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中抗日根据地对伪军工作策略及成效研究

2016年10月第32卷第10期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Journal of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Oct．，2016
Vol，32No．10
苏中抗日根据地对伪军工作策略及成效研究
马秀谊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苏中抗日根据地建立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伪军数倍于抗日武装，处于军事上的暂时优势，因而苏中抗战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在抗战前期，苏中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对严峻的斗争形势未有深刻的认识，导致对伪军工作的策略缺乏灵活性，影响了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为摆脱逆境，新四军对伪军工作措施发生了调整，基本达到了预期的工作效果。

［关键词］苏中抗日根据地；苏中新四军；工作策略；伪军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96（2016）10－0063－04
苏中抗日根据地位于江苏省中部三市，大部位于扬州、泰州、南通北部，少部位于盐城、淮安南部，东临黄海，南至长江，是最深入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之一。

1939年初，进入江南敌后的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开始东进北上，创建以扬州、泰州为中心的苏中抗日根据地。

1940年7月，新四军从苏南北渡苏中，在陈毅、粟裕的率领下，部队东进到泰兴、靖江、如皋一带，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至此，苏中根据地初具规模。

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侵华日军和伪军聚集重兵于苏中主要城镇，对苏中区反复进行残酷的“扫荡”“清乡”，妄图围歼苏中新四军主力，彻底摧毁苏中抗日根据地，苏中抗日根据地长期处于尖锐复杂的斗争之中。

一方面，新四军采取何种策略对待各种势力，其中包括对伪军的工作方针，直接关系到它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苏中伪军由于自身特点，在抗战过程中势力急剧扩展，成为一支较为重要的力量，为日、国、共各方所重视，博弈的结果是苏中伪军客观上成为抗战过程中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一、苏中地区伪军的基本情况和态势
首先，必须阐明的一个概念就是“伪军”。

伪军，是日军侵华时期利用汉奸组织的军队的总称，有治安军、皇协军、和平军等番号。

伪军的组织构成较为复杂，以其活动区域及战斗力为标准，可大概分为集团型与地方型两类。

集团型伪军主要指实力较强大、活动区域跨越数县以上的正规军或其他军队，例如伪政权直属正规军等。

地方型伪军通常指县级以下、作战力较差的各类武装团体。

集团型伪军与地方型伪军并非泾渭分明，截然二分，有时候集团型伪军是由多股地方型伪军组成，集团型伪军有时也会分裂成数股地方型伪军。

有学者提出，“除了各个伪政权的正规军外，也包括特工、部分掌握军权的中央与地方文官、地方的保安队、自卫团、帮会、秘密宗教、土匪、甚至部分拥有武力的基层乡保长等等三教九流人物或团体均是。

可以说伪军是个庞杂、分散，甚至有时互有渊源、互相勾结或斗争的群体。

”［1］（PP．3－4）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日军长驱直入。

1937年12月8日，靖江县城沦陷；12月14日，扬州失守；12月27日，高邮县城陷落。

1938年3月17日至26日，日军为策应徐州会战，又相继侵占南通、海门、如皋、海安、曲塘、东台、盐城等重要城镇。

1938年5月徐州失守，6月日军撤出盐城、东台、海安、曲塘等据点，收缩兵力确保沿江点线。

1939年3月，南京梁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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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08－16
［作者简介］马秀谊，男，山东烟台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助理研究员。

伪维新政府成立，以任援道为绥靖部长。

任援道收集了苏浙皖三地的散兵游勇，自任苏浙皖三省绥靖总司令。

南京伪维新政府所辖绥靖军第三师和第六师则分驻扬州、南通。

此时，苏中地区已经完全陷于敌后。

后来，伪维新政府所辖绥靖军被汪伪政府改编为第一方面军，下辖七个师、三个旅、两个独立团和一个支队。

其中第四师师长熊育衡，驻江苏扬州附近，约二千余人，多为旧军阀白宝山的残部。

此外，在苏北日军还收编了一些国民党杂牌军，其中有潘干丞的八十九军三十三师，驻高邮、宝应，约千余人；蔡鑫元师，驻泰兴；刘相图师，驻兴化；李实甫师，驻东海、新安；胡冠军团，驻海门。

这些部队，兵力都不足千人，枪械亦残缺不齐，多为地方部队的变相组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速战速决的政策已经失败，转而以加强控制敌占区的汪政权与从事经济掠夺为目标，加紧对敌后战场“扫荡”“清乡”，伪军的角色也因之加重。

在此背景下，日军与汪政权除持续加强伪军战斗力外，还加速了建立伪正规军与各类武力，尤其是收编战斗力较佳的国民党政府杂牌正规军，“收编国民党政府的部队和改编原有的各地伪军，是汪伪军事力量发展的两个主要途径。

”［2］（P．235）
在这种形势下，苏中伪军得以急剧发展，并具有两大特点。

苏中地区伪军的一大特点是数量众多，在扩张高峰期约有3万余人，且构成庞杂，可以归纳为四种：“（1）曾被我军击溃之顽军及被我释放之俘虏重新集中者；（2）顽军整批投敌；（3）地痞流氓；（4）原为受我节制的地方军队，如工人总队，实业保安队，独立支队等计数有5000以上。

”［3］（P．81）
除此之外，苏中伪军的另外一大特点则是日伪、伪军内部矛盾重重。

苏中地区敌伪之间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企图把苏中变成后方基地，集中力量对苏中地区“扫荡”“清乡”，强迫整编苏中伪军，使之成为统治苏中和进行清乡的工具。

1942年10月，首先逮捕杨仲华，整编伪第二集团军。

接着又多次“扫荡”李明扬部，企图迫使李长江就范，这在苏中伪军中造成了恐惧和动摇，敌伪矛盾进一步加剧。

这就加大了新四军成功开展对伪军工作的可能性。

在日军强迫伪军整编事件中，苏中新四军抓住时机，提出“维持现状”“反对改编”的口号，在苏北伪军各部广为传播，许多害怕整编、整训、调防的伪军听到这一口号，对新四军的态度比以往有较大改变，使得驻苏中日军南浦部更为孤立。

利用日伪、伪军内部之间的重重矛盾，苏中区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借助伪军这个“缓冲器”，极大地提高了战场上的胜算几率。

“在过去反‘清乡’斗争中，伪军工作亦起了很大的作用。

发现敌人正强迫合并伪军的时候，伪军对敌极为不满与恐慌，此正是我加紧争取之良好时机。

”［4］（PP．351－352）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一系列因素都促使苏中伪军较之以前急剧发展，苏中伪军也成为抗战期间一支重要力量，为日、国、共各方所重视。

一方面，尽管伪军战斗力不强，但数量众多，尤其是在苏中地区，“敌军为数不多，南浦旅团虽大部盘踞苏中，但尚有一部于苏中以外地区，而苏中伪军则数量极大，几乎超过敌军十倍以上”［3］（P．173），进入抗战相持阶段的日军必须在人力、物力等方面依靠伪军与新四军交锋，伪军实际上充当了日军、新四军之间的“缓冲器”。

另一方面，虽然苏中伪军数量得以迅速增加，但与苏中新四军比较起来，大部分伪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弱，这就使得伪军不得不为其自身的生存考虑，不仅要听从日军的指挥，而且面对新四军的威胁，只得两面讨好，虚与委蛇。

新四军为了在斗争中占据主动，必须牢牢抓住这颗“棋子”，从日伪矛盾打开缺口，造成其内部消耗。

伪军这一在抗战初期不被重视的“棋子”，逐渐成为相持阶段日、共、国三方共同争夺的对象，为各方所瞩目，其重要性明显加强，在苏中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二、苏中新四军对伪军工作策略的调整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妄图实现其在华中、华南的殖民统治，掠夺经济资源和战略物资，以支持侵华战争。

在此阶段，日军被迫放弃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速战速决方针，进而转变成在政治上强化伪政权，通过伪政权组织正规军等各类型武装，集中主力进攻抗日根据地，以达到其侵略目的。

1941年1月，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首次提出了以长江下游为起点，对抗日根据地逐次进行“清乡”。

此时在苏中，1940年黄桥决战胜利后，建立了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并不断巩固和发展。

日伪选择在长江下游“清乡”，其目的是为了摧毁整个苏中以至华中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的统治，并维护它在长江下游的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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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对于抗战初期刚刚进入苏中地区的新四军来讲，党政军系统在思想上、组织上、作战方法上、工作作风上与面临的严峻战争形势还不相适应，对伪军工作的重要性没有引起相关领导人的足够重视，导致具体实施过程中缺少灵活性和操作性。

但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苏中地区新四军的诸多领导人开始逐步正视这一问题，强调瓦解与争取伪军的重要性。

其中，陈毅曾指出，“动员人民军队地方武装，进行深入的敌伪军工作，瓦解敌军，从敌人的营垒中倒戈起来，使敌人惊心动魄，不能不停止其前进的部署。

我们过去忽视了这一工作，现在是不应再忽视了。

”［5］（P．142）
1940年黄桥决战后，苏中斗争形势发生变化，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暗存默契、相对平衡的格局被打破，由过去主要是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军四角斗争转为日军、伪军、新四军三方之斗争局面，新四军逐渐成为苏中抗战的主导力量。

同时，伪军在苏中地区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如何利用好这股势力，直接影响着苏中抗战发展态势以及各方力量的消长。

1941年3月20日，刘少奇和陈毅写信给苏中区党委和一师各负责同志陈丕显、粟裕、刘炎、管文蔚，指出，“只要敌人没有伪军，没有汉奸，交通不便，敌人就无法建立统治的。

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打击与争取伪军及断绝敌人交通。

”［3］（PP．56－57）1942年2月7日，苏中区党委副书记陈丕显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的汇报中也强调了进行伪军工作的重要性，“进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可以缓和敌人向我们的进攻。

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很差。

”［6］（P．272）
苏中地区是敌我双方较量的一个焦点，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伪与新四军之间长期激烈残酷的斗争。

例如，日伪在1943年4月至12月底进行9个月的髙强度的“清乡”，使苏中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

因此，随着战争的日益残酷，苏中地区的新四军发现，对伪军的僵化措施给其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严峻的斗争形势促使新四军逐渐调整对伪军的工作策略。

在日军和苏中伪军的双重军事压力下，苏中新四军和根据地党委为了减少自身的损失，想方设法处理与伪军的关系，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争取与瓦解伪军，为根据地的发展赢得了发展空间。

换言之，“新四军与汉奸们如何折冲，直接关系其生存、发展；如何把汉奸从纯粹的敌对性力量转化为较不敌对、中性乃至特殊条件下有利的因素，是抗战初期在日、国、伪、共四者中力量最弱的新四军殚精竭虑要解决的问题。

”［7］（P．287）
因此，苏中抗日根据地建立以来，苏中新四军为了更好地发展壮大和打击日本侵略者，采取了在生存的基础上求发展的灵活策略，在争取伪军的做法上确立了对不同立场伪军采取弹性措施的政策，也就是针对不同的伪军对象、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区别对待。

例如，“目前对某某要让步，对某某要进攻，对某某要防御，对某某要用何种方法等等。

”［8］（PP．23－24）对于伪军伪组织不再贪小便宜，作过分与过多的要求，“注意争取其上层分子，严格保守秘密，时刻注意为对方的安全作打算”［9］。

同时在工作中应“少结仇人，多交朋友，要工作能巩固深入，切忌仇人多，……只有多交几个朋友，才能多团结几个人，只有多友才能得到多助，纵使有某些人是坏的，我们亦宜先想尽一切办法去争取，万不得已时才以断然处置。

”［8］
三、苏中新四军对伪军工作的具体成效及不足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苏中新四军和苏中区党委弹性处理与伪军的关系，国内外环境又逐渐对伪军不利，所以瓦解与争取伪军的成绩不错，从针对伪军的一系列措施来看，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苏中新四军对伪军工作的灵活开展，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有利于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相当的从政治上军事上制服了苏中的伪军，忠实地完成了华中局给我师的任务，迫使苏中ˑ万ˑ千以上的伪军不得不和我来往或向我们屈膝，与我们重修ˑˑˑˑ某种程度内的ˑ不侵犯。

”［10］还比如，为发展壮大力量，南通地区的新四军利用各种关系开展对伪工作，甚至与沦陷区的伪乡保长交朋友拜把子，“我们区在唐闸河西敌占区建立了五乡办事处，为我们区的派出机构，委王治平为主任。

主要任务是做中上层伪方人员的统战工作，扩大民主政权的影响，王治平同志任职以后，在敌占区同一些伪乡保长交朋友结拜把兄弟，请他们代新四军征收公粮，对敌伪搞程度不同的抗捐斗争。

”［11］（P．132）
此外，新四军对伪军通过开展政治攻势，促进伪军反正，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淮宝战役后，各地伪军异常恐慌，运河线上每天有十几人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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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反正的也多，如原驻曹甸的伪淮安第七区自卫团文书许良秀、战士康怀德，携带步枪一支，子弹八十发，到我安丰区署自新，受政府优待。

他们自告奋勇，到各乡去招抚逃跑的伪军。

在江都，数日中个别投诚者，达二十三名之多。

在兴化，大垜伪军八名，携步枪六枝、子弹数十发、手榴弹十余个，到我中心区投诚；伪二十二师工兵连六名，携步枪四支、子弹十八排、榴弹八个、刺刀两把，向我三圩区署投诚。

”［12］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新四军对伪军工作的一个具体案例来观察，新四军如何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对伪军开展工作。

例如，新四军在扬州施桥区透过亲友向伪乡保长与自卫团团员等宣传，并拉拢曾是施桥自卫团领袖，但被现任自卫团团长陈盛德排挤的夏元清，通过他的协助，新四军了解到伪自卫团的内部情况。

陈盛德本来自恃有人有枪，不理会新四军。

但是1942年3月，扬子桥自卫团分团十几条枪被新四军地方武装盱眙县独立团偷走，当时陈盛德很着急，新四军为了争取陈盛德的中立，就把枪还给他，从而取得与他的合作，“对此陈盛德很为感动，对新四军、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抗日，深为敬佩，表示今后对我方人员保护工作提供方便。

孙鹏同志抓住这有利时机，借助施桥势力，以施桥为中心，召集各伪乡长开会，宣传党的团结抗战政策，宣布建立湖西办事处施桥区革命政权。

”［13］（P．19）
尽管新四军对伪军工作取得较大成绩，但是要结合当时的具体形势客观看待工作成效。

应该讲，对伪军工作的成效主要取决于实力对比以及成熟的工作政策。

总体讲，新四军在多方力量对比中仍处于劣势，对伪军的工作政策也处于不断调整完善中，这都限制了对伪军工作成效的发挥，导致争取伪军的成果仍然存在不理想的情况，对敌瓦解的工作做得仍然不够彻底。

“对伪军工作方面，总起来看是比较薄弱的，只注重于建立关系，收集情报，而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的工作不够，注重于打击而忽视了教育争取工作，所以伪军拖枪反正或战场起义的比较少。

”［6］（P．575）
四、结语
苏中战场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主要敌后战场之一。

苏中地区的重要地位，使得日军、伪军、国民党军队和新四军对这一地区争夺相当激烈，这就形成了该地区政治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日、伪、国、共矛盾交织，斗争错综复杂。

整个抗战期间，苏中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对伪军的工作策略是一个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

从苏中抗日根据地建立以来，为了推动抗战走向胜利、壮大自身力量，新四军就以掌握伪军为全年对伪军工作的重点之一，以对伪工作为突破口来反击日伪的进攻，尤其是粉碎日伪的“清乡”运动，与日伪争夺地方基层政权。

随着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与强大政治攻势的开展，地方型伪军不断动摇，更加依靠新四军，从而使得抗日根据地能够减少牺牲和损失，扩充和壮大自身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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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光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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