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豁免法律问题

限制豁免主义的初步形成ຫໍສະໝຸດ 零散的判例：比利时、意大利等国最先采用限制豁 免主义 荷兰、埃及等国相继采用限制豁免主义 1891年，国际法学会在汉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了 一项关于在对国家、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诉讼方 面法院管辖的国际决议案，该决议案第3条含有在某 种情况下限制国家豁免适用的规定。表明在绝对豁 免理论主导的背景下，限制豁免理论在国际法学者 中已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可。
同一时期的类似案件还包括：英国“普林斯弗雷德 里克号案”（1820），法国 “西班牙政府诉郎贝 戈和皮若尔案”（1849），德国“齐默尔诉罗马尼 亚王国政府案”（1932）等。
到 19 世纪后半叶，国家豁免原则已得到多数国际 法学者和法院实践的认可，逐渐形成一项国际习惯 法规则。
“弗雷德里克”是一艘荷兰海军的军舰，但是它在 从东印度到荷兰的航行中运载了调味品等货物，它 遇到了海浪并受到损失。一英国船只前来救助并将 它引入英国的港口。船主和船员要求支付救助费用。 海事法院不得不对其是否具有管辖权作出决定。海 事法院认为；该船应当免于捕获，因为用于公共目 的的公共财产不受制于私权和个人诉讼；如果允许 对这些财产提起诉讼，对这些财产的捕获、留置和 拍卖将使它们的公共用途发生转移。最终，海事法 院没有对此案作出判决，而是要求当事人将救助费 用的请求交由仲裁庭处理。
国家豁免—外交豁免—主权豁免 2. 国家豁免是否意味着不承担国家责任？
Charles J. Lewis, MA, State and Diplomatic Immunity：
国家豁免是指具有主权地位的实体（包括行使政府职 能的君主和国家元首）在民事诉讼中的豁免权，而主 权豁免从民事诉讼的角度可以涵盖国家豁免，但是主 权豁免也包括君主个人的豁免（包括民事和刑事上的 豁免），君主个人行使政府职能时在民事诉讼中的豁 免权被包括在国家豁免的术语中。因此，把君主未行 使政府职能时在民事和刑事诉讼中的豁免权置于外交 豁免的范围是适宜的。因为君主个人的豁免引申出了 外交豁免，两者具有共同的法律基础（都受到 1964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法公约》的制约）
国家豁免的理论基础
1. 治外法权理论 2. 尊严理论 3. 国际礼让理论
4. 主权平等理论
国家豁免典型判例
光华寮案
胡广铁路债券案
三、国家豁免理论的发展：从绝对豁免到限制豁免
绝对豁免： 限制豁免：
绝对豁免的判例：
美国： 佩萨罗号案（1926） 佩萨罗是一艘从事贸易活动的意大利国有船舶，美国 联邦最高法院在 1926 年判决对该案无管辖权。 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必须认定：由意大利政府拥 有和经营并从事运输活动的商船是否享有豁免权。法 院认为，当一国政府为了发展其人民的贸易，或为增 加财政收入而获得、配备和经营船只并从事贸易活动 时，这些船只如同军舰一样属于公共船只。没有任何 国际惯例承认在和平时期维持并增加人民的经济福利 比维持和训练海军更缺少公共目的
美国：墨西哥诉霍夫曼案（1945） 美国联邦法院：涉案船舶虽然为墨西哥政府所有， 但并不是为政府服务，而是为私人服务。
奥地利：德利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案（1950） 西德：西德联邦宪法法院审理了一起私人商号诉伊 朗王国案（1963） 英国：泰欧淀粉供应商有限公司诉巴基斯坦政府案
海事法院认为，“比利时国会号”不仅运送邮件，还兼营客 运，从事大量商业行为。这样的船舶根据国际法不能享受军 用公船的特权，以至能够豁免一切受损害的私人对它提出的 索赔要求。而且，两国所订立的“条约”未经任何立法确认。 英王有权不经议会授权就可以用条约使“比利时国会号”享 有军船的一切特权，这是没有先例的，原则上与英国法律和 宪法相抵触。英王无权使不是真实军船的外国船舶享有豁免 权。因此，扣押令是应该发出的。 上诉法院于1880年作出判决，肯定了英国法院对此案没有管 辖权并撤消了海事法院的扣押令。法院认为，主权者有时可 以为他拥有的船舶要求豁免，即使此船舶完全或实际上用于 商业目的。对于实际为公共目的服务的船舶，不能被提起对 物诉讼。因此，对“比利时国会号”的扣押令必须撤消，因 为对该船进行任何调查即等同于对它行使司法管辖。
1961 年的“瑞奇”案，体现了法院尊重国务院的程度和外 交政策因素在给予豁免权时所占的分量, 在该案中，一艘古 巴船舶被叛变的船员劫持到美国，由于当时古巴推行国有 化运动时期征收了不少人的财产，所以许多古巴的债权人 闻讯而至，请求扣押该船。但是国务院却建议给予古巴豁 免权，其理由之一是释放该船可以避免进一步恶化外交关 系，而且还以电报将其有关豁免的建议通知法院。事实上， 法院做出这种举动是有原因的，当时美国东方航空公司一 家班机被劫持至古巴，古巴政府在答复美国国务院的请求 时，表示什么时候归还该飞机取决于美国什么时候释放古 巴的船只。法院接到国务院的建议后，则表示它并没有询 问国务院如此建议的原因，但是却会尊重国务院的意见， 不论该意见是基于“泰特信函”的见解，还是不顾活动的 性质而完全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
特伦德克斯公司诉尼日尼亚中央银行案 上诉法院的绝大多数法官认为，在目前，国际法已 经不承认政府从事区别于政府行为的普通商业行为 仍然享有豁免权。大法官德林（Delling）进一步指 出，交易行为是否享有豁免权的决定因素是性质而 不是目的。肖（Shaw）法官也认为，当代国际法所 支持的原则是有限的豁免权，在确定豁免权时不仅 要考虑到当事人作为国家的身份，还应当考虑到行 为的性质。
二战后：
美国、奥地利、西德等国相继采取限制豁免主义 国际法协会建议“外国国家在以私人的身份活动时不适用 法律诉讼的豁免”（1952） 国际律师协会讨论关于限制豁免的决议草案（1958） 美国、英国、新加坡、南非、加拿大、巴基斯坦、澳大利 亚等国颁布了专门规定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国内立法，体 现了限制豁免主义 1958年的《领海及毗连区公约》、《公海公约》以及1972 年的《欧洲国家豁免公约》等都体现了限制豁免的主张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CL Report 1978:
“[State immunity] is the result of an interplay of two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principle of territorial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State personality, both being aspects of State sovereignty. … States are territorial sovereigns for the exercises of their sovereign authority over the entirety of their territorial units, and States as foreign sovereigns being pleaded or pursued in litigation or suits by individual or corporate plaintiffs before the judicial or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of another State exercising jurisdiction over cases involving foreign States.”
限制豁免理论的长足发展
一战后：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部于1932年主持拟定“关于 法院对外国国家的权限的公约草案” 挪威在1939年3月17日的一项国内立法中规定了限制外国政 府船舶豁免的内容（“船舶为外国政府所有或使用的事实， 或船货属于外国政府的事实，不妨碍在挪威王国就从使用该 船或运输该船货只能够产生的请求进行诉讼，也不妨碍挪威 王国强制执行此等请求或对该船舶或该船货的临时命令”） 《布鲁塞尔公约》规定了国有商船和此中船舶所载的国有船 货不享有豁免
烟花案
英国：
克拉季娜诉塔斯社案（1949）（“塔斯社案”） 上诉法院：塔斯社是苏联的一个国家机构 巴库斯有限责任公司诉国家小麦服务部案（1957） 被告根据西班牙法律是一个独立法人，但它实际上 是西班牙政府的一个国家部门，至于该实体实际上 是如何组成的，属于西班牙国内事项，有权享受诉 讼豁免。
限制豁免主义形成与发展阶段中的标志性判例：
1. 英国：比利时国会号案（1880） “比利时国会号”是一艘比利时邮船，根据1876年英比两 国《邮政通讯条约》享受外国军用公船的待遇。该船除运 送邮件外，还兼营客运业务。1879年，该船在航行中与英 国拖船“戴玲号”相撞，使后者受损。“戴玲号”向英国 海事法院起诉，要求损害赔偿。“比利时国会号”声称它 是比利时国王的财产，不受英国法院管辖。海事法院受理 该案后，比利时拒绝出庭，英国总检察长也对法院的管辖 权提出异议。但海事法院最终还是向“比利时国会号”发 出扣押令，于是总检察长将案件提交英国上诉法院。 总检察长认为，“比利时国会号”是比利时国王的财产， 在碰撞发生时，该船为比利时国王所控制和雇用，是英王 陛下和比利时国王所订条约中的公用军船。作为外国的军 船，“比利时国会号”不受英国法院的管辖。
英国：菲律宾海军上校号案（1976） 枢密院在“菲律宾海军上将号”案中，明确地表示赞成限 制豁免主义。 枢密院认为，“一个外国政府在对属于它所有并用于商业 目的的船舶提起的物之诉讼中无权主张豁免。”即使是坚 持绝对豁免主义的“比利时国会号”案也并没认定国家对 其拥有的全部或实质上用于商业目的的船舶享有豁免权。 枢密院的布里格（Briggs）法官认为该船并非用于公共目的， 而是从事普通的商业交易，菲律宾人民从该船的经营中得 到的唯一利益就是分期支付的购船价款。 枢密院对其它国家法院的司法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 参考了美国国务院给美国法院的“泰特公函”、1926 年 《布鲁塞尔公约》中确立的限制豁免原则和《欧洲国家豁 免公约》，最后否定了菲律宾政府商船享有豁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