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爱德华·米德

詹姆斯·爱德华·米德（1907-1995），生于1907年6月23日，在英国的巴士市长大。

1977年由于与戈特哈德·贝蒂·俄林共同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作出了开创性研究，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文名：詹姆斯·爱德华·米德外文名：James Edward Meade 国籍：英国出生地：英国的巴士市出生日期：1907年6月23日逝世日期：1995年职业：经济学家毕业院校：牛津大学主要成就：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米德和他的国际贸易理论国内经济政策理论米德生于1907年6月23日，在英国的巴士市长大，曾受教于兰伯路克学校1917～1921年）和马尔沃恩学院（1917～1926年），1926～1930年就读于牛津大学。

1930年被选为牛津赫特福学院的院友；1930～1931年，他在剑桥三一学院受教于丹尼斯·罗伯逊。

在此期间，他成为“凯恩斯周围团体的成员”，并且是最早将凯恩斯的理论写进教科书的人之一。

这是他“一生中学术上最紧要的一年”。

1931～1937年，他在牛津赫特福学院担任经济学讲师，他的工作是教经济学理论的全部内容，但有两个问题他特别感兴趣，就是大量失业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

1933年，他和玛格丽·威尔逊结婚，她是国际联盟同志会在牛津支部的秘书，婚后他们有四个子女。

1936年他的《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牛津出版社，1936年）出版，仅比凯恩斯的《通论》晚几个月。

1937年末。

米德暂时中断了学术生涯，赴日内瓦国际联盟经济部工作，任《世界经济概览》的编辑，出版了1937～1938年和1938～1939年的两期《世界经济概览》（第7、8期）。

米德在该机构工作至1940年。

二战爆发后，米德于1940年返回英国，成为战时英国内阁秘书处经济部的一员，1946年升任该部的主任。

这是一个重要部门，当年曾为英国战时经济提供政策建议，接着又为英国政府应付战后的经济困难出谋划策。

在这段时期，米德与经济部的同事理查德·斯通编制了第一部凯恩斯式的英国国民收入帐户，这促成了他们的成果《国民收入与支出》一书的出版，该书被视为研究国民收入核算的开创性著作。

1947年，米德重返学术界，担任伦敦经济学院商学教授，主要讲授国际贸易理论，直到1957年。

这是米德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因为在这期间他完成了《国际经济政策理论》，该书为他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全书分为两大卷，十大部分，第一卷题为《国际收支》（1951年），在该卷中，他以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系统地探讨了一个国家的国内平衡与国外平衡的关系。

第二卷题为《贸易与福利》（1955年），该书重新考察了贸易管制问题的论据：并从中发现了“次段理论”，这是对福利经济学文献的重要补充。

米德在构建上述著作体系过程中，还获得了两项理论上的副产品：一是1952年出版的《国际贸易几何学》，全书有50个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几何图解。

二是1955年出版的《关税同盟理论》，西方学术界认为这是在范纳（J.Viner）《关税同盟问题》（1950年）一书基础上的重要发展。

上述著作完整系统地反映了米德对国际经济学的贡献。

1957年米德转入剑桥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同年担任英国科学进步协会F部主任，是1962年美国经济协会的名誉会员，1964～1966年担任英国皇家经济协会会长。

到1967年，他不再任教，成为剑桥基督学院的一名高级研究员，1974年退休。

此后，在1975～1977年，他担任了政府有关改革国内税制的研究委员会的主席，主持起草了题为《直接税的结构与改良》的报告。

在1957年以后的时间里，米德出版的著作主要有：《通货膨胀的控制》（1958年）；《经济增长的新古典理论》（1961年）；此外，他还在1976年，完成了四卷本的《政治经济原理》，其中包括《静态经济》（1965年）、《增长经济》（1968年）、《管制经济》（1971）年和《公正经济》（1976年），上述著作被认为是米德经济思想在经济学的不同侧面连续展开的成果。

米德一生著述颇丰，他一生出版著作和小册子34部（本），发表文章60多篇，故评论家认为米德是经济学界的多产作家。

由于米德对经济学界的巨大贡献，他获得了英国几所著名大学如牛津和瑞士巴塞尔大学授予他的名誉博士学位；他也是英国学士院的院士；英国女王还授予他“巴施勋位”。

1977年由于与戈特哈德·贝蒂·俄林共同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作出了开创性研究，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米德被视为西方国际经济宏观理论和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的开拓者。

他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大体上可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提出了一国的双重政策目标，即国内经济平衡和对外收支平衡，分析了实现双重目标的政策手段，并用大量篇幅阐明两大平衡及其政策手段往往会发生尖锐的冲突，应如何制订政策才能同时保持两大平衡。

第二部分是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论证了只有在一个修正的自由贸易体制下，才能使世界实际收入达到最大，并在各国间有较合理的分配，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的自由贸易体制，才能使世界经济福利臻于最大值。

他所说的国内经济平衡，是指充分就业、物价相对稳定、国民收入上升、经济呈现景气状态。

反之，经济衰退、失业增长、国民收入下降，就是国内经济失衡。

对外收支平衡，是指国家对外收支既无赤字，又无过多盈余，汇率处于正常的稳定水平上。

反之，如果出现较大的逆差或顺差，就是对外收支失衡。

在米德的体系中，其中收入调整主要指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投资和消费所构成的国民收入，促使国民经济趋于膨胀或收缩，以影响两大平衡。

所谓财政政策，是指财政当局为了影响国内总支出所采取的改变税收和政府开支的措施。

所谓货币政策，是指资金借贷条件的变化，也就是利率的变化，这是由银行体系通过增加（或限制）货币供应，放宽（或收紧）借贷条件来达到的。

他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合称为“金融政策”。

通常当国内经济衰退时，就应采取膨胀性金融政策。

例如：不时出现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开支，减免税收，降低利率，以增加官方与私人的投资和消费，刺激经济上升。

通常当国内经济过度扩张时，引起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就应采取紧缩政策，如削减预算支出，提高利率，抽紧银根等。

价格控制是指通过工资和汇率的升降，来调整成本和价格，从而促使货币相对价值发生变化，影响两大平衡。

通常当对外收支逆差时，就会使本国货币贬值，于是出口商品价格下降而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可扩大出口抑制进口，从而扭转逆差。

当对外收支顺差较大时，则进行相反方向的调整。

米德强调指出，以上两种调整方法必须在有关国家之间很好地配合使用。

如果单独使用一个，则两大平衡必然会发生冲突。

米德认为只有自由贸易才能导致贸易最优化，给有关国家带来最大的经济福利，一切限制贸易的保护主义都不符合福利经济学原则。

他在阐述自由贸易问题时，得出以下两点结论：①降低某些特殊商品的进口税率，非但不会影响经济福利，而且会增进整个经济福利。

②当A 国和B国通商时，对于那些有替代和互补关系的商品只收税不补贴，也会增进两国的经济福利。

另外，他认为当出口需求弹性大于国内需求弹性时，政府应采取相应政策支持出口。

至于如何在国内消费补贴政策及出口税收政策二者之间进行选择，那完全取决于国内市场情况。

假如出口税收会使出口货物减少，那么增加国内消费会比增加出口补贴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米德和他的国际贸易理论1947年，米德来到伦敦经济学院商学系任教授，他在那里任职10年。

许多人认为，这一时期，他对经济理论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因此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一时期，他的主要成果是在国际贸易领域，包括两本重要著作和一系列相关的补充文献，两部主要著作是：两卷本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支付平衡》（1951）和《贸易与福利》（1955）。

重要的补充文献是《国际贸易几何学》（1952）和《关税同盟理论》（1955）等。

1951年以前，经济学家总是将收入和价格活动分别对待，而且运用自动机制调节支付中的盈余或赤字的平衡。

米德《国际经济政策理论：支付平衡》一书的贡献，是把它们置于一般均衡的框架内加以处理，并且综合了凯恩斯的分析和古典学派对相对价格的考虑。

在这一点上，这本书与芝加哥大学的阿诺德·哈伯格、斯·劳尔木和劳埃德·梅茨勒的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处，当时丁伯根也发展了目标和手段的理论。

在米德的分析中，政策目标是使内部和外部达到平衡。

这里的内部平衡是指充分就业，外部平衡是指支付均衡。

这个机制通过收入和价格调整达到目标。

收入调整是当财政或货币政策被用于经济中的支出平衡变化时对利率进行调整。

价格调整涉及汇率或相对工资率的变化。

米德认为，要同时达到这两种政策目标，需要应用两种政策手段。

假如只运用一种手段，在目标之间就会产生冲突，这样便会导致“两难”的境地。

在米德的书出版之前，经济学家忽略了资本流通的影响，而米德把这种影响结合到模型中了。

在《国际经济政策理论：支付平衡》第2卷中，米德考察了贸易和要素控制的论点。

在一个单一的分析中包含了贸易和要素控制这个概念，也是一个重大的创新。

特别是对后者的分析是富有刺激性的，而且包括贸易术语中的边际效用的一个模型和最优人口理论的成果。

这本书也介绍了“次优理论”，后来被理查德·利普西和凯尔文·兰开斯特加以发展。

这个基本理论是容易解释的，帕累托最优的边际条件，如雇用劳动力直到其边际产出等于工资，除非所有因素同时满足，否则，对福利增加不会是一个有效标准。

那种相信我们不能满足所有条件而至多只是尽可能满足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减少福利不能增加福利。

米德最初提出的对外贸易和要素的控制必定受到各种限制，如果人们面对这些限制寻求最佳贸易政策，那么，结果将违背初衷。

利普西和兰开斯特认为，由于不可避免的干扰的存在，最优政策的本质是毫无意义的。

米德至少在理论上是更积极的，他设计了一种方法，不管将来能否增加福利，但是形成次优的态势是可能的。

他论证了最佳次优税或关税将部分地抵制了一些别的干扰，虽然在这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干扰。

但是，必须承认，在实践中，我们很难达到次优政策的福利效应。

在分析次优状况时，米德也不得不重构了福利理论。

在经济方面，他提供了限定各种政策变化的影响的一种方法，虽然这被认为是倒退，但却是米德早期贡献中独立发展出来的。

本书的初稿是以希克斯、尼尔多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一些作者为基础的，它从补充规则观点的角度考察了福利经济学。

但是，这很快使他陷入困境，因为这种方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面对其最有影响的政策的变化，经济学家可以说是无所作为，于是，他转向以前的传统，即允许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比较：这一思想体现在弗莱明的一篇论文《论进口中支付最佳平衡限额》（发表于1951年《经济杂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