主要思想体系，对于古代文学的塑造和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展开古代文学中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在古代文学中的影响儒家思想是古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家庭伦理。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儒家思想的影响十分显著。
例如《左传》中的《文公十年》篇以孔子的思想为指导，强调君主的仁德和政治责任，塑造了一个体现儒家伦理的君主形象。
此外，《论语》中的一些典故也被广泛运用于古代文学作品中，如孔子对于礼义道德的强调等。
二、佛教对古代文学的影响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体系，深刻地影响了古代文学的创作和思想。
佛教强调人的超脱和解脱，追求内心的平静与自由。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佛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人生苦难和无常的思考上。
例如《红楼梦》中，贾宝玉对佛教的思考和对人生无常的感悟，正是佛教思想在其中的体现。
此外，佛教中的诸多故事与寓言也经常出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如《西游记》中的取经之路，充满了佛教的智慧和教诲。
三、道家思想在古代文学中的体现道家思想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自然、随性和无为而治。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道家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人生境界和人生态度的塑造上。
例如《庄子》中的一些典故经常被引用于古代文学作品中，表现了追求自由自在、超越尘世的生活态度。
此外，《道德经》中的一些思想，如“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等，也被广泛运用于古代文学作品中，体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力。
总之，古代文学中的儒释道三教思想对于文学作品的塑造和影响不可忽视。
儒家思想注重人的德行与伦理，佛教思想探索人生的苦难和解脱，道家思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三种思想体系共同构成了古代文学作品丰富多样的思想内涵，也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在现代社会中，尽管儒释道已经不再是主流思想，但其所留下的深远影响仍然可以在古代文学中找到痕迹，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完整word版)浅析儒释道三教关系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传播
浅析儒释道三教关系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传播中国佛教文化是整个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虽然创立于古印度，却兴盛在中国。
外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即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下，在同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佛教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儒佛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了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
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
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传播。
佛教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征，大体经历了两汉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附、迎合、调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儒道共存并进、冲突交流，隋唐时期吸收融合、独立创造，以及入宋以后，内外融合、渗透合一的历史过程。
宗教传播既是宗教生命力的表征，也是其救世精神的要求。
两汉之际，佛教东传华夏，开始了它的中国化（也就是与儒道相融合）的进程。
首先来说一下政治传播，宗教对国家的政治影响是通过宗教对政治人物和政治过程的影响、通过宗教组织的强大舆论攻势和政治动员效果来实现的。
比如说宗教参政议政：南北朝时期史称“黑衣宰相”的僧人慧琳和史称“山中宰相”的道士陶弘景都曾积极参与国事。
宗教领袖与国君和政要互动实际上是相互需要和利用宗教组织本身的发展也需要政权的支持。
再比如统治集团有其主导的意识形态，这是居于领导地位的集团、阶级的代表或政党的统治意志、原则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统治者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也以意识形态为思想后盾，国家政权在依靠手中拥有的强制手段进行统治之外还需要在道义和意识上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制造舆论，这在南北朝时期尤为明显。
“贵和尚中”思想的时代意义
“贵和尚中”思想的时代意义内容提要：“贵和尚中”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深刻的文学、史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内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它极其珍贵的内涵在当今的改革开放和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和为贵以和为美一“贵和尚中”的精神源于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
《易坤象传》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话，《易乾传》云：“保合大和，乃利贞”，都启发人要以和为本。
“太和”是天地万物高度和谐的状态；“和”是不同事物的协调共处。
春秋时期的史伯是第一个对和谐理论进行探讨的思想家，他说：“夫和实生万物，同则不继。
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而长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无一文，味无一果，物一不讲。
”①其意思是说：和谐才能生成万物，同一就不能发展。
把不同的东西加以协调平衡就叫做和谐，丰富中见出统一，发展中见方向。
如果不是这样，把相同的东西相加，那用尽了也就完了。
《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古人以大和谐的观点来看待宇宙这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一方面承认矛盾对立，另一方面却又把实现对立面的和谐统一看作是最终的结局或至佳境界，强调相异相对事物的协调相融，所谓“和”生万物。
古人在这里提出了高度关注和积极倡导万物和谐的思想。
尚中的“中”即不偏不倚，不走极端的意思。
《易传》云：“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就是要人们效法天，在行为上允当适度，中道而行，即“持中”，无过无不及。
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和”和“中”的思想，提出了“中庸”的实践理性辨证原则和中庸之道。
《中庸》篇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君子这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又云：“舜其大知也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里以“时中”、“用中”来解说中庸，时中即随时处中，依条件的不同随时选取适当的标准。
用中即不陷于某一极端，随情况的不同而采取确当的方法。
浅论《高僧传》之论赞
浅论《高僧传》之论赞关键词：高僧传论赞慧皎摘要：《高僧传》之论赞，取碑传文的框架，运用佛教论辩文的思路，容纳史论文的内容，同时又受到《文心雕龙》的影响，论赞结合，述议相生，的确是可以“传之不朽、永为龟镜”的。
梁代释慧皎的《高僧传》是我国最重要的佛教史籍之一，也是一部成就显著的佛教传记作品。
隋《众经目录序》评此书：“辞参文史，体非淳正，事虽可寻，义无在录。
”唐智升在《开元释教录》中赞此书曰：“谨详览此传，义例甄着，文辞婉约，实可以传之不朽，永为龟镜矣。
”抑扬虽异，却同指该书在体例、文辞方面较多美文成分。
尤其是《高僧传》之论赞，撮示一科旨归，溯沿佛学源流，评议人物史事，自成一家之言。
一、论赞结合，述议相生《高僧传》传文十科中前八科之末有论有赞，末二科因纂辑在后，故有论无赞。
慧皎说：“及夫讨核源流，商榷取舍，皆列诸赞论，备之后文。
而论所著辞，微异恒体，始标大意，类犹前序。
末辨时人，事同后议。
若间施前后，如谓烦杂。
故总布一科之末，通称为论。
”{1}论，实际上概括了前序和后议，对一科的主旨源流有所阐扬，对其中突出的人物也予以评骘。
如译经科中的“论”讲佛教输入后的译经概史，认为鸠摩罗什及弟子所译经“词润珠玉”、“郁为称首”。
义解科中的“论”对竺法潜、支遁、道安、慧远等阐弘佛法的功业大加赞扬，认为道安为前秦五上宾是传法需要，引佛经说：“若欲建立正法，则听亲近国王及持仗者。
”另外“论”还透露出作者对某些事物的看法，如对当时僧人的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不务实学等现象的批评，也反映出一些历史上的情况。
赞，则是对所叙一科僧人德行的赞颂。
正如序言中所说，慧皎认为《高僧传》的论赞部分尤能体现此书有所创新的特色，的确颇异于常体，今节录两篇，以见其余：传译之功尚矣，固无得而称焉。
昔如来灭后，长老迦叶、阿难、末田地等，并具足住持八万法藏，弘道济人，功用弥博，圣慧日光，余辉未隐。
是后迦旃延子、达磨多罗、达磨尸利帝等，并博寻异论，各着言说，而皆祖述四《含》，宗轨三藏。
《高僧传》校读四则
●·文献考略·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０９①所载数字系自作者《自序》，而现存版本中实际所载僧人数量互有出入。
《高僧传》校读四则陆海燕（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摘 要：南朝梁慧皎《高僧传》是中古时期流传至今的一部保存较为完整的僧传文献，１９９２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的《高僧传》在佛教史研究、文学研究乃至语言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然其仍有诸多可勘之处。
文章通过搜集材料并比勘异文，对其中四则条目提出商榷和修改意见。
关键词：《高僧传》；校读；财理；属；尽中图分类号：Ｇ２５６ 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７１３６（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９０－０４ＦｏｕｒＮｏｔｅｓｏｎ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ＧａｏｓｅｎｇＺｈｕａｎＬＵＨａｉ ｙａ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ａｏｓｅｎｇＺｈｕａｎｂｙＨｕｉＪｉａｏ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Ｌｉ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ｓ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ｍｏｎｋ′ｓ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ａ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ｐａｓｓｅｄｄ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ｓ，ＴａｎｇＹｏｎｇｔｏｎｇａｎｄＴａｎｇＹｉｘｕａｎ′ｓＧａｏｓｅｎｇＺｈｕａ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Ｂｏｏｋ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１９９２ｉｓ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ｖｅｎ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ｔｉｌｌｍａｎｙｐｏｉｎｔｓｔｏｂ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ａｎｄｒｅｖｉｓｅｓｆｏｕｒｏｆｔｈｅｉ ｔｅｍｓｂ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ａｏｓｅｎｇＺｈｕａｎ；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Ｃａｉｌｉ；Ｓｈｕ；Ｊｉｎｒａｎ；Ｙｕａｎｗｅｉｘｕｒｕｉ《高僧传》，南朝梁僧慧皎作。
《2024年三朝《高僧传》评赞词研究》范文
《三朝《高僧传》评赞词研究》篇一一、引言《高僧传》作为一部记录中国佛教高僧大德的传记，自其问世以来，就备受学术界的关注和推崇。
历经三个朝代的编纂和传承，该传记成为了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瑰宝。
本文旨在通过对三朝《高僧传》评赞词的研究，深入探讨其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二、三朝《高僧传》概述《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一部重要的文献，它记录了历代高僧大德的生平事迹、修行体验、思想成就等。
该传记的编纂历经了三个朝代，即东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
在三朝的编纂过程中，各朝代的学者都对前人的成果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内容体系。
这些评赞词则是对这些高僧的肯定和赞颂，也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对佛教文化的认知和态度。
三、评赞词的文化内涵1. 彰显佛教思想评赞词中，多处涉及到佛教思想，如因果报应、修行悟道等。
这些思想是佛教文化的核心，也是评赞词所要传达的重要内容。
通过对这些思想的阐述和肯定，评赞词进一步彰显了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传承佛教精神评赞词不仅是对高僧个人的肯定和赞颂，更是对佛教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在评赞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佛教的慈悲、智慧、清净等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传承。
3. 反映社会文化评赞词作为一部历史文献，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风貌。
不同朝代的评赞词，其语言风格、价值观念等都有所不同，这也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点和价值取向。
四、三朝《高僧传》评赞词的比较研究1. 评赞词的风格差异东晋时期的评赞词多以简练、明快为主，南北朝时期的评赞词则更加注重对高僧内心世界的描绘和阐述，而唐宋时期的评赞词则更加注重对高僧思想成就的肯定和赞颂。
2. 评赞词的价值取向不同朝代的评赞词在价值取向上也有所不同。
东晋时期更注重高僧的修行体验和悟性，南北朝时期则更加注重高僧的悲心和救世精神，唐宋时期则更加注重高僧的学识和智慧。
五、结论三朝《高僧传》的评赞词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遗产，它不仅记录了历代高僧大德的生平和思想成就，更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对佛教文化的认知和态度。
赞宁三教思想初探
赞宁三教思想初探内容提要：赞宁是五代末北宋初的高僧，佛教史学家。
他博涉三藏，兼通儒、道二家，又善文辞，所编《宋高僧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儒学及佛学义理方面也颇有建树。
尤其是他为折衷儒、佛二家之冲突而提出“以王法为本”的观点，乃开后来智圆、契嵩三教融合思想的先河。
本文即结合赞宁的生平与著述，对他的这一思想略作探讨。
关键词：赞宁法为本儒为佛前言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宋代的国家仍如前朝是以儒家思想为其立国施政的根本，由此必然产生抑制佛教的倾向。
从民族意识的角度而言，由于当时受到辽、西夏、金等北方异族的经常性的侵犯，人们的民族意识被激发出来，由此而对“夷狄”的佛教加以苛刻的攻击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视儒教伦理为正统的官僚士大夫们及理学先驱而言，贬抑佛教乃是保持儒学正统地位的内在要求。
而这些官僚士大夫、儒士的言论势必影响到国家的宗教政策、社会人士对佛教的反感，从而对佛教构成现实的威胁。
尽管他们反佛的根据，不过是些皮相之论，诸如平民溺惑于佛教，广兴寺院，僧尼日增，扰乱民生，毒害政治等等，而罕于在学理上对佛教作深入的批判。
相比之下，后来的理学家们大都熟读佛教书籍，藉此来攻击佛教，比一般的官僚士大夫排佛的理由倒是要深入得多，但也少有肯綮之言，反而从佛教理论中汲取思想营养大大充实了自家的学说。
宋代初期的佛教既受到政府的限制，同时又不断遭受官僚士大夫、理学家们的排斥。
面对如此的困境，佛教已然无法保持“沙门不敬王者”的超然地位。
为了缓解外部环境施予佛教的压制和胁迫，赞宁提出了“以王法为本”的应对之道。
赞宁的生平与著作赞宁(919—1001)，湖州(浙江)德清人，俗姓高，父名审，母周氏，其祖是黄河流域的渤海人，贞明五年(919)生于金鹅别墅。
当五代十国时的吴越国(908─959)开国之君武肃王钱 (908─932在位)在今浙江省和江苏省东南部建立政权之后，赞宁也于后唐天成中(约929)在杭州市祥符寺出家［1］，更在后唐清泰初(约935)入今浙江省境内的天台山，接受天台宗所授的具足戒，并学习以释道宣(596—667)《南山钞》为依据的《四分律》学问，通南山律。
高僧传
略论《高僧传》的历史价值南朝梁释慧皎所撰《高僧传》,凡十四卷,全书收载自后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至梁武帝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453年间257位高僧的传记(另附见者达274人)。
在慧皎以前,虽已有多种僧传,但慧皎是在广泛收集当时已有僧传,加以批判吸收,又参阅大量史书的基础上根据自己所立的原则写成此书的。
他在自序中道:“辄搜检杂录数十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
并博谘古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
”据不完全统计,此书撰写时所参考的史籍就有20多种,且这些史书后来大多已经亡佚。
因此它不仅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著作,也是研究六朝史的必备参考资料。
关于此书的史学价值,清代孙星衍曾有评价:“慧皎《高僧传》,《四库全书》未及收。
余读释藏于金陵瓦官寺见之,顷官安德,借录此本。
僧人事迹,率多文人粉饰,然六朝士夫,无所自存,遁入释道,故多通品,辞理可观,且足资考史,地方古迹亦可借证,实为有用之书。
”就佛教研究而言，慧皎所传主要是中国境内和外来中国两方面的高僧,归结为中国佛教史。
但他常常以极简练的笔墨,述流溯源,使人们对中国佛教史有更完整的认识。
如“明律”,从佛陀涅前就制律以防非述起,叙迦叶时优波离诵出最早戒律,再述在印度佛教史上对律的分歧,言明本应一律的“律藏”之异本,再论述东传译律的过程。
初看印度律学发展不属中国佛学史范围,可以不论。
慧皎如此,一方面固然与其精通律学有关,另一方面也有其特识。
戒律如法,不当有别本歧法,但事实上中国先后翻译的律藏相异不小,其因即在于印度律学先后有异,流入中国就有不少版本流派,不溯其之源难明其流。
慧皎依据当时所能得到的史料,补其导因,顿释常人之疑,也可补充印度佛教史。
其他如“习禅”等等,都有如此同时,《高僧传》是较早的与佛教有关的中土文献,受汉译佛典口语性的影响较为明显,不少词语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价值,因此也是研究汉语史的极可宝贵的语料。
《高僧传·道恒传》发微
《高僧传·道恒传》发微王亚荣（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内容摘要】后秦时长安的鸠摩罗什僧团发生了分裂，佛陀跋陀罗及门下被摈遣。
在这件轰动中外的事件中，被称为“关中旧僧”的蓝田道恒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本文以《高僧传·道恒传》为主要线索，对道恒的事迹作了基本的梳理，认为道恒人品、学问和能力都是僧团中的佼佼者，但僧略才是所谓“关中旧僧”的代表，《祐录》所记，不如《高僧传》准确。
【关键词】道恒长安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约后秦弘始十二年到十三年，即410到411年，长安鸠摩罗什僧团中发生分裂。
据《出三藏记集》记载，“关中旧僧道恒”等，以“显异惑众”摈遣佛陀跋陀罗及其门下：关中旧僧道恒等以为显异惑众，乃与三千僧摈遣佛贤，驱逼令去。
门徒数百，并惊惧奔散。
乃与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俱发，神志从容，初无异色。
识真者咸共叹息，白黑送者数千人。
〔1〕道安僧团和罗什僧团群星璀璨，龙象群集，加之道恒事迹较少，记〔1〕《出三藏记集》卷14。
苏晋仁、肖炼子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版，542页。
下同。
载有限，因之前贤对道恒着墨不多。
本文以《高僧传·道恒传》为主要线索，对道恒的经历作了基本的梳理，认为认为道恒人品、学问和能力都是僧团中的佼佼者，但僧略才是“关中旧僧”的最主要的代表，在摈遣佛陀跋陀罗的事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关于道恒的史料记载，《祐录》有所回避，《高僧传》的记载更为准确。
一、道恒早年经历查阅史书，所谓“关中旧僧”，并无明确的身份区分，盖泛指罗什入关之前长期在关中活动者。
其中又有两类，一是关中籍，一是非关中籍。
而道恒则是关中籍，本传见于《高僧传》卷六，另祐录略有记载。
道恒，关中蓝田人。
《高僧传》称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道恒“卒于山舍，春秋七十二”〔2〕，逆推之，即道恒生于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6）。
道恒幼年聪慧不凡，曾得到隐士张忠的赞赏。
但命途多舛，少失双亲，而好学不倦，且事养母以孝闻。
儒道对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影响
儒道对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影响【摘要】佛教的传播过程即是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由于佛教与在中国思想中占有主体地位的儒道两家的思想能够很好地结合，使佛教的中国化内核得以迅速地构建，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
本文试通过对儒道两家的分析，透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以儒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佛教的影响。
【关键词】佛教道家儒家中国化佛教中国化是一个漫长的历程，从两汉之际传播到中国，历经两晋南北朝的消化吸收，隋唐初期大乘化意义上的佛教文化初步自觉，以及中唐以后中国特有佛教宗派禅宗的确立，佛教对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不只是佛教所拥有的话语解释权的一些语汇逐渐为汉地人士所掌握并大众化，同时，佛教的思维模式以及取向也深深地内化为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文化心理倾向。
从学术角度讲，学者大多认识到佛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之重要，佛学对道家、道教哲学及其宗教哲学体系建立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儒释道三教合一趋向中的重要地位。
从宗教意义上看，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实现却是充满了对传统魔法意义上信仰的怀疑与消解，对于强烈的宗教情怀、盲目的信仰有较强的批判，对于民族文化发展中的理性化一面有较大的功用，也同时对于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上有较积极的意义。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环境还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政治社会，佛教中国化之实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儒道文化的影响。
佛教在中国的成长不是孤立的，它必须建立在中国传统思想和民众世俗生活接受的基础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因此，佛教的传播过程即是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由于在中国思想中占有主体地位的儒家和道家与佛教很好地结合，加上魏晋玄学的推波助澜，使佛教的中国化内核迅速地构建，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
中国统治阶层的认可，与中华民族文化模式的契合使佛教在中国得以迅速传播。
在印度，佛教在公元世纪已渐趋湮灭了。
中国化了的佛教成为佛教的新的中心，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它的发源地——印度，成为了佛教的第二母国,影响进一步波及世界。
儒释道三教协治的发展与影响
儒释道三教协治的发展与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以儒家、道家和佛教为代表的三大宗教自古以来就一直共存共荣。
这三教各有所长，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哲学等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儒释道三教协治的发展与影响也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将重点探讨儒释道三教协治的发展与影响。
一、儒释道三教的根源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三教协治之间的联系和根源。
儒释道三教之间的互动早在古代就已经成形。
相传，春秋时期的孔子曾经拜访道家的老子，道家的传统思想对孔子和他的儒家教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家和儒家在思想和哲学上都有着相互交织的关系。
儒家思想主张以仁德来治理国家和社会，而道家则更强调“自然”，认为人类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生活。
佛教传入中国后，也与儒家和道家产生了深刻的互动和影响。
儒释道三家之间的协治关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的。
二、儒释道三教协治的发展历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儒释道三教的协治关系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在汉朝时期，儒道合一的“道教”，充分地融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互相印证和发展。
在唐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影响了不少文人士大夫。
这些文人和佛教教士互相学习，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出现了许多能够融合佛教、儒家、道家的文化。
宋代时期，儒道佛的三家思想日益趋于平衡。
三教之间的相互协作和交流，也使得中国文化不断地深化和发展。
三、儒释道三教协治的影响儒释道三教协治的影响在中国的文化、哲学和社会等领域都有所体现。
在文化领域，儒释道三教的相互印证和发展，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和多元化。
在哲学领域，三教之间的思想汇聚，推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繁荣和发展。
在社会领域，三教协治的思想理念，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可持续的影响。
中国的道德、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在儒释道三教协治的影响下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提升。
四、儒释道三教协治的启示在今天，儒释道三教协治的思想理念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谈儒、释、道“三教归一”问题
谈儒、释、道“三教归⼀”问题⽂/汤⼀介儒、释、道“三教归⼀”观念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儒、道两家在思想观念上虽多有不同，但排他性较少，⽽包容性、调和性较⼤，吸收其他思想⽂化的能⼒较强。
《中庸》中说：“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不相悖。
”这两句话体现着儒学的包容性。
孔⼦“述⽽不作”，以《诗》、《书》、《礼》、《乐》教。
这说明孔⼦恪守传统之经典、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的世界观。
⾃此以后，儒家⽆论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时代，还是在以后历史的各朝各代，⼤都是在与各派学说（学派）的争论、冲突中不断吸收着其他⽂化以⾃养。
战国晚期儒家的⼤师荀⼦在继承孔⼦学说的基础上吸收了道家、法家、名家的思想；《易传》则有机地吸收了道家、阴阳家等的理论，为儒家开创了哲学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先河。
汉武帝时⼤儒董仲舒更是把阴阳五⾏学说、道家黄⽼学说容纳于其体系之中，⽽汉朝家法实为“王霸杂⽤”。
先秦道家的⽼庄以“有容乃⼤”的理念，统合了春秋战国的各流派，以⾃然⽽⽆为的思想开创了另⼀⽀对中国有巨⼤影响的思想体系。
⽼⼦的“道论”成为中国智慧学之源泉。
《庄⼦·天下》⾸次提出“内圣外王之道”的中国社会思想⽂化之理想，虽对先秦各家思想有褒有贬，评论长短，并以道家思想为最⾼，但未排斥其他学说，由此也充分体现了道家之包容性。
杂家之《吕⽒春秋》、《淮南⼦》实以道家思想为主，统合先秦各家，体现着“有容乃⼤”之精神，此或与秦汉之黄⽼道家颇有关系。
魏晋⽞学实以在道家思想基础上融合儒道讨论“本末有⽆”、“⾃然名教”问题，并吸收“形名”家⾔以成体系，⽽把中国哲学思想推向⼀新阶段。
佛教⾃汉传⼊中国，初依附于汉之道术，后依附于⽞学，⾄南北朝佛儒、儒道之间的相互批评与问难颇为激烈（见《弘明集》），但中国之⼠⼤夫多有信奉佛教或赞同佛教者，甚⾄有梁武帝欲舍⾝⼊佛门，但他仍设五经博⼠，并说：“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
”（《梁书·武帝纪》）可见儒、佛并⾮不能相容。
宋代僧人与儒学研究
2023-10-28CATALOGUE 目录•宋代僧人与儒学的交融•宋代僧人的儒学思想•宋代儒学的僧人影响•宋代僧人与儒学的互动关系•宋代僧人与儒学的研究价值01宋代僧人与儒学的交融宋代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强调文化与学术的重要性，为僧人与儒学的交融提供了政治前提。
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文化氛围宋代经济繁荣，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
宋代文化氛围浓厚，各种思想流派相互交融、碰撞，为僧人与儒学的交流提供了契机。
03历史背景0201宋代，佛教经典大量传入中国，为僧人与儒学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文本基础。
文化交流与影响佛教经典传入在佛教经典传入过程中，儒学思想逐渐渗透到佛教教义中，影响了僧人的修行与思维方式。
儒学思想渗透宋代僧人与儒学在相互借鉴与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如禅宗的“顿悟”与理学家的“格物致知”。
相互借鉴与融合宋代，许多僧人开始学习儒学，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修行与教学中。
僧人习儒同时，一些儒者也开始研究佛教，寻求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融合。
儒者研佛僧人与儒者在相互借鉴的过程中，逐渐模糊了宗教与伦理的界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
相互借鉴僧人与儒学的相互渗透02宋代僧人的儒学思想儒家政治思想宋代僧人积极传播儒家政治思想，如"民本"、"仁政"等理念，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
儒家伦理观宋代僧人接受并传播了儒家的伦理观念，如孝道、尊师重道等，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家文化观宋代僧人推崇儒家文化，认为儒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指导思想，推动了儒家文化在宋代的发展。
僧人对儒学观念的接受与传播宋代僧人研习了大量的儒家经典，如《论语》、《周易》等，以丰富自身的学养。
研习儒经宋代僧人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深入的解读，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丰富了儒学的内涵。
解读儒经宋代僧人与当时的儒家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互相切磋，共同推动了儒学的发展。
与儒学交流僧人对儒学经典的研习与解读僧人对儒学思想的批判与继承继承儒学宋代僧人也继承了儒学的一些思想，如对于忠、孝等观念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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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僧传》中儒道转佛高僧的社会地位及转向原因分析
摘要：《高僧传》中记录了不少由儒道转佛的高僧，其中最著名的有僧肇、慧远等。
方立天先生在《僧肇评传》中说：“僧肇这样有才华的青年皈依佛门，是有其社会原因的。
这是政局动乱，家境贫寒，从而产生超世脱俗的消极愿望的不幸结果。
”
关键词：《高僧传》；儒道转佛；僧肇
《高僧传》中记录了不少由儒道转佛的高僧，其中最著名的有僧肇、慧远等。
方立天先生在《僧肇评传》中说：“僧肇这样有才华的青年皈依佛门，是有其社会原因的。
这是政局动乱，家境贫寒，从而产生超世脱俗的消极愿望的不幸结果。
”
[2]p111方先生这句话传达出两层含义：一是僧肇这类知识分子家境贫寒的社会地位，二是政局动乱是思想转向的原因。
且不论方先生这句话是否道出了这一现象的最深层原因，兹先从思想转向这个具体现象的分析入手来回应方先生。
一、思想转向现象分析以及三家思想的高下对比分析
下面就将《高僧传》中这部分由儒道转佛高僧的传记录于下并作简要梳理。
“释法遇，不知何人。
弱年好学，笃志坟素，而任性誇诞，谓旁若无人。
后与安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簪许道，事安为师。
”[1]P201
法遇见到安公的时候，要么是法遇向安公请教，要么是安公向法遇传授思想。
但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其中都是以安公的思想为中心的，而且在这一相遇之中，对于法遇来说，“忽然信伏”即意味着一定有一种前后思想的转变。
“释昙戒，一名惠精，姓卓，晋外兵部荆阳令潜之弟也。
居贫务学，游心坟典。
后闻于法道讲《放光经》，乃借衣一听，遂深悟佛理，废俗从道，伏事安公为师。
”[1]P204
昙戒早年“居贫务学，游心坟典”。
所学的，所游心的可以说就是儒道两家的经典，但当他听到《放光经》后便“遂深悟佛理，废俗从道”，不能不说道出了三家思想高下之见。
“释慧远，本姓贾氏，雁门娄烦人也。
弱而好书，珪璋秀发，年十三，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
故少年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
性度弘博，风览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
年二十一，欲渡江东，就范宣子（汤用彤注：按范宣，字宣子。
隐遁好学，博览众书，尤善三礼，贫而讲学）共契佳遁。
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乱，南路阻塞，志不获从。
”
“时沙门释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弘賛像法，声甚著闻，远遂往归之。
一面
尽敬，以为真吾师也。
后闻安讲《般若经》，豁然而悟，乃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秕耳。
’便与弟惠持，投簪落彩，委命受业。
”[1]P211
汤用彤先生说：“慧远学问兼综玄释，并擅儒学。
”[5]p265从这段传记中可见在慧远是认为《般若经》是最具有智慧的，可以说远胜儒道两家思想。
“释僧肇，京兆人。
家贫俑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坟籍。
爱好玄微，每以老庄为心要。
尝读老子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也。
’后见《旧维摩诘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之所归矣。
因此出家，学善方等，兼通三藏。
”[1]P249
从这段传记中我们不难看出，僧肇早年是游心老庄的，但后来看到《旧维摩诘经》（大乘般若空观的经典），便心向往之，“乃言始之所归矣”。
试想如果不是大乘佛教思想对僧肇的吸引，我们很难想象他会“因此出家”。
“释慧严，姓范，豫州人。
年十二为诸生，薄晓诗书，十六出家，又精錬佛理。
”[1]P260
既为诸生，便属社会中有机会接受教育阶层；所谓“博晓诗书”，就是从小受儒家经典熏陶，可见其是从儒家转到佛家去的。
“又”字则反道出慧远可能还对儒家思想有深入理解。
“释僧瑾，姓朱，沛国人。
隐士建之弟四子。
少山庄老及诗礼。
后行至广陵，见昙因法师，遂稽首一面，伏膺为道。
游学内典，博涉三藏。
后至京师值龙光道生，复依凭受业，初憩治城寺。
……善《三论》及《维摩》、《思益》、《毛诗》、《庄》《老》等。
”[1]P294
僧瑾见昙因法师的时候两人必有一番交流，不然定难致“遂稽首一面，伏膺为道”。
只是昙因法师在《高僧传》中没有单独立传，所以不知其属于佛学思想中那一派。
但可以肯定的是，昙因法师的佛学思想直接导致僧瑾由儒道转入佛家，但反过来看僧瑾善《三论》及《维摩》等经，则可以推断昙因法师应该属大乘佛教一派。
《高僧传》中所有由儒道转佛高僧的传记无不从三家思想高下来讲他们转入佛家的原因的，即佛家思想比儒道两家思想上更具有优越性和哲学思辨性。
僧肇自己也说老子思想“美则美矣，然期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也”。
不管僧肇出家之前对道家思想的理解达到了何种水平，但从他转入佛教并在体会佛教思想后所写的《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等著作则可看出，其视中观思想、“空”论远较玄学“无”的思想高妙，更有思辨性，更非此期儒家思想所能比，同时也体现了此期佛教思想的水平。
二、转向者的社会地位与社会现实问题
不过，不能简单地说是一种学术思想选择了人。
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是门阀
士族很有势力甚至时有把持朝政的时期，门阀士族的势力大到可以“共天下”的地步，同时门阀士族与皇族之间的矛盾也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矛盾之一。
但此期，在皇族与门阀士族之外还有庶族地主和贫民两个阶层。
《高僧传》中那些由儒道转佛的知识分子在出家之前属于哪个阶层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方先生只是说僧肇“家境贫寒”，《高僧传》这部分传记也多如此说，却并没有说到底属于哪个阶层。
但我们可以看到，比如慧远，他出家前作为“诸生”，对于僧肇，对老庄思想有很多了解的，在转佛之前已经是接受过一些教育的，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如果是社会最底层的人，那他们基本上是不会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的，魏晋南北朝不比今天每个人都有得到教育的机会的，那个时代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有受到教育的机会，而这部分人一定不会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慧远是这样，僧肇也是这样，虽然“家贫俑书为业”，然而这“家贫”却并不可理解为他们与社会最底层的贫民一样，比如同时代的刘勰，其出身和社会经历也是这样的，但王元化先生也将其划分到庶族阶层，僧肇的家世由于史书记载之匮乏，今天已不知如何，但断不可将其等同于社会最底层人民。
这个时候社会动乱，佛教在这个时候兴盛也有其原因，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可以找到精神寄托甚至生活居所。
但对于像僧肇这类知识分子来说，由于他们并不是门阀士族，也不是贫民阶层，而是介于门阀士族与社会最底层之间的庶民，所以他们在出家之前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怎样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甚至在社会上晋升问题。
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庶族士人基本上是没有机会的。
相反地，往往被门阀士族兼并。
所以对于儒家那些积极出仕的思想在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便落空了。
至于道家思想，由于其还在“有”与“无”、“自然”与“名教”的问题上争论，特别是东晋时期的“自然”与“名教”论争，主要还是门阀士族与旧朝新晋升的如嵇康、阮籍之类的贵族之间对抗的思想领域的表现，对于像慧远、僧肇之流则根本不会卷入到此类问题中去。
所以佛教思想特别是具有思辨性的大乘佛教的“空”的思想，这个时候在这个意义上才会对他们这个群体的人来说具有优越于儒道两家思想的地方。
当然这个时期，玄学的思想仍然发展着，因为，社会并存着两股矛盾对抗的问题，一是魏的旧朝新兴贵族与原来的门阀士族之间的对抗和西晋永嘉之乱之后门阀士族与侨姓氏族之间的对抗；一是庶族阶层与门阀士族之间的对抗——上升无望且日益被兼并吞食的问题。
僧肇之流的皈依佛教则是后一种现实问题在思想形式上的具体体现。
而相对应地，大乘佛教“空”的辩证思想正是从思想上解决了僧肇这个群体共同面临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最具吸引力。
从僧肇由儒道转佛的例子可以看出，像僧肇这类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基本上属于庶族地主阶级，因而转向的最深层原因决不仅仅是由于”政局动乱”和“家境贫寒”——这样理解显然是将起支配作用的，潜在的，最深层的，根源性的原因表层化、直接化了。
所以，可以说这个现象更应该是身处庶族地主阶层的僧肇等人不可避免的拥有这个阶级自身不能摆脱的局限性造成——这个群体在这个时代中有不能处理的问题而又希望寻找到一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同时在此方面能够选择投合自身并解决自身思想困难的佛教大乘空宗思想这个时期的在中国的传播也为其提供了思想资源，由此也就产生了他们在思想上主动地选择向佛教思想特别是大乘空宗思想靠拢的行为。
参考文献：
[1]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C].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康中乾.魏晋玄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汤用彤.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汤用彤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4]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